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生水起：中国社会史研究之演进

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发轫，影响深远。回顾其3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社会史”本身由新而“旧”，逐渐分化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1990年代产生的“新社会史”，原本有突破旧框架、创立新舞台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自成一体，以新史学、概念史为鹄的。199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其影响由南而北，渐有燎原之势。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是三个前后递进、有联系有区别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如何前后相继、推陈出新的呢？本文便是结合自己这些年来对于国内社会史研究及其演变的观察，细加推究而来。

社会史：由新而“旧”

从1986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至今，全国性的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16届（第17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职业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8年下半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1986年的会议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实际上，这股清新之风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之大，至今犹存。

但是，回望30年历程，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本土社会史理论的缺乏。缺乏理论建树与创新是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通病，其根由与极具特色的学术生态有关。理论苍白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史本身遭遇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目前的现状与西方社会史开创者的原始旨趣相去甚远。吕西安·费弗尔在解释《经济和社会史年鉴》之“社会”时说：“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而在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中，“整体史观”早已“一地鸡毛”。全局性的碎片化必然导致社会史“原教旨”的丧失。

其次是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分歧。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论；有人视之为一种“范式”；有人视之为一门学科，即“社会生活史”，这是目前得到很多人附和的一种观点，也是最糟糕的结果（自我封闭，流于琐碎），“碎片化”与之直接相关；或是抬高为社会发展史＼通史；也有人把社会史研究随意扩大化、庸俗化。还有，西方人提倡社会史，原本是针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正统史学而言的，而国内的社会史，其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基本着眼于乡村、边疆、下层社会，很少想到宫廷、名人（心态）、航海、贸易、战争等等，而这些都是可以纳入社会史视野的。

再次，社会史研究本身存在问题。表面上看，这些年的社会史研究百花争艳，很是主流，其内里却毫无章法，很多研究只是冠以“社会史”的名目而已。而且，社会史研究异彩纷呈的同时，因其内容的琐碎、孤立，给人一种“鸡零狗碎”的印象，坚守正统的传统史家（实证史学）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尤有甚者，许多学者“眼光向下”的同时，缺少“思维向上”的能动性；在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事的时候，只提社会，忽略国家，对于两者的关系更是漠然视之；一些声称做社会史的学者，跨学科视野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只是流于口头；一些确实做了不少田野调查的学者，在理论上又难以升华。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史研究本身已经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分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一些学者为了纠偏，开始在实践中注入“区域史与整体史结合”、“国家与社会并重”、“人文关怀”等理念。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很好消化，有不少学者把本土的社会文化史等同于西方的“新文化史”，遭到人们的质疑。应该说，作为一种专门领域的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尤其是近代社会文化史领域，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原本，西方社会文化史就是在社会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异化”，以女性、性别、身体、医疗、记忆等为关注对象，进而形成一种作为视角与方法论的“新文化史”。在消化吸收、培育发展社会文化史与“新文化史”的过程中，要注意清理相关概念、范围、内涵等要素，否则，“社会文化史”与“新文化史”就会遭到滥用。

源自西方的社会史在中国之兴起，原本是为了消弭1980年代中期产生的“史学危机”而出现的，是一个新事物，在其发展中，因上述原因逐渐露出“旧”色，让人怀疑，甚至不屑。如果能够回归其原教旨的“整体史观”、“国家－社会”关怀（包括重提“政治史”），强化其常有常新的“视角与方法论”功能，弱化其“社会生活史”的学科色彩，则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新社会史：舍本逐“末”

曾经领一时风骚的“新社会史”同样来源于西方学界，大约在1960年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人就开始提倡新社会史。至于在中国，这一概念是在新旧世纪之交时在一小群比较精致的人群中展开的，但在史学界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推究起来，因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存在较多缺陷，尤其是理论与分析的缺乏，以及跨学科、跨国界对话能力的薄弱，一批观念开放的学者打出“新社会史”旗号，他们大多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背景，或者本身就在海外任职，有能力依托海外信息资源，对国内社会史研究展开批判性反思，同时，他们试图另辟蹊径，建构新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2001年，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可以视为“新社会史”发轫的标志。此后，孙江、黄东兰与王笛分别主编的“新社会史”系列论文集相继出版。

那么，所谓“新社会史”与人们原本一般认知意义上的社会史有何不同呢？孙江指称：“我们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分析文本背后的知识＼权力。”必须看到，这种分析路径需要大量的新理论、新知识、新信息、新手段（数据库之类）并加以“区分”，这是当时囿于封闭、没怎么喝过洋墨水的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

也许是“新社会史”框架过于狭小，概念、语言、行文比较晦涩，曲高和寡，杨念群、黄兴涛、孙江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2002年，为了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杨念群等人利用教育部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题，召集一场多学科对话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后来，从2007年开始，杨念群等人轮流坐庄，出版年刊《新史学》系列，倡导拿来主义，消化西方理论，从“后现代”、知识考古学、概念史、新文化史等视角解构传统史学。

其间，由日本回国任职的孙江教授极力提倡的概念史最为引人注目，发表了一系列解释概念史之概念、由概念史入手的相关论文。他说：“就我而言，无论从新社会史还是到新史学，还是到我最近提倡的概念史研究，都是因应‘语言学的转变’而进行的叙事策略的调整，是解读历史自身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方法”，目的是“告别执著于朴素实证主义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如果把源自德国、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史视为一种视角与方法论的话，那它仍然属于社会史范畴，或是介于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一种行路方式。当然，也可能越走越远，比如孙江团队的李里峰教授就曾这样概括：“（中国的概念史）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出前述社会生活史、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甚至整个传统史学的视野。

孙江于1980年代在南京大学跟随蔡少卿教授读研究生期间，就颇为关注海外信息，后来在从社会史到“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转型中，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秘密结社；杨念群不仅从事社会群体（儒学）、“医疗史”研究（社会史背景），也介入旧时北京的“四大门”研究（民间信仰领域），同一群体的王笛等人亦然，都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史研究者，但他们近年所追寻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框架，已经与原来的“本”愈行愈远。

“新社会史”新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如果直接把孙江所说的“放弃构建整体史”、重视“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拿来加以审视，则脱离社会史念兹在兹的“田野调查”（在场）、“跨学科研究”等远甚矣！至于“新史学”，这是一个算不上标新立异的玩意，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与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新史学》、1911年鲁滨孙的《新史学》，以及后来勒高夫的《新史学》、大象出版社的《新史学》系列、台湾杂志《新史学》等等类似名目的区别何在？不难看出，从所谓新社会史到所谓新史学，杨念群等人也许抱持一种努力实践梁启超在清末提倡的“史学革命”的美好愿景，但因为这个名词已经被人过度滥用，以及内涵的太过宽泛，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其中一些文章颇有见地）。

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从新史学到概念史，可以看到一批特殊的社会史研究者们所抱有的理论关怀之情（杨念群“中层理论”的提出乃是迄今为止治社会史者最为系统的理论建构尝试），但其建构理论的思想来源与行走路径、解析事象的方法颇为晦涩——“中层理论”以及“知识考古学”、“概念史”等名词本身就是西方产物，其内容有多少翻新值得怀疑。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倡导者能够把“深描”系统化（理论建构）、“解构”平民化（书写），并把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引进消化，则其前途不可限量，所逐之“末”，尽管已经“舍本”，当令未来之历史学舞台焕然一新。

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

法国年鉴学派不仅影响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而且其强调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也勾勒出了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路径。1990年代末，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因为受到弗里德曼、华德英以及施坚雅等英美人类学家的影响，以及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等人的直接提倡推动，历史人类学异军突起。这一新兴流派不仅受到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也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有关（如刘志伟、陈春声都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背景），其主要观念与研究方法没有脱离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人类学的基本内容，但把两者的优点加以精工设计，以“华南”为主要的试验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交叉学科建设成就，大可称誉为推陈出新。

与社会史曾经面临的问题一样，新出现的历史人类学也遭到质疑：它到底是一门交叉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范式，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还好，主事者很快认识到，没有必要给历史人类学下一个具体定义，没有必要回应人类学家的“跨界”质疑，必须以历史学为本位，把讲究时间的历史学与讲究空间的人类学结合起来，提倡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入21世纪，人们发现，历史人类学很快形成新的学术视野，尤其是以其念兹在兹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个案+田野文献+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很好的积累与整合，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1990年代初，香港的科大卫等人成立华南研究会，推动了历史人类学在粤港等地的展开与华南学派的形成。进入新世纪，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其影响力迅速由南向北辐射，带动了华中、华北地区历史人类学的开展。对于“走出华南”的成功，相关学者表示，要进一步走向世界。相比当下不温不火的社会史与不明不暗的“新史学”，可谓雄心壮志。实际上，这些年来，科大卫教授已在香港成功申请“西江计划”与“卓越计划”，开始展开跨省、跨国的区域性研究。

在材料分析方面，与新社会史提倡的所谓“建构”、“解构”不同，历史人类学重视结构本身及其形成过程。蔡志祥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解决“过程”的问题，而非追溯源头，因为民众的生活是不断调整、变动的，社会网络和物质也并非固定不变。萧凤霞也认为，历史人类学家在田野行走，就是要观察、理解、分析这些过程，进而了解其人其事身处的世界。

在研究对象方面，与区域社会史不同的是，历史人类学提倡超地域、跨地域，也就是说，所谓“华南研究”不能仅仅理解为“僻处华南”的地域研究。近年科大卫、蔡志祥、程美宝等华南学派的学者都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华南”是一个超越和包容学科界限的“试验场”，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有必要“超越华南”，把眼光放到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开展具备深度和广度的新的诠释的角度。显然，这与人们熟知的社会史研究宗旨之“完整再现过去”的观念甚为吻合。

我们也要看到，毕竟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出现为时不长，还有值得商榷、值得完善的地方。例如，拿反对所谓“宏大叙事”来说，历史人类学选择了跨学科研究，尤其主张田野调查，注重微观研究，然而，这一姿态不也正是前述社会史所提倡的吗？还有，一方面提倡所谓历史学本位，一方面又强调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方法，难免使人怀疑，这是否会在涉足其他学科的同时，又被其他学科销蚀、同化呢？还有边缘－中心、小地方－大社会、社会－国家之间的张力，等等，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些问题不解决，则“推陈出新”之“新”，难免被打上引号。

拿田野调查来说，并非历史人类学的专利或专长，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也多有强调，必须注意其中的差异；“历史学本位”的学者具有良好的文献基础，但要做好历史人类学，也要重视“深入空间”的人类学方法，如此才能使得两者的结合趋于完美。

余论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理论对于文革劫难之后“白茫茫”的中国学术造成了极大冲击，奉行“拿来主义”的我们，从中多有受惠。在史学潮流中引人注目的社会史、新社会史、历史人类学都是西方相关理论影响的产物。在中国这块颇具特色的土壤上，这些史学观念（或流派）的实践，产生了诸多正反、优劣、强弱等方面的影响，有必要加以认真的梳理，尤其是清理其造成自身局限性的因素。

兹事体大，仅举一例。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往往注重由下而上，缺乏由上而下；注重由里向外，漠视由外向里。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孜孜于小地方、短时段，念念不忘“进村找庙”、“进庙抄碑”，弗里德曼认为此举“给中国人类学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使中国人类学家丧失了研究整体中国文化、中国宇宙观及中国宗教的兴趣，也使我们丧失了对于分散的共同体与社团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兴趣”。

西方年鉴学派－社会史原本强调大范围、长时段、多层面的研究视野，尽管也有《蒙塔尤》这类杰出的“微观史”著作，但其视野与分析路径绝不局限于某个山村、教堂，而是贯通国家、宗教、法律与社会。反观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这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