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会空间地图研究

2018-12-29 08:47汪璇
湖北农业科学 2018年19期
关键词:发展困境新生代

汪璇

摘要:通过3个维度来构建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空间地图:心理空间(包括群体内部自我身份认同、对空间的主观感受、群体归属感)、生活空间(包括居住、工作、消费空间)和发展空间(包括婚姻、升职、社会资本空间)。采用深度访谈法,研究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发展困境,希望引起各界对这一特殊群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关键词:新生代;已婚女性农民工;社会空间地图;发展困境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8)19-0134-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8.19.02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On the Social Space Map of New Generation Marrie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 Collective Case Study Based on Three Sisters

WANG Xuan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space map of new generation marrie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as constructed in three dimensionalities:psychology space(including self-identification in group, subjective feeling of space,group sense of belonging),life space(including living,working,consumption space),development space(including marriage,promotion,social capital space). The method of depth interview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he new generation married female migrant workers,in hope of arousing attention of all social circl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fic community.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arrie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pace map; development plight

社會空间是一个模糊概念,社会学家对其界定做出了多次尝试。首先,可将这些界定方式划分为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法国地理学家索尔将社会空间想象成众多区域的拼接物[1]。人们在居住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空间感受,有相似空间感受的居民共享一个区域。任何一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的社会空间,该空间反映了群体的喜好和愿望。在宏观层面,李强[2]认为社会空间是受到社会因素影响的物质空间,并承载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含义。卡斯特尔提出社会空间是既定的社会结构在空间的映射。其次,又可以将这些界定方式划分为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主观层面上社会空间是指个体感受到的空间,如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在自己的交际距离理论中提出对人的距离的4种划分方式,包括公众距离、社交距离、个人距离、亲密距离[3];客观层面上社会空间指群体的社会结构受生态学和文化的限制,如洛韦把社会空间解释为一种结构,在其中个人的评价和动机能够与公开表达的行为和环境相关联。王晓磊[4]对社会空间的主流解释进行了概括: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个人对空间的主观感受、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本研究采用的观点是:①社会空间是个人社会坐标的集合(权力、财富和声望),是一个坐标系统,水平线是群体参与,垂直线是个体在群体中的身份与角色。②个人空间的构成和变化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个人空间的能量由外部资源提供。③社会空间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的场所,也是社会流动的场所。

当前针对城市社会空间方面的研究多在宏观层面(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南昌等城市),微观层面,如社区[5]等研究很少,针对特定群体的研究就更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由未婚的大多数已经变成了已婚的大多数,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婚后她们的身份、角色得到了重新定义,她们在适应新身份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境,她们的角色与“命运”有哪些隐秘的联系,这些都值得研究。

本研究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法和查阅文献资料的方法来研究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个人社会空间的特征、与身边群体的互动模式,找寻其发展的困境,希望引起社会对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发展的重视。

1 访谈资料与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发展现状,本研究对3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做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均已婚,因为多种原因她们有着不同的发展现状,因此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1 案例1

Y:32岁,家中独女,初中文化,婚前在机场做特产销售工作。父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目前育有一子,有生二胎的打算。

Y托亲戚介绍找到在机场销售特产的工作,月工资2 000元。婚前一直与父母一起居住,因此生活成本不高,小有积蓄。Y的丈夫经常去机场送货,两人在工作中相识。交往一年半后,Y领着丈夫回家见了父母。二老见男方面目清秀,人品老实,家里从事汽车美容行业,虽然不是城里人,但家境条件好,欣然答应。Y的丈夫是家中幼子,有6个姐姐。Y生下孩子后,经家人劝说,辞职在家照顾幼儿。8年来没有找工作的计划。除了丈夫的6个姐姐,Y交往的朋友多为以往的同学、发小。因为生活节奏不一样,与原先的工作伙伴联系很少。Y也不在网上交友,认为该方式不靠谱,容易受骗。

从案例1可以看出以下几点。①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择偶原则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家庭认同,较为听从父母之命;男方条件,如外貌、工作、性格等;男方家庭情况,追求门当户对。②依靠熟人关系和社会网络资源找工作,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文凭不高,但依靠亲戚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③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前依赖父母,婚后依靠夫家,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这是该群体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④在社会交往方面,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活圈子主要面向家庭;她们的交往对象多是邻居、亲戚和上学时的伙伴,即同类群体,同异质群体交往互动的机会很少。

1.2 案例2

H:30岁,初中肄业,皮草加工厂工作;父母都是农民;长女,还有一双弟妹;已经工作4年,婚后仍在加工厂工作。目前育有一女。

H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餐馆做服务员,因态度不好被投诉,被迫辞职。H的弟弟是皮草加工厂的老员工。经弟弟介绍,H进入皮草加工厂工作,主要负责浸泡毛皮,月工资2000元左右。H的择偶观是不找城里人,怕被瞧不起、三观不合。H的丈夫也是厂里的员工,个子高,五官端正,家境与H差不多,是理想的对象。交往一段时间以后,H将男方带回家中相看,遭到了家人的反对,H的父亲认为男方无论从家境还是举止来看,都不是H的良配。经H坚持,父母才勉强答应。男方为了上班方便,于婚前在镇上购买了一套婚房。婚后,H夫妻育有一两岁的女儿。H没有听从家人让她辞职的建议,为了提高孩子的生活水平,坚持和丈夫一起工作。照顾孩子的重担压在了双方老人的身上。在消费方面,H倾向于在淘宝上购买物美价廉的衣服、食品等。H有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意向,囿于工作忙、积蓄少,一直没有成行。

从案例2可以看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一些其他特点。①在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观碰撞下,理性的恋爱观和个人主义感性恋爱观并存。H和丈夫是自由恋爱,她衡量对象的关键是门当户对(工作、家庭环境)和个人条件。最初家人对她的爱情持反对态度的时候,她会抗争。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会把孩子丢给父母,自己出去继续打工。说明家庭经济负担不轻;也表现出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和上一代的差异,没有上一辈能吃苦。同时也反映出上一辈愿意在生活方面全力帮助她们,这样,她们的生活负担大大减轻,可以专注于个人生活和奋斗目标。③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没有技术傍身,升职空间小。④与乡村的纽带被婚姻和工作切断。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因为工作,婚后住在外地,很少返乡。⑤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消费方面与未婚的同类群体有较大差异。在消费品方面会倾向于消费日用品、孩子日常所需产品以及孝敬长辈的礼品,而在衣服、化妆品方面会花费少很多。在消费心理方面,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较于婚前更是精打细算,尽可能地买物美价廉的商品。

1.3 案例3

F,33岁,初中文化,在四线城市酒店从事会计工作;父母务农;婚后生有一女,后离婚。

F是农村姑娘,家中有一弟一妹,只有初中文凭的她起初只能在酒店当服务生。F的前夫Z是本地人,原先属于酒店的管理层,专门负责接待外国来宾,因为英语水平高、人情练达、头脑聪明,在酒店中颇有人缘。F恋爱后,因为Z的关系,加上自身勤奋、人缘好,被调去财务科做会计。恋爱10个月后,F答应了男方的求婚。婚后不久,Z辞职和朋友合伙开了庆典公司,小有成就。F生有一女后,发现Z有了外遇。家暴后,F主动提出离婚。离婚后,F仍在酒店工作,没有升职迹象,怕父母伤心,不愿告知父母自己已离婚的消息。

从案例3可以看出F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她始终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①在工作方面,F的文凭限制了其升职空间。②在婚烟方面,F与Z短暂的恋爱期里Z的闪光点暂时盖过了缺点;Z全权负责买房、置办婚礼,F始终处在依附和索取的位置。F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来自于前夫,离婚之后等于一无所有。

2 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会空间地图

根据以上深度访谈,可以粗略地描绘出一个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空间地图。

2.1 心理空间

心理空间指同一阶层的身份认同差异、对空间的主观感受,比如地域、職业等[7]。本研究认为心理空间还应包括人内心的“自留地”空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不会将内心的负面情绪表现出来,婚后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心理空间较婚前发生了一些变化。

1)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可容纳空间变小。相较于婚前对于城市的野心勃勃,她们更关心的是家庭和工资,那种因为地域、职业等因素而被歧视的敏感程度降低。婚前想要去城市见见世面、赚点钱;结婚以后,尤其是生下孩子以后,她们会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家庭生活的巨大工程里,要么辞职专心经营家庭,要么将孩子丢给上一辈操持、继续工作赚钱。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婚后面临更多的来自家庭和职业的角色冲突,个人角色负荷很重,所以不得不择其一。

2)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方面,已婚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被边缘化”心理依然存在。在访谈中,3位被访谈者均表现出了对低学历带来的不利境地的痛苦,F更是将学历看作是丈夫出轨的重要原因。权力、财富和声望是个人社会地位坐标的三个要素,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三个方面都处于弱势,认为自己是低权力、低学历、低工资的“三低群体”。

3)在厂里工作的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自己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厂里一般会有几个要好的姐妹。工作时间紧张,没有较多的休息时间,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很难腾出时间来融入到大集体中去。

已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没有强烈的心理倾诉欲望。在访问中发现,她们将婚后家庭生活看作个人的隐私,认为有些隐私是不足为外人道,她们倾诉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压力离真实感受仍有一定的距离。

2.2 生活空间

2.2.1 居住空间 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居住空间呈现出3个特点。

1)不管是嫁到城市还是农村,她们都是“从夫而居”。婚房主要是由丈夫准备——她们的这种行为取向是由乡村的传统婚嫁思想决定的,在农村,如果嫁女儿要陪一间房子的话,女婿就有入赘的嫌疑。

2)居住地点是“从经济实力、工作而居”。经济实力好的夫妻会尽量选择条件好的住房(交通便利、绿化好、公共设施齐全),经济实力一般的夫妻会居住在以家乡、郊区为代表的城市社会空间的边缘地带。但无论经济实力如何,他们都会选择住在方便工作的地域。F的前夫有经济实力在城市中心买房子;Y的丈夫因为是自己开厂,所以将居住地安排在自家厂的后面;H的丈夫在乡镇买房,因为乡镇相对于农村来说交通更加便利。

3)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居住空间还与政策有关。例如,合肥市锦绣社区建了一个廉租房小区,在附近工厂工作的工人均可以在这个小区内租得一个小户型的廉价房。

2.2.2 工作空间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空间与婚前有少许变化。F工作的酒店环境很不错,绿化、卫生条件都好,老板非常注重员工的人文关怀,员工能够得到一定的福利和奖励。Y辞职在家照看孩子,与公婆住在一起,家务由公婆操持,她只需照顾孩子和丈夫。单从工作方面来看,F与Y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群体中的幸运儿。H的工作空间是皮草加工厂,其内部制度和富士康有些类似,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例如上下班要刷卡、休息时间有限制、升职需要资历等。H每天都要接触能让毛皮变得有光泽的药水,健康受到威胁,在身体保护方面,工厂没有为其购买保险。

2.2.3 消费空间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后的消费空间变化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由“利己主义”消费观转向“利他主义”消费观。婚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主要有两种消费观,要么是挣多少花多少、要么是攒钱当自己的嫁妆,但这两种消费观都是指向自己的,有利己主义倾向。婚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消费观是指向家庭的,不管家里可以挣多少钱,她们都有节俭的消费观。

2)网购对消费空间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作用。网购这一新型消费工具使得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消费空间在横向上扩大了,她们乐于在网络上淘各个地方的商品,网购刺激了消费欲望;经济实力限制了消费空间纵向上的发展,她们会趋向于购买廉价品。

3)在消费取向方面倾向于基础型消费和面向下一代。已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消费取向是家庭消费和生活资料消费,享受资料消费比例极小。她们大多重视教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更高的学历,所以会尽可能地增加教育支出。

2.3 发展空间

发展空间指的是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能够突破现状的潜力和条件。

2.3.1 升职空间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升职空间被限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职业生涯会表现成一个倒V字型,且职业顶峰与精力最旺盛的阶段相重合,基本在30岁左右。首先是自身条件有限(受文凭、技能的限制,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其次是制度的缺失(缺乏国家认可的用以评定升职资格的指标)。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已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职业生涯可能在结婚前后达到峰值。婚姻和家庭增加了其升职空间的被限制程度。从角色紧张理论的角度来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婚后扮演了更多的社会角色:妻子、母亲、儿媳等,多重的社会角色导致个体角色负荷过重而遭遇了来自家庭和职业的角色冲突,从而限制了其发展的空间。Y在婚后選择了辞职,放弃了原本待遇不错的工作,这是个人选择、升职无望、角色冲突压力三个因素综合的结果。

2.3.2 社会资本空间 伯特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8]。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中。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与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活跃程度有关。本研究从4个维度来描述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空间地图。

1)所属群体的多样性程度。在横向层面,所属群体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属于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群体(夫家家庭群体、娘家家庭群体)、以地缘为纽带的群体(一起长大的姐妹群体、邻居群体、同乡群体)与以工作为纽带的群体(同厂从事同一方面工作的同事群体),这三大群体有一个共性,可以被归纳为同一阶层(无财富、无权力、无声望)群体。在纵向方面,所属群体也表现出了单一性的特征。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又属于村民群体、普通女工群体、晚辈群体。这三大群体又可被归纳为被领导群体,具有服从、失语的特点。

2)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已婚新生代女性的农民工的夫妻联系受工作的影响较之传统关系减弱。夫妻之间存在沟通问题——已婚青年农民工夫妻家庭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半流动家庭(一方打工,一方留守)和全流动家庭(双方均出去打工)。在调查中,夫妻分居占62.79%,夫妻感情问题排名占第二位[9]。夫妻双方丧失了共同居住、交流的平台,联系没有传统夫妻那样密切,容易埋下感情破裂的隐患。

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强关系为主。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多为情感性和同质性群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强关系。纵向联系方面,与上级几乎没有联系;与社会联系方面,她们没有维权的胆量,遇到问题不会向社会求助。F被丈夫抛弃,明明属于受害方,心有不甘,却没有诉之法律,只是向自己的哥哥寻求帮助。F的哥哥并不是什么有权力有钱的上层人物,也没有社会资本来帮助F讨回应得的财产。

3)可享有社会资源的丰富程度。首先,居住空间分异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10]。无论是辞职在家还是继续打工,无论是住在村里、乡镇还是城市,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社会空间的中心,无法享有最核心的社会资源(便利的交通、宜人的绿化、完善的公共设施、畅通的就业渠道等)。虽然,网购拓展了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虚拟空间,减少了一些居住空间给社会资源享用带来的不便。然而这些资源仅限于低层次的廉价商品,高层次商品未能走入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活。

其次,权力也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依附于“有权力”的亲戚找工作、找对象,自己没有权力。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如保险没有买(有的农民工甚至不要求买保险,要求将保险的钱贴补到实际工资里面)、被丈夫赶出家门、居住环境被污染、工作权力被家人剥夺的时候,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没有相应的社会资源承担维权的风险,往往会选择忍让和躲避。

4)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特点。社会网络构成的异质性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与质量[11]。社会资源受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影响,弱关系导致更好的社会资源,异质性越强,越可以摄取和运用更好的社会资源[12]。

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依附性。①找工作的时候依附于有资历的亲戚和老乡。②在择偶方面,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将以后的幸福都寄托在配偶身上。受到传统婚姻观的深刻影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择偶的时候比较注重男方的经济条件、家庭成员情况和职业状况,还遵循着“男强女弱”的原则[13],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依附性。很明显,她们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配偶身上,婚后也确实如此。Y、H、F的择偶观证明了这一点。婚后,Y辞去工作由丈夫养活;H房子由男方采办,经济方面主要依附于男方家庭,迫于家庭收入少,把孩子丢给公婆抚养,和丈夫一起继续打工挣钱;F被抛弃后,失去了丈夫的庇护,生活、职业没有任何改善。

3 结论与思考

综上可以看出,已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至少存在以下3个困境。①容易陷入被动境地。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她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依附性,一旦被剥夺依附的权力,她们就会不知所措、陷入困境。②可发展空间小。家庭和工作要求其承担双重角色,已婚青年女性农民工压力大,无论放弃哪一种角色都会带来个人生活的冲击。③可获得社会资源少。网络内部成员之间联系密切,但获得资源的机会少、成本大。

已婚青年女性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不小的发展潜力。帮助她们走出发展困境,减少弱势地位给她们带来的影响,将有助于这一群体为社会多做贡献,有利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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