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家庭禀赋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分析

何珊珊

摘要：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資本的高低即家庭禀赋的优越与否，依据家庭禀赋和收入代际流动的正相关关系，得出农民工由于较低的家庭禀赋形成了较低的收入代际流动的结论。并提出增强农民工家庭禀赋的措施，以增强农民工收入代际流动尤其是向上的收入代际流动，最终实现降低中国基尼系数，增强社会公平的目标。

关键词：收入代际流动；家庭禀赋；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8）19-0117-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8.19.02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nalysi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Endowment and Incom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Peasant Workers

HE Shan-sh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on 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i.e. whether the family endowment of peasant workers in China is favorable or not， and according to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endowment and incom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lower incom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peasant workers have been formed due to their lower family endowments. Then th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family endowment were put forward， thu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so as to finally realize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enhancing social equity.

Key words： incom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family endowment； peasant worker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伴随着城乡间以及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1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欧洲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保持在0.30～0.40，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6，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处于0.46～0.49。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越大，通常把0.40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于警戒线。

现阶段，农民工构成了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长期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从整个家庭来看，这种不平等呈现出继承性、遗传性特征，对收入代际流动水平产生消极影响。

本研究试图从家庭禀赋对农民工的收入代际流动影响方面进行分析，进而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代际流动程度，有效增加城市外来务工人口收入代际流动性，特别是向上的收入代际流动，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认识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对阻止贫困代际传递，改变社会不平等现象，促进农民工这一外来城市群体融入城市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概念界定

1.1 家庭禀赋

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禀赋的含义与家庭背景相似，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工作和生活中依赖家庭的各种资源以实现自身目标的可能程度。个体家庭禀赋高的人越能依赖家庭资源实现成功，属于先赋角色，也是归属角色，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或生理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而家庭禀赋低的人属于自致角色，也叫获得角色或成就角色，指主要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自致角色的取得是个人活动的结果而非凭借优越的家庭禀赋。本研究从综合分析的角度将一个家庭的禀赋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4大块。

1.1.1 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是指一个家庭拥有的财富数量。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于家庭和个人而言，经济资本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享受，依据经济资本能够使人获取资源，其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

1.1.2 社会资本 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那些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某种行动提供便利”[1]。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中，所谓的社会资本就是人脉关系网络，关系网络范围越广，密度越高，一个人的社会资本越高，借助社会关系网络为自身和后辈获取资源的可能性越大。

1.1.3 文化资本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通过继承得来的语言和文化能力。文化资本具有传承性。出生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继承了不同量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像经济资本一样可以创造并传递给下一代。它对个人在学校和家庭中的教育和社会化有着累积性的效果，从而得以对人们的流动机会产生影响。有关文化资本对社会不平等作用的论述一般被称为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还提出一种关于教育获得中的不平等之稳定性的解释，并提出一些与之相关的附加假设：①教育是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②家庭背景与子女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是由对文化资源的控制来解释的。

1.1.4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价值总和。1960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人力资本投资能有效地增加劳动者的技能，就像投资于厂房和机器设备一样，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总的来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资本的4种形式，其不是层层递进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可以转化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过来又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经济资本的提高对于自身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人力资本对于经济资本也有促进作用；同样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可以相互促进。

1.2 收入代际流动

收入代际流动指个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父辈的收入决定，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代际收入流动的大小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动态标准，它反映了社会自由、开放和公平的程度。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意味着子代收入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而非通过继承父代的收入等家庭背景而获得，说明了社会机会是公平的；反之，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意味着子代收入更多地依靠父代收入等家庭背景来获得，子承父业，反映了社会缺乏公平自由的环境，阶层固化。

在收入代际流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收入代际传递。收入代际传递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容易陷入“收入贫困传承陷阱”，其实质是经济资源或经济地位的代际传承，是指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資本丰裕的父代会尽可能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为子代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以及更多的经济支持，使其子代保持或超越父代的收入水平及社会阶层地位。而反之，对于父代在各类资源获得上均处于劣势的子代，将会由于缺乏父代提供的“机会优势”，难以突破父代影响实现收入提升和社会地位提高，从而出现家庭中几代人在低水平循环，陷入“贫困的陷阱”，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

3 从家庭禀赋来看农民工的收入代际流动

3.1 从经济资本来看农民工的收入代际流动

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经济财富主要就是工作收入。一方面他们在故土的宅基地等财富因为没有在生活的城市进行投资（中国规定集体成员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不得买卖和出租），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不考虑农民工在宅基地上的附着物所能带来的财富，仅仅以劳动工资来评估农民工的经济资本。经济是一切的基础，通过代际传递经济资本，可以提高子代的收入流动[2]。

依照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2015—2016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从3 072元上升到了3 275元，一年增加了203元。但从增长速度来看，2016年增长速度为6.6%，同2015年相比回落了0.6个百分点。同年夏季34 个主要城市的在线职位平均薪酬为7 233元。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的平均薪酬，经济资本比较薄弱。依照经济资本与收入代际流动成正相关关系，即经济资本越多，收入代际流动水平越高，经济资本越低，收入代际流动水平越低。可以得出农民工在经济资本这一块，代际传递的资源较少，收入代际流动水平较低。

农民工的经济资本即工资水平由市场的供需水平决定。数目众多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口集聚在第二、三产业，由于其自身能力有限，从事偏高体力劳动的工作，这样的劳动力对市场来说是不缺的。可以通过培训农民工技能和加大对下一代的教育，来提高其技能水平和下一代的知识水平，更好地实现就业，提高其经济收入，从而提高收入代际流动[3]。

3.2 从社会资本来看农民工的收入代际流动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即人脉资源。在农民工就业方向这一块，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表明，2016年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2.9%，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0.5%；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9.7%。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6.7%，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1%。

社会资本往往是针对某种组织而言的，从收入代际流动来看，一个人或家庭的社会资本可以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分析。在现代社会中最能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是职位。一个人的职位高低可以反映出他在该组织中社会资本的多少，反映了他与组织中其他人之间的人际联系。中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口的职业一般分布在第二、三产业中的下游，他们中间也有部分人凭借自身优势实现了一定的向上流动，成为经理层甚至是管理层。但从总体而言，大部分务工人口的工作性质是属于高体力劳动，其职业分布是在下游部分。

在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方面，数据显示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有待丰富。《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人际交往时，老乡占35.2%；当地朋友占24.3%；同事占22.2%；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占3.1%；基本不和他人来往占12.7%。从人脉关系来看，农民工平常生活的圈子属于熟人社会，加上独特的生活方式，比如集体居住很少有独自的生活空间，人脉很难扩展。所以，从职业分布和人脉关系网络（二者通常是相关的）两方面来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较低。

根据社会资本和代际收入流动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社会资本有高的代际收入流动，低社会资本有低代际收入流动。社会资本较低的农民工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也较低。

3.3 从文化资本来看农民工的收入代际流动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在《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中提出了“文化贫困理论”，并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贫困的人口因为集中居住在一起，在相互交往中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观念相互传播感染到每个人的生活，并具体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贫困文化认为是贫困文化导致了贫困的生活，并且因为文化的传承性会使得周围的人和下一代都会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和继承这一文化。

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0%，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0%，大专及以上占9.4%。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不高，近60%处于初中文化水平。这些人会形成一种亚文化，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亚文化会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

从人力资本与代际收入流动的正相关关系来看，低人力资本即低教育水平的农民工代际收入水平流动性也低。数据表明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

刘易斯的“文化贫困理论”是一种“个人责任”贫困论，其说明农民工的收入代际流动性低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不利于其向上流动，比如安于現状、不思进取、仇视富人等。但农民工的文化价值观念也是由社会现实造成的，是社会制度导致了城乡歧视，例如中国的二元制度和户籍制度长期存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舒尔茨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要求在增加家庭的文化资本的措施上，政府在教育上应加大举措，提高农民工下一代的文化素质水平[4]，培养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能够有效地缓解贫困文化。

3.4 从人力资本来看农民工的收入代际传递

本研究用消费水平来分析城市外来务工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口的日常消费支出中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 1 012元，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9%。这说明仅居住这一项支出就占据了农民工收入的近一半，加上其他七项（食品支出、衣着支出、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农民工的收入远远不够应付这八项支出。所以说，城市外来务工人口的消费是不足的，表明他们的收入不足，也就是说与其收入相匹配的工作质量水平不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很低。人力资本水平与收入代际流动呈正相关，其收入代际水平也较低。

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5]。人力资本中的很大一个指标是受教育水平。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获得的知识也越多，实现成功的技能水平和数量也更多。农民工大多在建筑、运输和居住服务等一些需要大量体力劳作的行业工作。随着年龄增大，体力逐渐萎缩，自我增值能力也下降，人力资本也不断变低。农民工惟有通过技能培训，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才能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自身收入代际水平。

4 小结

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4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农民工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为了提高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可以从培训农民工的技能和知识以及提高其教育水平入手，从而实现增强其收入代际流动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缓社会不平等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绅颖.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实证研究[D].湖南湘潭：湘潭大学，2017.

[2] 隆兴荣.家庭财富积累与代际收入传递的实证研究[D].湖南湘潭：湘潭大学，2016.

[3] 候玉娜，易全勇.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关系（上）——基于理论视角的文献述评[J].教育学术月刊，2013（9）：3-12.

[4] 候玉娜，易全勇.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关系（下）——基于研究方法与经验发现的文献述评[J].教育学术月刊，2013（10）：23-32.

[5] 赵 宁.代际差异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分析[J].西北人口，2015，36（4）：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