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基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依据归因理论构建了内外因作用机制，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内因机制中女性、高龄、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触网难问题最为突出；外因机制中家庭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影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老年人触网难度越大，拥有中等规模朋友圈的老年人触网概率最低。基于此，建议社会（社区）、生产厂家和家庭成员三方通力合作，为老年人共享网络、信息化福利创造便利条件。

关键词：归因理论；接入障碍；内部因素；外部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5-007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5008

收稿日期：2017-12-26；修订日期：2018-06-19

作者简介：彭青云，法学博士，江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A Study on the Barriers of Internet Access for the Urban Elderly

PENG Qingyun

（School of Law，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fourth survey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Chines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factors of Internet access barriers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ccording to the attribution theor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ere constructed.

In internal mechanism： The women aged 80 years above， the poorly educated elderly were faced the most difficult in

accessing to the Internet； In external mechanism：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way of living influence the Internet use of the elderly， the lower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elderly， the lower probability of network contact. Based on thi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ociety （community）， manufacturers and members of family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convenient conditions for the elderly sharing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benefits.

Keywords：attribution theory；barrier factors of Internet access；the Internal factors；the external factors

一、引言

2017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40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占48%[1]，据此推算我国目前拥有老年网民3600万人；相比2010年CNNIC第26次报告，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仅占2%，總人数仅为840万人[2]，我国老年网民人数有了飞速增长，7年时间增长了35倍，但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上网人群，老年网民人数较少、比例不高的现状值得关注。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美国老年人中的网民比例从2000年的14%飙升到2010年的70%，2012年这一数字开始稳定下来

，

保持在70%左右，呈现饱和状态。未来30年，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会不会同样呈现出美国当前的情况，老年网民人数剧增并最终达到饱和。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形势和年龄推算是很有可能的，目前我国网民中72%是10—39岁的年轻群体，而该年龄段的人群近百分之百都是网民，30年后该

人群进入中老年人行列，只要他们保持当前的上网习惯，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网民数量和比例一定相当庞大。

但目前老年人依然面临“触网”难的问题，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重重，老年网民数量少、比例低的现状将会长时间持续。老年人触网难不仅不利于老年人融入社会，不利于其共享高度信息化社会带来的红利；而且在家庭结构小型化，老年独居家庭和空巢家庭比例不断增多的社会转型背景下，还将导致老年人与子女远程交流困难。因此要让老年人共享信息福利，增加老年人上网率的关键

就是克服阻碍老年人触网的诸多障碍，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融入信息社会。

二、文献评述

老年人作为当前互联网使用率最低的群体，其上网比例低、触网难的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关注。

许肇然认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影响因素研究是当前老年人互联网行为研究的重点之一[3]，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卓（Choi）博士认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是生理、心理等身体内部属性以及社会外部环境属性综合作用的结果[4]。

影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内部因素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人口属性、身体健康和心理因素三方面。①人口属性。程瀛、张硕、吴新慧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于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存在显著影响，女性互联网使用率低，高龄和低教育水平的老年人是互联网接入障碍最大的群体[5-7]。②身体健康。潘（Phang）、查尼斯（Charness）、麦克诺奇（Mcconnaughey）、瓦格纳（Wagner）研究认为，身体健康水平的下降和老年期残疾阻碍了老年人互联网的接入[8-11]；王萍、张硕、陈勃研究发现，老年期关节炎、风湿病等疾病引起的手指关节灵活性下降会导致操作鼠标困难，眼睛晶状体浑浊引起的视力下降将导致注视电脑屏幕困难[6，12-13]。

③心理因素。许肇然、布朗（Browne）、郑钊权研究表明，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上自我效能感低下、信心不足，多数老年人具有互联网使用技术焦虑，以及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结果预期不明朗等特征，这些心理因素都阻碍了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3，14-15]。

影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外部因素可概括为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①家庭方面。罗素（Russell）、程瀛、谢祥龙等研究认为，居住方式、婚姻状况、配偶支持、子女支持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有显著影响[5，16-17]。②社会方面。高颖、陈勃、程瀛、吴新慧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水平（家庭收入或老年人个体收入）、社会支持（朋友圈的大小、朋友特质等），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社会地位、社会参与程度等都会影响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

[5，7，13，18]，通常认为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群体其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地位更高，社会参与程度更高，朋友圈更大。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接入是社会分层的标准之一，邱林川将老年人归为信息中下阶层，老年人在信息社会的地位更低[19]。

总之，目前关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影响因素的研究

视角零散且无章可循，缺乏一个综合的分析视角。本文综合了国内关于互联网使用的人口、生理、心理以及家庭与社会的研究视角，试图辨析阻碍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真实作用因素，引入的内外因分析视角是本文最大的特色之处。

三、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

数据来源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时点为2015年8月1日0时。调查对象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港澳台地区除外）的60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调查的内容涵盖基本状况、家庭状况、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九大方面。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最后阶段等概率”抽样设计，

采取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范围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样本涉及466个县（市、区）。样本规模为22368 万份，抽样比约为10‰，实际回收样本22270万份，有效样本为22017万份，样本有效比率达到988%。

问卷在“精神文化生活状况”部分调查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有效样本22017万份，使用互联網的有1118万份，占比为5%，这与CNNIC 2017年第40次报告的老年人网络使用率48%非常接近，说明该调查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只选取城镇老年人作为分析对象，因为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极低，样本数量非常少，目前研究意义不大。另外本文选取的是长表数据，因为只有长表调查了详细的家庭、社会以及心理情况，本次调查长表一共有2020个样本，删除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有2009个，经常上网的有466人（232%），不经常上网1543人（768%）。

2.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

文章主要探讨老年人对触网行为的作用因素，对应调查问卷上询问了老年人“您是否经常上网”，以此测量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行为是处于接入还是非接入状态，即触网和未触网状态，回答为“否”（未触网）的赋值为0，回答为“是”（触网）的赋值为1，为二分类变量。

图1归因理论视角下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因素图

（2）自变量。

社会心理学家海德（Heider）首创的归因理论认为，观察者通过评价和预测人们的行为，进而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过程进行推断和做出因果解释，以达到控制环境和行为的目的[20]。该理论将人们行为的原因归纳为内部原因（属性归因）和外部原因（情境归因）两种。内部原因指个体自身所具备的、促成其行为表现的品质和特征（人格、情绪、心境、动机、欲求、能力、努力等），外部原因指个体自身以外的、促成其行为表现的条件及影响（环境条件、情境特征、他人的影响等）[20]。根据归因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内外因作用模型探讨老年人触网难的问题，

人口属性、躯体健康和心理素质可以归为内部原因。人口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等方面，躯体健康选择了与互联网使用相关的自评健康、照料情况、视力三方面，心理素质选择了老年人个性和生命观；外部原因包括家庭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家庭因素选择了子女数、居住方式、配偶情况；社会经济方面选取了政治身份、朋友圈、技术职称、社会保障、个人收入、社会参与六个方面。详见图1。其中，

变量类型和变量赋值请参照表1。模型分析时分类变量参照组设定为第一组。

3.分析方法与策略

本文利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首先

描述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的内外因素分布及其相关关系。其次进行模型分析，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依据内外因作用的不同分别构建三个回归模型。模型1分析了老年人自身内在属性对其互联网接入的影响；模型2考察了家庭、社会等外在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作用；模型3同时纳入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考察在控制其中一个因素的前提下，另一个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作用的净效应。

四、分析结果

1.描述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触网与否的两类老年人群体之间差异较为明显，卡方值检验结果表明，所有人口、健康、家庭、社会等内外部因素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首先从内因方面看：①人口特征。性别因素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有较大的相关关系，男性互联网接入比例（314%）明显高于女性老年人（162%），是女性老年人的两倍，说明女性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大于男性老年人。文化程度上，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明显提升，从未上过学的老年人仅04%上网，小学的有64%上网，初中的有259%上网，高中的有370%上网，大学及以上文化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高达到600%。文化程度低下是阻碍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关键性因素。户口方面，农业户口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48%）明显低于非农户口的老人（279%）。②躯体健康。从自评健康看，健康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262%）高于一般（236%）和不健康（103%）的老年人。从照料情况看，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85%）明显低于不需要照料的老年人（250%），仅为其1/3。视力清楚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为289%，视力一般的为158%，视力不太清楚的为105%。③心理健康。从老年人个性上看，不太开朗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242%）略高于开朗的老年人（239%），个性抑郁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最低，为114%。从生命观看，认为有权放弃自己生命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最高，为263%，其次是珍惜生命的老人，为247%，最后是顺其自然的老人，为183%，说明权利意识较高，即认为对自己的生命有主宰权的老年人、积极乐观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较高。

其次从外因上看：①家庭因素。上网老年人的平均子女数（18个）明显低于不上网的老人（26个）。从居住方式看，独居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最高为463%，仅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为440%，与子女同住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最低，仅为122%，与其他人（保姆等）居住的老人互联网接入比例为280%，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最低的现象值得关注。从配偶情况看，有配偶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为265%，明显高于无配偶（140%）老人。②社会因素。政治面貌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有较大关系，党员互联网接入比例（420%）明显高于非党员（170%）。朋友圈的朋友数量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关系不显著。有专业技术职称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为476%，高于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老年人（144%）。从收入水平看，上网老年人年均收入（95540元）明显高于不上网老人（34302元），是不上网老年人的28倍。从社会保障水平看，社保收入越高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越高，社会保障月收入200元以内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为44%，社会保障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互联网接入比例高达459%。从社会参与看，积极参与社会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更高，为257%，不参与社会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比例为208%。

2.回归模型结果

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可以了解到，老年人互联网接入与否与18个影响因素都有显著相關关

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18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效果，本文将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深入探讨内外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具体影响和作用方向。

表3展示了内外因单独和综合作用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模型1为

仅纳入老年人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模型2单独探讨了外在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影响。模型3考虑了内外因的综合效益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影响。三个模型代表解释度的Nagelkerke R2从0361上升到0451，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越来越强，模型3解释了45%的影响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因素，-2LL值从模型1的16275降到模型3的14640，说明模型拟合度越来越好。

模型1内因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口、自评健康、视力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有显著作用。具体表现为，相对于女性老年人而言，男性老年人接入互联网的概率更高，男性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女性老年人15倍。文化程度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影响非常显著，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越大，其中，文化程度在大学及以上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文盲的1937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的是742倍，初中文化程度的是435倍，小学文化程度是113倍，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明显快速提升，文化程度低下是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主要障碍。从户籍性质看，农业户口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要低于非农户口的老年人，仅为其一半。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不健康老年人的14倍，说明健康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更高。视力不太清楚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视力清楚的9/10，视力清楚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更大。内因中需不需要照料、个性是否开朗、是否珍惜生命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2家庭方面，子女数量和居住方式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子女个数每增加一个，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发生比是原来的06倍，说明子女数越多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越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有显著作用，相对于与保姆同住等其他居住方式的老年人而言，仅与子女同住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发生比降低05倍，独居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发生比提高22倍，与子女同住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最低，独居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最高。是否有配偶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影响不显著。社会因素方面，政治面貌和专业技术职称、个人收入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有显著作用，具体表现为党员互联网接入发生比是非党员的15倍，有技术职称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发生比是无技术职称的19倍，说明无技术职称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更大。收入水平越高，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越高，收入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发生比是原来的19倍。朋友圈、社会保障水平、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3考察内外因共同作用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从模型结果看，内因的人口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的视力，以及外因中家庭因素（子女数、居住方式）和社会因素（政治面貌、朋友圈、技术职称和个人年收入）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

男性互联网接入是女性的14倍。年龄每增加一岁，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发生比降低01。文化程度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影响非常显著，上过大学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文盲的386倍。此时户籍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影响不再显著，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和社保差异显著，因此收入和社保等外因的加入稀释了户籍的解释力。身体健康方面，

视力不太清楚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视力清楚的06倍，接入概率更低。自评健康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影响不再显著，可能是外因变量的加入稀释了自评健康的解释力度。心理健康方面，老年人的个性和生命观等心理健康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作用依旧不显著。家庭特征方面，

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发生比降低02。相对于其他居住方式（与保姆同住等），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发生比降低05。社会因素方面，

政治面貌是党员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非党员老年人的13倍；拥有3—10个朋友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拥有0—3个朋友的07倍，说明朋友圈更小（0—3个）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上网；有专业技术职称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无专业技术职称老年人的14倍；个人年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原来的18倍，收入越高互联网接入发生比越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归因原理出发，构建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内外因分析框架，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探讨了当前信息化社会中老年人触网难、互联网接入障碍重重的原因，

得出以下结论。

1.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内在能力不足，如年龄障碍、知识障碍、健康障碍大

相对于男性和低龄老年人，女性、高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概率更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是互联网使用的最大障碍群体，我国目前587%的老年人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CNNIC 2017年第40次报告显示“不懂电脑/网络”和“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对于非网民的老年群体而言，在面临信息障碍之前，首先面临的是文字障碍，其次就是手机和电脑使用障碍，对文字的不识别导致对网络语言和标识的识别困难。高龄老年人往往伴随视力下降和身体失能残疾，

从而造成

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难度较大。虽然模型中老年人自评健康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没有显著作用，因为年龄的作用稀释了健康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往往伴随视力下降和健康恶化，都会阻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健康恶化导致触觉下降，身体（尤其是手指）灵活性降低，对于需要用手指点击鼠标和敲击键盘的上网活动，则很难开展和进行。

2.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家庭支持不充分，如子女对老年人上网的家庭支持不充足

相比其他家庭结构类型，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概率最低，子女数越多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概率越低，说明有子女在身边的老年人更不愿意接触互联网。潘（Phang）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上网多是为了获得情感支持和交流[8]，有子女在身边的老年人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情感支持和交流的机会，進而降低了互联网接入意愿。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可能需要帮忙照料孙子女、做家务，没有多余的闲暇接触互联网，从而降低了互联网使用率。而且，一些高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主要是为了获取方便及时的照顾，其身体多处于失能、半失能状态

互联网使用率自然更低。

3.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社会经济障碍较大，如收入水平低下阻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

社会经济特征的收入水平、专业技术职称、政治身份等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有着显著作用。经济收入越高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高，有专业技术职称、是中共党员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概率更高。该结论进一步表明了以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的合理性。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率低是社会经济状况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越大，从交叉结果看，这些经济收入低、无技术职称、没有加入中共党员队伍的老年人，其文化程度也较为低下。因此，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情境属性综合作用，共同导致了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难的问题。

4.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外部动力不足，如拥有紧密中等朋友圈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低

相对于拥有0—3个朋友圈的老年人而言，3—10个紧密朋友圈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概率更低，拥有10个以上松散朋友圈的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作用不显著，说明拥有中等紧密朋友圈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概率更低，这个朋友圈指经常来往的亲属和朋友，说明紧密的熟人交际圈会阻碍老年人互联网接入。老年人的朋友更多是同龄人，身边同龄老年朋友绝大多数不上网，受朋辈效应的影响而相互间都不使用互联网，说明老年朋友圈形成的老年亚文化群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

未来，随着独居、与子女分开居住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为了获得情感交流机会而主动触网的会更多，触网意愿将更加强烈。同时，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普及，未来进入老龄社会的老年人文化程度也会不断提高，一部分老年人将通过使用具有语音、符号和指纹识别功能的老年专用机，克服文字识别障碍而顺利使用智能产品，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必将越来越高。文章目前只分析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中面临的第一道难题——触网难问题，为探讨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行为开了个头，为了促使老年人成为互联网的深度用户，提高使用频次和拓宽使用功能，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关注老年人互联网深度使用功能（手机支付、智慧养老等）。

总之，

如何促进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是今后老年社会工作面临的难题。社区和老年大学应该多举办智能手机或电脑培训班，帮助老年人克服触网难的心理障碍；智能设备生产厂家应重点针对老年互联网使用障碍群体，针对女性、高龄、文化程度低、经济收入低和社会地位不高的老年群体，设计专门的用户界面，生产价格适宜、操作简便的老年智能产品；家庭成员应该积极鼓励老年人触网，帮助家里的老人加强互联网各项功能的练习。让更多老年人充分享受互联网和信息化带来的生活便捷和信息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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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