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生态学的传统村落空间文化保护
——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朱家峪为例

◎胡建华

一、文化生态与传统村落

（一）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

文化适应论认为，文化与生物一样具有生态性。文化生态具有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种基本生态相适应特征，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又具有人文创造属性。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中提出：“文化与其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环境适应的概念构成了文化生态学之根蒂。”方李莉认为：“文化生态学揭示了各种文化之间结成了一张动态的生命网，任何一种文化的消失都会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造成影响。”邓先瑞认为：“研究地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必须从孕育、滋养其文化的环境及其变化入手，揭示人及其文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研究地域文化及其文化生态的生成与发展，传统村落空间文化系统中的要素构成更具代表性。因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体系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及人文方面的结构因素，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其探究，揭示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于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村落中的文化生态

胡彬彬说：“小村落，大文化。”传统村落沉淀了“一种特殊的地方知识和民间智慧，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达类型和范式”。聚落空间是文化存续的外构形态，文化生态则是传统村落的内核和灵魂。

现代意义上的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研究，主要针对各种环境变化对“原生态”结构的影响及文化变迁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研究文化生态发生变迁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及组成文化系统的内在结构特征，同时，重视不同地域村落人文特色及其表征。这种规律和结构特征一般表现为传统村落所具有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双重结构：一是不同地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直接决定了适宜人居的聚落空间态势和多样性规划形制；二是从区域社会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又折射出不同人文精神与审美趣味。就传统村落的建筑空间生态而言，“一方面强调了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生产力和人类生活水平，并在此过程中维持和提高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对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进行有效的分配，从而形成社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在文化心理层面，以汉民族为主体民居建筑空间，始终遵循“慎终追远”“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礼制精神，并以伦序关系组织村落空间布局，这种布局是由一个个血亲关系此接彼连的一处处独立院落，进而又从村落整体空间上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建筑群落。受制度文化的影响，这种建筑空间的审美功能又明显体现出礼乐秩序的文化心理，如“中为堂，左为尊，右为次”“东阶为主，西厢待客”的等级秩序。由此可见，传统村落“共生性”存在于客观环境和人文精神这一复合型文化生态系统中。

二、朱家峪村落空间文化生态系统构成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朱家峪村位于济南市章丘区东南近郊，与古城章丘南北相望。朱家峪在600多年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一个由环境空间、社会空间与人文心理空间组成的相对闭合的生态系统，特征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

通过对朱家峪聚落空间、院落空间、心理空间三方面的梳理分析，表现出传统村落自然环境和人文精神和谐的文化生态体系。

三、朱家峪聚落空间的文化生态观

（一）聚落空间体现“因天材，就地利”的思想

朱家峪先人通过审视山川形势、地理脉络、时空经纬等地理特征确定了“枕山面屏、环水聚气”的村落布局。从其整体空间形态看，村落状如一把“太师椅”，东面马连山、长白山像似“青龙”连绵起伏；南面太平顶、胡山诸峰作为“案山”有面屏之态；西面笔架山踞“白虎”之势；北面开阔田野是村落“生地”所在，南北走向的冲沟流溪为它提供丰沛的水源给养。所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得以充分体现，这样的聚落空间布局迎合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原则。

以老庄思想解释朱家峪地理空间、心理空间和资源利用的对位关系，可理解为：一是对聚落空间的认识超越了人与天地的对立性，如“双轨古道”上的文昌阁与文峰山顶魁星楼在地理空间上南北呼应，实现心理空间上“同天一”的物化境界；二是根据农耕社会的生产情况，选择能满足基本生存空间和聚落发展的需要，合理组织生产和生活需求的自然资源，如对农田、坡地、沖沟、泉溪的合理利用满足了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空间分割既顺应了周边的自然环境，又重视人在聚落空间的生命体验，使人获得物我两忘的精神自由”。说明朱家峪聚落空间具备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精神和谐同构的特质，同时表现出了“因天材，就地利”的理性思考。

（二）建筑群落与街巷空间共生关系

传统聚落里的乡村建筑不是以单体院落建筑取胜，往往具有集合式形态。这种集合形态是以街巷“线性”特征的贯通流动将其分割、串联起来，形成聚落空间纵深延展的序列，使乡土建筑展现出起、承、转、合的节奏感。就如同中国山水画所讲究的“经营位置”，要“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朱家峪古村落所处自然地形条件决定了其建筑群落与街巷空间共生的关系。建筑群落以“双轨古道”及并行的冲沟为轴线，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村落建筑依据地势高低沿古道两侧有机分布。其中，民居、楼阁、宗祠、庙宇、戏台、影壁、古桥、古井等要素，被“双轨古道”及其支系街巷有机串联成点、线、面的有机整体。这样一种建筑群落与街巷空间的和谐共生，主次分明、脉络清晰、疏密开合、错落有致，成为朱家峪聚落空间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要特色。

（三）朱家峪村“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智慧

我国古人早有“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文化智慧。《诗经·大雅·公刘》记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理想的空间形态。清《阳宅十书》又载：“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古人重视山形地势，往往把人类居住“相土尝水”的小生境契入“象天法地”的大环境之中。因为它关乎凶吉祸福和子孙后代延续生存的大问题。倚山临水而居一直是人类最理想的选择，也是聚落选址因循客观环境、因地制宜思想的本源。如果说朱家峪空间形态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则不如讲朱家峪先民务实地选择“观其流泉”的水生环境。

“朱家峪主要街道基本上与水岸平行拓延，村落空间形态又取决于冲沟的走向。冲沟自西南向东北延伸，而民居多建在冲沟的东南侧，其目的是避开山洪的袭扰”。这些因素又决定了建筑群落沿街巷布局，形成平直、转折、屈曲、错落、集散形式多样的空间形态。

水，向来是“灵性”的象征。朱家峪优良的水生环境激发了人们的文化心智。朱家峪水系生态有着丰富内容和形式，从水体形态上看：有瀑布、井泉、流溪和水泊；从流动附体上看：有屋檐、石阶、石巷、街道、桥涵和冲沟；从文化心理上看：水流为龙脉之气，水口是“明堂”纳吉，屋檐泄水有“四水归堂”之功；从审美价值上看：“坛桥七折”“圣水灵泉”“石壁流淙”等多处景观曲水流觞、清秀灵透，从而使村民体验到精神自由、心灵释然之美；从实用价值上看：井泉用于饮用、淘米、洗衣，溪流的水用来养鱼、放鸭、灌溉农田、滋养植被，供孩子戏水游乐。大凡这些地方皆利用天然地形铺设青石板或卵石，给村民提供相互交往的亲民性公共水生态空间。朱家峪聚落水源、水路、水网、泉井空间的构成呈现环抱态势，自然形成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的水生态系统。这不仅是聚落道路系统规划的依据，还是建筑布局、景观构建和村落小气候循环系统重要的物质基础。

四、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空间保护的思考

自朱家峪被列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以来，引起了各方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根据朱家峪现状风貌特征和保护规划原则，将27处明清建（构）筑物、民国时期建筑定为重点保护对象，并把集中反映乡土建筑特色的22处建筑列为文化遗存。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对研究山东本土建筑风格、建造技艺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实施古建筑空间功能转换，得到保护和利用。比如山阴小学四进院落转换成“民俗博物馆”，明经、进士故居转变为“中国科举制度博物馆”，其他古建筑空间也相继转换功能，如“石刻历史文化艺术博物馆”“民间木雕博物馆”“民间青花瓷博物馆”及“文革物品博物馆”等。

不可否认，这种功能的变化对建筑外观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但就其建筑空间原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值得思考。如“山阴小学”和“女子学校”本身就是教育文化的场所，为什么不统一设立“乡村教育博物馆”？如果是这样，就可以与“中国科举制度博物馆”承前启后、相得益彰，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文化保护体系，又不失文化“原生态”的割裂。

笔者以为一些未被列入重点保护单位的“破旧院落”更能体现“乡愁”的原点，甚至先于“重点保护建筑”文化的起源，因为在整个古村落变迁和发展过程中，它们曾经起到过人文“基因源”的作用，就如同“黄石洞”的“神圣”地位，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应该将其视为“重点保护单位”的一个整体加以保护，不应以“影响古村落整体风貌”全部予以清除。因此，可以将已经废弃的“空心村”建立“传统村落文化遗产（遗址、遗迹）生态公园”。具体做法是：保持原状，整饬巷道、平整院落、修葺树植、空地种草、引入溪流，收集石础、石柱、石梁、门枕石、石构件等嵌入“残垣断壁”中，作为一种“文化标识”，重塑其价值。

结语

总之，只有保护好完整的原真性聚落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