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演进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发展时期作出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族复兴”理论回答和话语建构。“民族复兴”话语经历了从“物质指向”到“全面指向”，从“主体意识”到“共同体意识”，从“动员话语”到“制度话语”，从“本国经验”到“世界意义”的演进。“民族复兴”实践的推进、国家位势变化、国家治理理性化精细化进程是其不断向前演进的驱动力，这一演进对于保持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的实现以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70年;“民族复兴”;话语演进;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2-00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研究（多卷本）”（18ZDA194）; 湖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研究”（2017028）。

作者简介：曹威伟（1980-），女，湖南衡东人，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刘新春（1964-），男，湖南邵东人，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民族复兴”话语作为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兴起于近代中国，主要包含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两个层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任务，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诉求则推动着“民族复兴”的话语持续向前演进。正如当代西方著名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菲尔克拉夫所讲到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1]中国的“民族复兴”历程、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理论话语的革新，也伴随着理论话语的革新，而“民族复兴”理论话语革新及其强势输出，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演进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民族复兴”话语建构和实践推进的现实经验、把握话语演进的内在规律，从而更好地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目前国内对于“民族复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复兴”的研究则聚焦于时代背景分析、内涵阐释、不同时期表达比较、战略设计阐述等内容上。从话语角度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复兴”并以此为论题展开研究的学者有黄志高、李增添。黄志高梳理了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话语历程，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肯定了“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从中共十六大开始高频使用，习近平最终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李增添从民族复兴的现实境遇、历史任务、正确道路三个方面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认为20世纪中国三位伟人的政治远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成效、中国共产党“三件大事”的历史影响等为中国共产党表述民族复兴话语提供了文本支撑和事实依据。既往文献为“民族复兴”的话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演进的内在理路进行研究，在厘清演进路向的基础上，探求话语革新的内在动力，阐明其演进的现实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复兴”话语演进的路向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不断向前演进。1949年3月，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经济复兴”。1985年7月邓小平在同李政道的谈话中，重新启用了“振兴中华民族”的话语。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民族复兴”一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两次提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复兴”开始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及大众媒体中频繁出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随后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至此，“民族复兴”话语演化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和基本共识。从演进路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经历了从“物质指向”到“全面指向”、从“主体意识”到“共同体意识”、从“动员话语”到“制度话语”、从“本国经验”到“世界意义”的演进历程。

（一）从“物质指向”话语到“全面指向”话语

萨义德认为，对观念、文化和历史的理解或研究必须同时研究贯穿其间的力量关系，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影响着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西方和东方之间在根本上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2]。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情和与西方之间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当时共产党关于“民族复兴”话语主要指向物质文明的“复兴”，体现出打破帝国主义势力的封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诉求。可以说，此时现代化话语是“民族复兴”话语的主要内容。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复兴”的思想，指出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3]基于经济复兴的需要，提出了“赶超”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并主要将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作为中国“赶超”西方的内容[4]。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注重现代化与“复兴”事业的物质化指向时，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充满信心，认为在这方面中华民族远胜于西方。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一文中他指出，“偉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5]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其“民族复兴”话语仍以物质为指向，提出“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但是，他不再将经济建设局限于钢铁等单个生产力指标，而是首次采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作为“三步走”发展的衡量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复兴”话语也伴随着发展格局的提升、发展轴心的变化，由物质文明指向的“复兴”逐步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指向的“复兴”拓展。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已开始注意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十七大将社会建设纳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发展成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大将“民族复兴”的领域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提出“我们要……继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6]59。而且，“民族复兴”也从单一的民族角度扩容为国家、民族、人民三个层面，强调“民族复兴”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展示出一种更加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复兴”观。

柳亦博认为，国家治理要经历三个阶段性演化，第一次逻辑转向是疆域主义转向生产主义，第二次则是由生产主义转向制度主义，第三次则由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向[7]。“民族复兴”话语覆盖面的拓展，反映出在从生产主义转向制度主义、行动主义的逻辑下，共产党对于“民族复兴”的理解经历了从物质诉求到全面合理性追求的转变。

（二）从“主体意识”话语到“共同体意识”话语

民族“自我”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于“他者”而定义的。“民族复兴”的话语一直涉及“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民族内部的情感或利益认同、共同体的塑造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基于主体地位受到威胁的现实，中华民族主体意识被激活，从自在走向了自觉。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在近代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毛泽东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作比喻，提出“独立自主”“保障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 “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殖民主义”的理念，表达了在国际冷战格局和殖民主义之下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定位和认知。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你们的胜利的战斗，你们的严明的纪律，你们的高度的政治觉悟，你们的和广大人民的亲密联系，已经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事业的坚强基础，已经提高了中外人民对于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信心”[8]，更多突出了民族尊嚴、民族独立等民族主体意识。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关系得到重塑。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快速地上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达到新的高度，在“站起来”的逻辑中凸显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向“富起来”“强起来”逻辑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适用语境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时代性的特征，概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用在“统一大业”“一国两制”情境之中，强调两岸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二是用于中国境内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情境之中，强调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用于描绘发展蓝图、宣誓政治目标的情境下，是社会动员、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引领和战略抓手。根据《人民日报》的检索结果，首次出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说法是在1996年3月28日刊发的《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文中提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各民族经过若干次迁移与融合形成的伟大的命运共同体。”此后“命运共同体”多应用于两岸关系和国际关系之中。2007年温家宝在第二届东亚峰会《合作共赢、携手并进》的讲话中论及东亚国家关系时以及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及两岸关系时，均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09年“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开始逐步应用于民族关系的情境①，在当年中央宣传部编写的《民族团结教育通俗读本》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以及2011年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均有提及。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并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首次得到党和国家的认可和使用。随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增加族际共识和凝聚全民力量的重要理论话语和价值遵循。

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表达，“中华民族”被塑造成记忆、利益、行动的共同体，“民族复兴”被塑造成“历史—现实—未来”“国家—民族—个人”“梦想—行动”的绾结点。“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有着共同历史叙事、集体记忆和命运关联的历史命运共同体”[9]，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首先被塑造为记忆的共同体。习近平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中国人民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真正是苦难深重、命运多舛”[10]，“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在话语形态上探寻“共同体”形成的时间和记忆维度。正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共同的民族苦难记忆，所以民族复兴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6]36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记忆和利益的共同体，更是行动的共同体——“民族复兴”话语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动员联系在了一起。江泽民提出，“当代中国青年，则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祖国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责任。”[11]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12]

（三）从“动员话语”到“制度话语”

“民族复兴”话语的创制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凝聚是强敌侵夺下“亡国灭种”国家危机的直接结果，具备显著的“建构”色彩[13]。“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传播与实践既是一个宏大的政治整合工程，更是一个细致入微的社会一体化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具有强大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能力的现代政党起到了核心作用。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提出，“社会动员实质是与国家现代化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成员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认同等方面转变的过程。”[14]在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民族复兴”一直作为动员话语存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复兴”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话语特征，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实现“赶超”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毛泽东始终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威力，“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我们党同这6亿人口结成了血肉联系，依靠这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的”[15]，认为依靠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就能迅速发展经济，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实现“赶超”发展、民族复兴创造有利条件。这种主要依靠高度组织化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动员方式，是毛泽东“民族复兴”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体现了“以情为核心”的话语结构和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虽然仍作为动员话语存在，但是其“非理性”的色彩日益淡化，并逐步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形成紧密对接，“理性”成分得以凸显，实现了从“动员话语”向“制度话语”的演进。“民族复兴”在国家制度形态的各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均有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民族复兴”的制度体系。在法律法规的设置上，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八二”宪法，确立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即“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法治”正式写入宪法。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了宪法。在程序安排上，“复兴”的时间表、路线图也逐步走向精细化和科学化。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十四大对第三步作了“建党一百周年”和“建国一百周年”的阶段划分，十五大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战略，十六大再次提出“21 世纪头两个十年以及再经过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三步走”战略，十九大提出建成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十五年”。“民族复兴”的时间表在各领域建设规划中得到细化，如法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均有“两个十五年”相配套的时间表。可以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不断走向完善，“民族复兴”话语落实到了法制规章、战略规划、步骤设计、配套制度之中，获得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支撑。

（四）从“本国经验”话语到“世界意义”话语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作为“一个基于不平衡发展、不平等交换和剩余价值占有的等级制体系”[16]，决定了“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结构的产生，但不同历史时期三个地带是相互转化的，那些处于边缘的国家有可能转化比较优势成为半边缘国家甚至核心国家。伴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边缘国家到半边缘国家，再到中心国家的历程。与此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复兴”的理论探索经历了从摆脱西方中心论、寻求中国经验到具备世界意义的转变。

与早期国家社会建设相比，二战后出现的新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发展环境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政治变革引起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强制性工业化。”[17]毛泽东的“民族复兴”话语指向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基于当时中国处于世界边缘地位的事实，乃是一种改变民族落后面貌责任感的反映。

然而，“强势与弱势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可以转化的，当一个国家实力强大时，它的‘民族利益范围往往就超越了它的国境，其民族主义也就具有了某种‘全球化的特点，反之亦然。”[18]邓小平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19]，邓小平所倡导的“民族复兴”当时已有了更多的世界色彩。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五年来的成就，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将“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与“开放”联系在了一起。

时代的变迁决定了中国话语应当与中国的国际方位、国际责任相一致。十八大以后，“民族复兴”话语继续增强开放性，朝着世界性话语迈进。习近平关于“民族复兴”话语论述不再囿于中国问题，而是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积极为世界提供优于西方民族复兴的中国方案，成为世界共享经验的“民族复兴”。他认为，在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国与世界，当中国“民族复兴”已然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性事件，将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带动经济全球化，并有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将改变世界格局，还将为人类、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6]161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尤其对于后发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世界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将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各国人民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20]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复兴”话语演进的动力

批评话语分析法将语言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实践分析结合，考察社会变迁过程中语言扮演的角色，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强调社会制度、社会变革与话语的互动关系与过程。要理解“民族复兴”话语的传承、发展，就必须考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复兴”的实践。正是民族复兴实践的向前推進、国家位势变化、国家治理理性化精细化进程，驱动了“民族复兴”话语向前演进。

（一）民族复兴实践推进驱动“民族复兴”话语向前演进

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曾提出“科学思想连续统”的理念：“科学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个学术过程，它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环境脉络之中：一是经验观察到的世界，另一个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世界”， “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是经验环境与形而上学环境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21]两端之间是一个连续分布的社会科学思想连续谱，科学研究既可以通过经验逻辑向前推进，也可以通过理论逻辑向前推进。连续统概念为“民族复兴”话语分析引入了新的观察角度。将民族复兴“理论”“实践”置于两端构成连续统，从“实践”一端来看，中国人民一直走在“民族复兴”实践的连续统上，“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22]，体现了各阶段民族复兴实践的一致性与过程性。从“理论”一端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民族复兴”话语，延续、整合和重新诠释了近代以来“复兴中华民族”的话语，呈现出历时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从“理论”和“实践”两端的关系来看，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演进与民族复兴实践的进程密切相关，“民族复兴”表述方式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体现出与实践的一种良性互动。

（二）国家发展位势变化驱动“民族复兴”话语向前演进

话语从本质上反映出主体在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中的地位。曼海姆认为，社会结构往往表现在论断的结构之中，“主体构想事物的整个模式受到其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约。”[23]国情作为民族历史与国家现实的综合，规定了话语创新的内在根据和限度。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共产党正是立足于我国发展的位势变化，在“民族复兴”话语创新中经历了从“弱”话语到“强”话语的转变。毛泽东在1962年1月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24]改革开放以后，紧扣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一基本国情，邓小平指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25]因此，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转向，助力于“民族复兴”。站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指出，“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26]，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国家”“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号召。2011年，胡锦涛指出：“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要求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汇聚在民族复兴旗帜下，砥砺奋斗精神，共绘发展蓝图，共襄振兴大业……”[27]2016年，习近平基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事实，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提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12]。可以说，话语自信是中国自信在中国话语体系上的表现，中国自信是中国位势不断向前提升的表现，正是中国位势的提升、中国自信的增强，促进了“民族复兴”每一次话语的更新。

（三）国家治理理性化、精细化进程驱动“民族复兴”话语向前演进

国家治理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地由混乱到有序、由粗放到精细的历史，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实现结构合理化、运行程序化、功能区分化的过程。美国学者李侃如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采用的是从革命到改革的国家治理模式[28]。郑永年也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方式经历了从用革命方法到用行政方式再到用制度方法进行国家治理的三次转变[29]。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倡“赶超”式“复兴”，国家治理多采用革命时期运动式、活动式、会议式等方式，缺乏程序、标准的支撑，使“民族复兴”话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行政化、强制性、随意性色彩。随着国家治理不断地走向理性化和精细化，国家治理各领域、各层面法治化、标准化、程序化程度提高，作为实践表达的“民族复兴”话语也逐步从感性化走向理性化，从“以情为中心”走向了“以制度为中心”。

三、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复兴”话语演进的现实价值

正如郑大华在论述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时所提到的，民族复兴思潮为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留下了启迪，“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全国的大联合、大团结。”[30]“民族复兴”话语的演进，在发挥价值导向作用、将这种价值取向转化为实践自觉、推进“民族复兴”理念大众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 传承历史：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的脉络

“民族复兴”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孙中山等在清末时所喊出的“振兴中华”口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作为一种带有现代民族意识的表述符号正式而大量地出现，逐渐成为近代最具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叙述，成功地接续上了由近代发展起来的“民族复兴”话语传统，把当代“民族复兴”事业与中华文明联系起来，与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的实践探索联系起来，从而使当代的“民族复兴”事业有了强烈的纵深感和深厚的历史渊源。习近平用“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诗，诠释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深刻揭示出“民族复兴”体系是一个承接历史、与时俱进的话语体系，是继承与创新、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话语体系。

（二）指向实践：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目标实现

“民族复兴”实践表明，只有形成民族复兴的共识，并且转化为共识性复兴的动力，才能推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并行发生的民族建设……民族建设是创建民族认同……”[31]“民族复兴”话语建构最终要回归至社会及大众化的客体，将理论合理性价值转化为人民的实践，借助现代性社会的成长及民族的进步来填补与笃实话语的内容，有效突破理论与实践结合问题。回顾与反思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复兴”话语所指向的主导思想、实施内容及模式选择等，可以为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以及科学的民族复兴方案。更重要的是，以“民族复兴”话语为引领，通过宣誓政治目标、描绘发展蓝图、开展社会动员等途径，可以实现话语与社会结构的紧密结合，提高执政党与人民的契合度，增进民族复兴事业的协调性、融合性。

（三）强化本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民族成员精神凝聚力的心理基础，也是区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重要精神载体，“民族复兴”话语是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是“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和重新解释”[32]。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民族复兴”这一话语符号，实现“民族复兴”话语的现代转换与演进，为中华儿女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历史与命运共同体”，将人们从个人湮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营造出一种潜在的集体信仰教育情境。在这种教育情境之中，“民族复兴”思想在最广大人民那里得到价值内化和行为外化，不断塑成中华民族在话语场域内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凝聚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33]。

结语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近代以来大国崛起与复兴的历史，可以看出，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单纯由客观物质力量所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更内在蕴含着话语崛起与理论建构的张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经历了一个主题不断深化、内涵不断丰富、视域不断拓展、结构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为记忆和塑造中华民族形象、建构国民认同与聚合国家向心力提供了重要载体。“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变迁，既是不断生成、建构和完善“民族复兴”思想话语表达的观念图景，也可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复兴”、推进国家发展的历史图像反映。“民族复兴”话语仍将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建构过程，随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复兴”话语将进一步更新演化，与中华民族复兴实践进程相互呼应，并为之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注释：

① 2009年出版的《民族团结教育通俗读本》中提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从自在的联合走向自觉的联合，团结一致走上了通向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提出，“在近代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中，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特征更加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得到了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2011年由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主办的“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当前青年世代的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上，提出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是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和解与国家统一不可少的工作”，此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开始得到学界和官方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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