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城进发

2019-01-02 02:04李逸飞周蓉
文教资料 2019年30期
关键词:短篇小说

李逸飞 周蓉

摘    要: 自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城乡结构迎来新局面,短篇小说自发产生了多维度的新变。本文以城乡变迁、精神寄托、死亡场景为切入点,分析2010年至2016年短篇小说的创作主题。

关键词: 短篇小说    创作主题    精神寄托    死亡场景

自2010年以来,中国短篇小说有了不少新变。这些变化并非出自短篇小说文体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或叙事技巧的进一步革新,而是更多地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大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在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当属城乡结构的变化:2011年的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2018年,城市化率已经逼近60%,城市的地位愈显重要。这段时期短篇小说的创作经历了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转变,当然这里的转变不只是题材上的,而是全方位的。2010年来的短篇小说受城乡结构变化的影响,自发地产生了涉及题材时空、叙事重心、审美形态等多个维度的新变。

谈及短篇小说,从来不乏对其文体本身特性的探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篇小说兴起的背景下,就已注意到“短篇小说”与“短篇故事”两条线索的扭结[1];二十一世纪到来,便有学者意识到过于技巧化的叙事对短篇小说并无裨益,需要进一步界定它的审美特征[2];2010年前后,依然有学者感叹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缺乏,再提“文学性”问题[3]。这些忧虑是必要的、诚恳的,不过本文无意于勾勒短篇小说“理应如何”,而是基于这几年的创作,试图勾勒当下中国短篇小说“呈现什么”,并由此展开论述这一时期的创作新变。

2010年后的短篇小说创作,整体可以说更加多样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写法都有不同朝向的尝试。不过结合以上提到的时代环境,在纷繁多样的作品中还是可以看出相对明晰的共性变化。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6年间的短篇小说作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题材的变化,创作者逐渐将目光投向城市,更加深入发掘城市内部的不同纬度,衍生出返乡文学等新视角;再者,叙事重心发生偏移,愈发少见外显的审视乃至批判的立场,更多的创作悬置或隐蔽地表达叙事者的立场,深入关于当下人精神状态的思考;还可以发觉审美态度的微妙转变,小说的日常化书写结束之时,常常点明“危机”甚至迎来死亡场景,这不再指向外在的重压,更凸显个体选择的不可承受之轻。

一、裹挟苦痛的城乡变迁

城乡变迁过程中,既已存在的城乡对立问题,在城市语境中呈现出更多的碰撞。小说描写对象逐渐从农民转向打工者,底层敘事在城市语境中愈显成熟。如卫鸦的《天籁之音》[4],“我”与工友石岩在建筑工地干活,偶尔休息时,石岩说能听见已是哑巴的未婚妻的动人歌声,后来在试图守护被风吹跑的未婚妻照片时不慎坠楼。这则小说除了刻画出城市底层工人艰苦的处境,还将朴素的人性之美浪漫地展现出来。结合他们在城市的无处容身感与强烈的回归农村故土之情,这一起悲剧显得苦涩而婉转。刘庆邦的《我有好多朋友》[5]把底层与中产两类群体更直接地对比。外来务工的保姆申小雪知道自己不可能像女主人一样舒坦生活,为了能够接纳自己的身份,面对女主人时以“我有好多朋友”的谎言平衡内心的失落,争取一份特别的自尊。这样一句话,将底层打工者孤苦伶仃、彷徨无依的心境无意识地展露出来,更显其痛处。

除了对底层境况的关照外,还有一类——来自农村而后在城市立足的人——也成为创作重点关照的对象。如果说底层叙事力图揭露变迁中依旧存在的断裂及这种差异相对直接带来的苦痛的话,那么对“新居民”的书写,则直面城乡联结的困境,这通过“返乡”表现出来。甫跃辉的《普通话》[6]讲述了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定居的顾零洲,多年后重回老家参加亲戚葬礼、同学聚会的故事,将主人公内心的纠葛、忐忑一点点抖出:面对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农村各方面的差距,顾零洲无法忘怀这一份旧时的情感,又特别想割去这一份“沉重的包袱”。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情网,依旧牵绊着由农村向城市变迁的内在改变,城乡变迁不是简单的地域变化,而是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成与传统农业文明的消减过程。在城市研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就这样描述城市的特征:“对任何一个人而言,在大城市中碰到的陌生人比他认识的人要多得多。”[7]

变迁过程中除了延续既有的冲突外,还因为城市空间陌生人的大量集聚,充满了竞争与不确定因素。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内核并不新鲜,但在现代变得更为突兀。方方在《云淡风轻》[8]里将这个问题表现出来。慧明的孩子救别人身亡,当她选择理解不要赔偿时,却遭到小区众人异样的看待;有车主仅根据朦胧的猜测,就将自身车辆划伤的元凶说是死去的慧明孩子,还获得小区众人的支持。慧明的邻居老太太也遇到类似的“集体之恶”,孙子被小区内汽车伤害致死,明明现场有很多人,事后却无人愿意帮忙指控、作证。这两个家庭的悲剧发生后,仍不得不面对周边人向伤口撒盐,非但不“云淡风轻”反而极为沉重,读罢与结尾的慧明一样感到惶然。此外,伴随信息技术的发达,网络在带来便捷之时成为是非之地。裘山山的《意外伤害》[9]中,在政府工作的沈国庆自发跳水救人,却在网民那遭到了恶意的揣度和攻击。鲁迅笔下的看客,似乎变本加厉地冲到了前沿城市、网络之中。短篇小说创作者们,以冷峻的笔触将问题剖视出来。

在城市逐渐成为短篇小说书写的主流之时,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也在不同维度上构成了对城市的回应。大体有两个方面:一类如叶弥《到客船》[10],与整体的变迁相呼应。《到客船》以一个虚构的水乡为背景,细致勾画了城市文明飞速发展之余对乡土带来的冲击,用寓言的方式突出了乡土问题的严峻。另一类则“以不变应变化”,继续书写对乡土淳朴人情的呼唤与赞颂,某种意义上在以真挚的感情回应城市的人际问题,比如孙焱莉《扫尘》[11]细腻描写了亡夫的女人与大伯子的情感,没有鸡飞狗跳的冲突而温情有余。

二、无处可依的精神寄托

随着城乡结构的变化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另一个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就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问题。面向城市,除了上文提到的、直接点明社会问题的创作外,越来越多的作者将叙事重心放在微小的个体上,关注不同的个人在城市面临的、状态各异的精神伤痛。在物质与金钱的裹挟下,一些现代人虽然不愁基本的生活,但有孤独感、焦虑感。如鲁敏的《铁血信鸽》[12]中的三个人物,养鸽人整日把玩鸽子,穆先生的妻子想着如何养生,廖先生自己一团和气没有棱角,呈现一片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直到廖先生被那群鴿子的自由飞翔惊动,才重新激起心中狂放动荡的“铁血之心”,可依旧陷在日常的平庸之中,最终选择纵身一跃。这份觉醒的代价特别沉重。马卫巍《萤火虫》[13]的主人公也是中年男性,是一个小公务员,生活空乏平庸也没有什么盼头。但在他接触到一个馄饨摊女孩后,萌生了青春般的暧昧欲望与情感,似乎找到了寄托。但他没有溺于纯粹的欲望,在这个女孩陷入困境时还帮助了一把,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相较《铁血信鸽》无路可退的困局刻画,《萤火虫》点出了朦胧的希望,点出了从简单欲望满足到进阶精神满足的隐微路径。

面对这个问题,李亚的《姚莲瑞女士在等待中》[14]从女性视角出发,层层剖析当今一些中年人的焦虑心态。姚莲瑞非常清楚岁月会一点点带走容颜,但她抗拒承认中年的身份与生理的变化,走进酒吧想要抓住青春的感觉。可她并没有能等来新的情感,在逐渐落魄的生活处境中也不再敢想,最后伴随更年期的到来被迫接受了自己,迎接绵延的精神空虚。这篇小说以女性的容颜和生理状态为线索,把人对生命状态的思考、对精神寄托的寻觅更具象地表现出来,也构筑了更加令人嗟叹的审美体验。上述几篇,关注的对象都是已经结婚、已到中年的中产阶层男女。这一个群体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较大,都经历过城乡结构巨大改变带来的生活状态变化,其精神无依的现象最明显。

对精神状态的思考并不局限于这个典型群体,还可以在创作中看到其他开掘角度。弋舟在《随园》[15]中对生命的思考更近一层,通过把“随园”这一个文化象征腾挪到西北的大地,通过主人公杨洁颠沛的、不停较劲的生活轨迹,将永恒与短暂、合群与孤独、主动与被动等关于生命的议题丝丝呈现,表达了对精神世界求索的不懈努力——尽管底色仍是悲怆的。陶丽群《母亲的岛》[16]结合了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与对精神向度的探寻。被拐到农村当媳妇的“我”的母亲,在五十岁时突然决心到离家不远的小岛生活。“我”不知道、也没人知道母亲出走的缘由,无论“我”和家人如何努力,都没能改变母亲的心意。直到某一天母亲走得更远,远在“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令人心痛的被拐仅用只言片语提及,无声控诉着这一群体的苦难;两次出走外的生活场景描写那么温情自然,母亲的心理活动完全在叙述的可知范围外,“我”的母亲究竟靠什么精神寄托度过了这样一段时光?小说留下极为蕴藉的感悟空间。

三、戛然而止的死亡场景

书写人的死亡总是文学创作中极为揪心的部分,在视死亡讳莫如深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更是如此。小说创作中的死亡场景从不是简单服务于情节需要的生命终结,背负更深刻的审美与价值诉求。如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17],主人公金枝是一个为了爱情不计一切的女孩,但她因自己的鬼灵精怪与直率表露屡遭挫折,最终在重度失眠大量吞服安眠药、送到医院洗胃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永远睡在了医院的处置间内。上文提到的短篇小说也有类似的死亡场景。《天籁之音》最后,“我”的工友石岩为了捡被风吹走的未婚妻照片掉下高楼,不带恐惧,还嘱咐“我”去听他未婚妻的天籁之音;《铁血信鸽》的最后,廖先生热血上涌,跃出阳台希望抵达对面的露台,却如灰色大鸟般飞离人世间。主人公现实感极强的死亡缘由铺垫与诗意化处理的场景描写在短篇的末尾戛然而止,带来很强的审美张力。

这样的休止,虽说与短篇小说文体本身的短小凝练、截取片段、带来爆点的审美要求相契合,也在创作的细微转变中,以将意外感压缩到极为有限的地步,更加突出实在性而非荒诞性,并且采用“旁观”的叙述,将人与人的疏离感、个体生命的无适感揉入其中。这不是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个体消亡,更多表达了现代城市文明中人之归属、人之个性的丧失。除了直接点明死亡外,其他创作也融入了类似的“戛然而止”,短篇小说捕捉到的片段之外,还是一个人群密集到看不见个体、也容不得驻足停留的城市背景。

除了上文重点提到的三处创作新变外,在历史题材、科幻题材等诸多方面也有一定的新尝试。总体而言,2010年至2016年的短篇小说创作经历着相对稳定的渐变转向,创作新变的“新”并非突破式的,而是缓坡式的。这一批小说的叙事水平整体上较为成熟,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紧紧伴随当前又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呈现且反思着社会生活的种种面貌。不过伴随城乡巨变,这种丰富性、复杂性可能依旧在这些文字的整体表现范围之外,创作者受制于自身的视野局限与既往经验,很多创作显得沉稳有余而不够灵动,创作朝向还是略显扎堆,技术性的开掘也有些薄弱。如何以短篇小说特有的艺术表现力开掘当下城市文明的丰富意蕴,是如今乃至以后创作新变必须着重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子平.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J].文学评论,1984(05):22-32+144.

[2]陈思和.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J].小说评论,2000(01):4-12.

[3]雷达.强化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J].文艺争鸣,2011(01):108-110.

[4]卫鸦.天籁之音[J].山花,2010(2).

[5]刘庆邦.我有好多朋友[J].芒种,2013(8).

[6]甫跃辉.普通话[J].人民文学,2014(12).

[7][美]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26.

[8]方方.云淡风轻[J].长江文艺,2015(12).

[9]裘山山.意外伤害[J].长江文艺,2012(9).

[10]叶弥.到客船[J].钟山,2011(1).

[11]孙焱莉.扫尘[J].山东文学,2012(2).

[12]鲁敏.铁血信鸽[J].人民文学,2010(1).

[13]马卫巍.萤火虫[J].当代小说,2015(7).

[14]李亚.姚莲瑞女士在等待中[J].当代,2013(3).

[15]弋舟.随园[J].收获,2016(5).

[16]陶丽群.母亲的岛[J].野草,2015(1).

[17]金仁顺.纪念我的朋友金枝[J].人民文学,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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