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五篇集外序跋

冯锡刚

（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学院，上海 200093）

一、序《何香凝画集》

何香凝先生对中国革命之贡献，人所共知。先生工国画，气韵生动，魄力浑厚，画材无所囿，翎毛、花卉、山水、动物，无适而不可。然先生不以此弋名，亦不以此侔利，其作画，善以效法自然，陶写性情而推动革命者也。国有大役或康荒，先生恒出所画醵金以事资助。国蒙其利，民受其福。革命乃高度之艺术，先生之革命事业与艺术活动，合而为一，非偶然也。后之俊秀，于此取法焉。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郭沫若

刊本据手迹，载《何香凝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9月出版）。作为集文学家、学术家、革命家于一身的郭沫若，与美术界的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关良等诸多大家颇多交往，多以切磋艺术为要，惟此则题词的对象亦为革命家兼艺术家，故虽有“气韵生动，魄力浑厚，画材无所囿”，“善以效法自然，陶写性情”等行家语，然重点则在“推动革命”，“国蒙其利，民受其福”，至于服膺“革命乃高度之艺术”，则其来有自。早年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一文中即加鼓吹：“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鼎革之际，郭沫若得与何香凝直接交往，并多次为其画作题诗。1949年8月，为牡丹图题富有新时代气息的七言：“谓我富贵谓我王，此乃妄人之主张。今日普天同朱紫，长为民众吐芬芳。”1972年9月，何香凝去世后，郭沫若在其1960年代所作墨梅图上，“用董必武代主席韵”题七绝一首：“突破寒流与岁新，梅花万朵见精神。香如洋海枝如铁，亘古长留一片真。”

二、序《傅抱石画集》

抱石作画别具风格，人物善能传神，山水独开生面。盖于旧法基础之上摄取新法，而能脱出窠臼，体现自然。

吾尝言：我国画界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则抱石。今北石已老，尚望南石经历风霜，更臻岿然。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郭沫若题

刊本据手迹，载《傅抱石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出版）。郭沫若与美术界人士有广泛交往，其中关系最为密切，堪称知己的，首推傅抱石。自1930年代在东京结识，三十余年间，过从亲密，时相切磋。郭沫若为之写下诸多诗文，收入《郭沫若全集》的长篇散文《题画记》不失为生动写照，而为其画展所作《勖抱石》则寄托殷切的期勉；傅抱石的艺术随笔《俗到家时自入神》是两位大师的谈艺录。1965年9月，傅抱石猝然去世，郭沫若睹画思人，赋《七律·题傅抱石遗作〈千山云起〉》：“抱石突于四十日前去世。但逝者仅其遗蜕耳，铁臂固长在东风中挥舞也。千山云起郁葱葱，大块文章锦绣胸。翻倒沧溟遗斧凿，抗衡造化决雌雄。兴来斗酒奚辞醉，踏遍神州苦用功。谁道骑鲸人已去，长看铁臂舞东风。”

三、序《寰宇贞石图》

鲁迅先生有《寰宇贞石图》之作，久所知悉，今始得见其稿本，大快私意。稿本乃据杨守敬印本剪贴，为数实二百卅二种，第四卷末有刘智墓志一种，有图无目，致未计入。又总目之次另有图目廿五种，有目无图，不知何故。

鲁迅见杨氏印本，云在“乙卯春”，乙卯乃一九一五年，又云“入冬无事，即尽（就）所有，略加次第，帖为五册”，可见此书之成即在一九一五年之冬。所谓“略加次第”，实一至繁重之工作，以一人一手之烈，短期之内，得观其成，编者之毅力殊足惊人。

全书系依年代先后编定，井井有条。研究历史者可作史料之参考，研究书法者可瞻文字之演变，裨益后人，实非浅鲜。书中资料，鲁迅已有所评骘：“审碑额、阴、侧，往往不具，又时杂翻刻本，殊不足凭信”。然此固无大碍，不具者可别求具本以见其全，翻刻者可另寻良拓以见其真。有此总龟，已不难按图索骥，要在好学深思者能作进一步努力耳。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穷一日之力，将原书检阅一遍后题此。

郭沫若

刊本据手迹，载《寰宇贞石图》（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出版）。《寰宇贞石图》，清末杨守敬所辑石刻拓片集，原书六卷，共收二百三十余种，以中国先秦至唐宋的碑刻墓志为主，兼收日本、朝鲜碑刻数种。鲁迅整理本五册，此前未印行。杨守敬，清末学者，曾在驻日使馆任职。郭沫若所疑“有图无目”，其中若干图片已分别列入第一、二册（手迹见《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四、序《凡将斋丛稿》

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

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将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剧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

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

马先生复能诗，善书，工篆刻。一九三九年同寓重庆，曾以青田石为我治印一枚，边款刻“无咎”二字。今以钤于文末，以见一斑。

凡德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五日 郭沫若

刊本据手迹，载《凡将斋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10月出版）。1930年代，郭沫若为撰著与出版《石鼓文研究》，与马衡开始交往。1940年春，为发掘重庆近郊之汉墓，两人有过合作。在郭沫若50岁时，马衡赋诗，以“事业百年刚及半，天涯宝藏待君开”祝祷；郭沫若则步原韵回报：“茫茫尘劫余知己，落落乾坤一散才。”马衡于1955年去世，序文作于1963年8月下旬，“九评”即将发表，“反修”进入高潮，郭沫若尚能不随时尚，作这样的持平之论，诚为不易。《凡将斋丛稿》直至劫难过后的1977年方获出版，此不仅得以告慰马衡及其后人，亦当令隔年离世的郭沫若为撰写于15年前的序文感觉欣幸。

五、序《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

唐景龙四年当公元七一○年,距今已一千二百六十二年。于时,卜天寿仅十二岁。所抄《论语郑氏注》虽然错落字不少，但在古文献学上，是具有高度的价值。

但我所特别注意的，是卷末杂抄的诗词和杂录。所抄六首五绝中，至少左列一首，应该是卜天寿自己做的。

“今日写书了，先生莫嫌迟。

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

“嫌迟”误为“鹹池”，“假”误为“贾”。写得很天真，的确是少年儿童的口吻。

杂录中有《千字文》一行，五句二十字。字颇工整，无一错误。足见平常练之有素。卜天寿所在义塾，设在“开觉寺”内，显然是佛寺，但义塾的教材是《论语》和《千字文》。卜天寿是私学生，显然不是豪门子弟，然而以十二岁的髫龄便能抄写长篇《论语》，赋诗述怀，这是值得惊异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断案：即八世纪初叶，西域的文化程度已与内地了无区别。

有人说：“中国的疆域，北部不曾越过万里长城，西部不曾越过四川、甘肃。”十二岁的卜天寿如有知，会捧腹大笑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 郭沫若

刊本据手迹，载《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日本学者金谷治编，东京平凡社1978年5月出版）。这也是一篇异于常规的颇为别致的序言。试读全文，对《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仅以“在古文献学上，是具有高度的价值”一笔带过，似有“文不对题”之嫌。这位中国学术界泰斗级的人物，何以“特别注意的，是卷末杂抄的诗词和杂录”？还当从先于《弁言》一个月前写出的《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说起。《杂录》全篇约三千余字（不妨说，《弁言》是它的简缩版），分为三节。第一节简要介绍文物的出土情况，以及卷本的面貌。第二节为主体，缕述抄本后的杂录（包括全部六首五言诗及《千字文》句录）。第三节是结论。全文不长，录如下：

卜天寿是西域人，年仅十二岁。十二岁的孩子便能以比较正规的书法抄写《论语》，又能基本上平仄合辙地赋诗述怀，而且他是在义学里读书的私学生，并不是豪门子弟，这可充分证明：当时西域的文化程度是十分深入而普及的，和内地没有什么两样。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和学者（所谓“汉学专家”）不久前曾经大胆狂妄地放言：“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未超出过甘肃和四川。”一千二百六十一年前的卜天寿会以渊默的雷声来教训他们：

“老沙皇的子孙们！你们看看，我所写的《论语郑氏注》和我所做的五言绝诗吧！”

两相比较，《弁言》的最末两段文字，一是用上“断案”一词，并标以重点号，这与其说是表明作者的学术自信，毋宁视为对结论重要性的强调；二是不点名地嘲讽论敌，以“捧腹大笑”取代“以渊默的雷声来教训”，显然是为了顾及域外读者的阅读感受。

卜天寿的抄本1969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一座唐墓。郭沫若对抄本在文献学上的价值当了然于胸。只是作者的注意力与旨趣在通过《杂录》的论证，驳斥苏联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谬论。《弁言》一以贯之，显示出政治活动家的本色。能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这对事功意识向来十分强烈的郭沫若而言，自然是最大的慰勉。在郭沫若看来，这较之古文献学具有更为宝贵的价值。

郭沫若写出《弁言》的当年9月，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然而金谷治编辑的《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却迟迟未获出版。个中原委，殊难猜度。（在写作《弁言》的同一天，郭沫若致信中岛健藏：“卜天寿《论语抄本》资料两份，谨奉上，请查收。文物出版社一件，系王冶秋同志所交来。”）好事多磨，直至1978年5月，东京平凡社以大十六开精装本出版，内中除收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和《校勘记》，还收有郭沫若的《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等研究性文字，《弁言》更以手迹影印。金谷治在《后记》中忆昔抚今，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时（二十世纪初——引者注）被发现的《论语》的资料大部分被拆散移送到国外，留在中国的被整理的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这次完全不同，这次才是完全由中国人进行整理，并能很骄傲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发表。……这份资料在当时的中国不被允许发表，真是胸中所痛，作为日本人的我们，必须进行深刻反省。现在更加要祝福在新时代中不断发现的中国。”这年6月12日，久已衰病的郭沫若以86岁高龄与世长辞。这应该是郭沫若生前出版的载有其文字的最后一部出版物了。这真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象征。郭沫若在其青年和中年时期，两次东渡，先是负笈求学，再是政治流亡，前后计近二十年，故对日本怀有很深的感情，一再深切表示，日本是其“第二故乡”。日本学者金谷治为编辑出版《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而多年不辍，耄耋之年的郭沫若挥毫为之撰写《弁言》，这为中日文化交流增添了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