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伯格法院的历史贡献

刘灏

摘要：1969年至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处于伯格法院时期。伯格法院延续了司法能动主义的精华，在众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第一，捍卫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障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第二，支持女性堕胎权，保护女性合法权利；第三，限制总统特权，保持政体稳定；第四，促进种族融合，维护黑人教育权；第五，限制逆向歧视，维持种族团结。

关键词：伯格法院；司法能动；历史贡献

1969年，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退休，尼克松总统任命沃伦·伯格接替他成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由此进入伯格法院时期。

尼克松任命伯格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意图在于“纠正”沃伦法院的“过度行为”，试图控制住最高法院内部逐渐膨胀的司法能动主义。不过令尼克松失望的是，这一举动并没有摧毁沃伦法院所取得的成果，相反伯格法院延续了司法能动主义的精华，在众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第一，捍卫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障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伯格法院的判决支持了《纽约时报》的立场，维护了反对事先限制媒体的这一原则。尽管九位大法官的意见书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得对言论自由施加事先限制”。此外，本案还有着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反战方面，本案使得反战运动者的意志更加坚定，同时政府在战争鼓舞方面也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三权制衡方面，更是打击了二战后日渐强大的总统行政权，巩固和发展了美国的政治体制。

第二，支持女性堕胎权，保护女性合法权利。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关于孕育中的婴儿是否属于完整的人，堕胎行为是否属于剥夺人的生命权，在美国一直争议不断。在“罗伊案”中，伯格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支持了妇女的堕胎权，法官们在受理本案的过程中，援引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案”，认为妇女是否选择堕胎，这是妇女天生的隐私权，不得侵犯。这一权利虽然在《权利法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却是暗含其中的。此后，反对该案判决的运动持续不断，但是时至今日，判决结果依旧没有被推翻。该案维护了女性的堕胎权，主要是出于对女性身体健康的考虑，实际上也是当时社会上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的反映。虽然此后，伯格法院在堕胎案件中的态度有所保守，但是所确立的先例不会被轻易推翻。

第三，限制总统特权，保持政体稳定。在美国，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且还是军队总司令，权力巨大。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总统权力进一步扩大。在经济上，总统进行直接干预，此后的历届政府都继承了罗斯福的政策，扩大经济干预的规模。此外，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立法权也部分转移到总统手中，“国情咨文”、“经济报告”等成为国会立法的指南。最后，虽然宪法规定宣战权属于国会，但是二战后的历届总统认为，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总统具有派兵作战的权力。二战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在国会未批准的情形下发生的。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大，到尼克松时期达到顶峰，此时的总统滥用权力，特别是战时权力和保密权力，因此被人称为“帝王般总统”。在“尼克松案”中，最高法院否决了尼克松要求扩大行政权的行为。虽然案件中，最高法院第一次承认了总统行政特权的存在，但是并不适用该案。因此，最高法院解决的是一场“宪政危机”，其判决结果很好地维护了美国200多年的三权体制。

第四，促进种族融合，维护黑人教育权。沃伦法院在“布朗案”中，宣布终结南部各州学校的种族歧视，但是此后各州并没有完全实行最高法院的判决，种族融合进展缓慢。在“斯旺案”中，伯格法院认为北方学校的种族隔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人和白人分局的模式造成的，因此主张改划学区。最终伯格法院全票通过，认为最高法院应在学校融合过程中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伯格法院关于“斯旺案”的判决促进南方各州废除种族隔离的行动，并开启了最高法院运用命令使用校车取消种族隔离的先河，成为了废除种族隔离措施的有一个里程碑。该案的判决赋予了法院广泛的救济权，“布朗案”的精髓被延续。

第五，限制逆向歧视，维持种族团结。“肯定性行动”是指政府采取某些照顾性补偿措施，以照顾弱势群体的行动，但是这项措施，往往会损害强势群体的利益。在“巴基案”中，伯格法院的最终判决使得巴基顺利进入學校，虽然学生入学必须考虑种族因素，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优先考虑的条件。伯格法院在该案中的判决实际上是对美国民权运动的矫枉过正，在不损害少数族裔权利的前提下，使得之前过分激进的民权运动能够平缓下来，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宪法的精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年经典判例选读》，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

[2]范进学，《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3]刘文涛，《美国首席大法官》，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4]任东来等，《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

[5]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

[6]（美）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