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概述

许丽学

一.研究背景,现状

语料库的兴起带来了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进而导致语料语言学和语料库翻译学的产生。语料库资源的共享，检索工具的不断研制和更新，使语言和翻译的研究范围从语际对比扩大到语内类比，呈现出双向，多重的对比模式，其意义不仅在理论上，在对翻译现象的描述和翻译教学的改进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单一语料库的语言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基于双语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分析还不是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双语库的建设难度大，相对而言就比较滞后。纵观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到20世纪90年代初为止，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研究，语言学研究，文化研究，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五个范式。

Blum-Kulka(1986)最早对显化现象进行系统性研究，她认为译者对原文进行解译的过程可能导致译语文本比原创文本冗长。Φveras（1998）通过对英语/挪威语双语语料库，主要研究衔接外显程度是否提高，同时她从英译挪、挪译英两个方向进行考察，并排除语言系统内因语法规则引发的显化转移，同时兼顾隐化现像，研究发现，显化在英译挪文本中比在相反方向的挪译英文本中更为显著，但是这一现象是否是翻译的普遍现象还有待于对多种语言进行研究。同时，贺显斌（2003）对英译汉过程中的显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短篇小说The Last Leaf及其汉译文本进行显化现象比较，发现汉译本中有58.96%的句子显化程度提高，不过鉴于贺的研究仅是个案考察，并且没有考虑译者等因素，因此不够充分。同时，陈瑞清（2004）通过自建“大众科学英汉平行语料库”与台湾中研院平衡语料库原创汉语文本对部分汉语关联连词的使用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汉译本中存在从意合到形合的潜在显化趋势。柯飞（2005）认为翻译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对原文的模仿，从而使得译文变得复杂化,冗长化，同时认为，隐化和显化跟翻译方向有一定关系，他还提出，显化以及隐化不应只是语言形式的衔接，还应该考虑意义上的显化转换。

吕叔湘（1990）指出，汉语中人称代词能省则省，即使因此显得句子结构不够完整，也不搞形式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称代词“隐去”是汉语的一个特点，英语对人称代词的依赖程度高于汉语。刘礼进（1997）通过对一部英语小说及其汉译本第一张章中第三人称代词频次进行统计发现，汉语译本中的第三人称代词频次低于英语原文，同时他指出，英语回指式人称代词的频次高于汉语。但是这一研究没有对翻译文本和译语非翻译文本中人称回指情况进行统计比较，因此不能确定英语回指是肥肉高于汉语。赵宏、邵志宏（2002），通过对英、汉两个小说文本以及其译本对其中第三人称前指照应进行统计发现汉译英文本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高于汉语，而英译汉文本中人称代词的省略不明显。王琼琼、王克非（2004）发现学生在英译汉过程中会出现第三人称代词的冗余现象，但在学生以汉语母语写作时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时，在汉译英中出现了第三人称代词的添加现象。与上述笔译中的显化和隐化研究相比，口译语篇中的类似现象较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Shlesinger (1995)曾系统考察了英语-希伯来语同传文本中的衔接转换现象，认为显化假说在口译中可能同样适用。她同时指出，不论译入何语，译员都倾向于增加衔接手段将隐性的关系显化。Gumul的研究从形式入手，关注了英语-波兰语同传语料中句构、词汇和语用等层面的显化特征，并结合回忆访谈（retrospective comments）就显化的成因做了初步的解释。胡开宝、陶庆(2012)基于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对记者招待会语料和政府工作报告语料进行了句法操作规范的对比分析，发现显化规范对前者的影响要甚于隐化规范，且显化规范对前者的影响小于后者，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英汉语的形式化差异、口译时间的紧迫性和译员的介入等因素。这些研究虽然对口译中的显化和隐化做了初步解读，但是其缺陷还是明显的，比如，Shlesinger仅截取了时长11分钟的同传语料作为研究对象；胡开宝等的研究虽然有庞大的语料库支撑，但对显和隐的考察仅涉及连接词，缺乏普适性；Gumul尽管对显化现象作了详细的分类，不过其基于语法形式的分类总有零碎之嫌。

二.定义的界定—语料库翻译学，显化，隐化

语料库翻译学是以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为研究上的指导，以概率统计方法和统计为手段，以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为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对象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描写和解释，探索翻译本质的一种翻译学研究方法（王克非，2003）。既然语料库翻译学是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语料库翻译学要借鉴语料库翻译学的基本方法，包括语料的整理，标注，检索，统计等，但它也有独特之处。语料库语言学只要依据单语语料库即可，而语料库翻译学则要依据双语语料库，主要是翻译语料库，对应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其次，双语语料库在标记方面更加复杂，如果翻译语料库需要对翻译，译者等要素加以标注，对应语料库需要对两种语料做句子层面或某种层级上的对齐处理，类比语料库则要对文体，主题，作者，译者等要素加以信息的标注。再次，两者的研究对象也不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是两种语言以及其转换的过程，特征和规律。

翻译研究中的“显化”（explicitation）和“隐化”（implicitation）概念可以追溯到Vinay & Darbelnet下的定义，分别指“把源语中暗含但可凭上下文或情境推理而得的信息在目的语中明确表述的过程”和“使译语语境和上下文呈现源语中所明示的特定信息的过程”。Nida(1964)也注意到了翻译中的此类现象，不过他冠之以增添（additions）、删减（subtractions）、更改（alterations）等技巧性称谓，并根据使用目的区分了详细的子类。一般认为，Blum-Kulka(1983)开启了对翻译中此类现象的系统研究，她在《翻译过程中衔接与连贯手段的转换》一文中将显化现象置于语篇层面进行考察。她选取了英语和法语的组合，通过对比职业和非职业译者在两种方向下的衔接标记转换，指出译者对源语的阐释往往会使得译文相比原文出现更多羡余（redundancy），具体表现为衔接手段的使用增加，并推测这可能是所有翻译中的普遍现象，这也是后来译界广为所知的“显化假说”（the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 不 过 ，Blum-Kulka所说的显化不包括因为两种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差异而使用的衔接标记，而是翻译过程中的内在属性。对此，Séguinot(1988)提出了异议，并认为显化不仅包括Blum-Kulka所说的“原文未表，译文明示”的那部分信息，还应考虑译文中明确提及而在原文中以暗示或通过预设的方式蕴含的信息，以及那些译文相比原文更为凸显的成分。她同样考察了英法互译的翻译实例，指出主题链改变、连接词增加以及从属信息转换为并列句或主句结构同样导致了译文必原文更为显化。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各种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延续。它以语言学理论和科学统计方法为指导，以对双语文本转换的真实语料为研究对象，兼及翻译活动的各种超语言因素，对翻译进行历史与共时的研究，使得翻译理论的研究与语言转换中真实的语料实例重新科学地结合起来。翻译中的显化和共性。在现代汉语中，代词除了指别功能外还有照应功能，就与其他语言单位构成同指关系。翻译中的显化或隐化现象虽然是译语在表述源语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形式化特征，但不可否认，其根本内涵仍是语义的，因为显和隐的实质是意义的醒豁和掩藏。在功能语言语法中，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的符号系统，包括语义、词汇语法和音（字）系三个层次。在这一系统网络里，词汇和语法是合二为一的，词汇是语法的最精密化和直接体现形式，语法是词汇的抽象化描述和概括，两者在表达语义时是互补的。Halliday (1994)从功能的角度，把语言看做是表达意义的符号资源，任何言语行为都是语言使用者从语言的多层次网络中不断做出选择的结果。就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而论，功能语言学家普遍认同，形式是意义的实现手段，意义则由形式来体现。可见，形式与意义是体现和被体现的关系。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形式未必是一般的具体词汇，还包括结构性的语法手段。Halliday（ibid）同时指出，意义是一种潜势，具体语言语用中的能指和所指或形式和内容并非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呈现“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也即同一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也可以由不同的形式来表述。Halliday的这一说法是对单一语言而论的。不过，在翻译这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中，我们认为他的这一观点同样成立。一方面源语和译语都来自于话者和译者基于不同语言系统的选择，都是特定交际场合中同一命题的意义潜势被现实化（actualized）的结果，另一方面译者选择何种词汇语法手段再现这一命题意义受到译语自身特点、语境或社会文化关系的制约。源语中以词汇化手段表征的意义成分既可以在译语中选取同样的词汇形式得以表达，也可以通过语篇结构和上下文蕴含在字里行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显化和隐化都是意义的不同呈现方式，是译者根据话语情境和交际意图做出的语义选择。

在Halliday & Hasan看来，语篇是意义的交换形式，意义的交换是所有言语活动的核心。Halliday(1994)从功能的角度对自然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做了高度概括，即语言可以表达概念（ideational）、人际（interpersonal）和语篇（textual）三种意义。在小句层次，概念意义指的是语义系统中能够呈现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经历和经验的成分。在语篇层次，概念意义还包括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人际意义成分指的是语言具有的表达讲话者身份、地位、动机、态度、立场判断以及建立社会关系的功能。语篇意义则反映了语言连字成句，组句成篇的成篇功能（enabling function）。在系统功能语法的框架体系中，意义的这三个层面分别与上层的语境和下层的词汇语法发生联系。在语境的作用下，构成语域的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变量分别对应于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并由词汇语法层内的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系统、主述位结构（Theme-Rheme）和衔接等来体现，最终形成现实化的语篇。因此，考虑到意义在词汇语法层内的体现方式差异，翻译中的显化和隐化自然应具有多维度的特征，而不仅仅是Blum-Kulka等人所谓的衔接手段转换。此外，Halliday提出的语法隐喻（grammaticalmetaphor）概念对我们审视翻译中的显化和隐化现象亦不无启示。他从意义的不同体现方式出发，把表达相同意义的不同语法形式区分成一致式（congruence）和隐喻式，前者是更接近外部世界事态的表达方式，后者则是词汇语法形式对其本义的背离，也即意义的再符号化。因而，根据意义的不同，隐喻式的表达又可分为概念语法隐喻、人际语法隐喻和语篇语法隐喻。

三.结论

早期的翻译理论以文学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词汇与语义的关系，是否忠实于原作，译文风格取向以及译者的创造力等语文因素来建立翻译的方法论体系，为后来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以Nida和Catford 为代表，产生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方法体系。他们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采用形式分析的方法从词汇，语法，句法，语义，语用，语篇，功能等层面对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语言进行分析，期望等对翻译问题得出科学的解释，这也是现今翻译研究的主流方法。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出现在80 年代末，Bassnet和Lefevere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诸多社会和文化因素。翻译的哲学研究范式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的诠释学翻译研究方法就已经为后期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奠定了基础。翻译认知研究范式以认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旨在探究翻译过程中译者头脑中的黑匣子。上述五种研究范式依然渗透于今天的翻译研究当中，然而翻译研究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脱节，缺乏客观的量化标准和评估模式。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方法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整合和延续，它以语言学理论和科学统计方法为指导，以对双语文本转换的真实语料为研究对象，兼及翻译活动中的各种超语言因素，对翻译进行历时和共时的研究，从而使得翻译理论的研究与语言转换中语料实例重新科学地结合起来。

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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