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没有来世的今生——东关街》艺术特色

金明明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迈阿密国际电影节(MIFF)被誉为拉丁美洲电影在美国最负盛名的电影节之一。迈阿密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短片奖获奖作品《没有来世的今生——东关街》拍摄于2014年，历时两年。全片1小时55分钟，共分为故地重游、火灾、外来务工人员和耄耋老人四大部分。

大连东关街肇始于1905年，繁华于20世纪20年代。在老大连人眼里它是最早也是现存的最后一块生活聚居区，是大连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活的历史物证，也是老大连人在大连的最后一块遗迹。而在2015年，这块遗迹要面临消失的威胁。导演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饱含深情的影像记录下了这个百年沧桑老街的前世、今生与来世。

一、遗忘与难忘的纠缠

历史是人类不可遗忘的精神财富，而建筑历史更是过往辉煌与沧桑的有力见证者。该片就利用了建筑这个有效的物件符号，开启了一段历史的追述与回忆。影像中的红色砖墙、木质小拱窗、雕着欧式刻花的围墙、房檐下排有图案的瓦块、老式烟囱、木质折叠门等，仿佛一下把人们拉回了那段厚重的历史中去。片中高慧群、胥克义等老人的故地重游，勾起了他们往昔的回忆，也追溯了这条老街的辉煌历史。三位老人在重游中，有对儿时童真的留恋，有对邻里相敬如宾的赞许，也有对过往名人轶事的追忆……难忘的不仅仅是那座古老的建筑，而是这里面曾经的温情与精彩。而影像中，如今的屋舍已破旧不堪，街区已凌乱不整，空中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线缆……当人们把目光驻足在现代都市的风韵时，这里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遗忘的注定被遗忘，难忘的注定会重逢”——在片中为数不多的解说词中，这句无疑是作者心底最真挚的情愫与思索。其实，它仅仅是老了，这并不意味着它该被遗忘，还是那条街，还是那座房，而如今却是故人离去，物是人非。作品中，导演用冷静沉稳的影像凝固了那些历史的瞬间，用看似碎片化的镜头缀合了这座城市百年的历史链条。看似无声无息的影像，却无时无刻不在流淌着导演所要表达的深深情怀，那就是遗忘与难忘、遗忘与重逢。遗忘的或许是这个古老建筑满目疮痍的躯体，难忘的是这里曾经的历史沧桑，而重逢的是故人的依恋。受到评委会高度赞扬的于贵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大连老街以及老街文化一直深深吸引着他，因为凝固历史最好的见证就是建筑。”

二、选择与拒绝的把控

在纪录片实践中，选择和拒绝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技巧，也是一门艺术。纪录片导演张以庆在谈到《幼儿园》的拍摄经验时就谈道：“对于纪录片创作而言，拍什么和不拍什么是何等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就是选择的艺术。”

片中前半部分在对东关街前世的叙述中，作者一改使用史料镜头作为叙事的手段，转而通过现场记录故人故地重游的过程作为主要叙述手段。在拍摄风格上严格执行原生态的记录品格，运用大量运动长镜头与即兴采访等手段，再现了这个百年老街的过往。若按传统的手法，大量使用历史图片和历史资料去叙述的话，恐怕只能让观众置身于事件的情感之外，无法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这里面的故人、故事以及他们真实的内心情怀。而且若选择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在叙事手段上势必要配上大量的解说词，这种“格里尔逊式”的表达方式不免过于主观，有强加给观众的意味。而本片运用的记录手法不仅纯自然地记录了真人真事，而且也原生态地记录了真情实感。叙事手段的客观冷静、主观思想的隐匿，并没有阻止表达上的沁人心扉和情感张力的客观呈现，也没有抹掉导演对主旨的真切表达。张以庆说过：“我一向坚持纪录片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私人化的东西。它是作者个人描述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不使用历史的影像资料和图片镜头，严格把镜头对准这里的故人以及他们的情感，静静地述说着这里的前世。这充分彰显了导演在运用选择艺术上的个性化追求。

在影像空间的表达上，导演也显示出了其善于选择的艺术修养。《没有来世的今生》中，导演的镜头没有对准繁华的都市，也没有轻易地使用对比式的表达方式，而是一直恪守在这条破旧的老街上，冷静地记录着这里面的每一个场景、物件以及生活在这里面的人。这很容易会使人联想到早年获四川电视节国际纪录片“金熊猫”奖最佳长纪录片等大奖的纪录片——《英与白》，片中导演张以庆就固执地将镜头锁定在英与白生活的那个房间内，全片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离开过这里，室外的镜头基本都被导演拒绝在其镜头外。这种严格恪守拍什么和不拍什么的手法，其实本身就是一种风格的体现。该片影像中，这种对空间表达的克制一直保持到片子接近尾声的地方，这里面所传递出的几分节制与执着，其实与《英与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表达，观众会在近乎残酷与封闭的影像空间中，慢慢去体会、去思考这条街以及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三、隐喻与象征的独到

意大利电影导演、电影理论家帕索里尼指出：“电影靠隐喻而生存。”作为纪录片，隐喻的符号表达亦随处可见。在纪录片中，不管其故事如何，风格如何，它最终都要归结到作者情感的真切表达。这里面导演可选择单刀直入式的直抒胸怀；也可选择和风细雨式的曲折委婉。该部纪录片通过巧妙运用隐喻与象征的修辞手法，实现了主题的升华。

片中的后半部分导演选择一位耄耋老人作为影像的中心人物，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巧妙的隐喻。老人生活及命运的轨迹或许就是这条百年老街的生命轨迹。老人从小出生在这里，其一生的根就扎在这座古老的建筑里，他与这座建筑群同呼吸，共命运，彼此见证了各自的荣耀与辛酸，直到现在，老人仍生活在这里。片中老人讲述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以及他凭借手中的一把二胡养育了这个家，同时也造就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而如今，年过90的他已风光不再。反观这座古老的建筑，它的命运不也与片中的老人如出一辙吗？时间是一把无情的刻刀，面对岁月，人类如此，建筑亦如此。导演并没有将影像停留于此，而是将镜头对准了这位老人以及与其相濡以沫的老伴儿。外边万花似锦，而这对老人却依然坚守在这破旧的老宅里，他们依旧深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老伴说“她喜欢这里，不愿离开”。这是对这座古老建筑群生命的隐喻，也是其与命运抗争的隐喻，更是导演深深的情意与浓浓的历史感所在。正如该片导演所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坚守。逝去的是光阴，但不变的应是真理。属于大连百年记忆的是现代化？是大都市？我想不是，应该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记，载体一定是它的建筑。”耄耋老人这一中心人物的选取，启动了历史记忆的发条，承载了物件的巨大隐喻，也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导演的心声。

除此之外，片中导演还选取了火灾和外来务工人员两大故事用于主题的呈现，旨在表达这个古老建筑群的今生。一条破旧不堪的街，如今已无人问津，设施破损、火灾、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等，这些或许就是大多数被遗弃的老宅当下的命运与真实写照。导演紧紧抓住事物的这一内核，将影像对准了一场火灾和三户外来务工人家。在火灾段落中，导演没有正面呈现正在进行的火灾，而是记录了灾后的人们以及他们面临的命运。普罗米修斯为解除人类无火之痛，而不顾惩罚盗取天火。而如今，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场大火却成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梦魇，也敲响了这座老街区、老宅子的丧钟。火，又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隐喻。它的初衷，它的现在，观众不禁会为这座老宅的命运而感到叹息。

接下来的段落中，导演把镜头对准了生活在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次讲述的不是他们遭受的厄运，而是他们的生活。片中选取三个家庭，拍摄时间是在2015年的大年三十。影像中，他们尽管远离现代都市，尽管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但他们对生活的那份执着与乐观，却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这座古老的建筑，让这位百年老人，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力量。包饺子、吃团圆饭、拜年、分压岁钱以及放鞭炮……导演通过这些温情脉脉的视觉语言符号，将其对这座老街深深的爱与美好愿景融入其静静流淌的影像中去。在这里，我们不仅读到了导演的真诚与深情，也窥探到了当下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也仿佛目睹了曾经墙里人急切离去的身影与如今墙外人热情涌入的脚步。都市中普遍存在的现代病以及他们所欠缺的乐观与执着，或许在这里，也只有在这座老宅中才能找到。

传统的影视作品中，隐喻的本体一般多与人或人情有关，而喻体多数借用景或物。但在这部作品里，隐喻的本体与喻体似乎模糊了人与物的界限，在人与物之间展开了平等的对话。如此处理，这种隐喻与象征很显然是试图对历史及社会进行深度的思考，而并非仅仅针对某个人或物。“隐喻一旦失去了广泛的社会概括的远景，而‘黏附在’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就会流于支离破碎。它的美学特性是大胆进行巨大概括与极度简洁相结合。”恰恰就是这种独特的隐喻修辞手法，文本涂上了浓厚的社会学和哲学色彩。

四、叙事与哲学的统一

据导演所述，“在这部作品中的中间段落，我其实借鉴了《超体》结构，吕克·贝松就是试图尝试用镜头语言，将叙事和哲学巧妙结合。这正是我想要的，也是契合了前世、今生和来世”。

用影像去探寻关于人生的哲学是很多影视导演的追求，吕克·贝松就是其中的一位。从其创作的诸多电影中不难发现，吕克·贝松的电影里主要包含宗教、生命和人性等关乎哲学的议题。该部纪录片，从命名到它所关切的主题，也不难发现导演所要传达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试图要探寻的主题——关于前世、今世与来世的哲学命题。东关老街的前世是一段辉煌的过往，今生它老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瞩目。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仅仅是一座老去的建筑吗？导演给出了这样的拷问。在电影《圣女贞德》中，吕克·贝松对贞德有过这样一段评价：贞德是我们的先祖，在她的信念和纯真之间捕捉到的东西，又在她的时代失去，正像我们在自己的时代所失去的一样。正如吕克·贝松对贞德的评价那样，褪色的是建筑本身，而真正退去的或许是那个时代所拥有的信念与纯真，在今天我们也许失去了它。

吕克·贝松在《圣女贞德》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那段历史的独到思考：“难道人类的思想必得沿着如此曲折的道路，才能发现隐藏在邪恶背后的善良吗？”片尾一辆大型拆迁机械开进老街区，镜头在这里徐徐落下。未来，老街区或许将永远消失在那片美丽的沃土上，消逝或许已不可避免，正如片名所述那样——“没有来世的今生”。而我们能做的，可不可以因其承受的生命之重去延续它的今生呢？看来，这只是导演乌托邦式的一厢情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契合了贝松的思考——发现价值与意义真的需要如此曲折吗？

对一个古老建筑命运的思考，或许就是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为了达到这种叙事与哲学的统一，导演在表达手段上也可谓用心良苦，既有解说词的诗意与抒情，又有客观的记录与温度的呈现，更有吕克·贝松式的哲学与浪漫。

导演于贵林以其深沉的镜头语言、真切的历史感怀和强有力的隐喻与象征，看似在诉说建筑，或许也是在诉说建筑；看似述说被遗忘的角落，或许也是在述说过往的遗忘；看似在感叹和惋惜命运，或许也是在感叹和惋惜命运。“遗忘的注定要遗忘，难忘的注定会重逢。”不管怎样，导演用纪录片的形式让它变成了影像史志。对历史的记录，尤其是对即将消失的文明的记录，不正是纪录片“Documentary”真正的用意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