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东亚汉诗圈互动场域的三种空间形态及其特征
——以15-19世纪中朝诗歌接触为中心分析

程继红 阙膺和

（1.浙江海洋大学 海洋高等教育研究所，浙江 舟山 316022 ；2.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历史上，中朝诗歌接触是东亚汉诗圈构建的主要部分。从地域分布来看，当时东亚汉诗学圈除中国外，主要分为三个地理单元，即朝鲜、日本和琉球。从建构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间接建构，即通过书籍传播而达成，这是唐宋时期的主要方式；一是直接建构，即通过文人之间的直接互动来实现，且具有很强的现场感，这是在明清时期兴起的方式。从15-19世纪，直接建构在中朝之间频繁出现，500年来诗歌国际化流量大幅增加，两国诗人互动场域的空间形态呈现阶段性不同，并各具特征。

一、空间运移：明代中朝诗歌接触的转场

单就中朝诗歌接触而论，从明代开始，由于双方使者制度性往来，无意中重塑了中朝诗歌接触景观，也就是说现场接触逐渐取代了此前书籍接触的地位。梳理明清中朝诗歌现场接触过程，诗歌现场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场域设在朝鲜，一是场域设在中国，这要由出使与来使决定。明代来华的朝鲜使节，因为对自身汉文化水平缺乏自信，加之宗藩关系的影响，故一般不鼓励使节过多接触官方以外人士，也较少有宴饮集会，因此明代大部分时期中朝诗歌接触的活动空间，主要在朝鲜境内表现频繁；但晚明开始，局面有所改观，中朝诗歌接触空间开始运移，有从朝鲜转场中国的趋势。我们分别从朝中两个方面来说当时的情况。

（一）明代中朝诗歌接触的朝鲜场域。中国派出朝鲜使臣的人员组成前后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洪武到宣德，主要以宦官和武臣为主，文臣间有；第二阶段从正统年间开始，至崇祯结束，正副使皆主要以文臣为主，而且大都擅诗，藉此传播教化；而朝鲜方面也选择通晓汉典、能诗善文者担任远接使和后援团，以此对接上国文德。这时候朝鲜场域的构成，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明使臣与朝鲜国王之间的酬唱，场域在宫中或迎宾馆；二是明使臣与朝鲜远接使之间的酬唱，场域在鸭绿江畔；三是明使臣与朝鲜文士之间的酬唱，场域主要在汉江等游览胜地。由于制度性推动，在中朝之间掀起了一场场旷日持久、声势浩大的国与国之间的诗歌竞赛运动，留下巨大的诗歌唱和遗产，成为东亚汉诗圈中的一道奇异景观，这便是《皇华集》的诞生。是集收录明景泰元年（1450）到崇祯六年（1633）183年间24次出使唱和作品，每次结为1辑，共6000余首。此外，还有散见于中朝两国文人文集以及朝鲜方面的《朝鲜王朝实录》之中的唱和诗歌。除了御制与应制诗外，中朝之间的唱和模式主要以中方正、副使臣发起首唱，而朝鲜文人赓和为特征，有时出现一唱而十和甚至百和的盛况。

这种诗歌接触景象，在每一次中国使者赴朝时成为惯例，逐渐成为东亚汉诗史上一种独特的诗歌制度。开此先河的是景泰元年（1450）倪谦、司马恂与朝鲜文人郑麟趾、申叔舟等人的诗歌接触，现场在南江、汉江和乙头峰，此后历次赴朝使者的诗歌活动遂成常态。如，天顺元年（1457）陈鉴、高闰与朝鲜文人朴元亨、金守温等的诗歌接触；天顺三年（1459）陈嘉猷与朝鲜文人朴元亨、洪允成、曹效门等的诗歌接触；天顺四年（1460），张宁出使朝鲜,与朝鲜朴原亨等的诗歌接触；天顺八年（1464）金湜、张珹与朴元亨、金守温、金寿宁、李坡、柳允谦等41人的诗歌接触；成化十二年（1476）祁顺、张瑾与徐居正、卢思慎、尹子云等的诗歌接触；成化二十三年（1487），董越、王敞出使朝鲜,与朝鲜诗人许琮等的诗歌接触；弘治五年（1492），艾璞与朝鲜卢公弼的诗歌接触；正德十六年（1521），唐皋、史道与李荇、郑士龙、苏世让等的诗歌接触；嘉靖十六年（1537），龚用卿、吴希孟等与李希辅的诗歌接触；嘉靖十八年（1539），华察、薛廷宠与苏世让、金安国等的诗歌接触；隆庆二年（1568），欧希稷与朝鲜诗人辛应时等的诗歌接触；万历三十七年（1609），熊化与柳根、李廷龟、李好闵的诗歌接触；天启六年（1626），因为辽东战事而被迫关闭了东北陆路赴朝通道，姜曰广、王梦尹渡海赴朝，与朝鲜申钦、李廷龟、金瑬等有诗歌接触，游历而留下的唱和现场较多，如平壤的文庙、萁子庙、东明王祠、愍忠坛，汉城的汉江、济川亭、杨花渡、蚕头渡、仙游峰等，这几乎是此前所有赴朝使臣经历的文学现场。①

此外，在援朝抗倭战争中，中朝诗歌接触也有硕果。明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入侵朝鲜，史称“壬辰倭乱”。万历二十六年（1598），陈璘率水师援朝抗倭，取得露梁海战大捷。当时随军文人吴明济，在朝期间,广交朝鲜文士，与许筠等多有诗歌接触，同时搜集朝鲜古今百余位诗人作品,编为《朝鲜诗选》,成为中国人编选的第一部朝鲜汉诗集。与此同时，明将赵都司在朝鲜京城曾做一首名诗：“清香旨酒千人血，细切珍羞万姓膏。烛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其后,朝鲜名剧《春香传》将其纳入剧中,根据剧情需要发挥并改为：“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百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某种意义而言，此首诗歌可谓中朝诗歌接受史上的一个接受标本。当然在朝鲜中朝诗歌接触现场的详情肯定有更多丰富的细节，这里我们仅仅证明诗歌互动事实而已。

（二）明代中朝诗歌接触的转场——从朝鲜场域到登州场域。晚明时期，中朝诗歌接触的空间场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要引起注意的。众所周知，朝鲜使节来华路线有海陆两条，陆路是跨过鸭绿江抵东北而南下进京，海路是从海上先抵达山东登州然后进京。明初因定都南京，故与朝鲜的交通以海航为主，其中山东登州既是始发港也是目的港。永乐迁都北京，中朝交通路线改为陆上交通为主。朝鲜使团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从汉阳出发，十二月末到达北京，总里程在3100里左右，途中约需50—60天。但据《明史》记载：“天启元年八月，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②这是因为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战事频繁，途经辽东的陆上线路受阻中断，朝鲜使臣被迫改走海路。登州港由此再次进入朝鲜使臣视野，而中朝诗歌接触的空间在此时也发生变化，登州场域开始形成。

近20年来，随着朝鲜各种朝天录文献的涌入，晚明登州港区的中朝文人唱和，已经有学者关注并作了深入研究。如，天启二年(1622)的朝鲜使臣吴允谦来华，与登州文人有诗歌接触，唱和见其所著《楸滩集》；天启三年(1623)朝鲜使臣李庆全、尹暄、李民宬与登州文人有群体性诗接触，唱和诗作见载于《燕槎唱酬集》；天启四年(1624)朝鲜使臣李德泂在登州与地方文人有诗歌接触，也有多首登州唱和诗，其《朝天录(一云航海日记)》有载；天启六年(1626)的朝鲜金尚宪、南以雄、金地粹与登州文人有诗歌接触，分别载于金尚宪《朝天录》和金地粹《朝天录》之中；崇祯元年(1628)朝鲜使臣宋克讱、申悦道在登州的诗歌接触，申悦道《懒斋集》有载；崇祯二年(1629)朝鲜使臣崔有海是与登州文人诗歌接触数量最多的一位，其《东槎录》基本悉数保留当时唱和之作；崇祯三年(1630)朝鲜使臣高用厚，与登州文人的诗歌接触，见载于《朝天录》中。③登州作为晚明中朝诗歌接触的第一现场，改变了此前朝鲜使臣不轻易在华境内与明代文人进行诗歌接触的惯例。因此，原来将主场设在朝鲜境内的东亚汉诗竞赛，随着明帝国的衰落反衬出朝鲜汉文化自信的增长，实现了中朝诗歌接触的空间转换——登州场域成为东亚汉诗国际舞台，从而引来晚明登州港区文学国际化流量的瞬间爆发。

二、空间下移：清代中朝诗歌接触的延展

总体而言，清代中朝诗歌接触的中国场域活跃度要高于明代。如果说明代的中朝诗歌接触场域无论在朝鲜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其实都不脱外交框架，亦即官方色彩，而到了清代，中朝诗歌接触的场域，则逐步褪去外交色彩，下移到日常生活领域。在清朝立国之初，由于朝鲜一直存有“反清复明”心态，虽然名义上中朝保持政治与经济往来，但来华使者却对与中国文人的现场接触抱谨慎态度。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该局面才被朝鲜北派先驱人物洪大容率先打破，他在北京琉璃厂书肆与浙江士子严诚、潘成筠和陆飞等相识并交游，尤与严诚交谊甚厚，时人称为“洪严之交”。洪大容归国后编成《干净洞会友录》，开清代中朝诗歌现场接触先声，在朝鲜影响巨大。北派中坚朴齐家受洪大容影响，于乾隆三十三年（1778）作为使团随行人员来华，与潘成筠、李鼎元、李骥元、祝德麟等有诗文接触。谈到当时京师中朝诗歌接触的日常生活化，有三处具有代表意义的接触现场：

一为北京琉璃厂，这是公共空间。琉璃厂自乾隆年间繁荣，成为图书和宝玩的集散地，也是京城文人聚会地，而经营与寓居者多江南与江西人士，故朝鲜使者与南方人之间的唱和尤多。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朝鲜柳得恭、朴齐家奉使入京,在琉璃厂五柳居书站结识了著名学者、藏书家海宁陈鳍和嘉定钱东垣，从此以后交友圈不断扩大。柳得恭于嘉庆六年（1801）再次出使来京，其《燕台再游录》所列交游41人，其中著名者有纪昀、阮元、孙星衍、黄丕烈、罗聘等。琉璃厂书肆的学术与文学著述，还常常成为朝鲜使臣认识当时名人的媒介，比如下述陶澍进入中朝诗歌接触场域，就是因为琉璃厂的平台。

二为陶澍印心石屋，这是私人空间。与明代朝鲜使节来华最大区别在于，清代朝鲜使节开始进入到清代官员、学者、诗人的私人空间。如，嘉庆十四年（1809），朝鲜著名诗人金正喜随父亲首次来华，接触到中国当时一流文人翁方纲和阮元。次年，金正喜一行返朝前夕，阮元、李鼎元、谭光祥、金勇、李林松等为其举行饯行宴集，宾主唱和。其中阮元还在泰华双碑之馆接待金正喜，并以《揅经室文集》之第六卷抽赠。④泰华双碑之馆，是阮元的私人空间。嘉庆二十一年（1816），金正喜再来中国，除翁方纲、阮元外，与曹江、徐松、翁树培、翁树琨等亦有交游。当然，朝鲜使节进入私人空间的例子，最为典型的是陶澍与朝鲜诗人的交游。嘉庆二十三年（1818），洪羲锡和权永佐奉使入都。他们与陶澍的相识，是因为在琉璃厂见到陶澍诗稿，遂到其印心石屋拜访。对此，陶澍《谈瀛前录序》详细记载，曰：

先是朝鲜进士洪骆皋羲锡与权晶山永佐，购书琉璃厂，见先子《萸江诗存》《古文存》及余诗稿而悦之。遂诣余斋请谒。语音障隔，彼此相通以不律。维时，翰林朱兰坡琦、彭宝臣浚、贺柘农熙龄，暨张麓门延阀舍人，皆不期而遇。余首倡“槎”字一律，诸君属而和。既而，使臣三人亦以诗来，往返叠韵，凡若干首。⑤

洪羲锡将中朝双方唱和诗歌珍之若拱璧，汇辑成册，名曰《印心石屋谈瀛诗册》，并请陶澍作序。《诗册》传回朝鲜后，在朝鲜诗坛掀起一股陶澍热。此后，印心石屋,逐渐成为朝鲜来使聚会谈诗之所。陶澍《谈瀛后录序》说：

高丽之人喜声诗。自国初臣属以来，职贡最恪。沐浴圣化，蒸蒸日上。戊寅春，贡使韩致应恭预内廷茶宴，赓和天章，为朝士所称许。其时，随使来者，多诣余斋请业。继而，无时不来，求诗求书者，踵相接也。既去，而有余恋，且有未来而致书贻诗以相歆者。甚至国中结社,取东坡语名为“拟陶诗屋”。⑥

可见，陶澍印心石屋，作为中朝诗歌接触的现场，是很有个案意义的。由于陶澍与朝鲜文人的诗歌接触，在当时是一件非常有影响的国际性诗歌事件，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录了他与朝鲜诗人唱和诗近二十首。概括而言，在嘉庆年间中朝诗歌接触过程中，经陶澍推荐与带入，朝鲜众多诗人得以进入中国诗坛，并享有一定声誉。故有学者认为陶澍对于中朝诗歌接触的贡献，不下于乾隆朝的纪昀。⑦陶澍之后，朝鲜诗人进入中国文人的私人空间，屡见不鲜。如，朝鲜通事李尚迪仅在清道光九年（1829）至同治三年（1864）的35年间，随团来华达12次之多，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逾百人的交游唱和圈，这在其《怀人诗》《续怀人诗》中多有体现。其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一次宴集，据梅曾亮记载：“觞之吴氏之蒋园，客十八人皆会谈讌，极日而罢。以海国异域之人，离别之久得聚，而以一樽相乐，不可谓非快事矣！”⑧吴氏之蒋园为私人空间，由此也可想象陶澍在印心石屋与朝鲜使臣饮酒赋诗的现场图景。

三为龙喜诗社，这是软性空间。无论是琉璃厂式的公共空间，还是陶澍式的私人空间，皆指物理意义上的硬性空间而言，除此之外，还有软性空间。所谓的软性空间，主要指文学性社团。清代诗人结社频繁，由结社而形成不同诗人群体，这些群体又以“社”为虚拟平台，从而形成诗人唱和活动的特定柔性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使节的入社唱和，再次呈现出中朝两国诗歌接触的第三种图景。在陶澍的私人空间接触之后，朝鲜使臣归国后意犹未尽，结成“拟陶诗屋”，已显示出朝鲜诗人结社背后的中国情结。清光绪十九年(1893)，湖湘籍士人黄膺在京城善化会馆成立“龙喜诗社”，该诗社虽以湖湘籍人员为主，但呈对外开放状态，与朝鲜来华诗人多有唱和。从光绪十四年（1889）到十九年（1893）这五年间,便先后有十三位朝鲜使臣和黄膺及其龙喜社成员往来酬唱，形成以黄膺为中心、龙喜诗社为平台的中朝诗人唱和群落。⑨关于朝鲜使臣在龙喜诗社唱和情景，白族诗人赵藩《孟春二十八日黄鹿泉兵部（膺）招饯朝鲜国使李中枢（乾夏）、李制书（炜）、沈仆正（远翼）、崔佥事（性学）集宣武门外善化馆赋诗祖门》（其一）云：“中朝贤主外藩宾，酬献温温一宝春。文讌屡开龙喜社，笔谭初接马韩人。”⑩可见当时诗社唱和盛况。而朝鲜李乾夏自己也说：“光绪癸巳（1893年）春，……农部集同志祖道，竟日谈宴，赋谢录别。”11描述的也是这次与龙喜诗社社主黄膺唱和事实。农部，即指黄膺。黄膺后来编刻《龙喜社海东寻诗集》，这是一部中朝诗人唱和诗集，同集者有朝方李乾夏、李炜、沈远翼、崔性学四人，中方19人, 其中14名为湖南人，非湖湘籍著名人物徐世昌等也在列。对此，徐世昌后来回忆说：“余时在词馆，善化黄鹿泉农部就其县邸设‘龙喜社’，邀使者宴集，迭相唱和，次为《龙喜社海东寻诗集》。三十年来梦痕如昨，重录其诗，感慨系之矣。”12

综上，清代中朝诗歌现场接触，体现了由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和诗社软性空间转换的特征，这是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三、空间漂移：中朝诗歌接触的意外场域

这个东亚汉诗歌接触史上的意外，为中朝诗歌接触带来一个纯属偶然的空间建构，同时为东亚汉诗圈互动场域注入新的活力与想象。

崔斗灿字应七，号江海散人。1818年4月初10日，他应族妹夫全罗右营讨捕使张公翼的邀请，从济州岛出发，乘船前往全罗道。然而在济州海峡，他与同船的50余人遭遇了风暴，经长达16天的海上漂泊，4月26日被东海渔人所救，并在宁波府定海县（今舟山）普陀山登陆。崔斗灿在近六个月的返乡路程中，以日记形式将此行的经历、见闻、交游、唱和述诸纸笔，即为《乘槎录》。其叙事大致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海难阶段，记述海上遇难始末与求生举措等。第二阶段为登陆定海县，经历了身份辨别，与下情上达的等候过程。期间崔斗灿与定海文士宴饮唱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返回朝鲜后仍念念不忘。第三阶段为经宁波赴杭州羁留阶段，因行程拟沿京杭运河北上，历经数省，因此需要行文沿途。朝鲜漂人一行在杭州留驻长达数十日，与杭州的文士多有诗文唱酬，文字往来频繁。第四阶段为沿运河北上，并自京师陆路东归阶段。13崔斗灿在定海县逗留14日，与李华、沈泰、朱佩兰、姚绳斋、吴申浦、乐秉彝、李巽占、竺世臧、陈福熙兄弟、金士奎、李嗣良、陈廷麓、童六一、周勋、何梦仙、曹振绚、林良骐、林渭壮、程光轮、时凤仪、丘秀才、宁海容，以及胡、高、刘等25人有交游，唱和38首。在杭州停留17日，与汪焕其、周元瓘、高澜、孙传曾、章黼、冯智、陈应槐、高师鼎、高师颐、高师震、杨山樵、杨匀、高荻浦、程荣、程润寰、余锷、阳秀才、王乃赋、王春、叶潮、舒林、朱瑛、周蓝仙、汪复、孙仰曾、孙熙元、孙颢元、孙辅元、沈起潜、罗承烈、邵伦、陈云桥、汪公、徐秋雪、沈学善、李堂、李寅圣、方学启、孙锡麐、李世稭、刘承绪、李泉、孙奎、沈福春、沈乔年、杨山樵、杨匀、杨竹香、程诗、屠琹坞、孙树果、袁勲、孙秀芬、孙庠、查初白、吴瑶华、脩梅居士等57人交游，唱和121首，另撰联4首。

朝鲜漂人崔斗灿在定海和杭州滞留时间加起来不过31天，与82人见面，相互唱和诗歌159首，这在中朝诗歌接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个案，同时也因为该个案出现，丰富了明清以来中朝诗歌接触的空间形态。定海士人听闻有漂人浮海而来，或孤身探视或联袂而访，络绎不绝。主客双方通过诗歌唱和、书籍借阅、宴饮馈赠等多种形式进行接触：

文人来访往往赠诗，而崔斗灿凡获赠诗必唱和为应。由于来访者身份有别、作诗环境不同，因而诗歌水平参差、主旨各异。如五月三日记云：

士人朱佩兰来访。余问曰：“公无乃子朱子之后耶？”朱曰：“否，我乃明太祖之后也。”金以振曰：“公无黍离之感耶？”朱大不悦，取金以振笔谈纸扯裂之，金亦渐而退。朱私谓余曰：“彼诚妄人。”仍赠诗一绝：“君自乘槎八月天，忽然风吹到江边。河清海晏今为定，共庆天朝万万年。”余应之曰：“碧海茫茫水接天，中流自谓四无边。南来一识朱家丈，生老升平六十年。”

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因崔斗灿同伴金以振的不当提问，身为明皇室后裔的朱佩兰深恐惹来杀生之祸，赶紧将笔谈记录扯破，并以“共庆天朝万万年”的诗句来表明心迹，而崔斗灿也在结句中予以配合。

崔斗灿滞留定海期间恰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好客的定海士子李巽占（举人）前来探访，并邀请崔斗灿前往自己的学生竺世藏（秀才）家用午饭。继而受陈福熙（秀才）之邀与金爽花（学官）入城，在金爽花家用晚饭，烹茶煮饼，饮雄黄酒，“肴核极水陆之味”以解斗灿佳节异地思乡之苦。金爽花领崔斗灿遍览家中，使其对江南的富庶有了直观的感受，并在《乘槎录》中做了详细的描写：“余随之入城，即爽花家也。高门有闶，粉墙四围。升堂则多床卓，覆以红氍毹，场砌皆布以熟石，无一点土，乃知其为越中甲富矣。坐定，爽花要余周览屋宇。周墙复壁，骇人心目。及至正寝，则东西翼室罗列银瓶，不知几百，坐锦綉绫罗之属皆称此。”继而有感而发口占一绝曰：“金谷繁华一梦中，江南难得富家翁。看君第宅惊心目，七尺珊瑚定几丛。”爽花应之曰：“我本浮家泽国中，江南万里遇诗翁。自惭门第无多物，新种窗前竹数丛。”除却对房屋陈设的赞叹外，最令崔斗灿欣喜的还是爽花家藏的大量书册，称“皆近代所鸠集，我东所未有也”。在借书观览的请求获得主人允诺后，自称“心如贫儿暴富”。定海文士在向崔斗灿求借《乘槎录》一览的同时，也相应地将《两浙輶轩续录》等书籍借予其观览。知其所好的金爽花还在临别之际，将自己幼时所作诗集《爽花录》赠予崔斗灿。

如此宴饮在定海共计有四次，尤以最后的践行宴最为热闹。在这些诗歌的唱和中，我们还得知当时在定海有一诗社名曰“二雨吟社”，为定海士子所结，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定海兴盛的文教氛围。

崔斗灿一行于5月21日抵达杭州，寄宿仙林寺等候京城礼部批文，停留十九天。在此期间崔斗灿与杭州当地的文人接触情况，相较定海时有两点不同。其一，漂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被允许离开驻地，但允许当地士人前往探访。其二，杭州作为浙江首府，从来访士人的身份结构上来看，杭州府与定海县的士人有一定差异。定海县的士人以秀才为主，最高功名者为举人，而杭州府的来访士人，不少已经出仕，地位相对较高且数量更多。这两点差异导致崔斗灿一行在杭州时并未如在定海时参加文人宴会，但更多的来访仕宦使得诗歌唱和的质量与数量都有明显的上升。

内蒙古地区是中国最古老、最典型、最强大的游牧文化区域，也是世界上最密集、最独特的草原文化汇聚地之一，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特色鲜明、样式众多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在杭州期间崔斗灿与杭州士人的诗歌唱和数量极大，其中最多且最具杭州地方特色者为“西湖诗”。由于无法自由出行，使得崔斗灿一直希冀的西湖之行成为泡影，于是遗憾地作诗二绝曰：

蓝舆晚到浙江城，西望长湖眼忽明。许把烟霞都管领，却教荷桂未忘情。

越中山水尽精神，最爱西湖景物新。洽似东家贤处子，隔墙相望不相亲。

这两首西湖诗通过来访文人口口相传很快在杭州士林间传播，并引来诸多唱和之作。如高澜（秀才）的：“十里西湖只隔城，艳阳时节是清明。桃花已老黄莺谢，莫怪东风不世情。羡君落笔竟通神，吟到西湖句倍新。山水天然图画在，何须身陟始情亲。”余锷（平湖教谕）的：“三面环山一面城，湖心亭子映波明。移舟若傍西泠住，杨柳千条系客情。暂客殊乡莫怅神，却教眼界一时新。明朝风便乘槎去，应忆僧楼笑语亲。”沈起潜（直隶州同知）的：“梯山航海到杭城，景物怡人照眼明。对面西湖成背面，天涯咫尺不胜情。读罢琳琅句有神，果然俊逸更清新。相逢何必曾相识，文字目缘见便亲。”章黼（训导）的：“阻风漫忆故乡城，遥看湖光一鉴明。行箧携将图画去，西泠佳处最关情。诗篇书法妙通神，偶合萍踪结契新。我欲乘槎观日出，海鸥何日重相亲。”前后共计有21人予以应和。此外在临别之际，修梅居士又赠西湖十景诗十首（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南屏晚钟、曲院风荷、双峰插云、三潭映月、雷峰夕照、断桥残雪）予崔斗灿，以慰其未能一览西湖之憾。

值得一提的是，除男士前来探访外，在杭时还有女史前来求借《乘槎录》一阅，其载曰：

有女史五六人，送小纸来曰：“闻孝廉君子有《乘槎》之作，伏乞一览，以破闺房之陋。”余嘉女子之能识字，举全部示之，二人读之，四人饮烟草，环坐听之，声喁喁可闻。

临发时，孙颢元（诸生）还向崔斗灿赠诗集三卷，称一卷乃其从侄女碧梧诗，二卷乃其从侄女秀芬诗。可见杭城女子识字并不罕见，浙江文教之盛可见一斑。

尤可注意者，杭州文士对崔斗灿的衣冠服饰抱以浓厚兴趣，《乘槎录》中载：“一日孙颢元谓余曰：‘先生冠是何冠？’余曰：‘东国所谓宕巾也。’孙乞暂借，余许之。孙仍着之，顾影徘徊，似有喜色。已而轮着之，余锷独不肯着。”又载：“华人爱之曰：‘冠亦明制，衣亦明制，先生一身浑是明制。’”由此可见当时清人对明制衣冠久已不见，多有新奇之感，而崔斗灿作为朝鲜士人常以小中华自居也便不足为奇了。

浙江一月，给崔斗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乘槎录》的追录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浙江士人的感激之情，称：“济有《儿女歌》曰：‘江南三岁归，日本三月归。’至是六月而回国，济人亦曰：‘自有漂船以来，回国之神速，未有如此之行也。’盖在定时，李巽占、金士奎、陈福熙诸贤为之先，后在浙时沈起潜、余锷、孙熙元诸游说各衙门，巡抚幕宾赵敦礼居中用事故也。呜呼!诸公之恩，尤不可忘也！”

以上崔斗灿与中国文人的接触，如果不是出现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很难想象当时场域的具体情形。这些细节描写，为后人建构了一个不同于外交使臣身份的诗歌互动场景。这个中朝诗歌接触场域诞生，就像崔斗灿本人一样是漂移来的，虽纯属意外，但已经深深嵌入东亚汉诗圈中，并具有鲜明的印记。若非《乘槎录》的保存，这次中朝诗歌接触事件就要被时间的波浪永远吞噬了。

综上，中朝诗歌接触，在15-19世纪500年时间里，无论是两国使节制度框架内的互动，还是意外漂来的唱和机遇，其呈现出的互动空间形态及其特征，将为东亚汉诗圈带来新的叙事方向与建构可能。

注释：

①关于明代使臣与朝鲜文人的历次唱和情况，吴尹琼博士有迄今最为详尽的梳理，具体见其《明朝与朝鲜王朝诗文酬唱外交活动考论——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②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列传》第二百八《外国一·朝鲜》，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302页。

③朝鲜使臣在登州诗歌接触情况梳理，参见刘晓东：《明末朝鲜使臣在登州的诗歌唱和》，《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刘焕阳，刘晓东：《落帆山东第一州——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登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④转引自葛荣晋主编：《韩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81页。

⑤⑥陶澍研究学会选注：《陶澍诗文选注》，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50-152页。

⑦尹虎彬：《清代的中朝文学交流》，《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⑧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十一《海客琴尊图记》，清咸丰六年刻民国补修本。

⑨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就辑录朝鲜13位使臣与黄膺唱和诗歌20余首，体现了徐世昌本人对中朝诗歌接触事件的关注，当然他本人也是唱和现场的参与者。

⑩王明达选注：《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藩卷》，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