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接受了博士教育：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刘凌宇 沈文钦 蒋凯

摘要： “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博士是国家高级人才，越来越多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接受博士教育以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对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2017年调查的硕士毕业生中，19.31%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选择出国留学，两者均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居多;在博士教育阶段，家庭背景仍然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相对于在国内读博，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机会获得;博士教育;海外留学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6-0051-10

收稿日期：2019-07-06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战略发展基金。

作者简介：刘凌宇（1995-），女，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蒋凯，通讯作者，北京大學教育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一、引言

在对所有可获得数据的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1]。我国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受教育机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①;2017年研究生在校人数达到263.9万人，是20年前的14.9倍②。2019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290万，较2018年增长21.8%③;另外，近年来，出国留学已经成为硕士毕业生除选择直接工作、在国内升学外的第三条重要出路[2]。自1978年以来的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585.71万人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顶尖高校，2017年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分别占到硕士研究生阶段升学总人数的40.96%和36.43%⑤。

不可否认，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本科文凭贬值及经济增长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成为个体获得体面职业的重要前提，对社会分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在全球化时代，博士学位获得者已经成为国家培养的高级战略性人才。随着就业方向的多元化[4-5]，博士学位获得者在非学术职业领域越来越多地扮演着知识创造、传播及应用的关键角色[6]，足以直接影响到一个行业、领域甚至国家的创新与进步，对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也肩负重任[7]。

目前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总人数持续增长。那么，究竟是谁接受了博士教育？作为教育公平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家庭背景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读博地点（国内或海外）有何影响，我国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去向何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第一，博士生作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提高其培养质量的第一步是能够吸引优秀的学术人才入学，这就要求必须打破选拔阶段可能存在的出身背景歧视，以营造客观公平的学术环境。第二，教育公平问题是教育社会学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于教育所具有的累积性特征，教育阶段越高，家庭背景的作用可能变得越隐匿和封闭。尤其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社会阶层流动下家庭背景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识别。第三，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加快了人才在全球流动的速度，分析讨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流出对我国人才战略制定与培养体系的健全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就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问题进行了讨论[8-11]。但针对博士教育阶段的研究尤显不足，对于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尚未达成研究共识，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重点转向研究生教育[12]。本文试图利用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用实证的分析方法探索性地回答以下问题：（1）家庭背景对个体继续接受博士教育是否具有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2）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在国内或海外读博的决策具有何种影响？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教育公平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学者对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从“进入大学”转移到“大学之后”，即研究生阶段[13]，但对博士阶段的单独关注还十分有限。已有研究对研究生升学问题的关注大致集中在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背景、学业成就等方面[14]。其中，家庭背景对个体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被多次证明[15-16]。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代际传递的社会不公平中都扮演着中心角色[17-18]。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认为，即使高等教育大量扩招，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仍然会产生持续影响。只有当拥有大量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19]。中国高等教育在优势阶层尚未达到饱和，所以家庭背景依然在造就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20]。同时，“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认为，即使某一级别教育达到饱和，优势阶层也会通过维持更高级别的教育获得可能性和占据含金量更高的教育机会来有效维持教育的不平等。与MMI假设相比，EMI更加关注同一级别教育的分化现象[21]。在获得不同质量、不同专业学科的高等教育方面，家庭背景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佐证[22-26]。如，杨东平通过对比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部分高校硕士与博士生的家庭背景构成，发现较低阶层子女在研究生阶段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优势阶层可能会设法占据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更好的大学。同时，家庭所积累的不同资本类型可能影响着个体对于学科志向的选择。

随着我国本科与硕士教育规模的扩大，接受博士教育可能会成为优势阶层保持其地位身份的途径与手段。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还会表现在质量方面。笔者由此提出第一组假设：

H1：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H2：控制院校类型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H3：控制专业分布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李忠路的“减弱的不平等”预测认为，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家庭背景对于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弱化。一方面，教育阶段的上升必然伴随着筛选行为的增加。弱势阶层的不断淘汰，使得各阶段参与入学竞争的个体及其家庭出现同质化，而这种同质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影响[27-28]。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竞争与个体地位的获得会更多依赖于教育水平、学业成绩等能力标准，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会不断弱化[29]。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其本身非常强调个体的学术能力与知识创新，选拔过程也具有较高且硬性的“门槛”，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项假设：

H4：学术表现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相比于“誰获得了教育”，教育公平也同样关注“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让子女去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学历相比国内学历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这不仅取决于大众对海外名校的推崇，更来自于出国留学的高录取门槛、高素质要求及其背后的高求学成本。依据教育理性选择理论[30]，海外读博的成本远高于国内读博（时间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需要承担的教育风险更大。相对于一般家庭，家庭条件更好的硕士毕业生更能负担海外求学的成本，即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成为优势阶层维持其地位声望的重要途径。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五项假设：

H5：家庭背景条件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去海外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在国内。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项目。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数据以问卷调查形式收集，以院校（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抽样。问卷内容涵盖学生的家庭背景、过往教育背景、硕士培养状况、学术表现、毕业去向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对象为全国2017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涵盖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内的72所高校，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5 763份。

现有教育机会获得的定量研究大部分使用教育决策意愿（意向）指标作为因变量。虽然教育意愿本身对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但个体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偏差会使得实证结果产生估计偏差。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采用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行为结果指标，将数据收集时间定为毕业季（2017年6月至7月），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个体教育决策结果的准确性。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硕士毕业生的读博行为结果，即该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录取结果），包括三类：直接工作、国内读博、出国读博。在问卷调查中的具体问题为：（1）“您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项设置为“是”“否”;（2）“您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家（地区）是     ？”通过填空内容识别个体是在国内读博，还是前往国外读博。

2.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分为五个部分：家庭背景、学术表现、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和控制变量。

（1）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相对于男性，我国女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31]。为了能够更加全面衡量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母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从事职业两个代理指标：①母亲受教育程度分为三类：“初中及其以下”“高中至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②依据现有研究对职业类型的分类，将母亲从事职业分为四类：“体力劳动人员”（包含无固定职业）、“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

（2）学术表现。博士教育相较于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更看重个体的学术能力。本文通过三个指标来测量硕士毕业生的学术表现：①论文发表数量，包括在国内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在国外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考虑到学科差异，本研究对论文发表数量进行了赋权处理，即：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3+国外期刊数量，人文社科类学术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6+国外期刊数量;②学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次数;③学生参与科研课题数量。

（3）院校类型与专业分布。重点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往往集中了不同学科领域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对个体专业能力发展、学术能力培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大多集中于重点高校，硕博连读名额和直博生名额也远多于其他高校。本文将学生的硕士毕业院校分为四类：“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B类、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其他高校。同时，现有专业被划分为六类：人文类、社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

（4）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学校特征两类：①个体特征为性别、政治面貌、是否为保送生、是否出于学术兴趣读研、是否由学校承担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费用;②学校特征包括学校所在地区、导师满意度。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19.31%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1%的学生选择在国外读博，即当前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会在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与选择直接工作的人群相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大多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都比较高。总体来看，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子女在国外继续接受博士教育的比例呈逐渐升高趋势，而国内读博的比例则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先降后升趋势（见图1）。专业分布方面，母亲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的硕士生，大多分布在工学专业（36.47%）、理学专业（22.01%）和社科专业（20.28%）;而母亲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学生，其专业分布比例前三位为社科类专业（35.5%），工学专业（26%）和人文类专业（19.5%）。总体上，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分布于理学、工学和医学类专业的硕士生比例在不断降低，而人文和社科类专业的分布比例有所上升。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及因变量类型，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多项Logit回归模型估计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以多项Logit模型为例，个体是否接受博士教育共包含三种决策方案，即直接工作（j=1）、国内读博（j=2）和出国读博（j=3）。不同教育决策方案概率之和为1，且相互排斥。个体的决策结果不仅取决于自身特征 i ，同时还取决于不同方案所带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方案j带来的效用高于其他方案时，个体才会选择 j 方案。以直接工作（j=1）为参照系，个体 i 选择其他方案的概率可以表达为[32]：

其中，x为自变量，βk为估计系数。

四、分析结果

（一）家庭背景对读博的影响

表2为影响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仅纳入家庭背景变量和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生的1.138和1.367倍，说明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人员的学生相比，更容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母亲职业为中高级管理人员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学术表现是影响硕士生毕业后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模型2在控制家庭背景和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学术表现变量。结果表明，论文发表数量与参加课题数量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假设4被证实。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考虑了院校类型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硕士毕业院校类型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学生较一般高校的学生更倾向于直接就业;而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生与一般高校硕士生相比，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更高。模型3纳入院校类型变量、学术表现变量后，家庭背景对学生是否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对学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已无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家庭背景对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比较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效应，本文考察了Logit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在同一模型中可直接通过系数绝对值进行比较（见表3）。模型3结果显示，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相比，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和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高出2.2个百分点、4.7个百分点。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对子女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的影响效应更大。在学术表现方面，论文发表数量对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最大，达到0.052。每多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增加0.5%。在模型3中，论文发表数量的作用均大于各类家庭背景指标的作用，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于硕士生继续深造均存在重要影响。

（二）家庭背景对国内读博与海外读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接受教育。研究样本显示，4.5%的硕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占到总读博学生人数的26.7%。在所有出国读博的学生中，80%以上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继续接受博士教育。

表4呈现了硕士毕业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多分类Logit回归模式结果。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毕业生，其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概率分别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76倍和1.488倍;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的学生，相比于直接就业，其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83倍。母亲职业为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的学生的1.218倍和1.844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的硕士毕业生，相比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出国，假设5得到支持。与直接工作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或中高级管理者对子女是否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与选择直接工作相比，硕士毕业生的论文发表数量越多，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就越高。参加课题数量每增加1个，硕士毕业生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与直接工作相比增加6.1%。相对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术表现对个体选择在国外还是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没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在学术表现方面并无明显差异。在院校类型方面，相比于直接就业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较一般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出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与一般高校学生相比，一流学科建设大学的学生更希望直接就业而非选择在国内继续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三）中介效应检验

家庭背景究竟如何影响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已有文献表明院校类型、专业选择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33-34]。本文嘗试对此进行讨论，探究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机制。作为间接效应的一部分，中介效应存在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2）严格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3）中介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4）加入中介变量后，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的显著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35]。

根据以上说明，对本研究的中介变量——院校类型、专业分布进行检验（如图2）。如图2（1）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满足条件一;如图2（2）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具有显著作用，满足条件二;如图2（3）所示，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影响，满足条件三;如图2（4）所示，加入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变量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减小，满足条件四。

基于此，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在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同理，专业分布在母亲职业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图2（6）中，母亲职业对个体就读的硕士院校类型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依据温忠麟等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6]，采用Sobel检验进一步探究，其检验系数为7.854（p<0.01），说明院校类型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可见，在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影响过程中，院校类型和专业分布具有中介作用，假设2和假设3被证实。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全国学术型硕士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索性地展现了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调查的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左右的学生将在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大多来源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其家庭背景和学术表现均优于毕业后直接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其硕士专业大多分布于人文社科类专业，相反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多分布于理工科专业。

第二，家庭背景确实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与李忠路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持续的不平等观点在博士生教育阶段依然成立，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

第三，硕士毕业生学术表现越好越倾向于攻读博士学位，个体能力水平仍然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相对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将教育公平问题的视野扩展到了博士教育阶段，并发现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仍然持续地对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并通过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进行，如就读于更好的硕士学校或进入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等。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教育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获得了同等质量的教育[37]。本研究发现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及相关政策可能提供的参考包括：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学术表现与家庭背景对个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在海外教育资源的获取中，家庭背景的作用仍然强大。本科阶段与硕士阶段教育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性地引发了博士规模的扩展。社会再生产的逻辑认为，教育作为一种阶级再生产的场所，传统精英为保证其社会特权会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和延长教育过程，表现出排他性[38]。部分硕士毕业生对于海外留学的偏好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术论文发表对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机会获得影响很大，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博士的教育机会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公平。因此，继续保持博士招生制度的客观公正，尤其在当前部分院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申请审核制度后更应该加强对公平公正因素的关注。

其次，与本科阶段、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博士阶段的教育成本较高，尤其海外高校具有较高的学术考核标准，其培养周期长，毕业难度大，且经济成本非常高。另外，学术职业作为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就业方向，收入回报并不算太高。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家庭对博士教育往往会采取保守的态度。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较低阶层，大部分家庭对子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积极的态度，且相对更加倾向让子女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为“马太效应”。强者愈强，是不同阶层应用资源与优势努力向上流动或避免向下流动的表现，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阶层差异的扩大，让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应适当向该部分弱势家庭倾斜，尤其需要关注其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

最后，与在国内接受博士生教育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更倾向于出国留学。这种现象也客观说明了目前中国家庭、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对于国外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追捧。从研究结果来看，选择出国留学与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在学术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但这两类人群在毕业后获得的职业地位、薪资水平、社会声望等却具有一定差距，这也客观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海外高校的师资队伍、培养考核机制、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认可，为我国博士生人才选拔及培养体系的改革完善提供一定启示意义。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的分析对象仅为2017届学术型硕士生，未能从长时段和宏观角度更加全面地考察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相对忽略了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对家庭及个人教育决策的作用。同时，由于缺乏成绩等学业表现数据，仅从学术表现角度测量了个人能力对硕士毕业生读博的影响，难以准确比较家庭背景与个人能力所带来的影响大小。家庭背景对个体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未来可从更宏观、长时段角度进行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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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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