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
——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陆广济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是目前东亚最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双方直到1991年才正式确立官方交往渠道。由于东盟对中国的猜疑和误解始终没有消失，双方合作停留在“以利相交”的层面。随着东亚地区合作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要求双方务实合作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方向发展。因此，探究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背后深层次的动因，寻求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新途径显得更加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东盟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发表《曼谷宣言》，宣告东盟的诞生(1984年独立后的文莱加入东盟)。在成立初期，东盟国家受冷战环境的影响，安全方面的合作远大于经贸、人文方面的交流。冷战后意识形态地位下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迅猛发展，东南亚国家人民联合自强意识增强，东盟成功吸纳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四个东南亚国家之后，真正覆盖到整个东南亚，成为这一地区最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在其带动下，东盟地区论坛(ARF)，10+1、10+3，以及中日韩首脑会晤机制，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重要引擎。仔细研究中国—东盟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发现双方关系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过程，其间既有对抗，又有接触，还有联合(联合次要敌人对抗主要敌人)。正式交往以来，即便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双方相互依存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防范并没有消失，与中国近而不亲，大有“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态势。纵观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全过程，是什么因素主导双方合作的方向？面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要在既有基础上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以此为基础，继续深化中国与东盟未来的合作。“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在未来双方关系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二)相关研究综述

有关中国—东盟关系的研究，国外相关的著作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杰夫·韦德编写的《中国与东南亚》丛书，共计六卷，收录从古代朝贡体系到21世纪初期，各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的论文，其中第六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收录了阿查亚、爱丽丝·巴等17位专家对新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中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1)Geoff Wade,China and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2009.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出版的论文集《东盟—中国关系：现实与未来》，收录来自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研究机构和智库的专家学者在2004年举办的首届东盟—中国论坛上的二十多篇论文。(2)Saw Swee-Hock, Sheng Lijun,Chin Kin Wah,ASEAN-China Relations：Realities and Prospects,Singapore:ISEAS Publications,2005.国外学者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研究分散在有关东亚安全与东南亚地区合作的相关专著之中。比如，英国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迈克尔·雷弗和他的学生拉弗·爱莫斯分别在其专著《东盟与东南亚安全》与《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中的合作安全与权力平衡》中，运用“权力平衡”的思想分析东盟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在谈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部分，两人都认为由于东盟无力与中国抗衡，因此东盟采取了接触中国的政策，并且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及经济合作来促使中国发展成为良好的地区成员。(3)Michael Leifer，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1989; Ralf Emmer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新加坡学者黄朝翰在其专著《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对政治关系的改善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4)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张乃坚、许衍敦、刘勇译，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年。阿米托夫·阿查亚在其代表作《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中认为，东盟地区论坛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政治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将改变中国先前对多边主义不信任的看法。(5)阿米塔·阿查亚：《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爱丽丝·巴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认为东盟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和制度将中国纳入社会化的轨道之后，促使中国往对东盟友好的方向发展。(6)Alice D. Ba,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 The Pacic Review,Vol. 19, No.2, 2006，p.175.

国内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研究虽然较晚，但是成果丰硕。特别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在该领域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宽，官方和民间交往日益密切，在中国学界掀起东盟研究的热潮。研究成果涵盖政治经贸、人文交流、区域一体化、南海争端等领域。例如，曹云华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张云的《国际政治中的‘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在介绍东盟形成及运作的同时，对东盟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7)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张云：《国际政治中的“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曹云华、唐翀合著的《新中国—东盟关系论》则专门就新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8)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王子昌、郭又新的《国家利益还是地区利益：东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王正毅的《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则是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政经互动的角度分析东南亚地区合作的内在动力。(9)王子昌，郭又新:《国家利益还是地区利益:东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韦红的《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郑先武的《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则是从地区主义的角度，探讨东盟国家在地区合作中的实践。(10)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二、中国—东盟关系研究的理论选择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视角

目前，国际关系研究呈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三种范式鼎足而立的局面。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物质权力分配形成国际结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所谓的结构指的主要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形成单极、两极、多极等结构，国家处于国际结构之中，国家行为受其制约和影响。新自由主义范畴的新功能主义在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上，总结出地区合作的理论：一体化进程起初存在与成员国间就具体的功能性任务而开展的区域合作，但随后发现履行一项职能会对其他相互依赖的活动带来外部效应，进而出现“外溢”和“非本意”的结果。一体化也因此能从一个部门外溢到另一个部门，从经济领域外溢到政治、社会领域并产生进一步一体化的政治压力，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建构主义强调主体间的观念因素的作用，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形成观念，有两种观念可以构成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另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而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身份产生之后，才有了对利益的界定。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实质是观念的分配或称为国际体系文化，物质性的东西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发挥作用。因此，建构主义又被称为身份政治。

(二)中国—东盟关系研究中理论适用性的比较

从中国与东盟外交实践中可以发现，结构现实主义解释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由两极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关系步入正轨的原因。但是，1991年两极格局解体之前国际体系结构并未发生变化，中国—东盟关系却经历了对立、接触、结盟反霸三个阶段的演变，结构现实主义设想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模式并没有很好地体现。新功能主义所描述的地区合作路径也不适用于中国与东盟间的合作。原因在于双方交往的开始并不是经济合作等功能性领域，而是在政治和安全高级政治领域(联合对抗苏联和越南)。冷战结束之后，安全威胁降低，中国与东盟才开始在经济、人文和社会等领域展开合作。但是，东盟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匪浅，却出现“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结构，经济领域的合作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政治“外溢”。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性行为模式，而是相互交往过程中身份不断被重构和利益不断被重释的过程。虽然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物质结构的确存在, 但是影响其发展方向的还是物质结构背后的观念性结构。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常规建构主义认为，物质结构是不充分的、可还原的, 因而只能是表层结构。只有观念结构,才是深层的结构,是可以使物质结构具有意义的社会性结构，而这种结构又反过来影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继而影响国家行为。透过建构主义的棱镜，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深层次的动因,对更好理解双方关系发展的历史以及如何面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身份建构与国家关系：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路径

(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身份

身份的概念最早应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指个人心理上和社会上的某种归属感。随着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国家身份也成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用以界定自我和他者关系的问题。温特的建构主义把身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认为“身份”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与他者持有的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即“我是谁”和“他认为我是谁”的问题。温特列举了四种身份：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集体。个人或团体身份是指构成国家行为体个性的内在品质,根源于国内政治,这种身份具有物质基础,对国家来说就是指国民与领土等；类属身份是一种社会类别,由具有社会内容和意义的相同特征构成对应物是“国家形式”或“政权类型”；角色身份是依赖于国家互动中形成的社会共有观念,是国家行为体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和确定的,只能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集体身份即自我与他者的认同。在自我与他者的认知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即把他者逐渐融入自我,自我被“归入”他者。(1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0-225页，第334页。由于个体或团体身份、类属身份是属于国内政治的研究范畴，并不包括自身与他者的身份关系，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国家身份,主要包括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角色身份以及他者逐渐融入自我的集体身份。

(二)国家身份的形成与进化

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国家间在互动层面和国际体系层面都能形成观念性结构。但是作为体系理论，温特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的建构上，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建构起来的文化，根据国家之间互动性质的不同，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种国际体系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对国家在互动中建构彼此的身份没有做太多的研究，而单位层面上的身份建构则被认为是还原主义。但在国际关系实证研究中发现，国家的身份并不只有国际体系文化一条建构途径。比如在相同的洛克文化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家间的交往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可见，互动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建构对国家身份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借鉴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从三个层面上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共有观念建构国家间的角色身份。在国际体系层面，温特认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形成体系文化，继而建构国家身份和利益，最终影响国家的行为，也就是说国际体系文化和国家行为是互构的关系。然而，这种双向建构难以进行实证检验。因此，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一般强调单向建构作用，即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利益的建构作用。在国内体系层面，国内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国内文化，也可以建构国家身份。在互动层面，两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形成两个国家共同观念，造就了相互间的文化，也能确定相对的身份。建构主义是一种进化的理论，温特认为从角色身份转化到集体身份是有可能实现的，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和社会习得，深层次地改变利己的特性，从自主的“此岸”到达集体身份的“彼岸”。影响新的集体身份和认同的主要变量包括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1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0-225页，第334页。

(三)国家身份决定对外政策

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都认为，国家身份和利益是给定的，外生于国际体系。建构主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国家利益不是给定的，是随着国家身份的变化而变化，身份是一个自变量，利益是中间变量，国家行为是因变量。玛莎·费丽莫认为， “利益并不是‘放在那儿’等着去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13)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国家在三个层面上的互动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观念结构，重塑国家身份，重释国家利益。国家对外行为的选择其实就是对“他者”身份的认知过程，并形成自我稳定的身份定位。只有确认了身份，才能界定利益，利益决定国家行为。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机力量，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温特于是用了一个意图等式来表示观念和行为的关系(意愿+信念=行动)。在等式中,利益属于意愿部分,身份属于信念部分。正因为如此，利益理论至少含蓄地包含了身份的假定，而在身份理论中也同样包含了利益的假定。这两个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14)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6页。因此,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与对外行为三者之间既有建构关系，又有因果关系:国家身份建构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变化又决定了国家的对外行为。

四、角色身份的演变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与东盟外交实践中，根据交往方式的不同，本文认为至少形成了敌人、利益有关者、准盟友、合作伙伴四种角色身份。这些角色身份的形成是体系文化、互动文化、单位文化三个层面的观念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存在因果关系。通过身份建构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路径，超越理性主义物质观的思维局限，从建构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虽然东盟是一个松散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对华政策也缺乏统一性。但他们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对华政策形成共识，有相同的目标。因此，本人将东盟作为单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进行研究。

(一)“敌人”身份设定下的对抗模式：1967—1971年

从东盟成立到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东盟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低谷，双方的角色身份设定为“敌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国际局势处于东西方两极对抗最激烈的时期，东盟国家与中国分属两大对抗的阵营，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与政治上的对抗在所难免。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情绪蔓延。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形势高涨。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紧张，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文化是某种意义上的霍布斯文化。在互动方式上，中国将东盟国家划入资本主义的敌对阵营，采取输出革命的方式，“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以及对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缅甸等国共产党的反政府力量的援助，自然被东南亚国家视为公开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15)梁英明：《东南亚近现代史(下册)》，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819页。而东盟国家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围堵，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个别东盟国家与中国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对中国实行禁运。恶性的互动造成双方敌对关系的共有认知。在单位文化方面，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将自身定位为“革命型国家”，既反帝又反修，援助其他国家国内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和派别与其国内反动派做斗争。而东盟则奉行“亲美”、“亲西方”政策，将其定位为抵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想要把北越、中国和苏联限制在北部湾。三个层面上产生的负面观念叠加在一起，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相互之间“敌人”角色身份的认同，维护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利益，直接导致中国与东盟这个地区组织都选择了对抗模式。中国将东盟视为与“东南亚条约组织”一脉相承的反华组织，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东盟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正如新加坡学者黄明翰所言：“东盟心目中欠佳的中国形象的形成，部分原因是国际冷战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则在于对中国本身创造的革命辞句的误解。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推动下，特别是在60年代，北京开始在这一地区鼓吹革命。这自然要引起东盟各国政府方面的敌视和猜疑，北京对当地共产主义运动口口声声的支持特别令这些政府烦恼。所以东盟各国不是同美国结盟对中国进行牵制，就是避免同中国接触。”(16)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张乃坚、许衍敦、刘勇译，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年，第3页。

(二)“利益相关者”身份与接触模式：1972—1977年

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由“敌人”的角色身份演变为“利益相关者”的身份。这段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始相互接近，开始建构彼此间的共同利益。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美苏争霸中苏联居上，表现更加具有侵略性。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反目出现了分裂。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使得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两国有着密切往来的东盟国家采取追随脚步。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得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际承认，使得东盟国家孤立中国显得不合时宜。中国也需要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在两大阵营中寻找“中间地带”。而一些东盟国家内部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华人华侨问题也需要中国的积极配合才能解决。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文化呈现出低烈度竞争关系的洛克文化。在互动方式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始良性的互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加坡虽然没有与中国建交，但与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断交后，双方依旧保持着一定的接触。在单位文化方面，中国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76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外交开始步入正轨。中国即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周边和国际环境。此时中国的单位文化是“温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东盟方面，为避免东南亚成为大国角逐的战场，1971年11月，五个东盟国家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提出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由此，东盟也开始摆脱西方盟友的身份往中立化的方向发展。在“利益相关者”身份的影响下，中国与东盟都采取了相互接近的外交政策，建构共同利益。中国不再对东盟进行批评，支持东南亚五国正在开展的中立化运动,希望东盟不再参加国际集团成为西方利用的反华工具。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对于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立发挥作用的东盟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有积极作用。

(三)“准盟友”身份设定下的联合反霸模式：1978—1989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受到苏联全球霸权扩张和越南地区霸权膨胀的影响，中国与东盟的角色身份更进一步发展为“准盟友”关系。所谓的“准盟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盟友，而是中国与东盟双方现实安全利益的考量，基于对冲战略采取的政治联盟。1978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 《苏越友好互助条约》形成事实上的准军事同盟；12月，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军事入侵柬埔寨。与此同时，越南国内反华排华形势严峻,越方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1979年，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南开展自卫还击战，打击了越南地区霸权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使得两国关系降入冰点。这一时期无论是东盟还是中国都感受到苏联和越南的威胁，东亚的地区体系文化是一种高烈度竞争关系的洛克文化，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成为中国与东盟政治上靠近的初衷。在互动层面，面对共同威胁，双方的良性互动更近一步。在苏联与越南签订军事互助条约之后不久，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东盟国家进行访问，除了阐明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看法之外，再次表达了支持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的立场，并提出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东盟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开始调整对东盟国家的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关系与政党关系相分离。在华侨问题上，中国政府承诺不利用华侨干涉别国内政，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侨选择所在国的国籍。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态度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1988年，李鹏总理在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了促进与东盟关系的四大原则，有助于东盟国家消除疑虑，为之后中国—东盟正式交往奠定了基础。在单位层面，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逐渐摆脱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做法，把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最高准则。在周边外交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外交总体战略的转变，明确提出了反对革命输出。中国的单位文化演变为“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70年代中后期，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成为东盟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东盟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中立化的东盟为避免东南亚成为大国政治争斗的舞台、谋求地区独立自强创造了条件。

“准盟友”的身份关系减轻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中国明确支持东盟国家在反对越南地区霸权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东盟在恢复地区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在推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立场一致，相互呼应，发挥了积极作用。“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东盟把中国当做必要的但却是不值得信任(untrustworthy)的战略同盟。70年代，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中苏关系的交恶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利用中国遏制苏联，使得东盟与中国走近，并开始成为重要的战略伙伴。”(17)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中国与东盟一起相互合作、共同努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霸权主义的威胁。在共同面临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态度鲜明地与东盟站在一起,并以实际行动表明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的决心。

(四)“合作伙伴”身份下的利益交换模式：1990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双方正式确立了官方交往渠道，各领域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与东盟“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取代非敌非友的“准盟友”身份。但是，这种伙伴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关系，中国与东盟始终没有跨越权力政治“安全困境”的鸿沟，务实主义驱动下的利益交换仍然是一些东盟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初衷，以至于合作中的猜疑和不信任相伴而生。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美苏军事力量相继撤出东南亚，地区环境趋向安定。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让位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种种有利因素的叠加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文化呈现出良性竞争的洛克文化。2009年，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投入，鼓动少数域内国家与中国对抗，造成地区局势的紧张。中国东盟之间的合作明显速度下降。东盟以“小马拉大车”的方式，主导着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国的崛起引起东亚地区权力转移，加重东盟国家的“防范心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常以“海上航行自由”为名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给一些东盟国家传达“美国会干涉南海争端”的错误信息，使得原本紧张的南海局势更加火上浇油。在互动层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恢复了与印度尼西亚中断20多年的外交关系；与越南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与新加坡、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中国与全部东南亚国家关系进入正常交流阶段。1991年，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应邀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开启了中国—东盟对话的序幕。1993 年，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寻求建立一种在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磋商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但个别东盟国家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将原属于南海争端当事方的双边问题上升为中国与整个东盟组织的问题，试图绑架中国—东盟关系，造成地区局势的紧张。在单位层面，“新兴大国”的单位文化下，中国奉行睦邻的外交政策，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对南海争端保持克制，试图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利于本国发展。而东盟则两边下注，一方面东盟想要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国强大，占据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东盟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抵消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虽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已从其修辞中取消了‘中国威胁’(China threat)，但‘中国挑战’(China challenge)依然是该地区最显著的词汇。”(18)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Winter 2007/2008, p.116.在“合作伙伴”角色身份的推动下，中国—东盟双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人文交往日趋频繁。特别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给予东盟国家“雪中送炭”式的支持，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与尊重，双方合作步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200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政府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大国。中国支持东盟主导的东亚安全合作机制，双方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场合开展对话与合作。2002年，双方签署的《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安全领域最重要的收获。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国家在《清迈协议》框架内建立起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被认为是开启东亚金融治理的先河。201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5878.7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再创历史新高，发展成果和势头喜人。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连续8年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田原：《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合作势头强劲——访中国驻东盟使团大使黄溪连》，《经济日报》2019年1月31日。此外，中国与东盟还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次区域合作、地区安全合作以及人文社会交流等领域硕果累累。未来，中国与东盟将在共建“21世纪上海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泛亚铁路的修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领域展开合作。应该说，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东盟合作对于东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军事力量撤出东南亚，昔日中南半岛的对手越南也被纳入东盟合作机制之中，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而东盟国家担心这种真空会被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崛起的中国填补，因此引入外部势力来平衡中国的影响。政治互信不足成为制约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最主要的因素。

五、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并提倡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4年11月3日，李克强在出席第十七次中国—东盟(10+1)会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支持东盟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习近平: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光明日报》2013年10月4日；吴乐珺，李宁，王天乐: 《开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起点更高、内涵更广、合作更深的“钻石十年”》，《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4日。在此后的多个国际场合，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进行补充和完善，使之成为指导未来双方关系发展的指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可以理解为中国、东盟双方基于共同的前途和命运，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利益，通过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建构起“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又决定国家行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构建互利共生的地区体系结构，任何国家对这个结构的破坏，都会导致体系失衡，损害系统中所有国家的利益，最终威胁其前途和命运。面临共同的危险与挑战，相关国家团结协作，各尽其力，共同维护这个地区体系结构的稳定。阿德勒和巴涅特归纳了共同体的三个特征，即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身份、价值观和意义；共同体成员有多面的、直接的关系；存在长期利益，甚至或许是利他主义。(21)伊曼纽尔·阿德勒，迈克尔·巴涅特：《安全共同体》，孙红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26页。在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也由三个要件构成：第一，超越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认同。建构主义认为，区域化是一种集体认同，是区域间国家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随着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联系紧密的国家间萌生‘我们是谁’‘我们有别于谁’集体认同。而集体认同能够构建并且重新定义国家利益，推动国家利益超越权力政治的逻辑。”(22)阿米塔·阿查亚：《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页。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离不开集体认同的塑造，它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并且不断积累，双方通过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形成“共同体感”，最终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精神纽带。第二，多方面的联系。“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联系并不局限于政治安全和经济贸易领域，还包括人文社会等领域。“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必然会以某种方式，通过某种渠道传递到其他国家，同时也接受着他国对自己的传递影响。”(23)俞正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除经贸关系外，中国与东盟还在能源、旅游、教育、农业、泛亚铁路的修建、信息通信、非传统安全、环境治理、文化交流等领域展开合作。第三，长期的共同利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与东盟国家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维护本地区的繁荣稳定，在互利共生中实现合作共赢。当“利益共同体”的竞争关系内化为“命运共同体”的朋友关系时，利他也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中国与东盟国家把个体利益融入“命运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之中，甚至会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

(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向地区事务积极参与者转变，中国在地区事务中作为与否都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指责。鉴于此，中国需要转换外交政策，减轻地区国家的疑虑的同时利用好积极因素参与区域整合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急迫。”(24)Henry F. Makeham，“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Feasibility of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 2013,p.367.面对全球和区域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东盟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中国一直都很重视与东盟的合作，将其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新的形势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深化合作、应对挑战的必然要求，对于双方和地区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与东盟确立官方交往关系以来，以利益为纽带的合作关系加深了一些东盟国家务实主义的倾向，他们更倾向于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形成的“利益共同体”随时面临“利尽人散”甚至“刀枪相向”的危险。“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东盟合作的未来是重蹈集团对抗的历史覆辙，还是超越历史深化区域合作？哈斯认为：“如果得不到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哲学信念的支持，基于实用主义考虑的利益，如期望获得经济收益，可能只是短暂的利益。”(25)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45页。温特认为:“国家利益固然与权力密切相联，但利益本源上却根植于认同、规范结构中，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26)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页。“如果中国—东盟双方能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认为双方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那么二者之间的实力不对称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共同体是由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的行为体构成，中国—东盟关系的前景取决于双方能达成一种‘合理的共识’，二者在其中扮演各自的角色。”(27)Alice D. Ba, “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The Pacic Review,Vol.19,No.2,2006，p.17.由于中国—东盟双方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信任赤字造成了“安全困境”的鸿沟，仅凭经贸合作难以有效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往更高层次方向开展。中国—东盟合作想要继续深入，需要一种集体身份的塑造，双方的身份和利益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建构，从而跳出“安全困境”的鸿沟。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正是淡化“权力和利益”等物质因素的影响，在双方合作中重新定义身份和认同，通过形成“共同体感”将个体的利益融入集体利益之中，化解合作中的冲突与对抗。

(三)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目前，中国与东盟“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是“以利相交”的结果，面临“利尽人散”的威胁。按照温特身份进化的理论，双方形成命运攸关、同舟共济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身份，受到“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四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以“一带一路”加深相互依存。目前中国与大部分东盟国家不是基于生产水平的深度分工，而是基于自然禀赋差异的低级分工，被替代性较强。经济结构相似性较大，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技术互补性不够。“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年来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中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方案，旨在实现以“政策沟通、设施相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的互联互通。中国制造业有着庞大的工业基础和优质的产能，需要“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将沿线东盟国家纳入新一轮国际分工之中，形成互联互通的产业新格局，在促进东盟国家整体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中国发展。

其次，加强区域治理，打造共同命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地区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不断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跨越国家的界限，在地区和全球蔓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非典病毒的蔓延、环境问题的恶化、跨国犯罪的上升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认识到域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为了共同的前途和命运，必须开展合作，强化区域治理，在共同治理中形成共同利益，解决共同问题。

再次，以民间交往培养同质性。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但发展程度、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各有不同。只依靠官方的推动，民间交流滞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很难形成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历来重视发挥“群众路线”的作用，构建“命运共同体”也应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积极推进双方民间交流。鼓励支持中国民间团体和个人与东盟各国社会各界加强沟通和联系，支持国内大众传媒行业与东盟国家合作，将中国的优秀影视作品翻译成当地语言、出口东盟国家，同时引进东盟国家影视作品。中国、东盟双方加强互派留学生项目，支持更多非华裔的东盟国家学生到华留学，双方还可以在旅游、文化、科技、体育、青少年交流等方面加强交流，增强彼此间的认同感。

最后，双方都要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约束能减轻群体里其他成员的担忧，化解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其他三个因素只有结合了自我约束才能发挥作用。东盟主要由中小型国家构成，与中国存在严重的实力不对称问题，在合作中寻求“中国机遇”的同时，也担心“中国威胁”，在共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强者一方，自我约束至关重要。中国“亲诚惠容”的睦邻外交政策，和平解决边界和海洋争端的意愿，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都被其它国家视为自我约束的体现，可以减少他国的不信任感，不断增强政治互信，促进“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双方利用好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等安全对话平台，共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通过双边的渠道与南海争端当事方直接对话解决，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减轻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和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