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我在敦煌守文物

2019年8月19日，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公布获奖者名单。今年这项“正能量奖”的得主，是一位81岁的中国老太太。在《开讲啦》节目中，撒贝宁曾经随意放出几张飞天壁画，每一张图出来，她第一眼便能认出是哪个窟、是哪个朝代、是什么风格。她就是被人们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

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给予世界独一无二的礼物，正以一种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而樊锦诗穷极一生守望着莫高窟，这一守，就从青丝到了白发。

最终选择了敦煌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父亲是个工程师，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

樊锦诗在上海生活时，父亲常常带着她去博物馆、展览馆，欣赏艺术大师作品，在那里，她看到过敦煌壁画美术展览。从那些灵动作品中，她感受到了壁画的美，便有了“一睹敦煌真面目”的念想。

24岁那年，她作为北大的学生，终于有机会去敦煌实习。“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惊心动魄。”在那片砂石纷飞的戈壁大漠中，当敦煌艺术作品真正呈现在眼前时，她和同学们被那些千变万化的壁画迷住了。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沉浸在洞内神仙世界、艺术殿堂，全然忘记洞外飞沙走石、黄土漫天，甚至洞外的一切。

但是，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而言，敦煌恶劣的自然条件，同样使她震惊。住的是土房、吃的是杂粮，缺水断电，洗澡成了极为奢侈的一件事。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看的报纸也是十多天前的。

这里的工作环境也是异常艰辛。每天要进入洞窟的唯一途径，是攀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蜈蚣梯子。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在悬崖上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每次爬梯子时，她都心惊胆战，跟耍猴子似的，在梯子上左晃晃、右晃晃。为减少爬梯子的次数，她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

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她提前结束实习，回了学校。但石窟艺术的博大精深，仿佛有一种很强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所以当毕业分配，领导点名要她去敦煌的时候，她同意了。父母得到消息后，考虑到她身体不好，又是个女孩子，坚决表示反对。家里人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要求尽量不要分配她去敦煌，信没寄到学校，就被樊锦诗自己扣下了。

就这样，樊锦诗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随后被分到考古组。

把丈夫“拉”到敦煌

1967年，樊锦诗和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在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1968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期间，彭金章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他们的孩子分别托付给亲戚抚养。每次探亲时，彭金章总说：“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你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樊锦诗说：“你说得对，但对于敦煌，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帮我？”直到1986年春节，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结婚20年之后，他们二人终于在敦煌团聚。这一年，樊锦诗48岁。樊锦诗说：“人生最动荡的时间应该是大学毕业到40岁之间。人到40岁之后，心会比较沉，考虑问题比较现实，也不会想入非非了。”

那个时候的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但为了妻子的心愿，他没有丝毫犹豫，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重新开拓的疆土是原本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

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出的痰都是黑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正是这种执着，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给敦煌建立“数字档案”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此时，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也与日俱增。敦煌莫高窟在旺季时每天接待的人数曾达到6000—7000人，而莫高窟每天的合理游客承载量在3000人左右。

一方面，敦煌的保护迫在眉睫，而另一方面，将敦煌的艺术文化展示给世人也是合情合理的，该如何调和两者的冲突？这也正是樊锦诗的烦恼。

有一次，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着打了几个喷嚏。洞内空间狭小，随着游客增多，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从此，她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她发现“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个问题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65岁的她脑洞大开，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搞一个“数字敦煌”。

“数字敦煌”建成后，可以在游客尚未入洞窟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2017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

这项巨大工程落地的时候，樊锦诗已经79岁了。“年轻时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做事不留情面，樊锦诗的“坏名声”就这样传开了。

然而，在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却常常独自在办公室里，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着那些不同意见。面对争议，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不少人问樊锦诗：“假如给您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您会继续坚守敦煌吗？她这样回答：“我这一辈子非常值得——敦煌莫高窟是那么了不起的文化遗产，能为它服务是我的幸运。如果再让我选择，我也会选择坚守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