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铨《海陵经籍志》稿本述论

周日蓉

摘 要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所藏陆铨《海陵经籍志》稿本，为陆氏早年间所撰，其较为完善的体例、丰富的内容和精审的考订，是研究泰州学术的重要资料。同时，陆氏《海陵经籍志》，与其所撰的《泰县著述考》各有所长，为探究陆氏目录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 陆铨 海陵经籍志 泰县著述考

分类号 G257.2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8.020

0 引言

陆铨（1899—1962），字次公，江苏泰州人。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曾任泰县县立图书馆馆员、泰州市文化科长、泰州市图书馆馆长。其父陆仁寿，字鲁言，号钝园，嗜书成癖，藏书万余册，大多得自考棚书市，以及扬州文枢堂、文富堂书店。所收乡贤著述，殁后展转流入泰州图书馆。收藏清末报刊亦富，晚年家境贫困，所藏大半为京沪书友购去，仅有《东方杂志》 后存泰州图书馆。编有《钝园藏书目》，藏印有“吴陵陆鲁言藏书”朱文方印、“海陵陆氏藏书”朱文方印、“陆氏珍玩”朱文方印、“仁寿图记”朱文小印、“鲁言”朱文小印、“钝园”白文小印等[1]。陆仁寿亦留心地方文献的整理，两修邑志，均任采访，又辑有《吴陵文献摭遗》，乃其“生平所阅群书为邑志之遗，裒辑成编，凡见于《退庵笔记》 者不录”[2]223。

陆铨承其家学，不仅精于目录版本之学，亦致力于乡帮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著有《泰州公私藏书考略》 《泰州版本考》 《泰县刊版书录》 《清代泰县禁书述要》 《泰县著述考》 《海陵金石略》 《扬州版本考》《通扬禁书录》 等书，这些著述大多以稿本行世，流传有限。近年来，江庆柏主编的《江苏地方文献书目》于陆氏各书均有详细介绍，泰州市政府与凤凰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泰州文献》 影印收录了陆氏的大部分稿本著作，可谓嘉惠学林。

然而，现存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稿本《海陵经籍志》六卷，为陆铨早年间所撰的泰州地方著述目录，《江苏地方文献书目》 《泰州文献》 均未著录或收录。下文就《海陵经籍志》 的版本特征、递藏源流、特点、价值与不足，试加论述。

1 《海陵经籍志》的版本特征及递藏源流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海陵经籍志》 六卷，四册，线装，红格稿纸。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字数同，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下有“陆氏稿本”四字。版框为17.1×13厘米。正文卷端首行题“海陵经籍志卷×”。无序跋文。

是本卷端次行署“泰州陆铨辑乙丑续订”，可知当编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然虽云“续订”，实则其并非为陆氏最后之定稿，从其行文特征便可窥见一斑。

首先，正文行间多有涂乙、校补之处。于内容有误者，陆氏多以直线划去原文，并于一旁批注，勘其讹误。于内容有缺漏者，则以“ヘ”“＼”之类的符号引出，撰写文字，补其未备。于与内容无关者，用“〇”径直圈去，删其衍文。于文字误倒者，则用“乙”字符乙正。

其次，正文有待补之处。如卷二“传记类”著录元徐勉之《保越录》 一卷，陆氏按语云：“是书首有至正十九年自序。光绪囗囗年归安陆心源刊入《十万卷楼丛书》 囗集……”（“囗囗”“囗”原书作空格）。陆心源于光绪八年汇刻《十万卷楼丛书》 二编，收入《保越录》 一卷。陆铨撰写《海陵经籍志》 时，盖未见陆心源所刻之书，故留空格以待补充。又如，卷二“传记类”，《储氏族谱》 《高氏家乘》 等族谱类书籍，除书名外，再无只言片语，亦似为待补之条目。

再次，书眉间偶有批注。陆氏于书眉间的批注，其目的与作用大致有二。一是调整书籍之入类，纠正入类失误、细分类目。纠正书籍入类失误，如卷一“礼类”著录宋代盛乔《胡先生中庸义》 一卷，陆氏眉批云：“入四书类”。细分类目，如卷三“子部”正文中，陆氏将杂家类、小说类合并为一类，但《蓬山事苑》 《湛渊静语》 《审济录》 等十二余种眉批“说”字，《松峦杂志》 《清波杂志》 《挥麈录》 等十八余种眉批“小”字，《解经评史》 《愿学编》 《二曹堂杂说》等四余种眉批“考”字，可见陆氏对“小说类、杂家类”进一步的细分。二是调整书籍著录之次序。如卷四“别集类”依次著录清代宫洪历《恕堂诗》 七卷和《甲乙游草》 六卷，两书相对应的页眉处分别标有“后”“前”二字。宫洪历《恕堂诗》 为康熙庚辰（1700年）至甲申（1704年） 年间所作，而《甲乙游草》则为康熙甲戌（1694年） 至己卯（1699年） 年间所撰，因此《甲乙游草》 当著录在前，《恕堂诗》 当著录在后。再如，卷六“词曲类”依次著录清代程宇光《柏影轩词集》和程绍裘《烟波渔唱词》 一卷，两书相对应的页眉处分别标有“乙”“甲”二字。程绍裘为程宇光之兄，故程绍裘《烟波渔唱词》 当著录在程宇光《柏影轩词集》 之前。

最后，書内附有少量签条，其内容为陆铨补撰之条目。签条所粘贴的位置，多在两条目之间的空隙处。

综合以上对行文特征的考察，我们可断定此本《海陵经籍志》为陆氏未竟之稿本。

此外，是本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泽存/书库”朱文方印、“陆/铨”朱文方印。可知，此曾经陈群泽存书库递藏。《南京泽存书库图书目录·次编》“史部目录类”著录云：“《海陵经籍志》六卷，泰州陆铨撰，稿本，四册。”[3]《南京泽存书库图书目录·次编》编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因此《海陵经籍志》 入藏泽存书库，当在此之前。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泽存书库藏书移交国立中央图书馆，由屈万里董理其事。南京解放前夕，国立中央图书馆移书台湾，其中包括了大量泽存书库旧藏，陆铨《海陵经籍志》 当亦在此之列。

2 《海陵经籍志》 的特点

反映泰州一地著述情况的目录，在陆铨《海陵经籍志》 之前，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地方志中的艺文志，如道光《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 中的《艺文志》，著录十分简陋，舛误、遗漏尚多。二是独立成书的地方著述目录，如夏荃《海陵艺文志》 二卷，其书今未见，《泰县著述考》 卷四称其“仿《经义考》，辑录邑人著述并采序跋，仅至明代止，疑未完”[2]116。陆铨《海陵经籍志》 虽为未定之稿本，但以其搜罗之广、体例之完善、内容之丰富，相较前人所编泰州地方著述目录，其价值显而易见。

2.1 搜罗广泛，征引丰富

宋代目录学家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编制目录要“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4]1806，其目的在于通过编排历代典籍，以见学术之源流。专记一地著述的地方著述目录，反映了一地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一部地方著述目录搜罗是否详备，是否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一地学术之发展，也是评价其价值如何的标准之一。道光《泰州志·艺文志一》著录自唐至清泰州乡贤著述共三百六十余种，民国《续纂泰州志·艺文志一》补道光志之未备，著录自宋至清泰州乡贤及流寓人士著述共三百二十余种。《海陵经籍志》则在前贤的基础上，又于历代典籍中广泛搜罗，补两志之缺漏，共著录泰州乡贤著述一千一百余种。

《海陵经籍志》 的收書数量得以极大扩充，这离不开陆铨对各类资料的旁搜博采、勾稽爬梳。除了道光《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 外，陆氏还广泛搜集了其他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书目。陆铨编撰《海陵经籍志》 大量征引前人书目，私家书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叶盛《箓竹堂书目》、陈第《世善堂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等，官修书目如《四库全书总目》等，史志目录如《宋史艺文志》 《明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焦竑《国史经籍志》 等，补史志目录如《元史艺文志补》 《辽金元艺文志》 等，专科目录如朱彝尊《经义考》 等。

二是文集。古人别集中多有为他人撰写墓志、行状、书序之作，这些文章为考证一人生平及著述提供了重要线索。陆铨在编撰《海陵经籍志》 时，就利用了一些前人文集，如依据焦循《雕菰楼集》 卷十六《钞依归草序》 的内容著录了张符骧《依归草文抄》，又据宗元鼎《宗定九新柳集》 所载《青莲集序》考证注明了方苞《青莲集》 为“写本，百叶”等版本信息。同时，汇集一地人士著作的地方诗文总集，如《江苏诗征》 《海陵文征》 等等，也为陆铨编撰《海陵经籍志》 时所取资。

三是专门性丛书。陆铨利用《道藏》 《续藏经》 搜罗释、道书籍，还利用了《辟蠢山房丛书》 《海陵丛刻》 等郡邑丛书。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在论及郡邑丛书与地方著述目的关系时云：“各地所刊丛书亦多有为一方为范围……，其总目无殊于地方著作目录。”[5]可见陆氏“即类以求”的搜求意识。

四是方志、家乘。除了道光《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 外，陆铨还采用了《江南通志》 《扬州府志》 《东台县志》 《仪征县志》 等其他方志，以及《周氏家乘》 《王氏家乘》 等家谱文献，作为著录书籍之来源和考证作者生平行实之依据。

此外，陆铨还利用了一些专门记载地方史料的笔记、诗话。笔记如王孙骖《蕊亭随笔》 八集中有数则有关于梓里闻见，夏荃《退庵笔记》 所录泰州文献多州志失载者；诗话如姜凤喈《桐轩诗话》 乃“集论邑人遗诗逸句而成”等等。

2.2 编排有序，体例完善

古人编纂书目多注重分类，有的甚至撰有解题。“夫目录学分类之目的，正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类之书，所以须按时代排列者，正欲‘考镜源流。编目之法，所以详列各书梗概者，正欲‘辨章学术。”[5]7因此，判断一部书目的学术价值，也要从其编排、体例等方面加以考察。

编排方面，道光《泰州志·艺文志一》依《苏州府志》 例，以书从人，以科分世，次为先后。民国《续纂泰州志·艺文志一》所收书以明清两朝著述为主（宋元只著录周煇、马玉麟二家），虽不标四部之名，实则大体上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但稍显混乱。陆铨《海陵经籍志》则按四部分类，卷一为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卷二为史部，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奏议、传记（专记一人之事、记众人合编者、族谱）、地理（一邑一镇之志，水利之事，游记、边疆之类）、政书、目录、史评十类。卷三为子部，分儒家、法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小说、类书、释家、道家十一类。卷四至卷六为集部，分别集（附闺秀、方外、流寓）、总集（选邑人之诗文、邑人选辑历代名家诗文）、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南北曲）、杂著五类。陆氏的这一分类法虽大体承袭传统四部分类法，但亦有创新，如集部杂著类，自注云：“凡属邑人笺注名家诗文者及评点、编订者，皆非邑人所撰，另别为一类。”笺注、评点及编订文献虽非为乡贤所撰，但往往反映了其学术观点与取向，杂著类的设立，无疑体现了陆氏独到的学术眼光。

体例方面，道光《泰州志·艺文志一》、民国《续纂泰州志·艺文志一》 均为简目，仅著录书名、卷数及作者，十分简略。相较而言，《海陵经籍志》的体例则更为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著录项的完善。《海陵经籍志》 先著录书名和卷数，并在卷数下注明文献出处，或标注版本（如刊本、稿本、抄本等）；次著录时代和作者姓名，凡属流寓人士者，均在其姓名前冠以“流寓”二字，以示区别。凡于书名、卷数、作者有疑者，必引据辩证而注明之。二是除少数条目外，大部分书均撰有提要或按语。这些解题或按语详细地介绍和考订了作者生平、原书的内容和价值、版本源流。三是有的条目还辑录前人书目和序跋，其中前人书目以《直斋书录解题》和《四库全书总目》 为多。此外，从书写格式上看，书名项顶格书写，卷数及作者项直续其行，作者生平与辑录材料较书名项低两格，按语部分则较书名项低三格，层次分明，一目了然。

2.3 按语详实，考辨精审

按语作为补充说明某一问题及相关材料的著述形式，一直为目录学家们所推崇，用于表达自己的见解。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云：“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6]又《四库全书总目》 卷首《凡例》 云：“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7]可见按语的作用与价值。《海陵经籍志》 的按语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以小注的形式附注于正文，二是从格式上看，按语部分较书名项低三格，有直接以“按”字领起，有的则不标“按”字。从内容上看，《海陵经籍志》 按语的价值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订正前人著录之失误，二是补充说明作者生平、书籍的流传情况等等。

《海陵经籍志》 在援引前人文献时，除了将其作为考订的依据外，于前人记载中的书名、卷数及作者等方面的疏漏、错误之处，也常能在按语中加以辨正。如，卷一“经部春秋类”著录清代陈厚耀《春秋长历》 十卷，陆氏按语云：“《州志》 误作‘长术”。指出道光《泰州志·艺文志一》 将书名误作《春秋长术》。又如，卷三“史部地理类”著录章文斗《泰州志》十二卷，陆氏按语云：“《州志》 作‘州人章举，误矣。一名《甲辰志》，一名《万历志》”。指出道光《泰州志·艺文志一》 著录作者之失，并说明了同书异名的情况。又如，卷三“子部天文算法类”著录陈厚耀《表根》 一卷，陆氏按语云：“厚耀天文算法之书，当未付梓（见沈龙翔《发幽录》） 。道光《州志》 载《几何原本》 六卷，系西洋欧几里得撰，厚耀曾得赐书耳，非其自撰，故不收载”。说明道光《泰州志·艺文志一》 误收他人之作。再如，卷四“集部别集类”，著录宋代周麟之《海陵集》 二十三卷《外集》 一卷，陆氏按语云：“《书录解题》、焦竑《经籍志》 皆云三十二卷，今据传本及诸家书目均作二十三卷，必是‘二‘三两字倒写之讹。道光《州志》 仍沿旧讹，作三十二卷，故未经考证也”。不仅指出《直斋书录解题》 《国史经籍志》 著录卷数之误，并且批评道光《泰州志·艺文志一》不经考证而沿袭旧讹之失。

同时，《海陵经籍志》 中的按语，于作者生平、原书流传情况也多有补充说明。如卷一“经部孝经类”著录明代熊兆《孝经集讲》 一卷，陆氏按语云：“熊兆字号、事迹俟。凡社学有四，曰端本，曰慎初，曰立诚，曰养正。嘉靖间，州牧王公佐创设，聘王心斋先生为师，端本为一社。盖熊兆为教读，必在心斋之后矣”。熊兆事迹无考，《四库全书总目》 云：“原本首题‘直隶扬州府泰州端本社学教读后学草茅臣熊兆集讲。”陆氏通过“端本社学”的设立时间，补充说明熊兆所处之年代。又如，卷二“史部奏议类”著录宋代王觌《王明叟奏议》 二卷，陆氏按语云：“是书久佚，唯见《菉竹堂书目》 著录。又宋刻《国朝诸臣奏议》 中，收明叟奏议十馀篇”。根据《国朝诸臣奏议》说明王觌所撰奏议的留存情况。再如，卷一“经部春秋类”著录陈厚耀《春秋氏族谱》 一卷，陆氏按语云：“是书首有自序（载《文征》），序称成于康熙丁酉，凡七易稿而后订。卷尾雍正己巳王晋原跋。此初刻于雍正三年，板久失矣，而印本罕见。继刻于乾隆戊戌，宝应汤荆垣重刊，首有吴珏序，校之初刻，删去厚耀自序并晋原跋。又‘吴公子‘吴杂姓二条，‘越大夫一条，‘小国诸侯及‘诸臣二条，俱经删去（初疑缺失，后见数本皆如此，始知删去）。三刻于嘉庆癸酉，溧水张道绪重辑，袖珍刊本，专为场屋之便，改谱易图。首有张序及凡例，较初刻相合，惟失去原序跋，视汤刻稍为完善。四刻于光绪十二年，邵武徐幹刊入《丛刻》初集，其祖本取用汤刻，又去吴珏序，首增《四库提要》，亦不完善矣。又当涂朱煌刊本（见《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今未得见”。不仅客观记载其所见的版本，辨其源流，更注意比较其异同，并评价其优劣。

总之，《海陵经籍志》 有序的分类体系，完善的著录体例，丰富的解题内容、辑录材料及按语，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也为考察泰州一地学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3 《海陵经籍志》 的不足及价值

《海陵经籍志》 为陆铨未竟之稿本，在具体编纂过程中，虽然体例完善、内容丰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海陵经籍志》 在著录一书的书名、卷数和作者时，时有错误，多有疏忽。书名错误的如卷五别集类著录周虹《天香初集》 四卷，书名实当作《天桥初集》，周虹字天桥，盖取其字为集名。卷数错误的如卷六“诗文评类”著录常增《高庵诗话》 四卷，该书今有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实只三卷。作者错误的如卷一“经部五经总义类”、卷三“子部杂家小说类”分别著录《嘉言懿行录》 《三馀笔记》，作者均作陈文梁，但据民国《续纂泰州志》 卷二十五《人物文苑》“陈文铎”条云：“辑有《嘉言懿行录》 二卷，又仿《池上草堂笔记》 例，著《三馀笔记》 百馀则”[8]可知此二书作者当为陈文铎。

其次，陆铨虽然在页眉处通过“标注”的形式，对原稿书籍入类的失误做了订正，但还有疏漏之处。如陈文铎《嘉言懿行录》 二卷。据书名及民国《续纂泰州志·人物文苑》，此书内容或辑史传、杂著中之嘉言懿行以供后人效法，故此书当入子部杂家类为适。又如卷一“经部五经总义类”著录黄梯云《葩经集解》 一书。“葩经”一词，源于韩愈《进学解》：“《诗》正而葩。”后因称《诗经》 为“葩经”，故此书当入“经部诗类”。再如卷二“史部传记类”之“专记一人之事”小类，著录《两浙名宦录》 《袁氏四公传》 二书。《两浙名宦录》 乃陈应芳记其高祖陈禄、曾伯祖陈相之事，又《袁氏四公传》 乃述袁彬、子世科、从子巍、孙懋贞之事，故两书均当入“记众人合编者”小类为是。

再次，《海陵经籍志》 还存在重复著录的现象。如，明张以宁撰门人石光霁编《翠屏集》 四卷，既见于卷四别集类，又见于卷六杂著类，乃重复著录。张以宁为福建古田（今宁德）人，石光霁为泰州人，因此《翠屏集》“属邑人编订者”之例，故据陆氏“杂著类”自注，此书当入“杂著类”。

此外，《海陵经籍志》 有不少失收、漏收之作。如嘉庆、道光年间学者夏荃的著述，《海陵经籍志》 著录有《辟蠢山房藏书目》 《退庵笔记》 《退庵钱谱》 《海陵文征》 《海陵诗征》 等十余种，而《海陵艺文志》《退庵文钞》 《文征芟馀》 等书则未见著录。与夏荃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田宝成，《海陵经籍志》 著录其著述有《小学骈支》 《少泉诗钞》 二种，而未著录《少泉赋钞》 《角山楼增补类腋》 《赋鲭初集》 等书。

《海陵经籍志》 中所漏收、失收的著作，在陆铨所编的另一部泰州地方著述目录《泰县著述考》中得到了补充。

《泰县著述考》八卷，据卷末陆铨书自署“戊戌春病后自感，年六十，书于大林之居”，可知是书当编定于1958年。与《海陵经籍志》 按四部分类不同，《泰县著述考》 全书“仿辞典例，以著述人姓氏为纲，书名为目，依次汇辑成篇籍”，并“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先后，以起笔丶一丨乛丿ㄥ为顺序，每姓再以年代为序”[2]577-578。全书八卷，卷一至卷七按姓氏排列，先列作者姓名，并详记其年代、爵里及生平。次著录书名及卷数、册数，下注存、佚、未见、辑本、残本以别之，并注明历代著錄情况。亡佚之书，考证其亡佚时间，必引据注明之。现存之书，皆注明版本情况，间附《四库提要》 或原书序跋。卷八则为不著录编撰姓名、邑志（附邑人纂修外邑志）、舆图、族谱，附录订误。凡本邑著述家及流寓人士所撰著述一并收录。

除了体例不同外，《泰县著述考》 在收书数量上也远胜于《海陵经籍志》。《海陵经籍志》 著录泰州乡贤及流寓人士著述一千一百余种，《泰县著述考》 则著录乡贤及流寓人士著述二千余种，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于《海陵经籍志》 中已著录的作者，《泰县著述考》 对其著述多有补充。如上述夏荃《海陵艺文志》 《退庵文钞》 《文征芟馀》 等著作，《海陵经籍志》 均未见著录，而《泰县著述考》 一并收录。田宝成《少泉赋钞》 《角山楼增补类腋》 《赋鲭初集》 等著作，亦见于《泰县著述考》 而不见于《海陵经籍志》。

第二，著者姓名见于《泰县著述考》，而不见于《海陵经籍志》 者，计有三百余家。这一差异，其原因在于，《海陵经籍志》 以清代為限，依传统艺文志惯例，不著录生存者著述，《泰县著述考》 则除了补充《海陵经籍志》 中漏收的清代以前著述外，又兼及民国，于生存者著述亦广为搜罗，如《泰县著述考》 卷五著录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 《重订旧剧七十种》 等二十余种著作。

尽管《泰县著述考》 在收书数量上要较《海陵经籍志》 为多，但我们依旧不能忽视《海陵经籍志》的作用与价值。首先，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分类，“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因此从编排体例上看，相较《泰县著述考》 以姓氏为序的编排方法，《海陵经籍志》 按四部分类编排能更好地反映出泰州一地的学术源流，便于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其次，从辑录材料、征引文献以及介绍作者、书的内容等方面看，《海陵经籍志》 与《泰县著述考》 多有相同之处，可见《海陵经籍志》 为《泰县著述考》 的编撰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中也可探究《泰县著述考》 的成书经过以及陆铨目录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再次，从所附按语来看，《海陵经籍志》 与《泰县著述考》互有详略，互为补充。如宫伟镠《春雨草堂集》三十四卷，《海陵经籍志》 卷四详列全书篇目，比《泰县著述考》 更能使读者直观地了解内容。再如，《海陵经籍志》 与《泰县著述考》 于王艮《心斋全集》 一书的版本均有详细著录，而《海陵经籍志》 卷四更是辑录了各本《心斋全集》 校刊者姓氏，为考订《心斋全集》 的版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

总而言之，《海陵经籍志》 与《泰州著述考》 共同构建了一部泰州文化史，是考察泰州邑人（包括流寓人士） 著作及泰州文化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也是探究陆铨目录学思想发展轨迹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