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刻印医书初步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医籍作为医学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如果医学书籍没有被相关机构刊刻印行，使医书得以生产和广泛传播，那么博大精深的医药文化知识大多难以流传至今。而流传至今的各类医书，其出版的种类、数量及时间、空间的分布则直接反映了医学发展状态，并能揭示影响医学发展的社会原因。因此，研究医书的刊刻印行无疑是医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广东所刻印的书籍，简称“广版”，在明朝时已与“浙版”、“金陵版”、“闽版”等齐名，但此时书籍刻印主要集中在地方官署，医籍刻印量并不多。清代自道光后，受西学东渐、藏书家崛起和阮元兴教的影响，广东雕版印刷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一跃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受此影响，医籍刻印也日渐增多，已知的各类出版机构刻印之医籍就有数百种，成为清代全国重要的医籍刻印地之一。

刻印地与刻印年代相对集中

通过对现存医籍的调查发现，清代广东地区医书刻印地主要集中于广州、佛山(含佛山和顺德马冈)，两地所印医籍总合占广东总量的八成还多一点。广州作为一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出版来源非常丰富。官刻机构如广雅书局、学海堂以及民间诸多书坊如翰文堂、翰墨园、五桂堂、拾芥园、登云阁等均有医书刻印。私人刻家如著名的潘仕成海山仙馆、伍崇曜粤雅堂以及一些士绅和民间人士也自行设局或委托书坊代刊医书。晚清时期，广州作为书籍的主要产地之一，城内更是书坊林立，书板很多。仅对现存医籍调查可知广州地区有134个官、私、坊及民间团体等参与到医书刻印当中来，而刻印医书较多的有：翰文堂14种，守经堂13种，连元阁11种，拾芥园9种等。广州的书坊主要集中于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西湖街(今西湖路)、学院前(今教育路南段至书坊街一带)三地，也有少部分

位于十七甫、十八甫、九曜坊、龙藏街等地。佛山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其刻印书事业亦非常发达。至于顺德马冈，从咸丰三年版的《顺德县志》记载中可知，当时的马冈各阶层都从事雕版印刷。普通百姓家中，通常先由男子在已经写好字的木板上画出大致模型，然后由女人完成镌刻工作。由于分工合作，而且是家庭作坊，所以一般配合默契，所刻书板不但质量好，而且成本也较低[1]。从现存医籍中可考证到的佛山地区各类刻印机构共有49家，如敬慎堂、金玉楼、天宝楼、文华阁、英文堂、天禄阁、光华堂、字林书局等。在研究调查收集到的524种不同版本的粤版医籍中，属广州刻印的有318种，占总数的60.69%，属佛山刻印的101种，占总数的19.27%。

总体而言，佛山书坊无论是在数量、规模及刻印医籍总量上都远远比不上广州，广州当仁不让地成为清代广东地区医籍刻印中心。此外，广东省内其他各州、县亦有刻印医籍者， 如潮州林文在楼及文在堂、香港五桂堂、新会六经楼及文明印书局、高州会馆等，但从现存情况来看，数量并不多。

从出版年代来看，自康熙朝以来广东即有医书刻印。此后清朝各代均有医书刊印(雍正朝由于时间短未查到相关医籍)，并且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医籍刊印的数量也是在不断地增加，至光绪年间刊刻总量达到高峰，计269种。从年均量来看则以宣统年间最多，3年共有31种医籍刻印。光绪年间所刻印医书占清朝总刻书量的51.34%，可见刻印量之大。不仅如此，光绪年间医籍刻印还有如下特点：(1)重视医经类、伤寒金匮类著作刊刻。现存清代粤版医经著作《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素问遗篇》、《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及《仲景全书》全是光绪年间所刊刻；(2)重视对明代及以前医家著作的刻印。有清一代共刊刻明及以前医著37种，其中有21种是在光绪年间被重刊发行的，如《肘后备急方》、《苏沈内翰良方》、《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六科证治准绳》、《仲景全书》等；(3)重视对最新医籍的刻印。从光绪初开始，具体来说是从光绪三年即1877年广州府刊刻发行武荣纶等著的《牛痘新编》开始，广东地区刻印业逐渐取得对医籍第一时间发行的主动权，体现在部分刻本的刊印时间与医籍成书时间非常接近。此后有30多部医籍的首次刻印在广东进行，如郑德轩的《宝饵留春》、任寿昌的《痘症备方》、程德恒的《儿科秘要》、李守中的《时疫核标蛇症治法》、黄仲贤的《鼠疫非疫六经条辨》、陈起的《妇科秘书》等。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广东刻印行业对医学知识捕捉的及时性，而且也是粤地医籍出版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体现。光绪年间之所以有如此繁荣的刻书事业，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的兴教政策有很大关系。

体现社会医疗需求的医籍之刻印

清代粤版医籍种类繁多，涵盖面广，包括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如内、外、妇、儿、温病、伤科、五官等，养生，医案、医论、医话及相关丛书等，其中尤以刻印临证各科和方书两大类著作最为多见。

清代广东有62种各类方书被刻印，共计89种版本，部分畅销方书还被不同书坊反复刻印。如鲍相璈的《验方新编》，在广东出现过8卷本、16卷本、18卷本和24卷本，共计有17种不同的粤版版本，这些版本反复印刷就更多了。其他如《医方易简》、《金匮方歌括》、《奇方备检》也因方便实用而分别被不同书坊反复刻印。

在广东所刻印的临证各科医籍中，以儿科、温病和妇产科三类著作刻印量偏多，分别为40种儿科医著61种版本、24种温病著作45种版本和21种妇产科医著49种版本，可见儿科医籍刻印种类较多，妇产科医书尽管只刻印了21种，但被反复刻印却是最多的。温病学著作也是广东医籍出版刻印业的一个主要方面。究其原因，与岭南独特的地理气候以及该种地理环境所引起的人群体质变化不无关系。一方面常见温病如春温、暑温、伏暑等高发，另一方面各种疫病在广东的流行，这些都催生了一批温病医家，产生了大量的温病类相关著作及其传播。如《评琴书屋医略》、《叶案括要》、《鼠疫汇编》、《时疫辨》、《时症良方释疑》等。

这些医籍的流传，反映了广东地区刻书崇尚实用、重视实践的特点。这些医书既可为各科临床医生提供针对性的诊疗指导，也在寻医问药的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中广泛流传，可以说是基于地方医学人文背景及特定疾病环境下医患双方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当时一些畅销医书亦倍受青睐，广被刻印流传，如陈修园、王清任、汪昂等的医书医著。

从现存资料来看，陈修园的著作基本都有粤版，可见其医书在广东的受欢迎程度。如《南雅堂医书全集》包括了16种陈修园医著，有同治八年(1869年)广州纬文堂刻本；《陈修园医书十五种》有清末连元阁刻本。除丛书本外，广东各地书坊还对其单行本多次反复刻印销售。如《金匮要略浅注》先后有同光间佛山翰文堂刻本、光绪九年(1883年)羊城同文学馆刻本、羊城味经堂刻本、佛山天宝楼刻本、佛山英文堂刻本及佛山瑞文堂排印本；《伤寒论浅注》有羊城双门底刻本、佛镇连元阁刻本、羊城纬文堂刻本；《医学三字经》有道光年间(1821—1850年)佛山文华阁刻本、清末佛山翰文堂刻本及羊城金谷园刻本；其他如《医学实在易》、《女科要旨》、《长沙方歌括》、《神农本草经读》、《时方歌括》、《时方妙用》、《景岳新方砭》、《伤寒医诀串解》等均有1～3个粤版单行本流传。由此可见陈修园的医著在广东地区的受欢迎程度。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现存有6个粤版：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广州五经楼刻本、同治七年(1868年)广州萃芳楼刻本、同治七年(1868年)广州三元堂刻本、广州张润波刻本、广州纬文堂刻本、大甫佐经石印书局影刻本。陈修园的著作由于其文字质朴洗练，畅达优美，且多以歌诀形式，其内容亦深入浅出，切于实用，非常适合初学者作为入门参考书。王氏创制的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已成为调理气血的名方，广泛应用于临床亦倍受青睐。总之，陈王二人的医著或浅显易懂或长于临床应用， 便于民间使用或习医者入门，成为市场长期普遍需求的种类，故能在数十年间反复多次刻印，广泛流传。

本地医家的学术成就借刊行以传世

据统计，清代广东医家自撰医书363部[7]，但只有部分得以出版问世。目前调查显示，57位广东本地医家的73种医学著作及译著被广东80余家公家及私人书坊刊刻。现存广东医家医著被广东各类出版刻印机构初刊多以本地私刻为主，即由作者自行出资或亲友、 地方士绅官员捐资刊刻。自刻的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海何氏自刻《乐只堂医书汇函》；嘉庆九年(1804年)广东钱氏自刻《敬修堂药说附敬修堂二集(附达生篇种痘方)》；光绪四年(1878年)广州郑福兰堂印《宝饵留春》；光绪七年(1881年)南海黄瑶圃自刻《医学易知》等。他人捐资刊印的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新会赵其光所撰《本草求原》二十七卷，但因囊涩未果，后得到新会外海乡(今江门外海街道)陈某慨然资助而付于梨梓[2]；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佛山天禄阁刻南海何守愚撰《广嗣金丹》三卷，书成之后，由庞桂庭之叔祖募集资金以付梓[5]。 一些官员任职期间，也资助刊刻本地医籍著述。如刘渊编写《医学纂要》，“其笔之于书也，将欲自考得失焉，乃嗜炙同情，始则见称于江宁。徐樾菴先生梓其最便人者二卷印刷袖归，所余四卷工费无力，迟之至今。适藩宪、鹾宪两大人暨南海邑侯魏夫子见而嘉与诸可寿世，因共出俸金。”[6]

地方医家学术专著的流传，一方面与医著本身学术价值高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出版刊行密不可分。如罗汝兰所撰《鼠疫汇编》。《鼠疫汇编》自成书以后，验之有效，故被反复刻印，广为流传。在流传过程中，各地医家又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原书中学说进行梳理、提炼、升华、创新，而产生出一批相关的学术著作。包括光绪二十年(1894年)陈兆祥的《急救鼠疫传染良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黎佩兰的《时症良方释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郑奋扬的《鼠疫约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劳守慎的《恶核良方释疑》及宣统二年(1910年)余德壎的《鼠疫抉微》等。这些著作以高度相似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形成中医药诊治鼠疫的一个流派[3]，而在这个流派形成过程中，医籍的刻印传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没有《鼠疫汇编》的广泛流传就没有后续这几部著作的诞生，更不能形成以罗氏《鼠疫汇编》为核心的“近代岭南罗氏疫病流派”[3]。再如番禺人何克谏之《(增补)食物本草备考》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被广州连元阁、佛山文光楼刻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被广州写经堂刻印，除此之外，尚有佛山会元楼、广东德文堂、广州守经堂、省城第八甫麟玉楼等几家书坊都刻印过此书，仅在广东就有7个不同的版本；南海生草药医家何谏所著《生草药性备要》[4]，因其对岭南民间草药治病经验的系统整理而得到认可，仅光绪34 年 (1908年)这一年就有广州五桂堂、广州写经堂、广州守经堂、禅山翰文堂四家书坊刻印以广流传。

总的来说，本地医籍因学术价值高、实用性强而备受广东刻书家的关注；而刻书家们对医籍的大量刻印传播，又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医学的传播和发展，甚至促进某些学术流派的产生。

综上所述，清代广东以广州、佛山两地为主的各地出版机构和个人，出版了大量医学书籍。自康熙朝以来广东即有医籍出版，此后随着年代向后推移，刻书种数和数量都不断增加，至光绪、宣统年间达到巅峰。粤版医书的刻印涉及中医药学的方方面面，种类非常丰富，尤以便捷实用的方书、临床类著作如温病学、妇儿著作以及畅销普及类医书多见，也包括部分清代广东本土医家的学术著作。清代广东各地之医籍刻印不仅体现了广东社会各个阶层民众对医学知识的需求，也是当时具体疾病环境对医学文本的需求，同时还扩展了清代广东医家学术成就的传播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