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意象功能探析二:在思想倾向上的功能

2018-12-18 19:10夏侯南希
北方文学 2018年29期
关键词:三言意象功能

夏侯南希

摘要:“三言”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白话小说总集,它“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三言”共120篇,其中的意象数量丰富,形态各异,运用巧妙。“三言”意象在小说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及思想倾向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使小说的文学、美学和社会价值得到增强。通过对小说中出现的意象进行细化分类,阐明这些意象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三言”;意象;功能

二十世纪“三言”研究主要着眼于对编著者冯梦龙的生平、思想,“三言”本事与版本以及文献考证方面的研究。二十一世纪以来,主要集中于情节结构研究,人物形象研究,爱情婚恋研究,社会思潮与市民意识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小说意象研究至今并不充分。原因可能在于意象这一范畴本身有着不易界定的特点,带有多义性的特征。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其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1]这段话谈及了言、象、意的关系,象通过言可以更好地表达意,言通过象也可以更好地表达意,象具有了超越其本身的更加深层的意蕴。“意象”作为一个概念,最早见于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其曰:“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2]这里的“意象”是以“熊糜之象”作为诸侯贵族之高贵尊荣的象征。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真正赋予了“意象”以艺术内涵。刘勰之后的历代文论家也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唐代司空图在其诗论著作《二十四诗品》“缜密”一篇中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4]”。意象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赡,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理论系统。于是,具有强大艺术生长力的意象很自然地与含蓄、朦胧、抽象的抒情性古典诗歌发生了化学反应,意象研究遂成为诗歌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

本文的思路即是,暂且撇开对于意象的内涵和外延的复杂界定,立足文本,从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及思想倾向三个方面来探讨“三言”意象的功能,并对相关意象进行细化分类,实现对“三言”意象研究的有益探索。

一、隐喻自由平等爱情的意象

“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响应李贽的“童心说”,成为晚明主情尚真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因此,“三言”中有许多作品具有歌颂自由爱情,张扬男女平等的思想倾向。作品中的一些意象往往对这一倾向产生了隐喻作用。“花园”意象是其中的典型,在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均有出现,明代汤显祖戏曲《牡丹亭》中杜丽娘家的后花园,清代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即是著名的例子。《警世通言》卷29《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张浩与李莺莺的邂逅之处便是在一座花园内的亭子中。初见之时,张浩整巾正衣,莺莺敛袂答礼,互道来历,彼此一见倾心。莺莺更是一反封建女子含蓄矜持的常态,大胆提出要与眼前人“和睦亲族,成两姓之好”,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后来两人夜晚幽会之地也在花园之中。在封建时代,正厅,中堂常常代表着威严,内中多悬挂着有关封建道德的字画,安置着封建家族的象征物。在这样严肃中正的氛围中,人一踏进门槛自然会觉得拘谨,于是正襟危坐,言语谨慎。贵族女子们自幼生活的地方是自己的闺房,那里如同饲养小雀的金笼,封闭而压抑。相反,花园常常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的,是一个富有诗意和想象力的空间。它蕴含着青春、快乐、自由、觉醒,甚至反叛等诸多因素。莺莺和张浩偶遇于花园,定情于花园,私会于花园。韦勒克说:“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5]“花园”意象隐喻着肯定人欲与宣扬爱情自主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成为自由爱情的象征,具有以情反礼,冲击封建礼教的进步意义。

《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珍珠衫”意象也具有某种隐喻的功能。蒋兴哥在陈大郎处看到了自己送给妻子王三巧的珍珠衫,知道了她对自己不忠,可他却并未用恶毒的手段断其生路,不但让她改嫁,还将十六个箱笼如数搬还给她,表现了他对妻子出轨的理解和宽宥。最后他重新接纳三巧,与她破镜重圆,并把珍珠衫重新赠给她。珍珠衫物归原主隐喻着当时社会已经有了突破狭隘貞操观念,肯定男女平等爱情的思想倾向。

二、指向新兴重商观念的意象

“重农抑商”一直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中,商居其末。古代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常常成为被文人否定的对象。与商业密切相关的金钱也是文人嗤之以鼻、不屑谈论的俗物。战国时期,韩非在《五蠹》中把“商工之民”列为国家的五类蠹虫之一。中唐时期,白居易诗歌《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一句道出了商人的冷漠寡情和金钱的罪恶。元代前期,郑廷玉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更把商人刻画成了悭吝无赖、灭绝人性的吝啬鬼形象。贾仁偶然挖到别人的祖产而致富,“生意就如水也似长将起来”。他想吃烤鸭却舍不得买,伸手放在烤鸭上“着实的挝了一把,恰好五个指头挝的全全的”。回家后每咂一个手指头就吃一碗饭,最后竟因剩下的小指头上的鸭油被狗舔了而气急致死。足见时人对商人讽刺之尖锐。

元代后期,商业繁荣,南北文化交融,思想日趋开放。秦简夫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出现了一个正面的商人形象——东堂老李实。李实并不讳言追求金钱,对于金钱有着积极正确的态度。该剧肯定了商业行为的正当性,饱含了对经商之艰辛的同情。到晚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发生动摇,“重商”风气逐渐兴起,商人地位明显提高。活跃在“三言”中的商人多数已经不是贪婪吝啬、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奸邪小人,而常常具有善良淳朴、正直热心、守信重义的美好品质。在“三言”描写商人和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中,他们的新形象常通过前人避之不及的“金钱”意象表现出来。《醒世恒言》卷18《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小商人施润泽无意中捡到六两多重的银子,心下欢喜,盘算着靠这笔钱添几架织机,发展出一个大家业。但他又推己及人地想到:“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么紧,落得将来受用。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烦恼……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倒得安乐。”作者精心安排拾金不昧的情节,围绕“金钱”意象,真实地描写出施润泽的心理活动,传达出当时一部分商人的“以义为上”的价值观念,进而体现了当时社会新兴的重商思想。《警世通言》卷5《吕大郎完金还骨肉》中的吕大郎偶然拾得二百多两银子,没有将其据为己有,而是主动寻访并随同失主到家还金。后来又用二十两银子,救了一船落水者。“金钱”意象折射出商人形象的改变,后者又直接指向晚明社会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

三、揭露官場社会黑暗的意象

明代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政治危机加剧,明王朝呈现出军政腐败、财政破产的局面,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可一居士在《醒世恒言·叙》中将这种社会局面喻为“天醉”,提出“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的观点。于是,“三言”借助“言”抨击举世浊乱之象,其中就出现了一些揭露官场腐败、社会黑暗的意象。《醒世恒言》卷13《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靴儿”意象值得注意。太尉府中的人未能抓住与韩夫人通奸的孙神通,只找到一只“四缝乌皮皂靴”。府尹由这只靴儿看出破绽,层层追索,最终查出作祟者原是二郎神庙里的庙官孙神通。这只靴儿本来只是为案件侦破提供了一条线索而已,别无深意。但细究其来历,结果是引人思考的。孙神通落下的这只靴儿,原来是道学家杨时从权相蔡京那里得到的馈赠,后来又作为祭品敬献到二郎神庙里的。靴儿的曲折来历,显然讽刺了社会中假道学横行的现象,揭露了道学家虚伪卑琐的真面目。“靴儿”意象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起了隐射作用。

又如《醒世恒言》卷33《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刘贵家被盗的钱是十五贯,陈二姐赶路途中偶遇的男子崔宁卖丝赚得的钱恰好也是十五贯,再加上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结伴同行很容易落人口实,终于因巧成祸。对于这桩祸事的解释看似明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巧合并不一定是发生惨祸的充分条件。临安府中的府尹才是惨祸的直接催生者。他固执地认为世间没有这等巧事,认为男女同行必有奸情,不理睬当事人的申辩,不重事实真相仅凭主观臆断判理案情,技穷时就严刑逼供。府尹的昏聩无能、率意断狱才是造成惨祸的真正原因。“十五贯”意象以表面的“巧”暗示着深层的“不巧”,其意义指向着对当时社会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和昏暗腐败的官场的揭露和批判。

参考文献:

[1]周易·系辞[A].李学勤.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王充.论衡·乱龙[A].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刘勰.文心雕龙·神思[A].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杜黎均.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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