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时间书写”的文化蕴涵与审美心理考察

宋秋敏

关于时间感知和时间表达，克洛德·拉尔在《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一文中概述:“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条件和限制因素必然反映在语言和行为里……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体现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他们具有异常丰富的时间表达方式和某种渗透其言语及整个生活的时间概念和时间体系的逻辑。”(1)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页。这与国内某些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王立在《原型与流变: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概观》中指出，从春秋时代的《诗经》到明清戏曲小说，“惜时、相思、出处、怀古、春恨、悲秋、游仙、思乡、黍离、生死”十大主题曾反复出现(2)王立：《原型与流变: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概观》，《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而其中“春恨”、“悲秋”、“惜时”、“怀古”、“生死”五大主题，皆与时间密切相关，呈现出较为集中的“时间书写”。

与其他文体相比较，所谓“异常丰富的时间表达方式”在唐宋词中表现尤为突出。作为“心绪文学”的唐宋词，其不但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对时间有高度敏感性，语言表达更加丰富精粹，艺术手法也愈发幽约细腻、精致而微。词中的“时间书写”比比皆是：“红满枝，绿满枝，宿雨厌厌睡起迟，闲庭花影移。”(冯延巳《长相思·红满枝》)是对时光渐变的敏锐感悟和精细摹写；“屈指劳生百岁期。荣瘁相随。利牵名惹逡巡过，奈两轮、玉走金飞。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柳永《看花回》)是以世事沧桑和人生倏忽的剧烈变易动摇人心；“往事莫沉吟。身闲时序好，且登临。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章良能《小重山》)书写对年少往事的追忆，抒发人生的今昔之慨；而“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桂枝香》)则是在宏大的宇宙历史背景下，写出了兴亡盛衰的强烈对比和理性反思。秉承中国古代文学中文人心态的稳定性与艺术表现形式的传承性等特征，宋词中的“时间书写”也以对光阴易逝的焦虑和对生命永恒的渴望为主旋律，其文化蕴涵与审美心理，既有对前代文学与文化的传承和绵延，又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及文体特性。

一、宋词“时间书写”的文化蕴涵

中国传统文学对于时间的关注和书写由来已久，早在《诗经》时代，惜时主题便已微露端倪，其作品从自然外物联想到个体生命，多为对人生苦短的简单慨叹：“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如被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小雅·頍弁》)《楚辞》中的时间书写则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充满崇高的社会使命感和精神力量：“汩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 “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楚辞·九辩》)让作者痛苦焦虑的并非时光飞逝本身，而是及时用世的抱负无法实现，由于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介入，这类时间书写往往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对后世的时间书写具有深远影响。《古诗十九首》是惜时书写的又一个高峰，诗中既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之类对于人生短促的哀叹，也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的振臂高呼。唐诗中的时间书写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更为丰富，有对韶华易逝、光阴易老的感伤：“白日走而朱颜颓，少日往而老日催。”(白居易《无可奈何歌》)有对惜时奋进的劝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有对长生不老的渴求:“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李白《古风·其七》)有对生命的理性反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等。

宋代社会文化价值的改变，导致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思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异，宋人已经从前人无谓地慨叹人生苦短的哀歌中逐渐清醒过来，既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他们索性更加关注生命的质量。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云：“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与前代相比，宋代士人既以风雅自矜，也不排斥世俗享受，且乐在其中。他们游刃有余地游走于仕与隐、公与私、雅与俗、行与藏之间，生活内容较之其他时代士人更为绚烂多彩。由此，词人对于时间的书写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由此产生的脆弱易感的时间观念，以及自恋式的生命关注，又表现出优雅从容、舒徐恬淡的雍容气度。由于曲子词擅长表现与功名事业无关的私人生活、私人情感和私人情趣等内容，宋词中的时间书写亦顺应文体特征，朝着狭深方向不断发展，呈现出心绪化和日常化的总体特征。具体而言，可概括为春愁秋怨型、及时行乐型、奋发有为型、祝福祈愿型等类型。

其一，春愁秋怨型。无论是“春愁”还是“秋怨”，总体上都以表现流年似水、时不我与之失意哀怨的心理状态为主。然而，不同的季节背景，唐宋词在题材内容和主人公性别的选择上却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倾向性和趋同性，是谓“佳人伤春”和“男士悲秋”。

万物复苏的春天本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然而，对于常年厮守寂寞深闺的女性而言，如花美眷与似水流年正如一对相伴相生却终难和解的矛盾，红颜易老、韶华难再的隐忧始终像梦魇一般缠绕于她们心头。在“佳人”们眼中，春残花落恰似她们未及绽放便迅速凋零的花样青春，而时序的递换，冷暖的更易，更容易被敏感的闺中人捕捉，成为她们抒发无聊意绪、书写深刻哀愁的载体。缘此，春光转瞬即逝的悲伤固然使人平添愁绪，比如：“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煜《相见欢》)“画阁归来春又晚。燕子双飞，柳软桃花浅。细雨满天风满院。愁眉敛尽无人见。”(欧阳修《蝶恋花·画阁归来春又晚》)，等等；而春光中美好的一面也成了闺人惆怅的资料，以乐景写哀愁，反而雪上加霜，使愁者愈愁。请读：“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李清照《蝶恋花·暖日晴风初破冻》)“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朱淑真《谒金门》)，等等。此类词篇虽以无病呻吟的居多，然而无论是“男子而作闺音”的拟作，还是闺中人自抒其情，在其纤微必现而又悠长缓慢的时间书写中，都蕴藏了无数青春热望的女性在深闺无声老去的无奈绝望和深刻悲哀。

自宋玉《九辩》始，中国古典诗词就开启了“男士悲秋”与“感士不遇”相结合的固定模式，唐宋词中 “男士悲秋”的词篇，也大抵承袭了这一传统，既以士大夫的本来面目直抒情怀，内容上也基本跳脱了词体男欢女爱、闺怨相思的窠臼，“悲秋”的时间书写中凝注了较为深广的人生感慨。由于士大夫文人的悲秋词多为“我手写我心”之作，而作者的学识、阅历、眼界、情怀、气度、志向、风骨等个体因素必然会影响词作的情感内涵，由此则唐宋词中“悲秋”情怀所呈现的人生境界也面貌各异。以柳永为例，其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早年浪迹秦楼楚馆，中岁功名难成、辗转漂泊，晚景潦倒落魄。终其一生，对功名事业的孜孜以求与对“烟花巷陌”的念念不忘正如鱼与熊掌之两难取舍，因而，柳永“羁旅行役”词中普遍弥漫的“宋玉悲感”，呈现出明显的“人格分裂”特征，在抒发岁月蹉跎而功名难就之无奈以及对宦游生涯无比厌倦的同时，往往伴随对“佳人”、“美人”、“玉人”的缱绻思念以及对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帝都生活的无限向往，这类词较为典型的如《八声甘州》《戚氏》《玉蝴蝶》《曲玉管》《倾杯》《夜半乐》《竹马子》等。由此，失意文人与风流浪子的双重身份也就成为柳词“悲秋”书写的鲜明印记。而在苏轼词中，由于其远大的襟怀抱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超旷达观的个性，同样的悲秋情怀却表现得更为老成和深沉。如：“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阳关曲·中秋月》)等，旷达乐观的心绪之外，往往又郁藏着进退失据的政治烦恼和对于忧患人生的深刻思考。词至南宋，悲秋情怀被注入家国之慨的新内容，爱国词人的“悲秋”书写往往能够跳脱普通士大夫文人自怜身世的狭窄框架，境界寥廓而立意高远，然而，流年如电的无奈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却伴随其间，愈发沉郁悲凉。

其二，及时行乐型。宋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优待文官和鼓励享乐的既定国策，以及曲子词花间樽前的创作传播环境，加之词体本身世俗化、娱乐化等文体特性的不断强化，导致宋词中 “及时行乐”型的时间书写大行其道，并往往以“醉入花丛”的普遍模式呈现，这在以应歌为主的北宋词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太平宰相”晏殊。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晏元献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得一侍，公甚属意。每张来，令侍儿歌子野词。其后王夫人浸不容，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词令营妓歌之，末句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命于宅库支钱，复取前所出侍儿，夫人亦不得谁何也。 ”(3)丁傅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后人以“风流蕴藉”、“温润秀洁”(4)王灼：《碧鸡漫志》，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83页。称其词。然而，在宣扬及时行乐的词作中，却是一副时不我与、迫不及待之态：“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浣溪沙》)“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清平乐》)“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清平乐》)，等等。人生苦短、光阴易逝，既然遮挽不住、改变不了，不如纵情狂欢，醉倒于酒边花丛。然而，透过宋代文人追欢逐醉的生活表面，更深层的情绪却是对于年华老去的怅惘，以及对人生苦短、好景难再的无奈与感伤，词人对及时行乐行为的大书特书，并每每以时间的飞逝为背景来反衬，正隐现出作者对于有限人生的珍爱怜惜之情，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宋代文人个体价值的提升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其三，奋发有为型。如果说“及时行乐型”时间书写通过宣扬纵情享乐的方式来消磨生命、虚度光阴，是宋代词人对于流年似水、青春难再之残酷现实的一种不甘和变相反抗的话，那么，与此相对的“奋发有为型”时间书写，则以“舍我其谁”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通过劝勉自励、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方式来书写生命、不断完善自我，词作中充满了生生不息的正能量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比如抗金名将岳飞，其词中也有“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小重山》)的低沉徘徊。然而，欲有所为、心系天下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却始终促使他将精忠报国作为毕生使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满江红》)紧迫而铿锵的时间书写，既是作者意欲建功立业，不敢虚掷光阴的自警之语，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动担当，令人读之凛然、慨然、欣然而有奋起之意。故而陈廷焯谓此词:“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莫等闲’二语，当为千古箴铭。”(5)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8页。再如舍生取义的文天祥，更是用自己毁家纾难、坚守气节和慷慨就义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沁园春·至元间留燕山作》)的彪炳史册、光耀万代的时间生命书写。整体而言，由于“奋发有为型”时间书写倾向于“有为”，强调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出世精神，此类时间书写往往为北宋苏轼及其亚流以及南宋爱国词人群所偏爱。

其四，祝福祈愿型。祈望长生、渴求圆满是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时间的终极追求，伴随节庆燕集之风在两宋的兴盛，节序词与祝寿词随之兴起，大量词作不仅“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6)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页，第22页。，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民风民俗与社会生活景观，更以祝福和祈愿的方式表达对时序变换和人生易老的关注，是宋词中最为集中和直接的时间书写。

宋代岁时节令体系日臻完备，在《东京梦华录》 《武林旧事》 《西湖老人繁胜录》及《梦粱录》等宋人笔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元日、元宵、立春、上巳、寒食、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其内容之丰富、场面之隆重，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多姿多彩的节令生活成为曲子词创作的重要内容。据统计，《全宋词》中广义的节序词计有2432首，狭义的节序词计有1406首，涉及的节日达24种之多。(7)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页，第22页。节庆之时往往充斥着欢乐喜庆的情调，词人也全身心享受当下，应时应景地发出美好祝愿：“寰宇清夷，元宵游豫，为开临御端门。……欢声里，烛龙衔耀，黼藻太平春。”(赵佶《满庭芳》)“劝君今夕不须眠。且满满，泛觥船。大家沈醉对芳筵。愿新年，胜旧年。”(杨无咎《双雁儿·除夕》)，等等。而面对年岁增长和序时更替，敏感的词人也常常发出感时伤怀的人生慨叹：“百年消息，经半已凌人。念我功名冷落，又重是、一岁还新。惊心事，安仁华鬓，年少已逡巡。”(赵长卿《满庭芳·元日》)“但惜年从节换，便觉身随日老，踪迹尚沈浮。万事古如此，聊作旧桃符。”(李处全《水调歌头·除夕》)，等等，用节序的更替强调时光流逝，年华渐老与节物迁变相结合，往往更能引发人们的共鸣，而无论是节日祝福还是感怀伤时，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宋人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待。

以词贺寿是宋代词坛，尤其是南宋词坛一大景观。据统计，留存至今的南宋寿词有两千余首，约占宋词总数的十分之一，而魏了翁更以百首寿词位居众家之首。为他人祝寿，无非赞美寿主的功名事业或高洁品行，祝福祈愿长生富贵，很难跳脱窠臼。对此，张炎《词源·杂论》就指出:“难莫难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当总此三者而为之，无俗忌之辞，不失其寿可也。松椿龟鹤，有所不免，却要融化字面，语意新奇。”南宋寿词祝寿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寿帝王后妃、上司同僚之外，还有寿亲朋、寿长辈、代他人寿等。与为他人寿尽多谀颂和溢美不同，宋代文人自寿词的时间书写更倾向于抒怀和说理：“相看半百。劳生等是乾坤客。功成一笑惊头白。” (韩元吉《醉落魄·生日自戏》)“休言富贵长年，那个是、生涯活计。茗饮一瓯，纹楸一局，沈烟一穗。”(郭应祥《柳梢青·乙丑自寿》)“卦气周来从新起，怕白发、苍颜难必。随见定性缘，餐饥眠困，喜无啾唧。 ”(吴潜《二郎神·己未自寿》)在慨叹时光流逝和容颜衰老之后，又往往能够达到穷尽复通的豁达与洞明。

二、宋词“时间书写”之审美心理考察

郑板桥在《词钞自序》中论及自己的读词经历，云：“少年冶游学秦(观)柳(永)，中年感慨学苏(轼)辛(弃疾)，晚年淡忘学刘(克庄)蒋(捷)。”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不同年龄段选取不同风格的词作；而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不同年龄段的时间书写也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色彩。概而言之，宋词中“时间书写”所蕴含的审美心理既因时代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而嬗变，存在因时因世的差异，也表现出相对趋同的精神风尚和共性特征。其共性的审美心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今昔对比的怀旧心理。作为一种记忆功能和心理安慰手段，怀旧是对过去的重构与思念，其产生的满足感能使人生更加充实，也可以唤起共同兴趣者之间的亲密感并获得群体性的认同。普希金在《生活》一诗中写道：“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文学是使人类潜意识中的欲望得到满足的间接手段。怀旧审美心理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时空的阻隔造成了不可逾越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所产生的陌生感和新鲜感，加之得不到和已失去的心理，使得审美期待和由此产生的审美效果更加强烈；另一方面，今昔对比的怀旧审美心理又源自对现实生存状态的不满，往往使彼时彼人彼事在记忆中得以升华、净化和美化，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遗憾和不足。这两种典型的怀旧审美心理，在宋词中又往往表现为“少年情事老来悲”模式和“老却英雄似等闲”模式。

先说“少年情事老来悲”模式。晏几道在《小山词自序》中慨叹：“考其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逝，叹镜缘之无实也。”他往往采用追忆的手法，以年少时“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之风流旖旎反衬而今斯人已去、老境凄凉之孤苦无依，今与昔的巨大落差引发“华屋山丘”的盛衰之感，因而极易产生动摇人心的审美效果。如其《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整首词在梦与醒、真与幻、今与昔之间腾挪转换。往日的软语温存、两情缱绻仿佛就在眼前，而回忆越是如梦般美好，就越是衬托出如今酒醒梦回后形影相吊的无奈悲凉。其他一些偏爱“朝花夕拾”的词人，对于怀旧情绪的时间书写，也多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比如姜夔怀念合肥恋人所作(见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词笺卷一)：“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踏莎行》)“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鹧鸪天》)“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沈吟各自知。”(《鹧鸪天·元夕有所梦》)等，通过对念念不忘的“少年情事”的美化和再现，隐现出词人的深哀剧痛以及心中永难磨灭的伤痕。再如吴文英所作：“前事顿非昔，故苑年光，浑与世相隔。向暮巷空人绝，残灯耿尘壁。凌波恨，帘户寂。听怨写、堕梅哀笛。伫立久，雨暗河桥，谯漏疏滴。”(《应天长》)等，用今昔对比的方式书写时间，真幻结合、虚实互生，产生了浓重的历史沧桑感。又如张炎、蒋捷等人亡国后对旧日风流缱绻生活的回顾：“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蒋捷《贺新郎·兵后寓吴》)往昔的风流旖旎与当下的凄惶落魄形成巨大反差，使得词中的时间书写充满了国破家亡的悲慨，凄凉无依的遗民心态和恍如隔世的人世沧桑力透纸背，挥之不去。

再看“老却英雄似等闲”模式。对于宇宙万物而言，时间飞逝且永恒循环，既然生老病死作为自然规律无人能逃，老年人总喜欢通过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以此来弥补岁月流逝、青春不再所造成的遗憾和失落。然而，对于胸怀大志、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而言，流年如电的无奈与“廉颇老矣”的悲凉更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狭路相逢，愈发造成“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效果。比如辛弃疾《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作为一位空怀匡复之志和经纶之才的英雄，辛弃疾一生历经坎坷，屡受苟安的南宋小朝廷排挤打压，长期投闲置散，却终老不忘北伐大业。词人追念往事，将上片壮岁时的恢宏场面与下片的垂垂老态相对照，以鲜明生动的形象，突出作者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看似平淡、轻松的自嘲，实则饱含了辛弃疾对多年来不幸遭遇的抑郁和愤懑，感慨极为深沉。再比如陆游，他是辛弃疾的朋友，由于爱国主战的思想基础相近，受投降派打压的现实遭遇相似，因此其“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的悲慨也有欷歔相通之气：“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谢池春》)“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或者以时光飞逝反衬年华老去、壮志成空；或者表达老去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或者通过今昔对比，表现复国无望的无限悲慨，以及人生价值的失落与人生道路的无可归依。

其二，偏爱言“老”、“以老为美”的特殊审美范式。宋人尚老，这是其内敛心态、向内寻求自足的生存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作为这种心态和生存方式的表征，整体上也表现出崇尚老成、追求老成拙朴、内倾尚理等特点。词是心绪文学，它对于幽微复杂精神世界的关注以及其“狭而深”的抒情特征，与宋代以“老”、“弱”、 “病”、“懒”等为美的时代审美心理体系相契合，将这类内敛化的文学审美风尚发展到其他文学样式难以企及的高度。宋词中，时间书写之“以老为美”的审美追求主要表现为外在表象和内心感悟两个方面。

首先，宋人普遍热衷于在词作中表现衰老之态，尤其是对于自身状态的描述，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喜欢故作老成，感叹华发早生。比如：“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话衰翁。但斗尊前语笑同。 ”(欧阳修《采桑子》)“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陈与义《临江仙》)“昨夜霜风，先入梧桐。浑无处，回避衰容。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苏轼《行香子》)“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黄庭坚《清平乐》)等。实际上，这些在词中自称“老夫”、“老翁”、“衰翁”等的文人，年纪大多不过四五十岁，有的才三十岁出头，而词人在“老”这一问题上的反复咏叹和纠结，这满眼皆是各种以“老”字修饰的事物或人，以及“白发”、“白首”、“华发”、“苍颜”、“衰容”之类嗟老叹衰的时间书写，是宋代文人远胜于前代的敏感脆弱的生命意志和自恋式生命关注的放大和外化。值得一提的是，宋词中写年少光阴往往不外乎及时行乐、伤春悲秋、慨叹年华易逝、追抚往昔；而写年老则除了有意言老、慨叹功业无成之外，“白发”之类意象反而经常充满豪情，有老当益壮的自勉和不服老的凌云壮志。

其次，宋词中“以老为美”的审美追求又常常表现为对内心感悟的抒写。词人以嗟老伤怀为表象，通过特有的生命经验和体悟，呈现出在宇宙人生的大背景之下，对于时间既锱铢必较又旷怀达观的时间观和世界观。比如，关于生命之短暂与功名利禄之虚空，词人有十分透彻的领悟：“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剔银灯》)“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荣辱休惊。只消闲处过平生。”(辛弃疾《临江仙》)等。生命之暮的倏忽即至使人悲观迷惘，而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心路历程之后，一些词人终于战胜自我，找到保持心理平衡和心境安宁的法宝，如“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苏轼《哨遍·春词》)用“适情”的态度任天而动，坦然面对现实；又如“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张孝祥《西江月·问讯湖边春色》)从自然山水永恒而又和谐的律动中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获得天人合一的愉悦感。南渡以后，词体的文人化倾向愈发显著，词中关于时间的书写更多表现为言老叹老并泰然处之的文士风流，以及对人生命运的豁然达观和理性反思。

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中这样定义时间：“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但也有过去、现在、未来，用以测量万物连续不断的运动。”(8)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第199页。时间虽非实体，却可以衡量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存在。一方面，生命和人生的意义随着时间流动不断书写与实现；另一方面，时间的价值又是通过生命的有限性，并以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不同形式来呈现。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完善人生就显得至关重要。虽然从整体而言，宋词中的时间书写偏重于强调现世今生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但面对生时有限和死亡的不可避免，多才多思的宋代文人对于生命、历史和宇宙人生又有着非常自觉的理性思考。他们对于时间的态度往往在彻悟与忧患、宏观与微观之间从容自若地游走切换，词中的时间书写既珍重个人的现世时日而弱化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因“彻悟”而愈发清醒深刻，由此生发出诸多富有启发性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智慧。而词人在有限人生中对精神家园的寻觅以及对生活生命的异常珍视与热爱，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现出宋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心态与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