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在湖南的战斗岁月

徐嘉

2018年是王震诞辰110周年。1908年4月，王震出生于湖南浏阳北盛仓乡马跪桥村。他戎马挥戈20载，先后7次负伤，解放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曾评价他“在战争年代是革命猛将，在和平时期是建设闯将”。湖南是王震的家乡和一生革命的起点，他的许多革命故事都与湖南息息相关。

白手起家，参与领导湘赣苏区的斗争

1929年10月，王震回到家乡浏阳，坚持革命。马日事变以来，湖南白色恐怖日益加重，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受到残酷迫害，因王震共产党员的身份，他的亲人亦未能幸免：祖父被“清乡团”严刑拷打，折磨致死；父亲被迫逃入深山；两个妹妹也因此相继饿死。带着满腔怒火和革命必胜的信念，王震着手领导群众反对反革命的“清乡”，反抗地主豪绅的年关逼租逼债。他带领6个人，调虎离山，放火烧了豪绅的院子，夺得了4支枪和1箱子弹。就此，王震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拉起一支革命队伍。同时，王震还担任了中共浏北特区区委书记。

1930年3月，王震担任了中共湘鄂赣边区赤卫军第一支队特委书记。他率部痛击军阀何键派来的“剿”共部队以及北盛仓的团防局，突袭浏阳城，还收编改造了碗竹寨的土匪武装，队伍不断壮大，实力日渐增强。7月，在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王震率部进驻永安市，保障平江、浏阳间交通畅通。8月，中央再次指示红军攻打长沙，王震率部作为主力前锋攻城。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指挥下，红军攻城损失惨重。由于毛泽东果断决策，下令停止攻击，王震率部回师浏阳。此时，他的“家当”已由6个人4支枪，发展到了300多人、100多支枪。

长沙一役，作战勇猛的王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0年9月，毛泽东亲自点将，希望王震率部进入湘东，参与组建湘东独立师，以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王震欣然领命，离开故乡浏阳，踏上新的征程。10月，湘东独立师正式成立，王震任师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团政委。

当时的中共湘东特委书记石青，仍实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提出“举行湘东南总暴动，迅速夺取萍乡、安源”，随后直捣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王震根据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的方略，结合自己的斗争经验，认定石青的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性格耿直的他，心直口快地打断了石青的“高谈阔论”，批评道：“这样的作战方针，是既不了解敌人现时的实力又高估了我军的力量的结果，按照这个方针去做，无疑是以卵击石。” 实践证明，王震的主张完全正确，貌似“斗志旺盛”的石青，不久却沦为可耻的叛徒。

1930年11月，王震任湘东独立师党委书记兼第三团政治委员。12月，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王震参与领导独立师在敌第十九师途经的永新伏击其前锋和后卫，同时设置路障，拆桥毁路，夜袭敌营，千方百计迟滞敌向兴国行军的速度，支援了中央红军。此后，王震又连续参加了配合中央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军事行动。1931年10月，他来到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找到他了解湘赣苏区情况，并嘱咐他充分理解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军事原则。

1932年2月，王震担任红八军代理政委兼独立第一师政委。是年夏，他率部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5月，敌第六十三师由茶陵出发，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在九渡冲被我军攻击，逃到楼梯湾和白露岭一带高地。王震坚决主张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围而歼之，并于5月7日凌晨，亲率战士直插敌人东西后崖，趁虚而入，一举抢占高地，击溃敌人。此战，红军共毙敌500多人，俘敌上千，被中央军委称赞是“湘赣省的空前胜利，是在河西战线上严厉地打击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配合了中央红军的伟大胜利”。

1933年6月，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王震任政治部主任。随后，他同萧克、蔡会文等人领导部队投入激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澧田、沙市、金華山等战斗的胜利。然而，由于基本执行中央军委单纯防御、短兵相接的作战方针，同时粮食、药品、兵源日益短缺，湘赣苏区日益缩小，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从参与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到领导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王震充分发扬了红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他有勇有谋，不仅克服重重困难，予敌重大杀伤，而且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日益深刻地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作用。他相信群众，相信同志，尽其所能抵制肃反扩大化路线，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张平化、唐子奇等同志，是湘赣苏区抵制“左”倾盲动主义最清醒、最坚定、最勇敢也是贡献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历经艰险，率部从湖南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4年7月23日，湘赣军区和红六军团接到中央电令，要求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红六军团放弃湘赣苏区，为中央红军突围探路。同时，王震改任为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红六军团政委兼红十七师政委。

经过充分的动员和准备，8月7日，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从永新、泰和等地出发，开始向敌人的封锁线发起冲击。红军将突破口选在遂川以北的衙前、五斗江一带，此处敌兵力薄弱，间隙较大，封锁线也未全部构成。在王震等人的率领下，部队翻山越岭，涉水过桥，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经过几场殊死战斗后，终于突破敌遂川至七岭、桂东和上犹两县交界的狮子岭等4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

8月12日，红六军团在桂东县寨前圩召开大会，誓师西征。

10月24日，红六军团终于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结束了历时80余天，行军5000多里的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称号，与红六军团向湘西北进军，于11月初攻占永顺县城。随后，两部先后攻占大庸、桑植和慈利等地，基本建成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苏区的发展壮大，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他调来湘鄂两地40多个团约10万人，在1935年春向红二、红六军团发动“围剿”。

面对强敌压境，红二、红六军团立即召开紧急军政会议，经研究认为必须坚持运动战，运用避实就虚的战术消灭敌人。王震在会上指出，要先打掉孤军深入的鄂军陈耀汉部，理由有三：一是该部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相对都弱于其他各部；二是该部刚从北方赶来，对南方的地形、水土等都不太适应；三是该部设防战线拉得过长，即从桑植到陈家河一带，既分散无力，又难以统一指挥和调遣。因此王震提出，我军应在陈家河阻击进攻我塔卧的敌陈耀汉部。

1935年4月，红军在贺龙指挥下，兵分三路，对敌陈耀汉部一七二旅呈包围之势进攻。王震率红十七师在左路活动。在向陈家河进军途中，敌人向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发动猛烈进攻，使我军遭受重大伤亡，团长周仁杰身负重伤，脸部被打穿。危急之际，王震赶到前线，在团指挥所指挥战斗。他在阵地上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大家进行反冲锋，与敌人殊死一战。此举极大地激励了我军士气。随后，王震跃上战马，挥舞马刀，一马当先，带领部队向敌人阵地冲杀而去。全团将士受此鼓舞，个个如猛虎下山，迅速击退敌人，占领了敌方阵地。事后，对于王震的行为，贺龙出于爱护部下的考虑，十分生气。因为部队规定高级指挥员只能在距离战场千米外指挥战斗，而王震却每次战斗打响后，都第一个冲锋在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被戰士的拼杀精神带到前头去的。

陈家河一战，我军大获全胜。其后，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又相继取得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9月，中央红军已长征至川西北，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牵制任务已经完成。此时，蒋介石又纠集130多个团，实行堡垒主义，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根据中央指示，红二、红六军团决定突围，争取到贵州石阡、镇远、黄平等地创建新的根据地。

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强渡澧水、沅水，挺进湘中，实施突围。11月28日，王震等率红六军团占领新化、锡矿山、蓝田等地；红二军团也夺取辰溪、溆浦等地。红军在各处开展革命活动，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财物，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震撼。

红军挺进湘中时，恰逢湘中秋收，土豪劣绅刚把剥削来的稻谷装进粮仓，红军忽至，“吸血鬼”们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窜。红军到后，即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饱受压迫剥削的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扬眉吐气。王震带领红十六师，进抵锡矿山，在此严格执行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解除了工商业者的疑虑，帮助他们重新开门营业，使市场活跃起来。同时，红军还通过广泛宣传，在锡矿山一带吸收了2000名新战士。

红军挺进湘中，是为了声东击西，打开向西进入贵州的通道。面对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策略，敌人疲于应付，难以招架。1936年1月，红军进入贵州。此后，红二、红六军团一路向西，于6月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同年10月，王震随部队到达陕北，见证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大会师。

孤军奋战，领导南下支队进入湖南

抗日战争中，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参与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雁北抗日根据地，通过上百次战斗的锤炼，王震逐渐将三五九旅带成了“百战百胜的铁军”，自己也成长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

1941年初，王震率部进驻南泥湾，守护边区重要的南线门户。他率领全旅官兵，高喊“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一方面参与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一方面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把“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建成“陕北的好江南”，树立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

1944年10月，根据党中央部署，由三五九旅为主力组成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执行南下作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出发前，毛泽东曾对王震说：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争取光明的前途。王震的回答是：“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多年的革命斗争，已使王震成长为一名坚韧不拔、勇于开拓的优秀将领，他乐于接受任务，勇于并善于开创工作新局面。

11月10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开始南征。他们渡黄河、跨汾河，通过同蒲铁路、陇海铁路，与日、伪、顽军进行了数十次战斗，历尽凶险，于1945年1月进入中原解放区，与李先念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2月14日，经过短暂休整后，王震率南下支队躲过顽军的堵截尾追，冒着日军的飞机轰炸和快艇巡查，渡过长江天堑，进入鄂南地区，准备向湖南进发。

入湘前，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更好地组织湖南群众抗日，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南下支队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王震等人分析湘北一带形势，决定将进入湖南的首站定在平江、浏阳一带。这里不仅在红军时代是湘赣苏区的中心，而且是包括王震在内的许多连以上干部的家乡，便于开展工作。3月23日，部队顺利进驻平江。次日便公开张贴《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团结一切爱国人士。

3月28日，王震主持召开民众大会，操着浓重的浏阳乡音，向群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事迹，说道：“我们这次回到湖南，就是为了来打日本鬼子的。过去斗争事实说明，我们湖南人民是从来不信邪的，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会后，王震及时指示地方工作干部，要以农村为重点，尽快恢复党的基层组织。

王震率部入湘不久后，蒋介石严令薛岳、王陵基等率兵在平、浏地区夹击我军。面对敌军的疯狂“进剿”计划，王震沉着应对，避敌锋芒，主动撤退，分散主力，深入发动群众。此后，部队先后转战鄂南、赣北、湘东北等地，经过4个多月艰苦斗争，在湘鄂赣边先后与敌战斗百余次，收复城镇乡村270多个，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王震率部在长沙以北西渡湘江，向湘粤边继续南进，以“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8月10日，当部队沿粤汉路南下，经过衡山附近的南湾时，收到中央电报：“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的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王震听闻喜讯，十分高兴，同时激励大家：“我们处境仍然艰苦，可能有一时期比从前更加艰苦，不过时间不会很长的，因为国际国内的和平民主力量占着优势。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充分的准备。”经过讨论，王震指示部队，加速南进，早日同东江纵队会合。

然而，这时敌军薛岳、余汉谋部，将王震的部队视为心腹之患，穷追不舍。8月17日，为摆脱追敌，王震率部忍着炎热和饥饿，进入桂东以西的八面山。国民党军纠集8个团的兵力，将八面山重重围住，王震部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19日，王震召集各级干部召开会议，号召大家“无论遇到何等险恶的局面，都要坚决打出去”。会后，他走到队伍前面，双眼带着坚毅的光芒望向全体将士，大声问道：“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想把我们困死、饿死、消灭在这八面山里，你们说该怎么办？”战士们声如洪钟，整齐地答道：“坚决打出去！”“对，我们要打出去！任何敌人都占不了我们的便宜！”王震挥舞拳头，饱含深情地激励大家，“哪怕环境再艰险，斗争再残酷，我们也要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我们也要坚持干到底！”次日，部队在猎户的带领下，循小路，沿陡壁，越深沟，在几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情况下，战胜十几倍敌军的前堵后追，顽强地冲出了八面山。

26日，部队来到湘粤赣边的五岭山区。为了尽快摆脱追敌，与东江纵队会合，王震率部以极大的毅力，忍着极度的饥饿和疲惫，越过五岭山帽子峰，进入粤北南雄县境。然而，敌军始终咬住不放，不仅切断了南下支队与东江纵队会师的道路，还将南下支队再次逼入山中，围困起来。

此时，王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他从侦察队处得到一份繳获的敌人密信：“从南雄至始兴一线，国军已周密布置就绪，待王震部来，即全歼之。”为了摆脱不利态势，王震等人请示中央：“我们对会合广东力量的中央指示，是抱极高热情和决心去执行的，但是一切客观情况对我极为不利。故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20天行程可达湘鄂边。”29日，王震接到中央同意北返的复电，便立即率部冲破敌人封锁，踏上北上的征程。

9月26日，王震率部到达鄂豫皖边区，渡过长江。10月3日，部队再次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从延安出发，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南征北返，遭到国民党军7个军15万人，在2000余里战线上的大规模围追堵截。他们在艰险的环境中，不惧牺牲，英勇向前，途经8个省份，跨越半个中国，行程2万余里，先后突破敌人100多道封锁线，进行大小战斗300多次，于1946年秋胜利返回延安，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谱写了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被誉为“第二次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