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管与城商行盈余管理影响研究

张利芬

【摘 要】 以中国46家城商行2008—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對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分别考察了资本压力、政府股东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资本压力对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存在调节作用；（3）政府股东对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研究揭示了女性高管比例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非对称影响，为不同股东背景的城商行在面临不同的资本压力情境时，合理引入女性高管、改善治理架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女性高管； 盈余管理； 资本压力； 政府股东

【中图分类号】 F275；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9-0069-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 1-2 ]，而盈余管理的利己性和隐蔽性，会威胁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加剧银行风险暴露，同时也会损害中小股东对银行真实财务信息的知情权。近年来，随着女性角色在商业领域的崛起，探讨女性高管与盈余管理间相关性的研究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梳理国内外文献可知，女性高管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主要观点有：

一是女性高管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根据生物遗传学的观点，女性和男性的性格差异主要来自于遗传特征的变化，而这种遗传上的变化让女性在面临不确定的选择时会显得更为谨慎、保守和道德，而谨慎、保守和道德的女性特质会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部分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女性特质假说”。例如Arun等[ 3 ]以英国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女性高管与企业盈余管理策略的关系，研究发现拥有较多女性高管、女性独立董事的企业有更高的概率去采用限制盈余管理的策略。Luo等[ 4 ]以中国上市企业2000—2011年的混合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发现董事会性别多样性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机制，即女性董事的参与会遏制企业的真实活动操作，从而为利益相关的股东提供更高质量的企业盈余报告。

二是女性高管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在当前的企业管理层中，女性高管的数量仍远低于男性，即使女性高管内部达成一致，也难以对抗数量占优的男性高管的决策意见。随着女性高管数量的增加，企业管理层内部分歧会进一步加深，部分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女性分歧假说”。例如周泽将和修宗峰[ 5 ]以中国A股上市企业2007—2012年间的混合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发现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女性关键高管调节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是女性高管对企业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在早期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样本的实证研究中，有相当部分结论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高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无特殊性。例如张会丽等[ 6 ]以中国1998—2006年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盈余反应系数、盈余稳健性、盈余平滑度以及持续性等刻画企业盈余质量的系列指标，检验发现女性高管对企业盈余质量并无显著影响。Ye等[ 7 ]以印度尼西亚30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女性CEO、女性董事和女性审计委员对企业盈余管理均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女性高管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上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以下缺憾：一是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高管与盈余管理间关系的文献稀少；二是对女性高管与盈余管理间关系的调节项研究不足；三是多数文献只关注到女性高管对盈余管理的线性影响，忽视了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管理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中国46家城商行2008—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分别考察了资本压力、政府股东的调节效应。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一是丰富了女性高管与商业银行盈余管理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二是揭示了资本压力、政府股东对女性高管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三是发现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揭示了女性高管比例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非对称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女性高管与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关系

领导风格理论认为，由于性别特质的差异，男性高管与女性高管的领导风格截然不同，男性高管对自己的决策更为自信，领导风格偏向“专制命令型”，而女性高管擅于倾听他人意见，领导风格偏向“民主参与型”。因此，女性高管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关系，可能是以管理层不同性别的领导风格差异作为传导媒介的。

临界状态理论认为，当组织内部的少数派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对组织内部的影响将发生实质性改变。据此，分析女性高管比例在临界点前后对城商行盈余管理造成的可能影响：（1）当女性高管比例低于临界点时，女性高管无法在银行的经营决策中获取充分的话语权，其在公司治理中往往扮演跟随角色，此时高管层的领导风格主要由男性高管决定，即低比例的女性高管在话语权不占优的情景下，一般会选择顺从和忍受男性高管“专制命令型”的领导风格。已有研究表明，与女性高管相比，男性高管有更强的利己动机去进行盈余管理的操纵[ 8 ]。因此，在女性高管比例低于临界点的情景下，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只会增强其顺从男性高管的倾向，从而使盈余管理的阻力不增反减。（2）当女性高管比例高于临界点时，其对管理层的领导风格可能会产生实质影响，即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管理层的领导风格将更偏向“民主参与型”。此时，女性高管可以在银行的经营决策中获取较为充分的话语权，且女性高管比男性高管具有更高的道德意识，决策也更为谨慎稳健[ 9 ]。因此，在女性高管比例高于临界点的情景下，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会抑制城商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存在倒U型关系。

（二）资本压力的调节作用

当前制约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核心是资本不足。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监管部门要求的资本充足率之间的差距会引起监管部门的更多关注。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不到监管要求时，监管部门一般会采取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银行所面临的压力将更大；相反，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监管要求时，监管部门则会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措施，银行所面临的压力较小。已有研究表明，外部监管机构更高的监管频率和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10 ]。据此合理推断，银行资本压力的不同会引起监管部门对其监管强度的差异，进而可以调节女性高管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即当女性高管比例低于临界值时，资本压力会缓释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负面作用；当女性高管比例高于临界值时，资本压力会削弱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正面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资本压力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

（三）政府股东的调节作用

受政府权威和政治关联等因素影响，在其他约束条件相同的情景下，有政府股东背景的商业银行所承受的监管压力会小于没有政府股东背景的商业银行。已有研究表明，外部监管机构更高的监管频率和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据此合理推断，政府股东可以调节女性高管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与非政府股东相比，当女性高管比例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股东会放大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负面作用；当女性高管比例高于临界值时，政府股东会增强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正面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政府股东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描述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2016年的城商行为研究样本，通过收集城商行公布的年度报告，经手工录入并整理后共筛选了46家银行的351个样本。其中，样本银行的高管特征和股东特征的数据全部来自于对城商行年报的手工整理，样本银行财务数据的第一来源是对城商行年报的手工整理，部分年报缺失的财务数据从WIND、BANKSCOPE等数据库补齐，宏观经济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二）变量定义

为构建实证检验假设1、假设2和假设3的面板数据模型，需要对模型所需的变量或代理变量进行如下定义：

1.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

与一般企业不同，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特殊性：盈余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即业务经营特殊的商业银行的主要盈余管理对象并非是应收账款等应计项目，而是贷款损失拨备、不良贷款额等项目；盈余管理工具的特殊性，即除对可控应计项目的调整外，商业银行还可通过自由裁量贷款损失拨备、资产评估、利用衍生工具[ 11-12 ]等多种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动机的特殊性，即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目的一般是防范坏账风险以及平滑银行利润。

由于业务经营的特殊性，修正琼斯模型在测算商业银行盈余管理时具有明显的非适应性。结合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特殊性，并借鉴龙云飞[ 13 ]、朱文莉和宋佳[ 14 ]对修正琼斯模型的改进思路，本文对修正琼斯模型做如下适应性改进：（1）引入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以避免单一考虑固定资产时对商业银行盈余管理造成的高估。（2）引入前一期的资产收益率，以充分考虑商业银行前一期盈利状况对当期利润平滑的影响。（3）引入应计利息变动，以替代原有模型中的应收账款变动。（4）引入坏账准备变动，以适应商业银行自由裁量贷款损失拨备的盈余管理行为。改进后的修正琼斯模型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步：构建如下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的回归参数。

第二步：将第一步得到的回归参数代入以下方程，得到不可操纵应计利润NDA。

第三步：总应计利润减去不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得到可操纵应计利润，即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程度。

其中，TA表示商业银行的应计利润总额，A表示年末总资产，？驻REV表示当年利息收入与上一年利息收入的差值，？驻REC表示当年应计利息与上一年应计利息的差值，？驻RBD表示当年坏账准备与上一年坏账准备的差值，PPE表示固定资产净值，IA表示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ROA表示资产收益率，NDA表示不可操纵应计利润，DA表示可操纵应计利润。

2.女性高管比例的代理变量

商业银行的女性高管人数与全部高管人数的比值，即为女性高管比例（NGB）。

3.资本压力的代理变量

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核心约束是资本不足，其承受的资本压力主要来自于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CAR）与监管部门要求的资本充足率（CAR*）之间的差距。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不到监管要求时，监管部门一般会采取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银行所面临的压力将更大；相反，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监管要求时，监管部门则会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措施，银行所面临的压力也较小。

根据上述商业银行的经营实际，构建资本压力变量（ZBL）如下：

ZBL越大，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越大；ZBL越小，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越小。

4.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国内外现有研究，并结合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实际，分别在银行层面和宏观层面设置控制变量。在银行层面设置的控制变量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银行规模、存贷比，在宏观层面设置的控制变量包括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重。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即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在模型中添加女性高管比例的二次项，形成模型（1）如下：

DA=？琢0+？琢1NGB+？琢2NGB2+？琢3Control+？着 （1）

为了检验假设2，即资本压力是否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在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资本压力这一调节变量，形成模型（2）如下：

DA=？琢0 + ？琢1NGB + ？琢2NGB2 + ？琢3ZBL + ？琢4NGB×ZBL +

？琢5NGB2×ZBL+？琢6Control+？着 （2）

为了检验假设3，即政府股东是否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按照是否有政府股东将351个研究样本分为有政府股东组和无政府股东组，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检验。

（四）数据描述

表2给出了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結果。盈余管理程度（DA）的均值为0.0354，标准差为0.0377，最小值为0.0001，最大值为0.2188，表明不同城商行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别较大。女性高管比例（NGB）的均值为0.1365，标准差为0.153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300，表明女性高管在城商行中的比重整体占比不高。资本压力（ZBL）的均值为0.8955，标准差为0.2111，最小值为0.6214，最大值为1.1542，表明城商行整体面临的监管压力适中，但不同城商行所面临的监管压力差别较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GGB）的均值为25.3383，标准差为18.3481，最小值为5.6313，最大值为59.6806，表明城商行整体股权较为集中，且不同城商行之间股权集中情况差别较大。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为0.0132，标准差为0.0039，最小值为0.0022，最大值为0.0232，表明城商行整体的盈利能力尚可，但不同城商行所展现的盈利能力有较大差别。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假设1的实证结果分析

假设1认为，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存在倒U型关系。

表3的假设1部分列示了女性高管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女性高管比例（NGB）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女性高管比例的二次项（NGB2）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当女性高管比例低于临界值时，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会对城商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刺激作用；在达到临界值之后，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才会有效抑制城商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1。

（二）假设2的实证结果分析

假设2认为，资本压力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

表3的假设2部分列示了女性高管、城商行盈余管理与资本压力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NGB×ZB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NGB2×ZBL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资本压力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实证结果的数学意义是：在开口向下的二元一次方程中，二次项系数变大、一次项系数变小，则倒U型图形将由陡变缓。此数学意义背后的实践意义是：当女性高管比例低于临界值时，资本压力会缓释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负面作用；当女性高管比例高于临界值时，资本压力会削弱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正面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2。

（三）假设3的实证结果分析

假设3认为，政府股东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間的倒U型关系。

为了检验假设3，首先按照是否有政府股东将351个研究样本分为有政府股东组和无政府股东组，其次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检验。表4列示了两组的估计结果。

有政府股东组的实证结果：女性高管比例（NGB）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女性高管比例的二次项（NGB2）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NGB×ZB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NGB2×ZBL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资本压力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

无政府股东组的实证结果：女性高管比例（NGB）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女性高管比例的二次项（NGB2）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NGB×ZB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NGB2×ZBL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监管压力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的倒U型关系。

进一步对比两组实证结果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无论是模型（1）还是模型（2），有政府股东组的二次项系数均要小于无政府股东组，有政府股东组的一次项系数均要大于无政府股东组，表明有政府股东组的倒U型结构要比无政府股东组的倒U型结构陡峭。此数学意义背后的实践意义是：与非政府股东相比，当女性高管比例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股东会放大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负面作用；当女性高管比例高于临界值时，政府股东会增强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正面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3。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46家城商行2008—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分别考察了资本压力、政府股东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资本压力对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存在调节作用；（3）政府股东对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研究从领导风格理论和临界状态理论出发，同时以经验数据为验证，揭示了女性高管比例对城商行盈余管理的非对称影响，并分别验证了资本压力、政府股东对女性高管比例与城商行盈余管理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为不同股东背景的城商行在面临不同的资本压力情境时，合理引入女性高管、改善治理架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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