较陈子昂、杜甫、白居易诗学观之异同
——以《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戏为六绝句》、《与元九书》为例

■陈 永／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一、同—《诗经》现实主义内核的追随

孙立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一书中曾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属于一个弱势期，以前研究者的目光也多集中在初盛唐时期皎然的《诗式》，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理论及古文运动理论，诚然这些理论是此期文学批评最为重要的部分。但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对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文学批评文献的整理，使人们对隋唐文学批评有了进一步认识。”因此本文选取一篇论诗诗—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两篇书信序跋，一篇是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篇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来分析这三位诗人的诗学观，一来这三位诗人同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但由于他们的生活时代和际遇不同，他们的理论却又存在着相异之处，因此确实有可比性。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开宗明义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从这三句话中，有三个关键词—“风骨”、“兴寄”、“风雅”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所谓“风雅”就是指《诗经》中反映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达到劝诫君王行仁政，教化百姓的作用。而“兴寄”作为从《诗经》开始的诗歌艺术创作手法，强调的是有所寄托，是有实在的内容，反映现实的问题，反映民众的呼声，而不是空洞无物。而“风骨”一词，刘勰《文心雕龙》指出：“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说明了风骨对辞藻的重要作用，他是一个作家个人思想精神的体现，一篇完全堆砌毫无思想感情的作品谈何风骨，因此陈子昂在这里大力反对六朝这种颓靡的文风，提倡汉魏风骨，就是对汉魏诗风的一种向往和崇敬，而建安诗风以曹氏父子三人的诗歌风格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有着强烈的个性表现，且多与政治挂钩，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一切却恰恰反映了他们的诗歌时代特征，很有现实意义和一种力量之美。因此总结陈子昂诗歌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诗人作诗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传统，从现实生活出发，有丰富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有浩然正气，才能使诗言之有物，却不止于物，有所比兴寄托，敢于揭露民生疾苦，关心国事，有独特的唐诗风骨，而不是做无病呻吟，千篇一律，毫无现实意义的应制之作。

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在杜甫的诗论中也是有所体现的，就但从杜甫诗歌的成就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诗学思想，杜甫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在反映天宝末年到大历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时代的动乱及民生的疮痍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被誉为“诗史”（《新唐书.文艺》上）。而杜甫的在《戏为六绝句》中的两句诗“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其中“亲风雅”三字已明确表明了杜甫的诗学态度，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的诗歌成果时，我们应该以《诗经》“风雅”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基准，去伪存真，创作有生命力的鲜活作品，反映现实的问题，揭露黑暗的政治，因此从杜甫对待学诗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诗学观基础也是以《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基准的。

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更是将《诗经》现实主义的传统作为其诗歌评判的最高标准。陈子昂、杜甫虽明确表明应以《诗经》现实主义的“风雅”传统作为后代文人学诗的标准，但他们都没有对这一基本的诗学观做进一步的阐释，而白居易不仅旗帜鲜明地高举《诗经》现实主义的诗学传统，更将这一传统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他在《与元九书》中谈到“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首先就将《诗经》奉为人世间最好的文章，是后代文章学习的楷模，正宗。紧接着强调《诗经》传统所起到的一种社会效果。白居易用圣人的例子来增强自己诗学的说服力，它以《诗经》的精神作为学诗的基准是有依据的，不是自己的凭空想象，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只有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继承《诗经》揭露现实，反映民声的现实传统，才能帮助君王治理好国家，教化百姓，从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以上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白居易的诗学观仍旧是以《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精神为本质的，他将政治和文学联系了起来，认为诗人作诗只有学习《诗经》的“风雅”“美刺比兴”的精髓，才能使诗歌起到反映现实，揭露现实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才能起到治理国家的现实政治作用。

至此，我们通过分析比较陈子昂、杜甫、白居易三位诗人的诗学观，发现他们诗学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以《诗经》现实主义的精神作为自己诗学的标准，这与三位诗人的生平境遇和性格品质是有很大关系的。

陈子昂“出身豪富之家，青年时代慷慨任气，轻财重义。成年始发愤读书，立志改革政治。”《新唐书》：“子昂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決，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因此这种强烈的政治事业心和豪侠仗义的性格促使他的诗歌很自然地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倾向，他的《感遇》三十八首就是他诗风的最好体现。

而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唐帝国由盛入衰的一个过程，看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满目疮痍的景象，作为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进雕赋表》）家庭的诗人，强烈的入世为官，济世救民传统肯定对杜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很早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宏图伟愿。正因为这样不凡的出身和令人心寒的现实，促使诗人很自然地也以《诗经》现实主义的精神作为自己写诗的标准和方向，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他绝不会作风花雪月的无聊之作，而是将目光投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和黑暗的现实政治中，创作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篇章，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热爱和同情。

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他青少年时代有几年是在衣食不充，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诗人是有亲身体验的，因此这种苦难的青年生活经历会对作者后来的诗学观产生一定影响，此外成年后的诗人又经历了安史之乱，虽后被平息，但整个国家并不安宁，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各种矛盾却愈演愈烈：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土地兼并，赋役繁重，民不聊生，边患四起，战祸频仍。缓解矛盾，振兴唐室，成为时代要求；人心思治，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下和出身背景影响下，有着责任感的诗人一定会倡导一种新的革新诗风运动来反映现实生活，用自己的笔来改革这个社会不合理的现象，为民请命。

因此通过以上的一系列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说陈子昂、杜甫、白居易作为相近时代的诗人，他们因为各自经历的相似，所以他们的诗学观有着共同的一点即为：以《诗经》现实主义为基准的创造态度、精神和表现。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有着浩然正气的诗人们的一种需要，值得后人去学习和敬仰。

二、异—对前代诗歌的接受批评态度

但他们毕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各自的秉性和思想，因此他们的诗学观在大致一致的情况，还是存在着差别。但正因为他们对前代诗歌的接受批评态度的差别，才使得他们的诗学观各具特色，形成各自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写到：“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种“耿耿”的心情来源于对现实颓靡文风的否定和对风雅精神无人继承的担忧，恐其衰落下去，因为作者认为从“晋宋莫传”“汉魏风骨”，“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这不仅是对前代诗歌的全盘否定，对同时代的诗歌也完全否定，因为只有是有“汉魏风骨”和“兴寄”的诗歌，诗人才认为它是好文章。而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不仅具有“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精神而且有“发挥幽郁”的寄托，因此作者觉得“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实际上这就是作者自己诗学观的一种表达，强调“汉魏风骨”，但却因为过于强调，而看不到前代诗歌的长处，完全否定，要不也不会因此作《修竹诗》一篇给自己的知音，可见发现同时代诗歌符合自己诗学观的太少，才会有如此的惊喜。

而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在对前代诗歌的接受和批评显得要中和和客观的多。首先在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接受显示了区别，杜甫是反对齐梁绮靡的诗风，但作者并没有一位地排斥，而是客观地将庾信前期和后期的作品分开，认为他晚年经历过亡国之变的作品是很值得后人推崇的，不但“凌云健笔”而且“意纵横”。其次对初唐诗歌的接受也有自己的看法“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对四杰文学成就的进行了高度评价，并不苟同时人对四杰“轻薄为文”、“劣于汉魏近风骚”的看法，那么杜甫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转益多师是汝师”说明自己评诗就诗论诗，只要是“清词丽句”都应该加以肯定，赞许，而不是因为诗歌所属的时代就片面否定，这是不正确的，应该博众家所长，学习前人优秀的诗歌经验，吸取一切有益的精华。因此杜甫的诗学观并不单纯强调或限于一种特定的风格精神，只有符合它才是好作品。杜甫诗学观更为复杂，只要是好的词语和句子都可以拿来使用。

陈子昂的诗学与之相比，显得有些片面和偏激。

他认为苏武、李陵、屈原命运不济，他们抒发情感所写成的诗文仅止于表达徬徨抑郁愁苦，没有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时间还不远，因此六义的传统还是有的，但这时候，六义已经缺欠了。等到“晋、宋以还，得者盖寡。”即使是像谢灵运、陶渊明这样的大家，白居易也认为他们的诗歌要么“多溺于山水”要么“偏放于田园”，“于是六义寖微矣，陵夷矣。”而到了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将《诗经》中句子和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对比，指出其不好的原因在于没有讽喻，这时侯他认为六义已经完全消失了。但诗人仍旧不满意，认为“诗之豪者”李白的作品“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诗人“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以至于“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这里白居易对前代诗歌基本没有一个是完全肯定，都是批评，只是程度的深浅罢了。

陈子昂从晋宋才开始否定，而白居易追溯更早，连楚辞和五言诗都给予了一定程度上否定，以致后来对晋宋，六朝批评更加激烈，即使是他推崇的杜甫也认为反映讽喻内容的诗歌太少，可以说他的诗学观相较陈子昂，杜甫显得有些偏激和片面，一切只以讽喻为标准，这和陈子昂的“汉魏风骨”，杜甫的“风雅”“转益多诗”多少还是有些差别的。其实白居易自己也做过不少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遭遇不一样，创造的诗歌自然也会有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完全从六义角度去评价屈原、陶渊明、李白的诗歌，未免有失偏颇，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其他方面的价值，是有其偏激的一面的，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白居易这位诗人的伟大，他用自己执着不懈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兼济天下的志向，着实令人钦佩。

因此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陈子昂、杜甫、白居易对前代诗歌的接受还是存在差异的，而这恰恰就是他们诗学观相异的体现，值得我们后人去研究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