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分析

李智明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北京100089）

一、问题的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由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虽是作为对拉美经济发展中遇到瓶颈而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形象化描述，这一提法在中国学界也有不小的影响，根源就在于中国经历改革开放高速增长后增速逐渐放缓，开始由高速增长转为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尤其是改革步入“深水区”后形势变得严峻，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学界对中国会落入“陷阱”的担忧，甚至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关乎其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顶级真问题”。

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现，基于中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潜在风险的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些研究通过定性或者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究中国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共性“证据”，并结合国情和国外经验提出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现今，中国虽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表象上有很多相似，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经济体在其所处不同时期都会有类似问题，那岂不是这些问题都可用“陷阱”解释？因此，笔者力图从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实质原因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双重视角出发，探究“陷入”和“跨越”陷阱的诱因，而后对中国落入“陷阱”的风险进行评价。

二、影响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陷阱”成败的根源

有的学者基于一个或几个落入“陷阱”的共性特征得出其跨越失败的原因，并进而推断为普适性的跨越失败的根源，有的学者则从成功跨越“陷阱”国家的特征入手，以求从成功国家中发现规律。笔者认为，从单个角度分析不够全面，“陷阱”并非是后发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发展的“魔咒”，事实是早在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初就已经奠定了其后面能否跨越“陷阱”的某些“基因”，“基因”既是跨越“陷阱”国家必备的成功要素，亦是落入“陷阱”国家决定性的压制条件。

（一）条件之一——是否具有扎实的产业结构

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一直被作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中则也受到“拉美陷阱”的不少影响。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走“外部主导型”的开放模式。这在低收入阶段或者中等收入阶段初期，对输入国经济带动作用明显，但产业结构缺陷也会随此过程逐渐显现。比如，巴西就通过进口替代战略追求快速的技术变革；马来西亚则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和技术，快速向工业化过渡。但他们在经过短期快速增长后，都又很快陷入了突破的瓶颈，根源就在于过度依赖外部助力，而没有加速自身产业结构调整。

从传导机制看，外资和技术带动经济增长，进而提高整个国民收入，但输入国产业结构却没有随着外资和技术的投入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可以明确的是外资和技术的增加必然会在某个时间段接近恒定区域或者到极值位置后开始出现减少，而输入国由于自身产业结构的缺陷不足以与外资和技术的输入带来同样的经济增长，输入国经济就会陷入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的窘境。反观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韩国也是通过技术引进促使经济快速发展，其更有效地利用了引进技术推动本国战略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大变革，于1994年跨入了高收入阶段。虽之后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但其发展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国际经济地位也很坚实，这都与其雄厚的产业实力不无关系。

笔者认为，存在产业结构“基因缺陷”几乎是必然导致“落入陷阱”。2011年，委内瑞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杨忻仁，2014）将其归结为查韦斯主政后，一改之前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理念，推动国有化发展、纠正市场化偏差，倡导新增长方式，实现了委内瑞拉经济的跨越。但查韦斯执政期间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石油出口占政府收入的比例由最初七八成到后期九成以上，其他产业严重落后，超九成的食品和日用商品靠进口。产业结构缺陷随着查韦斯时代结束暴露。统计显示，委内瑞拉2016年的通胀率将达到700%，经济仍持续恶化。从现在来看，跨越了“陷阱”又如何？产业结构的缺陷迟早会将其“打回原形”。

（二）根源之二——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弱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带动资本跨境高速流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吸引外资的“繁荣”，不过由于多数资金在资本市场而非实体，而资本快速进出已远超发展中国家风控能力，尽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初始动力，但更多是饮鸩止渴。

20世纪90年代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共同特征是一国政府主动采取的金融政策引发资本市场失控。例如，墨西哥就是因新政府上台后主动采取比索贬值，引发其金融市场混乱。投资者的担忧导致拉美金融市场一片狼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是泰国宣布改固定汇率制为浮动汇率制，被国际资本大鳄做空引发亚洲金融风暴。问题根源在于金融体系风险抵御能力明显太弱所致，这既体现在当局对本国资本市场掌控力弱，也体现在对金融政策调整后果的预判力上。具体表现在：第一，缺乏完善的事前预警与监管体系，现行制度很难形成从预警到加强监管的连贯性。第二，缺乏高效的事后应急机制。对于前者，只要是开放经济的状态下，不论制度的完善与否，都可能会或多或少出现，但后者处理则直接决定着能否扭转危机。

（三）根源之三——是否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经济固然面临深刻结构调整，其背后则是一系列深刻的利益变动和利益调整，需要政治协调、政治吸纳，需要政治决定、解决。政治转型不仅保证了整个国家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旺盛的活力，而且避免了创新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阻碍因素。譬如，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对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弊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变革，或把这种变革降到很低限度。结果是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功能严重扭曲。此外，一些拉美国家饱尝政府频繁更迭和军事政变之苦，每次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都注定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跨越“陷阱”问题不可能只通过经济领域改革消除，原因在于它们涉及政府职能转变、产权关系重构、财产保护与司法公正。即“先经济后政治”的策略逼近临界点后将可能面临来源于政治领域的阻力。不改革，经济增长也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全社会共同进步的经济发展则很难实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大概率事件。

三、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分析

（一）产业结构的风险分析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也日渐显现。首先，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相称。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职业技能的培训滞后，而各个产业的技术发展迅速，从而导致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其次，工业行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目前，正处在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工业领域人工需求能力下降，此外，近些年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也是一个重要诱因。再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强。尤其是为了追求GDP的增速，各地政府盲目扩大投资，实施过度开发，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析

首先，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低。一个重要判断指标就是M2/GDP。M2/GDP指标过高通常反映出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尽管这里面有货币化进程的因素，但M2/GDP持续上升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信贷推动特征，而且信贷资产的运用效率趋于下降，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存在问题。其次，融资结构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中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发展。通常，短期资金靠银行贷款，长期资金靠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但目前中国现状是短存长贷，这很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再次，直接融资体系内结构失调。一是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发展不平衡。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未清偿余额巨大，但企业债券份额却很小。不过，股票市场扩容迅速。二是企业债发展有待加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融资规模仍有待提高。

（三）政治环境的风险分析

对内而言，正是政治环境的长期稳定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稳定的政策环境不仅给本国国民带来信心，也不断地吸引着外资的投资热情，这间接也反映了对中国政治环境的肯定。对外而言，我国积极与世界各国展开经贸合作，为促进全球化进程积极努力，同时也为中国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我国正处在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企业现代化制度改革以及政府简政放权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虽然无法准确预估完成的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轮改革后，中国经济必将又是一次质的飞越。

[1]贾康，苏京春.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问题——基于1962—2013年全球数据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认识[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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