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土地流转前后农民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

秦秋霞

摘要：利用森的可行能力福利理论框架，采用模糊评价方法，研究了江苏省如东县农民土地流转前后的福利变化状况。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后农民福利水平有所上升，模糊评价值从0.452上升到0.469。但是总体上土地流转的农民群体的福利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土地流转后，除去农民的经济和环境状况福利有所恶化外，其生活保障、非农就业以及心理等方面的福利得到改善。

关键词：土地流转；可行能力；福利评价；农户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8）19-0149-07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8.19.03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Condition about Welfare Level of Land Circulation on Farmers

Based on Capability Approach

——With Rudong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for an Example

QIN Qiu-xi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ens function and capability welfare theory，the variation of welfare level of farmers whose land has been circulated in Rudong country of Jiangsu province was researched by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welfare level of farmers has been increased slightly after land circulation. The fuzzy evaluation value increased from 0.452 to 0.469. However， their welfare was still at the low level. Despit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environment condition deteriorated， the social securit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have been improved.

Key words： land circulation；capability approach；welfare evaluation；farmers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与产业化经营、优化农业结构调整、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途径，也是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必然要求。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速度与进程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总体角度与长远角度来看，农村土地流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加剧人地矛盾、降低粮食安全效益、生态环境退化等风险，无法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造成其社会保障受到严重威胁等问题。

关于福利水平的定义，一直都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一般把福利水平界定为效用，并且用收入水平的变动来描述效用的增加或减少，但是用收入来反映福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农民而言，福利的构建维度很多。在大部分农地城市流转的研究中，多以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农户是决策生产者。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后安置区居民总体福利水平明显下降[1]；有学者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讨论农户承包地流转前后的福利变化，得出流转后农民总体福利水平略有下降[2]。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可行能力方法对国内农地流转前后农民福利进行测度。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方法理论把生活看做是一个有许多功能活动的集合，通过对功能性活动集合的衡量来评估一个人的福利水平。图1为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原理。

用功能性活动来衡量福利内容。阿玛蒂亚·森于2002年以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5种功能性活动考察了研究对象的福利水平[3]。福利评价体系中所涉功能性活动并非一层不变，它可根据研究对象实际做相应调整。如有学者提出关于失地农民福利研究中所涉及的功能性活动有家庭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区生活和环境[4]。另有学者提出关于失地农民福利研究中所涉的功能性活动有家庭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资本和决策参与与自由[5]。

在保证政策顺利有效执行的同时，国家应考虑各权利主体的福利水平，保证其福利水平不会因政策的执行而有所下降。在农村土地流转的一系列过程中，应该确保农民福利指数至少不会比土地流转前的水平低，以此为前提，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因此，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首先应该研究农民的生活哪些方面发生变化，农民的福利变化受到农民家庭特征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怎样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模型分析的方式对江苏省如东县农民展开研究，依据土地流转前后农民福利变化实际，选择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非农就业、环境以及心理5个方面作为功能性活动指标，了解其土地流转后福利变化情况以及影响其福利满意度的因素，探讨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维护农民的福利。本研究所指农戶土地流转是发生在农户之间的土地农用流转行为，没有发生农户居住条件的变化，所以用非农就业代替住房条件功能性活动。

1 理论框架

在20世纪80—90年代，阿玛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方法框架。通过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的功能性活动，综合评价一个人福利的水平[6]。土地流转会导致当地农民福利水平变化，影响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非农就业、环境、生活以及心理。农民的家庭资源会因土地流转而降低，导致承包地数量的减少，以及农民获得持续性的农业收益的机会也会变少。与此同时，农民具有依赖土地的属性，对土地的依附心理很强。

土地流转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二是农地城市流转，两种形式均会直接导致农户可支配土地减少。因后者农户居住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本研究主要分析农户之间的土地流传。根据土地流转对农民影响的实际情况，对功能指标进行修正，选择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非农就业、环境以及心理5个方面作为功能性活动指标（图2），进而评价农地流转前后的福利变化。

（1）家庭经济状况。对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而言，农民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关键在于经济收入的增加，因此将家庭经济状况作为衡量农民福利指标之一。农民的家庭资源禀赋会因土地流转而降低，导致承包地数量的减少，以及农民获得持续性的农业收益的机会也会由多变少。土地流转之后，以农业产出为主要家庭经济收入的农民需要考虑其他经济收入渠道。因此，农民福利受到土地流转影响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经济收入。通常情况下，农民的农业收入会随着土地流转减少，非农收入随之增加，导致总收入变动的正负方向不明确。与此同时，土地流转也会导致农户非预期性开支极有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农民的纯收入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本研究选取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以及纯收入这3个功能性指标来反映农民经济收入的状况。

（2）社会保障。在中国，由于土地不仅可以保障农民的生活，而且还具有失业保险的作用，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心理很强。一般来说，土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失业保险作用，因为土地可以为农户提供粮食和蔬菜，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有研究表明，土地的就业机会及生活保障功效在农民效用重要性排序排进前三位，以此可见土地在农户的社会保障功能中扮演重要作用[7]。因此，本研究选取恩格尔系数来反映社会保障维度的功能指标。土地流转之后恩格尔系数变化越大就说明土地流转对农民生活保障的影响就越大。

（3）非农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农村人口6.2亿人，其中农民工总量达到2.7亿人，农民工数量占农村人口数量的43.5%。在农民工总量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7亿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31.3%、22.3%和10.6%。农民工的城市职业选择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本地非农产业不能容纳地域内的富余劳动力导致第三代农民外出打工，也进一步反映了农民对本地非农产业的发展贡献不足。农户机会选择和个人发展受非农产业规模和农民教育水平变化的影响。本研究用非农就业代替住房条件功能性活动。

（4）环境。土地流转可能会改变原有村容村貌。土地流转之前，由于农民居住地周围绝大部分都是农田，环境状况较好；土地流转之后，农田变成虾苗养殖场、公路，环境污染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显露，使农民环境福利受损。因此，在研究土地流转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时，必须将农民对环境的认知程度和内心的主观感受考虑进去。

本研究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农民对空气质量状况、噪音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感受。如果被调查的农民意识到当地环境受到了污染，就说明他的功能性活动已经受到了负面影响。

（5）心理。根据阿玛蒂亚·森理论，本研究把快乐作为评价农民福利的指标之一，将列入农民的心理状况，进一步完善对福利的评价结果。在实际调查过程中，由于难以获得心理这一功能性活动在土地流转前后的对比值，而且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会对心理的调查答案有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土地流转后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来反映农民的心理感受。

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调查发放8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75份，问卷有效率为93.75%。如东县所调查农户土地流转年份均为2013年，土地流转后参考年份均为2015年。

2.1 调研地点介绍

如东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部，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如东县农业资源主要包括耕地资源和滩涂资源。如东县土地总面积18.72万hm2，其中耕地面积10.82万hm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10.15万hm2。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土地整理项目、标准粮田基地项目等项目的实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4.63万hm2，占耕地面积42.79%，占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45.61%。如东县滩涂资源丰富，建国以来共计匡围22个垦区，匡围面积3.74万hm2。大部分老垦区经过多年的淋盐洗碱、土壤改良目前以粮油种植为主；新围区域以海水养殖为主，且主要发展南美白对虾、河蟹苗种等产业。

2013年，如东县开始推进水产品养殖规模化经营，特色养殖以河蟹苗、南美白对虾为主，大规模进行土地流转。随着土地流转的进行，当地农民福利状况的改变这一社会经济问题也随之出现。

2.2 调查实施

在调查方法上，采用方便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依据如东县土地流转的情况，随机抽取环农村、海防村等地为调查地点，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入户调研。

由表1可知，在75户样本农户中，在农户性别方面，男性农户和女性农户的比例相差不大，基本各自为50%左右。农户年龄段方面，被调查农户年龄层次主要集中在16～60岁，占到80%左右，这一年龄层次劳动力占绝大部分，这类农户土地流转前后在工作、生活状况变化相比较大，具备调查意义。农户健康状况总体良好，这对于农户而言，在土地流转之后减轻了健康医疗方面的压力。此外，土地流转农户教育水平总体而言不高，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比重最大，占为46.7%，高中文化次之，本科及以上文化為0。在农户土地流转前后从事的工作方面，土地流转后仍然从事农业的农户明显减少，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

2.3 土地流转农民福利状况描述性分析

调查（表1）发现，农民在土地流转后，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加。不仅是被调查者，其家庭中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口比例也有整体上升。但是，除去到达养老年龄的农民，仍然存在土地流转农民无业的情况。此外，有农民表示，以前有地耕种时，即使到养老年龄，仍然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以补贴家庭收入。一旦失去土地保障，丧失从事非农劳动能力的农民便只能待业家中，生活没有长远的保障。

为了更加客观地比较农民土地流转前后的收入状况，该部分农民土地流转后的收入均依据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如东县土地流转的农民收入数额和收入结构有所变动。由图3可知，在农业收入方面，流转后农民人均农业收入明显下降，并且调查中不乏农业收入为0的家庭，可以看出流转后农业基本上失去了维持其家庭生活的功能。人均非农收入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以及越来越少的青年农民留乡种地等原因，在流转前人均非农收入就明显高于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最大。流转后，人均非农收入更是明显增长，弥补了农业收入的减少。最后，人均纯收入也处于增长势态，主要得益于非农收入的增长，但是可以看出流转农民仍然缺乏财产性收入等收入来源，收入渠道相对较为单一。

3 实证分析

3.1 模糊评价函数设定

3.1.1 福利模糊函数的设定 首先将土地流转的农民的整体福利状况设置为模糊集X，设农民土地流转前后可能变化的福利内容为X的子集W，则第n个农户的福利函数可表示为W（n）={x，μw（x）}，其中，x∈X，μw（x），μw（x）∈[0，1]则是x对W的隶属度。通常认为，隶属度越大，代表该土地流转的农民福利评价越好。

3.1.2 隶属函数的设定 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隶属函数μw（x）。设xi是由初级指标xij决定的土地流转农民福利的第i个功能子集，土地流转的农民福利的初级指标为xii=[xi1，xi2，…xij]。计划将指标变量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虚拟二分变量，第二种是连续变量，第三种是虚拟定性变量。

（1）虚拟二分变量。虚拟二分变量所代表的现象只存在两种情况，因此设置隶属函数为：

μw（xij）=0，xij=01，xij=1

即当个体符合该项指标含义时xij=1，该指标的第i个功能子集的隶属度μw（xij）=1；当个体不符合该项指标含义时xij=0，该指标的第i个功能子集的隶属度μw（xij）=0。

（2）连续变量。当初级指标与农民福利有正向变动关系，则隶属度函数值越大，表示农民福利情况越好。

μw（xij）=0，0≤xij≤xijmin，xijmin≤xij≤xijmax1，xijmax≤xij （1）

当初级指标与农民福利呈反向变动关系，则隶属度函数值越大，表示农民福利情况越好。

μw（xij）=0，0≤xij≤xijmin，xijmin≤xij≤xijmax1，xijmax≤xij （2）

（3）虚拟定性变量。虚拟定型变量代表被调查者对某一指标的主观评价，假设该主观评价有r种方式，则设定xij={xij（1），…xij（r）}，并且评价越高，农民福利越高。设xij（p）=p（p=1，…r），并且xij（1）<…

μw（xij）=0，0≤xij≤xijmin■，xijmin≤xij≤xijmax1，xijmax≤xij （3）

3.1.3 权重的设置 由于在农民福利考量中，各项指标所占的重要性不同，因此需要进行权重的分配。根据文献[8]中提出的方法，将权重结构设置如下：

？棕ij=Ln■ （4）

式中， ■=■■μ（xij）（m）表示第i项功能子集中第j项的均值。该项公式可以起到将获取程度不高的指标，更合理地纳入考量体系中。

在此基础上，各项功能指标隶属度的加总公式为f（xi）=■■wij/■wij，k表示第i项功能子集中，包含k个初级指标。

3.1.4 确定连续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人均农业收入。依据调查的数据，流转前如东县的人均农业收入最多为9 000，最少为0。因此选取这两个值作为计算该项福利隶属度的上限和下限。

（2）人均非农收入。计算土地流转农民人均纯收入隶属度，选择将2012年如东县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27 000元作为流转前的最大值，将2015年如东县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4 338.2元作为流转后的最大值，两项隶属度的最小值都设为0。

（3）人均纯收入。同样，计算土地流转农民人均纯收入隶属度，选择将2012年如东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 300元和当年如东县农民低保标准4 320元作為流转前的上限和下限，将2015年如东县农村居民纯收入15 827.3元和当年如东县农民低保标准5 040元作为流转后的上限和下限。

（4）恩格尔系数。根据FAO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59%可以列为贫困，小于30%可以视为最富裕。虽然中国制定的恩格尔系数小康标准是50%，但农民消费的食品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自家生产，本研究参照FAO制定的标准，恩格尔系数的最小值取30%，最大值取59%。

（5）农民平均文化水平。以江苏省农村文化程度最高人群水平作为农民平均文化水平，样本取值为被调查农户的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的众数，单个样本赋值为0表示农民文化水平低于平均文化水平，赋值为1表示高于平均文化水平。

（6）二、三产业发育程度。本地容纳农民工就业情况用来表示二、三产业发育程度。按照全国农民工2.8亿，本地就业农民工为1.1亿人，按照2015年底全国6.2亿农村人口，平均家庭户规模3.02人计算，户均本地就业农民工0.54人。本研究达到本地就业农民工0.54人赋值为1，没有达到赋值为0。

3.1.5 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由表2可知，从经济状况上看，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农业收入大幅度减少，非农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结构中最主要的部分。土地流转后，农民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转向从事非农工作，非农收入较土地流转前增加了不少。

从生活保障上看，根据调查所得在当地几乎没有开设就业培训课程，除此之外，农民对当地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为满意。由于土地流转，食物不再像土地流转前一样能够自给自足，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在土地流转后有了小幅度上升，从平均值0.40左右上升为0.48。

从非农就业上看，不管是土地流转前还是土地流转后，农民平均文化水平均值，都在0.4左右，说明如东县农民平均文化水平未达到江苏省农村文化程度最大人群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后，户均本地就业农民工由均值0.36人上升至0.73人，说明如东县二、三产业发育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是由于土地流转后如东县大面积的虾塘需要劳动力，因此为土地流转后的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从环境上看，土地流轉后，空气质量、水质量和噪音质量状况都有明显的下降，其中空气质量和水质量状况下降最为明显，分别由原来的4.27、4.27下降为2.89、2.88，被调查者意识到了环境质量的下降，这说明他的功能性活动已经受到了负面影响。根据实地调研可知，空气质量和水质量状况下降原因可能是附近承包的虾塘需要燃煤来维持大棚内的水温，导致空气质量下降；虾塘需要抽取地下水，导致附近农民家家户户的深水井都打不到水， 其次虾塘内使用可溶于水的药物来养殖虾苗，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从心理上看，土地流转后，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收入满意度由原来的3.23提高到4.32，说明由于农民转向寻找非农工作，家庭收入较土地流转前多，因为给农民带来了满足感。

3.2 模糊评价统计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土地流转前后农户总模糊指数分别为0.452和0.469，均小于0.5，可以得出江苏省如东县的农户福利水平偏低，但在土地流转后，农民的福利水平有小幅度的上升。土地流转对农民福利各功能获取情况的影响各有不同。农民的环境状况以及心理在土地流转前都处于较好的福利状态，土地流转后，心理这一方面得到了改善，而环境状况方面较土地流转前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生活保障以及非农就业在土地流转前都处于较差的福利状态，但是土地流转后生活保障和非农就业这两方面得到了一定改善，而家庭经济状况较土地流转前进一步恶化。

3.2.1 农户的经济状况方面 从表3可以看出，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农业收入状况变差，隶属度由0.43降低为0.17，而农民的非农收入有小幅度上升，隶属度从流转前的0.46转变为0.51。非农收入变好的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土地流转之后农民所获得的租金补偿费用折算的年均收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民在土地流转后开拓了新的渠道赚取家庭经济收入。土地流转后，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导致农民原本可以自产的食物需要从市场上购买而获得，使得家庭总支出增加，纯收入获取状况变差，隶属度由原来的0.89变为0.75。

通过以上3项综合反映，农户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变差了（隶属度由0.41降低为0.32）。这是因为土地流转前，就农民而言获取收入的能力原本就比较弱，在土地流转之后，农民必须采取措施来发掘获取收入的新渠道，短时间内无法达到预期的好效果。

3.2.2 生活保障方面 由于土地的流转，原本由土地带给农民的保障效用急剧下降。农民总收入未能同时与粮食、蔬菜等食品支出的增加而同比例相应地增加，恩格尔系数从0.33增加为0.48，反映了土地生活保障功能带给农民的效用下降。相反的，土地流转后，由于医疗、养老等保障条件更为完善，农民对保障水平这一方面的隶属度有所上升，由0.56上升为0.82。通过以上的2项综合反映农户获得的生活保障功能的状况变好。

3.2.3 非农就业方面 在土地流转前后，如东县农民的平均文化水平变化不大，隶属度维持在0.4左右。二、三产业发展程度有很大的提升，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隶属度由0.36升高为0.73。说明土地流转后，从事非农领域事业的农民大幅度增多。通过以上的2项综合反映农户获得的非农就业的状况变好。

3.2.4 环境功能方面 在组成农民福利的5个功能中，土地流转前后变化幅度最大的是环境功能，隶属度从流转前的0.78下降为0.52，可见对于农民而言，其环境功能在土地流转后受到了损害。其中噪音质量、水质量和空气质量3个指标反映的福利状况下降程度相近。由于土地流转后，被承包的大片土地改造成连片的虾塘，养殖虾苗需要恒定的水温，因此需要燃烧锅炉来提供恒定的热量，由此产生比较严重的空气污染，所以空气质量这一指标变化明显。

3.2.5 在心理功能方面 本研究中选取的指标是经济收入满意度。该指标反映由于土地流转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变化的农户的满意程度。由表3可以看出，土地流转后，农户对经济收入的满意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4 小结

总体上，江苏省如东县农民土地流转后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其福利水平依然不高。土地流转后，如东县土地流转的农民福利总模糊指数从0.452提高到0.469，农民的总体福利有所改善。这与平常认为的农民土地流转后福利变差有所不同，原因在于此次福利评价是综合考量，从经济、生活保障、非农就业、环境状况以及心理角度多方面进行福利评价。虽然总体福利有所改善，但是模糊指数还是处于一个中等水平。

农民土地流转后经济、环境状况均有所恶化，但是生活保障、非农就业、心理方面的福利评价比土地流转前有所提高。农民在土地流转后经济状况隶属度有所下降，说明经济情况相对变差。土地流转后家庭农业收入大幅度减少甚至是完全失去农业收入，对于教育水平不高的劳动力或者老年农民而言，非农收入状况又无法得到有效地改善，土地依赖程度高，土地流转后就相当于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同时也会导致日常食品消费支出的增加，进一步加重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负担。土地流转后大片的土地改造成虾塘，影响了农田的自然景观，燃烧煤炭提供热量以维持虾塘所需的水温也会影响空气质量，导致环境状况变差。但是同时，生活保障、非农就业和心理等方面的改善，会促进福利的综合考量水平的提高。

5 建议

基于調查实际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①促进土地流转的农民非农就业，加大就业培训力度，完善就业信息，提供土地流转的农民就业优惠政策。土地流转对于一直以种地耕地为生的农民而言，土地流转之后即相当于失业。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后从事非农领域工作的农民的福利满意度更好，因此是否能够顺利找到非农领域工作对于这一农民群体来说十分重要。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在土地流转过后，政府基本未组织就业培训等活动。因此，政府应利用多渠道改善农民土地流转后的就业环境，比如定期举行农民就业培训，建立农民就业信息库，为农民在土地流转后提供就业招聘等相关的讯息，为就业存在困难的农民优先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等。②加强地方政府的组织与管理，保护农村环境、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随着水产养殖的规模化发展，水产养殖中的排泄及残饵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年，如东县水产养殖不仅向高密度、高投入、高产出方向发展，而且水产面积也不断增加，导致围网养殖面积增加、密度过高，水体富营养化趋势逐年增加。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如东县设施农业大量推广，农用塑料薄膜的投入使用量不断加大，给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污染。地方政府应加强组织与管理，完善农村环保政策，加强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农村环境保护的各项目标，加强农业自然资源开发活动的环境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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