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授伊沛霞还原更具人性的宋徽宗

一位不务正业的皇帝鱼肉百姓，沉迷道教，不问朝政。整日在宫中醉心于绘画、书法和奢华的园艺，搬运“花石纲”，惹得百姓揭竿而起，又愚蠢地背弃维系了百年和平的盟约，与更为凶狠野蛮的敌人联合，终致引狼入室。国都被破，皇帝本人和公主、嫔妃被悉数掳走。女眷惨遭蹂躏，自己也客死异乡。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首次用一本传记的篇幅，试图接近徽宗本人的视角，还原他所处的情景，为在“昏君”和“艺术巨匠”这两个迥异的面孔间摇摆的宋徽宗，重新注入血肉。她的《宋徽宗》从作为端王的少年赵佶开始，书至他17岁零3个月时继承大统，一直铺展到禅让于儿子钦宗，乃至被金兵俘虏后，客死五国城，呈现了徽宗53年的人生全景。

美国人遇上一代亡国君

乍看起来，为宋徽宗作传的人似乎不应是一位距他去世近千年后的美国历史学者。亡国的教训，徽宗父子罕见的悲惨经历，以及徽宗本人超绝的艺术造诣，使得对徽宗的论述自古便层出不穷。但在伊沛霞之前，近世对于宋徽宗的学术研究中，全面梳理徽宗生平的传记仅有三部。而这三部著作，徽宗只是其中一个章节。曾深耕家庭史和艺术史的伊沛霞更关注赵佶个人命运的沉浮。十几年前，她在编纂论文集《徽宗与北宋晚期的中国：文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文化》时，便开始冲击徽宗的刻板形象，把徽宗对艺术的贡献，拉进政治文化史中。又有《积累文化：徽宗的收藏》的专著，将作为艺术家的徽宗与北宋后期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而十几年后，她在徽宗的传记里，把他的各个侧面融为一体。在伊沛霞看来在成为皇帝前，赵佶首先是一个人，他在位时的种种独特性，便能够通过展现这个人的个性得到理解。她透过史料看到，端王赵佶儿时的模板是自己逍遥的皇叔，他在宫中长大，饱读诗书、熟稔礼仪，但他的哥哥是哲宗，他无意于皇位，而是倾慕绘画与书法，更想做一个文人。直到没有子嗣的哥哥突然驾崩，他因为顺位靠前，被推上皇位。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伊沛霞始终在比较中国与西方宫廷之间的差异，伊沛霞认为，对徽宗她多了一分来自西方人的“理解之同情”。以下是她围绕《宋徽宗》的访谈。

成为皇帝之前，赵佶首先是一个人。美国宋史研究领军学者伊沛霞尝试用宋徽宗本人的视角，还原他传奇跌宕的一生。

第一印象他是画家和收藏家

记者：

你最开始是如何认识宋徽宗的，为何从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单单选择为他写一本专著？

伊沛霞：

我起初一度很喜欢人类学，阅读了大量人类学著作，对亲缘关系很感兴趣，最终将女性作为我主要的研究主题。上世纪90年代时，因我被邀请编写《剑桥插图中国史》，我需要引入更多视觉方面的材料，从视觉的角度思考文化。我就此写了一些有关皇家仪仗的绘画，以及其他塑像的论文。而在那其中，我发现如果从事视觉方面的研究，我会不可避免地更关注宫廷。我于是遇到了徽宗。我记得，那时我经常在画册中看到徽宗所画的禽鸟图，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喜欢绘画和书法，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审美的著名画家和收藏家，而不是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在研究了他的生平后，我被他人生的戏剧性所吸引，觉得很值得为他写本传记。

记者：

相比前朝，宋代的特点是什么？宋徽宗继位时，宋朝又处于怎样的状况？

伊沛霞：

徽宗于1100年继位。放眼世界，欧洲那时正处在中世纪，社会和国家相比前两个世纪有一定发展，但比不上当时的中国。而相比唐，宋在社会结构上有一定的继承性，贵族群体仍在政府中占据高位。但随着教育的普及，宋代出现了更广大的受教育阶层，科举变得日益重要。后世也能从大量文献中获得了更多史料，比如统计数据等。这可能是宋与之前的朝代最大的区别。

我认为，徽宗继位时，北宋正处于繁荣时期。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北宋与辽国达成的澶渊之盟有些屈辱，但是那个盟约造就了很长的和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都不常见。战争非常昂贵，如果不花那么多钱打仗，商业就可以发展得很好，人口也会增长。士族阶层在当时很发达，我们所了解的很多伟大的作家和政治家也出现在那个时代。

对徽宗的理解之同情

记者：

宋徽宗乃至中国的皇帝，会比西方的皇帝孤独得多，你觉得它的后果是什么？

伊沛霞：

这是很吸引我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皇帝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忌惮他人觊觎皇位，即使最亲密的关系也要与他隔阂。也许后宫中只有女人之间能更加亲密。

记者：

在你这本《宋徽宗》之前，中西方史学界中徽宗的形象有何差异？

伊沛霞：

实际上，我认为不存在很大差异。我们知道，大部分中国学者沉溺于宋徽宗是北宋亡国罪魁的论调，西方也如是。但是，当你把这些观点放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它们可能与史实不相符，宋徽宗只是宋史中的一部分，而不应是亡国的原因。并且在英语世界中，也有像徽宗这样更像艺术家的君主，但中国的传统观念会谴责才艺超群的君主喜好艺术，生活浪漫。徽宗搬运“花石纲”在宫中修建艮岳，耗费大量钱财，他因此背负骂名。但若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这也称不上夸张。也许是因为欧洲的君主之间会竞相攀比，甚至到对方的宫殿中参观，所以修建宏大的宫殿就显得稀松平常。

记者：

我们知道，徽宗以信奉道教著称，并在全国大力推行道教，却似乎对经济、军事的问题没有投入相同的精力。在当时的统治环境下，将宗教作为政治手段，有多大作用？对经济和军事的轻视，徽宗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伊沛霞：

如果只利用宗教的仪式和象征意义来统治国家，我会认为徽宗是一个过于有雄心的君主，但徽宗实际上就是一位道教徒。我认为他对政治有兴趣，可是对军事一无所知。但这可能几乎是所有宋代君主的通病，因为他们都远离军队，他们不会去视察军营或演习。即使是徽宗的前任，面对辽时，也只与辽的军队在会盟时见过一面后，就将谈判的事务交给了大臣。金则完全不同，金的统治者会直接与他的臣民对话。我认为，这是宋朝政府结构性的弱点。但从大臣的角度来看，他们极力防止君主有过多的权力，这能保证皇帝不会参与重要的事务，为他们处理政务省去麻烦。

记者：

当你把徽宗还原为一个丰满的个人，还有没有必要将他同其他的皇帝作比较？

伊沛霞：

我对皇帝的比较在之前那本书（《徽宗与北宋晚期的中国：文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文化》）的最后一章，我提到了乾隆。如果将徽宗与另外的皇帝作比较，乾隆无疑是最合适的。而我们会更青睐乾隆，毕竟他没有以悲剧收场。而如果辽能够挫败金的反抗，宋徽宗兴许也会得到乾隆一样的评价。如果他像乾隆一样，他可能还会统治10到20年，他会恢复更多的仪式，有更多收藏，写作更多与艺术相关的著作。若当真如此，徽宗将看上去会更像一个复兴文化的君主。人们也会把徽宗同与他相反的君主作比较，比如唐玄宗和明太祖。因为作比较能够让人更好地反思，所以任何形式的比较都可以。当你把徽宗与高宗比较也很合适。高宗其实也非常擅长书画，有相当的审美品位，但他与徽宗所面对的局势完全不同，他本人的性格也与徽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