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使命感和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相关关系研究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史江涛，赵佳丽

（山西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太原 030006）

引言

随着“双创”的来临，一大批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地而起。但是，此类组织由于经验缺乏制定的组织规定难免有所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员工难免会遇到需要为了提升工作效率或者帮助同事更好地完成任务而违背组织规则的情形，这种从组织长远利益出发不得不违背组织规则的行为称为亲社会性违规行为。在企业的初创时期，此类行为无疑可以倒逼企业制度的革新，因此对企业是利大于弊的。而只有职业使命感强的员工才会将自己的工作看做矢志不渝奋斗的目标，从自身价值实现出发、从组织利益出发冒违规的风险。因此，我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职业使命感与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关系上。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一）职业使命感与亲社会违规行为

使命感领域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基于个人的天赋或者特殊的生活际遇，得出认为自己注定应当选择所从事的社会职业分工的价值取向，被称为职业使命感。从职业使命感的定义出发就可以明了其包含的亲社会的倾向，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人的行为与认知是相关的，因此，有强烈使命感的员工当面临违规风险时依然有很大可能作出亲社会行为。而且，使命感是主观和内在的强烈情感（Berg，等，2010），因此，使命感是稳定且持续的，不易受外界工作环境或周围同事的影响，且具有强烈的行动取向。换言之，使命感强的人具有将价值观转化为行动的强大行动力，因此，这进一步加大了使命感强的员工作出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可能。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使命感强的员工可以通过强化自身的工作意义感、职业认同和职业自我效能感从而促进个人和组织产生积极的结果，如工作投入。Sebastiaan和 Lukondo（2013）通过研究赞比亚学校的不同教室也得出了与上述一致的结论：使命感强的个体会有较强的心理意义感和较多的工作投入。而工作投入度越高越有可能为工作目标或组织利益的实现有所付出，包括冒一定的违规风险作出亲社会违规行为。商开慧（2016）的研究虽然只是验证了职业使命感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亲社会违规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同属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角色外行为，因此有理由相信使命感对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职业使命感对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具有强烈的职业使命感的员工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以及自己行为的目的，在工作中奋斗，实现自身价值，并且在职业生涯中，存在使命感的个体会表现出具有意义感、奉献精神，根据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职业使命感带来的这种奉献和牺牲是一种社会经验，会促进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因此我们假设职业使命感和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自我效能感强的员工在工作中有足够的自信，他们认为自己按照自己的思路有能力处理好突发的工作事件，无论组织规则是如何规定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决定多是从组织全局考虑，能够为组织的长远利益服务。而以往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强的员工表现出比一般员工更多的工作投入，愿意为工作冒违规的风险。因此，自我效能感强的员工应该更有进行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倾向。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假设2：自我效能感在职业使命感和亲社会违规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引用相关领域的成熟量表对员工进行自我报告式的问卷调查，共收集320份问卷。使用SPSS和AMOS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三、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SPSS分析职业使命感、亲社会违规行为、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显示各变量之间均呈正向相关关系。此外，本文通过AMOS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从职业使命感经由自我效能感到亲社会违规行为的路径的科学性，从而得出与假设一致的结论。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第一，本文得出职业使命感强的员工具有更强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这与以往关于职业使命感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都说明职业使命感强的员工对于工作会有更多的投入，会作出更多的角色外行为。第二，本文证实了自我效能感在职业使命感和亲社会违规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自我效能感在社会认知或社会经验与员工行为之间的桥梁作用、转化作用。总之，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企业未来的职业培训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指明未来企业的职业培训中应该注意员工使命感的养成和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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