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大陷阱”理论看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逻辑

李鑫

【摘 要】 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的逻辑必然，在于应对“三大陷阱”：一是应对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应对考验政府执政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三是应对外部环境的“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 三大陷阱；全面从严治党；执政公信力

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必然伴随发展的“新常态”，特别是当今中国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崛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关键期，各种随之而来的内外风险隐患的叠加集聚也是必然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前进的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世界上诸多国家发展历程经验表明，当一国人均国民收入达5000美元以上，普遍会遇到西方学术理论上所提出的“三大陷阱”的风险考验：一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等收入陷阱”，二是考验政府执政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三是新崛起国家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西方学理界所探讨的“三大陷阱”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国内外不同的讲话场合中多次提及，可见其重视程度。因此，我们有必要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向纵深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全面从严治党，应对经济改革环境挑战——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之后（人均国民收入4126美元），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轉型、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引发了社会动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国民收入12735美元），从而长期落入难以自拔的一种陷阱状态。按这个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4328美元，进入国际公认的阶段标准线后便开始面临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对话会时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对此，十九大报告精神决胜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到本世纪中叶“新两步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战略规划，都表明我们党是有绝对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之所以有信心就在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因为从既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和失败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政府能否推动改革创新、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个关键因素；而当下我们推动的供给侧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虽然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是乐观的，但是路程依然艰难，那么我们改革进程中最大的绊脚石是什么？曾经全程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设计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坦言：“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多年高速增长过程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仰仗公共权力或资源而获得既得利益的群体，正在考验着中国深化改革的决心。”

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功和经济实力的提升，时代发展到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改革的升级，与过去很大的不同在于，必须与另外一个强大的对手——“既得利益者”做斗争；问题阻力已经由过去的解放思想意识，转换为过去改革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可以说，第二次改革升级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的羁绊。正所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过往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表明，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的初步繁荣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固化的格局，他们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过去具有探索性、过渡性特征的旧体制模式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升级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反映在党执政的层面，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是一个触动既得利益的问题。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多次强调：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十九大报告指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我们党领导改革的方向、立场和原则必须要在啃“硬骨头”的关键“节骨眼”上真正体现出来，必须坚决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必须以人民的获得感来衡量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所以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才能有勇气突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的阻挠。

二、全面从严治党，应对社会内部环境挑战——考验政府执政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4年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明一个观点：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我们党执政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就是，社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同步提高；政府执政公信力的问题，在一些地方领域频频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可见问题一斑。过去发展的现实表明了一个现实问题：经济增长不会必然带来群众对执政党公信力的认同，“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的思路走不长、也走不通。

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回首革命年代，老一辈共产党人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共产党人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然而反观今日，经济腾飞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社会能够凝聚人心的力量却变得日益薄弱。虽然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在于，过去我们在某些领域片面的用经济利益增长取代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两不愁”没问题了，但是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不平衡、不充分。《论语》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群众日常生计的事一旦缺失了公平正义，老百姓就会“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不问青红皂白，一呼百应，甚至效仿钉子户精神，令基层政府疲于应对。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腐败问题交织在一起，极易造成部分群体心理上的一种不平衡感、一种获得感的丧失。假如“共同富裕”的承诺初心成了“画饼”，那么群众就不再与党同心同德，这是当下对我们党执政公信力造成威胁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兰考县视察群众教育路线实践活动时讲：“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

正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这种理念，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雷厉风行地抓作风建设，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解决群众立场的问题；这为我们党应对执政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问题抓住了症结、找准了病根。虽然过去五年来管党治党“八项规定精神”使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但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故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党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所以说解决执政公信力的“塔西陀陷阱”问题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四风”问题必须久久为功，“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绝不能半途而废。

三、全面从严治党，应对国际周边环境挑战——新崛起国家应对外部环境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源于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理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对现存霸权国家构成威胁，而现存霸权国家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二者之间的竞争、摩擦与对抗的加剧，战争往往变得不可避免。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大国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之中，有12组国与国间陷入了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

现如今，中国正从大国走向强国，“树大招风”的效应在国际上日益显现。西方学者一直有这样一种论调：如果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迅速崛起的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传统强国日本等国之间的战争似乎“难以避免”。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西雅图市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宣告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的和平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美国政府无论是过去奥巴马时期，还是现在的特朗普执政时期，都持隔阂戒备的敌对态度，见面会谈一套，背后另一套。这实质是由自大资产阶级执政的阶级本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狭隘性所决定的，也是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崇尚力量竞争的文化基因所导致。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环境必然要求我们的国防既能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更要打赢可能爆发的局部战争。

党的十九大报告讲明：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要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的第三年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军队的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进行革命性的重塑，成立了全新的五大战区。这一系列重大举措的意义在政治站位高度上讲，就是要明确党来指挥枪的问题，让军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因为“军队的腐败意味着战争失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继续纵深全面从严治军，杜绝军队的腐败变质，保证军队有打胜仗的战斗力。严明党纪军纪才能显示我们的军威，才能抵御西方恶势力挑起的战争冲突。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没有硝烟的战争”。现在“和平演变”已经隐蔽巧妙地披上了“学术文明”的外衣来掩盖政治图谋，打着探讨“学术自由”的旗号进行西式自由民主文化的渗透，诱惑我们的党员干部、国企领导、甚至不少学者丧失政治鉴别力；误认为西方的月亮是圆的、中国的月亮是缺的，对中国的社会现实看不惯，进而成为思想上的俘虏；甚至个别人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自觉不自觉地用党的资源反党，用体制内的资源反社会主义体制，彻底掉入“和平演变”分化人心的政治陷阱中。这几年吃里扒外“砸锅党”的自由言论、搞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不在少数，实质上背后都有“美元”图谋在支持。所以面对这些外部安全形势，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不断强化思想建党。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把我们的党锻造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有效抵御敌对势力各种政治阴谋手段的入侵。

总之，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是，“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十九大之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就必须重整行装再出发，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坚定不移地抓下去。

【参考文献】

[1] 张成香，冯夏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综述[J].西部学刊，2018（4）.

[2] 王岐山.坚持高标准 守住底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N].人民日报，2015-10-23.

【作者简介】

李 鑫（1980—）男，山东淄博人，硕士，中共淄博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