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陈独秀舆论思想之比较

李 滨 王珍妮

梁启超与陈独秀是近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基于对新闻报刊实践和政治关系的思考，二者都不约而同地在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将目光聚焦于舆论。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大背景，尽管他们都有着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宏伟目标，而且在陈独秀早期的报刊活动和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其深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但是二人的舆论和政治观念仍存在着不同的走向。本文通过对梁启超和陈独秀舆论思想异同点的梳理，可以看到梁启超和陈独秀基于不同政治目标所形成的舆论观的内在关联与差异，而这正是进一步探究近代舆论观念流变的重要基点。

一、梁启超与陈独秀舆论研究出发点比较

近代中国，内忧外困，列强环伺，国力衰弱，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当时的一众爱国知识分子都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拯救中国，而梁启超与陈独秀就是其中鲜明的代表。作为爱国主义者的梁启超，将救亡图存的愿望寄托于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之上，“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他认为通过制造舆论可以使民众“广其识见，破其荒谬”，了解“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1]，从此奋发图强，统一于救亡图存的舆论之中。因此，身为政治家的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政治舆论活动，舆论研究的起点都是源于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希望通过舆论实现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两大功能，也正是他对政治理想的坚定追求促使他不遗余力地发动舆论。

陈独秀舆论研究的出发点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他所从事的新闻实践活动同样是以救国救民为根本宗旨。他在概括亡国原因时深入探讨国民性问题，“依我看起来，凡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2]主张主权在民，提倡开学校、办实业、新风气，批判束缚个性的封建道德，寻求开启民智，实现个性解放。在他看来，报刊的首要功能是沟通消息，消息的上通下达使得舆论的作用得以发挥，舆论力量的积累服务于思想启蒙，从而促使革命理想的成功。

二、梁启超与陈独秀舆论观异同的具体表现

1.舆论的定义及性质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上刊登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中首次对舆论进行定义。“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3]他将舆论的主体定于“寻常人”，即平民大众，区别于所谓的“英雄”和“豪杰”。在他看来，豪杰“为舆论之母也可”，“为舆论之仆亦可”，其关键在于“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4]，豪杰造舆论的前提是“为国民”，先为“舆论之仆”才能成为“舆论之母”。他还引用赫胥黎的言论“公不过从国民多数之意见，利用舆论以展其智力而已”[5]，于是也就发展为后来的“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6]梁启超认为舆论具有统一性和多数性，“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意思结合，不足以名舆论。”[7]梁启超在谈及舆论重要性时提到，“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8]。由此，梁启超提出了“健全舆论”论。就舆论的性质而言，舆论是有善恶之分、积极与消极之分、健全与否的区别的，要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和节制”。辛亥革命后，此前梁启超极富民权色彩的舆论观念突然脱离了作为舆论主体的国民，从政治工具性的角度提出“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9]，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开始站在英雄豪杰的立场来思考舆论。

早期的陈独秀同样认为舆论就是民意，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谈到青年的品质时，第一点就指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0]，即具有自主自由之人格，能自由表达思想、发表言论的国民，这也就是陈独秀舆论思想的主体。他认为舆论具有盲目性，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成过许多罪恶。”[11]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认识到了舆论的阶级性，认为“国民”作为舆论主体具有欺骗性，真正能够使舆论发生积极作用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我认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12]

2.舆论的发生机制

梁启超曾将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原因归结于上下不通、舆论不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13]他认为能去除“无耳目、无喉舌”这一“废疾”的“则报馆之为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十分重视报刊的舆论功能，报刊是舆论的代言人，能够去塞求通，成为舆论的喉舌。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造舆论”的观点，“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14]而制造舆论最为有力的机关就是报馆，“夫舆论之所自出，虽不一途，而报馆，则其造之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15]

陈独秀同样重视报刊的舆论功能。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陈独秀在演说中大力号召“现在俄约事急，我等当就力所能及，筹一切实办法……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其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波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16]在此，他提出了“刺击舆论”作为引发舆论的一种手段，通过出版书报，沟通内外消息，运广长舌，自由阐发言论，“拨动”民众头脑中的爱国机关，达到刺击舆论的目的。为了将“刺击舆论”更好地实践，陈独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故作危言”的主张。“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17]，如果爱国情怀无法通过顺言的表达引起民众共鸣，反其道而行的逆言可能产生更强烈的效果，引发社会争论，从而达到刺激民众爱国之情的舆论效果。而陈独秀的这一主张与梁启超提出的“变骇为习”不谋而合。梁启超曾在提出“向导国民”主张时指出，“业报馆者……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18]“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19]他主张发表言论者积极发表创造性言论，哪怕有偏激失言之处也不要紧，因为“业报馆者而果有爱国民之心也，必不宜有所瞻徇顾忌……笑我訾我，我何伤焉，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则既已达矣……欲以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20]可以说，陈独秀的“故作危言”与梁启超的“变骇为习”一脉相承，而陈独秀通过报刊实践使其在具体运用上更为纯熟。

3.舆论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针对当时中国舆论社会思想束缚、舆论沉闷的状况，梁启超和陈独秀都提出要解放思想、启发民智，实现个人自由的主张。梁启超认为，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舆论纷争是必然的，“盖国家之利，本有多端，而利又恒必与害相缘，故见智见仁，权轻权重，感觉差别，异论遂生。而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21]大家自由抒发言论，“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22]舆论场中意见的自由争鸣能够更好地挖掘事件的本质，接近真理的舆论必将战胜粗劣的舆论，且逐渐为民众接受，成为代表国民公意的健全舆论。

陈独秀同样倡导思想与言论自由，而且辩证分析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23]在他看来，代表着军阀统治的现有法律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阻力之一，其二就是代表着落后思想的“俗见”，这也就组成了陈独秀“反抗舆论”的思想。他曾在回复《新青年》读者时指出：“本报宗旨，重在反抗舆论”[24]。其实，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已经有过“反抗舆论”的言论，“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25]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梁启超是借“反抗舆论”来探讨豪杰与舆论的关系，认为豪杰有寻常人所不及的能力，应先破除旧有舆论，担当舆论之母的责任，在开风气之后，尊重和维护舆论，作舆论之仆。而陈独秀“反抗舆论”的内涵是反抗传统守旧的观念论调，打破现时的法律秩序。可以说，尽管二者看似内涵不同，但陈独秀的观点依然是对梁启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陈独秀从一个更为本质的层面，即法律与言论自由的关系上来辩证分析，将反抗法律统一于反抗舆论之中，言论自由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保证，而新思想一旦冲破旧思想且最终形成有利于改革的舆论，也将必然促进现时法律秩序的调整与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在强调言论自由的同时都意识到了言论自由的限度问题。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讨论了自由与制裁的关系，“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故真自由之国民，其常要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26]，报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不仅要尊重他人言论自由的权利，还应承担对社会的义务，报人的活动须服从社会公理、社会规范和群体利益。而陈独秀随着其报刊实践的不断深入，同样提出了言论自由的平等性和不得触犯法律等问题。“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27]他反对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滥用权力，如果以言论自由的借口来阻碍他人发表言论的权利，那也就违背了言论自由的本意。

4.舆论与政治的关系

自古以来，舆论研究与政治一直密不可分，而梁启超和陈独秀政治家的身份更是决定了二人舆论理论中饱含丰富的政治内容。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提到：“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28]他认为作为舆论代表者的报馆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构，借此提出了舆论监督政府的功能。随后他又借《国风报》创刊之际提出：“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健全之舆论，无论何种政体，皆所不可缺，而立宪政体相需尤殷者。”[29]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一生都钟情于立宪政治，研究舆论的出发点就是如何通过舆论来实现立宪政治。在他看来，舆论是政治的基础，立宪政治与专制体制都需要舆论的支撑，“凡政治必借舆论之拥护而始能存立，岂惟立宪政体，即专制政体亦有然，所异者，则专制政体之舆论，为消极的服从，立宪政体之舆论，为积极的发动而已。”[30]

陈独秀认为，舆论是宪政的基础，“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31]而舆论的作用在于反对不正当的政见，“若是少数野心家不正当的政见，就应该用多数民意正当的政见，来征服他们才是。”[32]他同梁启超一样重视舆论的独立性，把舆论所代表的民意当成遏制强权、维护政治运行的工具。但是，随着一战结束后中国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对待以及北洋政府统治中诸多问题的暴露，陈独秀对于舆论与政治的认识开始发生改变，他逐渐认识到立宪政治中舆论的欺骗性，“立宪政治……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的争夺政权的武器……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33]这表明，此时的陈独秀更加重视民权，逐步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展了一系列无产阶级党报报刊的组织创办工作，更深刻地从经济角度揭露资产阶级舆论的虚伪，对舆论阶级性的新认识使得他开始反思，认识到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舆论才能真正为人民所掌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然而，尽管梁启超的舆论观也内含着一个演变过程，但是梁启超却并没有将最初就颇具“民权”色彩的舆论观进一步深化，反而存在着从“舆论之仆”到“舆论之主”的倒退性变化，究其根本，梁启超笔下的舆论始终是政治舆论，对舆论的关注都源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

三、梁启超与陈独秀舆论观异同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处于同一社会变动时期的梁启超和陈独秀对于报刊舆论的思考都有着深刻的见解，二人的舆论研究在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又呈现了不同的视野和侧重。

1.同以救亡图存和启蒙思想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身份使得二人的舆论研究存在诸多关联。梁启超与陈独秀同处于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之时，当时的国内社会动荡不安，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外国列强对着广阔的中国土地也虎视眈眈。受到传统文化浸润和西方先进思想启迪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与陈独秀怀揣着强烈的责任感，当时社会信息不畅、舆论不兴，在这样环境闭塞落后、国民智慧未开的困境下，他们都意识到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是第一要务，于是都自觉地承担起对广大民众的教育与启发工作，而报刊正是实现民主启蒙的有力工具。因此，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和陈独秀都有了新的身份——报人，他们广泛开展报刊实践，将报纸作为有效发声、发动舆论的工具。早期陈独秀的思想深受康梁学说尤其是梁启超言论的影响，从上文的具体分析中也不难看出他的诸多舆论思想都与梁启超一脉相承，陈独秀就曾在谈到读梁启超《时务报》文章时说：“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是。”[34]在二人初期的舆论观中，他们都将舆论的主体归于民众，认为舆论就是民意，舆论是政治的基础，支持舆论意见的自由争鸣。但是由于他们的舆论思想都具有实践性，随着二人报刊实践活动的不断推进，他们的舆论观开始发生变化，他们舆论思想之间的差异也愈发显现。

2.政治诉求的不同导致二人舆论思想逐步出现分歧。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经历了诸多复杂的变化，但其内核始终未能离开改良主义的立场与思想体系，而坚持宪政又是他为中国寻求出路的一贯主张。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始终密切关注国内形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权在握，梁启超“联袁”的决心坚定，由此向袁世凯提出“舆论之主”说作为当时转变舆论的一项对策。“舆论之仆”到“舆论之主”的演变体现了梁启超舆论思想中民权意识的倒退，也充分表明了梁启超的舆论研究始终以政治功用作为内在逻辑。可以说，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梁启超是从民族救亡的角度强调国家利益，而陈独秀的政治诉求却是基于个人权利而非组织层面的，他始终立足于思想启蒙的角度倡导人的独立自主。从思想启蒙者到政治参与者，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再到无党无派的自由思想者，陈独秀始终以人民觉醒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作为办报等一系列活动的中心，由他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也带有更为彻底和不妥协的态度，在其整个政治活动过程中，陈独秀的民权意识和民主思想也步入了更为成熟的阶段。

结 语

总之，梁启超与陈独秀的舆论思想既有内在逻辑相似又相互区别，他们的报刊舆论活动与舆论思想都为近代中国舆论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梁启超作为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家，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开展了广阔的报刊活动，在实践中对舆论进行了全面且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的舆论观在他的手中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梁启超也就成为了中国近代舆论转型的核心人物，是近代舆论研究的一面旗帜。梁启超的舆论观展现了深刻的舆论监督思想和民权意识，但是遗憾的是，他舆论观中强烈的政治取向使得他并未沿着民权方向继续前行，他笔下的舆论始终是政治舆论，舆论研究的起点始终是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陈独秀的报刊舆论思想也因其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不断舍弃旧思想、融入新内容，表现出流变的特征。但是无论他报刊实践的性质发生何种变化，整体思想观念如何转变，民主的诉求却从未动摇不曾放弃，拥护民主与发动舆论无法割裂。陈独秀的舆论思想也随着其民主思想的发展得以更加系统和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