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化解现代化困境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1）

一、现代性的断裂

现代性是基于传统而获得的发展动力，是以传统形态的告别和新社会生活形式的出现为代表的一种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方式有激进的也有递进的，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存在着断裂的现象。但这种断裂现象并未引起人类足够的重视。由于受到进化论在社会领域被长期普遍认同的影响，社会进化论以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作为研究对象，从根本上忽视了各阶段间存在的断裂情况，进而由进化论角度来演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更是从理论上为现代性的断裂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

“与现代性这个概念凸显了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一样，现代化的社会规划也加剧了这一断裂。”①文艺复兴把人从神学的思想锁链中解放出来，这才让人学会从人本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由神学角度到人自身的角度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这划时代的积极意义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包含在现代性里的文化上的断裂。当然现代性的断裂绝非仅限于此。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机器的广泛使用在解放双手的同时，也助长了人类优越性的培养。机器的规模化制造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的征伐进程。取得一次次易举的成功后，滋生出许多疯狂的幻想，这些幻想作用于创新科技这把利刃，使人类忘却了自己的位置，肆虐的疯狂后人类获得从未有过的快感和佳绩。但是在这份骄人的成绩单上，既有人类当下胜利的喜悦，也有未来无限的凄凉。至此，现代性所带来的双重迹象就更为分明了。

（一）安全与信任危机

“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②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毁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现代性的阴暗面的严重性在于它将引发安全和信任的缺席，从而对人类发展造成一系列危机。信任是信心的特殊表现。在既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是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的确证。安全是出于对信任的考量，但信任并不能为安全提供绝对保证。安全就是将一切风险降到最小，而风险作为危险的特殊形式，它的对象不仅是个体的人还有环境。1986年4月26日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核泄漏事件，给狂热核技术分子敲响警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还在，据不完全统计在该事故发生后的15年内约有六至八万人死亡，还有约十几万人不同程度因辐射而遭受疾病的折磨。

“‘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③是许多人都未曾预料到的。战争更加深了人类对于该消极性的认知。当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时，全人类都要为此买单，安全就成为现代性中无法避谈的主题。在现代工业的初期，尚武精神与革新的工业技术有力融合，冷兵器的局限性催生了铜枪铁炮的发明，但这仍并不能满足人类对外扩张的欲求。为此必须要有一种足具威力的东西出现，核武器由此诞生。二战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核武器的可怕程度首次呈现在世人的视线当中。但是核武器的魅力远远超过人类对于苦难的遗忘程度，它就如同圣经里的苹果吸引着人类争相拥有。各国出于各种原因纷纷投入到发展核技术的大潮中，这些原因源于二战后对于自身安全的考量，现代性在某种步骤上强化了现代国家对自身安全的思量。

战争对现代国家的破坏力，让双方基于战后的状况达成一种默契。然而这种默契只会在短时期内调节彼此间冲突，并不能为现代国家提供绝对安全保证，于是信任体系便会失效。而核技术充当起现代国家万能的防弹衣，它满足了现代国家对内对外的某些需求。人类在向外寻找自身绝对安全的同时也走在毁灭自身的途中，这也就是现代社会发展遭遇的困境。

（二）对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社会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现代性的阴暗面效应在现代国家里层出不穷，现代性本身的哲学体系的建构还未完成，大多数现代国家都遭遇了发展过程中的现代瓶颈，从整体上反思现代性是很有必要的。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拘泥于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长河中，过去比未来更为重要。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本身也不断地被重新检验和矫正，从而其特征也不断地在结构上改变着自己。也就是说对实践活动的新认识进行查验实践时也在改造着它本身。现代性造成真理不再具有真理的绝对性，在现代性的维度里真理成了最为普遍且仅确定的事实而已。现代性造成叙事的角度由宏观转向微观，知识趋于碎片化，多元性的知识理念使建构新的知识体系难度加大。

现代性强调理性，而理性的程度要取决于人，那么在现代社会处理自身发展是如何规避这种因人所误导的理性呢？理性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具备制定理性标准的条件？规避理性主体造成的风险如何化解？是依靠个体还是现代国家，显然这都不是最佳的解决途径。要解决这个问题又回归到人自身这一出发点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重大话题。

现代性营造了一种时空分离的现代氛围，在现实与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氛围与过去的传统社会相比无疑是进步的，但是这种时空分离的脱域后果所带来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表现在越演越烈的时空分离会使人的主体性丧失，存在感变为一种符号或者一串号码，这显然与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所宣扬的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建构相背离，成为解构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对于解决人类整体性的问题造成冲击。

（三）后现代性的回归路向

对于现代性阴暗面的反思又使人类将希望寄托于后现代性的实现上。对于后现代性的界定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鲍曼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状态。M·费瑟斯通将后现代性定义为现代性阶段性转变的一种社会结构，具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的新社会。米歇尔·迪尔则将其定义为“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④吉登斯则将后现代性视为现代性理解自身的过程。后现代性的使命应该是对现代性的扬弃，后现代性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描述与批判，它不应该成为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无限恐慌。这就将后现代性的意义归结于为身处现代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人类提供一种发展愿景，事实上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全面理解与内在转变，体现出后现代性分离、超越与回归的特点。但后现代性的回归路向是与自我毁灭截然不同的途径，这种理性回归从对象整体性安全出发，对本身进行反思与限制，放弃人类优越性的观念，回归人类与生态之间相互基本信任与彼此相互安全。

二、现代化人类的两难抉择

一味地追求现代化会使人类陷入两难境地。曾经城镇化，耕耘，征服都代表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由光明到阴暗面的转变历程，而现今乡村，荒野，环境保护则体现出对现代化阴暗面的反思与理性发展观念的回归。但当下这种反思依旧局限于分离和回归之间的徘徊。这种分离主要表现在废黜人类的观点上，回归则体现为新感性思想的出现。

（一）要城镇还是要乡村

现代社会的标配是城镇的兴起，城镇是工业文明带给人类发展的衍生物。现代初期，城镇从一开始就用它优越性征服了贵族。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成为文明的代表，乡村则是未开化的蛮荒，将居住地安放在城市被视为一种文明的教化。城市是实现人生圆满的首选场所，带给人们视觉触动的城市景观被广泛的赞美。

正是这些溢美之词给予了城市无比崇高的光环，使城市如同磁体一般吸引着更多的人口涌入。

庞大人口的生存开销和剧增的工业使城市美丽的光环变得黯淡不堪，拥挤的居住环境和交通条件，恶劣的城市环境打破了笼罩在人们心中沉溺于城市光环的迷梦。现代初期一味追求工业利润使人们忽视了对环境问题的考虑。对环境关怀的缺席导致城市沉浸在机器无休止的噪音刺激和烟尘废气的萦绕之中。至此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未被污染的乡村，城镇和乡村人们生存环境上的鲜明对比，加剧了人们对于回归乡村的迫切愿望，乡村别墅和乡村公寓的兴起说明了这一点。而对乡村的向往也反映出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现实的逃避心理。然而，对乡村的向往虽在加重人们对城市的厌恶情绪，但这并未阻止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镇与乡村的两极分化现象越演越烈，在这种两难的抉择中，恐怕城镇乡村化和乡村城镇化才是人类未来发展比较中正的道路。

（二）要耕耘还是要荒野

人类对于荒野的开垦起初仅为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初期农业发展目的也是如此。在早期农业的发展，人类的行动力多受到自然的诸多限制，人类的活动范围很小且仅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现代社会的到来大大拓宽了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范围和渠道。技术与机器为征服荒野提供了绝对武器。征服荒野的疯狂行为在满足人口生存的同时也为人类行为失范提供了自由空间。人类享受着耕耘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也直接的反映在道德和审美观念上。人们认为开垦过的，有人居住的，丰产的景观才称得上美丽。人文景观的泛滥使人类开始对自我产出进行极度膜拜。耕耘成为文明的象征符号，荒野成了自然退化的代表。

在整个现代社会初期，把耕耘的对象推向山岗，荒野变耕田是农业进步成就的一大表现。这种进步却表明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加剧。整齐划一的耕耘景观备受追捧，那是人类可以肆意控制自然的能力体现，这也是人类将自己从自然环境中分离。泛神论与万物有灵论让人们的审美观念逐渐转变，规则的景观最初带给人们的快感与日递减，对待荒原态度由厌恶到欣赏的戏剧性转变推动自然景观园艺的兴起，一时间荒原不再是人们眼中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它成了人们精神更新的源泉，进而引发追逐自然风格的园艺新潮流。

正是对荒原景观的追求才是人们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在处理耕耘与荒野的关系上，人口才是决定因素，当人口处于稳定状态时，在保证基本生存后对于荒野的开发应予保留，过多的耕耘并不能带来绝对利益，自然保护区与大脑空想的世界一样重要。

（三）要征服还是要保护

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若问万事万物为什么存在？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万事万物是为了人类的实用与便利！人们自信地认为万物构成的宏大景观是为人类特殊的方便服务的。因此，人类傲慢地把自己凌驾于众生灵之上。人们认为自然始终是为人类而服务的，人们打着人类优越性的旗帜，总是自私地从有益人类的角度去考虑自然，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对自然征服的成果。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的中心，要是人类消失了，余下的只会乱套。如托马斯·富勒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以人类统治生灵的特权作为杀死动物的正当理由。

西方宗教和神学为人类优越性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并以此承袭下去，至现代初期，人类优越性成为约定俗成的不容置疑的传统。英国基督教曾公开反对对山川、河流的膜拜，将以自然物作为信仰的信念剔除，剩下由人来支配的世界。“功利与美、生产与消费、肉体与精神的竞争需求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调和。”⑤人们从扩大耕耘、发展城市、屠戮动物得不到任何实质性愉悦，征服带来的杀戮并不能为人类优越性提供更高尚的理由，对于自然的保护应该成为人类的义务，人类要在自然保护上达成共识，这是现代化脱域机制所赋予的基本信任，是对人类行为失范导致恶果的纠正。

三、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生态文明意蕴

固然，西方社会是现代化的先驱，无论是从现代化实践的角度，还是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都不能磨灭西方社会的重要贡献。但在全球化视阈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对世界体系的一种抗衡。中国虽然步入现代化的时间比较晚且过程曲折坎坷，但由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中国人先天地拥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解构主体理性，向交互理性转变，化解人类生态危机拥有独特意蕴。

（一）现代性不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

现代性的最显著后果就是全球化。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工业模式向全世界的蔓延。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它一边在打碎旧世界，同也也在整合新世界，它把新世界整合为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同时，它还创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它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尽可能的程度。从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来看，它不是西方化的过程，因为它使新世界相互依赖。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不是完成时态，因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整体，人类对现代性作出多种不同的反应是必然的。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出现在全球体系之中，这个体系的特点是财富和权力的极大不平等，而且这些运动不可能不受这些不平等的影响。

财富和权力并不一定必然地能处理那些由现代性的反思性的蔓延所带出的问题，特别是在话语式争辩模式被普遍接受和尊重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如果这类争论正普遍被认可为一种解决争端的手段，则这里就不存在什么西化的问题。因为激烈的怀疑本身也总是受到怀疑，因此激烈的怀疑也是一种遭致严厉抵抗的原则。在存在着严重风险因而麻烦不断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主体与社会组织共同转变的互动过程。

（二）用交往理性走出主体中心理性困境

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过程中分化和僭越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居于次要地位的因素占据了整体的位置，但却没有能力对整体结构进行同化。即使经过理性融合的历史形态也一样可以被理性之外的另一种视角来加以批判和考察。这就需要主体具有一种超越自我的反思能力与实际行动，在这种思考与行动中，原生的主体定要被他者所取代。主体性，作为认知主体和行为主体的自我关涉，体现在自我反思的两层关系中，但主体性只能出现在客体的位置上。只有当孤立主体的自我意识范式、自我关涉范式被理解范式取代时，解构才会产生显著的实际效果，随后才会对主体中心理性进行具体批判。这种走出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不是为了克服现代性，而是要把现代性内部所固有的反话语重新挖掘出来，这种批判抛弃了过分强调回归古代源头的原发性，释放了现代思想自身当中的颠覆力量。

只有在现代生活世界形态中，交往理性的潜能才能被释放出来，才能让获得解放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命令对惨遭破坏的日常生活实践施予影响。交往理性的潜能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既得到了释放，又遭到了破坏。西方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剥夺了理性和传统的实质内涵，使它们失去了全部力量，从而无法超越目的理性去组织手段，无法发挥对生活世界的建构性作用。交往理性尽管具有纯粹程序主义特征，但它依然直接进入了社会生活过程，其行为过程承担着一种协调行为机制的作用。交往行为网络依赖的是生活世界的资源，但同时又构成了具体生活方式的再生产中介。在交往行为理性中，生活世界和日常交往实践是结合在一起的循环过程。“交往理性包含着一种话语所具有的非强制的一体化力量和共识力量，而在这种话语中，参与者为了建立一种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克服掉了其最初的有限的主观观念。”⑥也就是说交往理性是对中心世界观的解构，对一切资源的整合和主观体系的重构。

（三）昌明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寰球觉悟

只有圣者心中才念念不忘整体，不忘天下，参天地宇宙之化育而思考和行动。地球的整体命运制约着各个国家的特殊命运，而各国的特殊命运也扰动或改变着地球命运。全球化这个词不仅要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去思考，还应该被当作整体与其所包含的局部特殊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关系去看待。人类的各分散部分从全球化以后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但相互依存并不必然互助；他们互相沟通，但技术或贸易沟通并不意味着理解；信息的积累并不代表知识，而知识的积累也不等于理解。人际关系因不被理解而惨遭破坏，人们不仅需要理解身边的人，还要去理解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一切。

现今地球上对人类普遍困境及普遍利益最具良知的权威，都不是西方人。所有威胁地球的劣行都是西方理性的产物。而中国人自古就把宇宙与天地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中国人对地球状况的生态觉悟，包括人与生物圈的生死与共关系。地球不是一个物理行星、一个生物圈和人类的简单叠加，而是物理——生物——人类的一个复杂的总体。其中，生命是地球历史的一种涌现，而人则是生命历史的一种涌现。不能以化约或割裂的方式去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是一种地球与生物圈的实体。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人类，产生于生机勃勃的、物质的大自然，又因为文化、思想及意识而与之隔离，人应该在大自然中返本归源，充实精神。人们与生物圈不可分享的同体关系，使人们抛弃了征服自然的幻想，取而代之的是与地球共生的向往。对关乎地球存亡的双重转向必要性的觉悟，将人类有意识的反思性的导向与大自然的意识的生态组织者的导向结合起来。

[注释]

①周宪.文化现代性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

④Michael J·Dear.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⑤[英]基思·托马斯.宋丽丽译.人类与自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296.

⑥[德]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