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历史符号·记忆场域
——论林莽对“白洋淀”的三重书写

吴 昊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林莽生于1949年，可谓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就他的人生经历而言，他又是新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林莽的青年时期，“文革”的浩劫席卷了整个中国内地，他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林莽在其20岁时赶上了当时的插队热潮，在白洋淀度过了六年的时间。他自插队时就把“白洋淀”作为其重要的写作资源之一，而在其离开白洋淀之后的四十余年中，作为回忆的“白洋淀”也时常出现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足见“白洋淀”对林莽的重要性。在后来的相关论述中，林莽也被视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从林莽的作品来看，至少存在三重意义上的“白洋淀”：地理的、历史的、个人记忆的。从地理位置和人员组成的情况来看，“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根”在北京，“白洋淀诗歌群落”与北京的文化氛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林莽区别于其他“白洋淀诗歌群落”成员的是，他似乎对白洋淀的自然和文化有更深的感情，以至于他在离开白洋淀后，还在诗歌与散文中一再书写作为地理位置的“白洋淀”。此外，“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特殊年代的社会环境(“文革”“插队热”)造成的结果，因此“白洋淀”又不单纯是中国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1960-1970年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林莽对“白洋淀”的书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见证。然而，林莽的写作并不完全是历史社会的产物，诗歌艺术本体以及个人生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关注的重点。所以“白洋淀”对林莽来说又是一个具有个人化意味的记忆场域，它基于白洋淀的自然人文环境，但又超越了具体的地址；与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有重合之处，但又有距离。

一、“京畿重地”与“华北水乡”

白洋淀地处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境内，离北京仅有150多公里的路程，可谓是“京畿重地”。此外，白洋淀由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湖泊组成，风景秀丽，水产丰富，又有“华北水乡”之称。孙犁的《荷花淀》、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现当代文学作品皆取材于此。这样的地理位置与人文氛围使得白洋淀在“文革”时期，成为北京一些知识青年“插队”的理想去处。比如林莽便于1969年，与朋友自行联系去白洋淀插队。据林莽与其他经历者的回忆来看，在当时“自行联系去白洋淀”这一“插队”的方式，是许多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北京干部子女与知识分子子女的选择。因为没有带队干部集中管理，所以知青们的生活就相对自由：“白洋淀的北京知青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知青少了许多羁绊，再加上与北京相距较近，信息方便，它的特殊自然环境也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插队知青。“白洋淀诗歌群落”不是一个孤岛上的小群体，它是一个同北京及全国有着广泛联系的开放的体系。”[1]后来成为知名诗人的芒克、多多，都是从北京到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正因为白洋淀与北京有这样紧密的联系，许多研究者便把“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根”指认为北京。一方面，许多知青出生于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天然地具有接触到大量书籍的优势，所以他们在到达白洋淀之前便阅读了许多在当时被称为“内部参考资料”的书籍，如“黄皮书”和“灰皮书”系列。另一方面，当时一些图书馆不幸被红卫兵“砸烂”，部分书籍流到民间，寻求知识的青年便如获珍宝，如饥似渴地阅读。的确，阅读书籍使当时还是初中生、高中生的知青们逐渐形成了敏锐的文学感觉与自主思考的能力，比如林莽便在到达白洋淀之前用两年的时间阅读了许多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除了知青大量阅读书籍之外，“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形成还受到1960-1970年代北京的各种地下沙龙的影响。据杨健考察，北京1960年代较早的地下沙龙有郭世英为首的“X小组”、张郎郎等人参与的“太阳纵队”，以及赵一凡的沙龙。而活跃于1972-1973年的徐浩渊的沙龙则直接成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床，岳重(根子)、栗世征(多多)都是这个沙龙的主要参与者[2]。不过，北京的沙龙文化对“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影响不仅是贡献了一批知名诗人，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自由参与、自由讨论的文化氛围。前文已提到，白洋淀“京畿重地”的地理位置使其更为迅速地接收到来自北京的文化讯息，其“华北水乡”的水上交通优势也方便了在不同村庄插队的知青聚在一起交流。知青们在离开北京之前便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白洋淀，他们的读书与讨论活动得以继续。“白洋淀诗人”最初的一些诗歌作品，便是在阅读与交流的背景下催生的，根子与多多、多多与芒克之间在写作方面的相互影响可以作为一个较好的例子[注]详情可参考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一文。。

与根子、多多、芒克相比，林莽与“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许是因为他与多多、芒克接触较少，仅和江河关系较密切，后来与《今天》距离也较远的缘故[3]294。实际上林莽开始创作的时间(1969年)要早于根子、多多、芒克开始创作的时间，但他早期的创作风格与根子等人有明显不同——“情调基本上还是浪漫主义，还有郭小川、贺敬之、闻捷这些人的东西穿插在里面”[3]290-291，杨健也指出林莽1974年之前诗歌的风格“接近普希金、泰戈尔和20世纪50年代的抒情朗诵诗”[4]244。就具体作品来看，林莽早期诗歌的浪漫主义与抒情性主要体现在把对白洋淀自然景象的描绘与自我的心声流露融合在一起。林莽的第一首诗《深秋》(1969.11)就写出了他刚抵达白洋淀不久时看到的自然景色：

深秋临冬的湖水，

清彻而寒冷。

淡云深高的天空，

时而传来孤雁的哀鸣。

随风摇曳的枯苇，

低奏着凄凉的乐章。

大雁孤独的叫声，

像挽歌一样凄楚而哀痛。

那哀鸣而疾逝的身影，

掠过碧蓝的天空。

一切都如往的平静，

留下的只是几声嘶哑的哀鸣。

深秋的湖水，

已深沉得碧澄。

深秋里的人啊，

何时穿透这冥思的梦境。

“深秋”“湖水”“天空”“孤雁”“枯苇”这些意象的组合是秋季白洋淀的典型景观，但这些普通的自然意象在初到白洋淀、思念亲人的诗人眼中，则显得更加萧瑟，悲秋之情油然而生。或许正因为有着沉重的心事，1969-1974年期间，林莽笔下出现最多的是秋冬季节的白洋淀：“一片淡黄的树叶/飘进我敞开的玻璃窗/秋雁从碧空中飞去了/白云却淡淡地浮于/暗红色的山坡上”(《暮秋时节》，1969.10-12)，“宁静的天空，再次/临于秋日的田野/不停的岁月/已流走了欢快的瞬间/抛我在荒漠的异乡”(《明净的湖水》，1970.9)，“淡漠、恬静、死肃/这就是初冬黄昏的格调”(《自然的启示》，1970.12)。不过诗人在悲秋之际，也没有放弃希望，他在白洋淀秋天的成熟、冬天的寒冷中发现了劳动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于是又有了《沐浴在晚霞的紫红里》(1970.1)、《凌花》(1972.1)、《第五个金秋——给白洋淀知青小农场》(1973.10)等诗。在《第五个金秋——给白洋淀知青小农场》一诗中，林莽写到了秋天的白洋淀所包含的“希望的种子”：“这儿不是无冬的南方/这儿不是西伯利亚的深矿/种子在地上集聚着力量/朋友/不要抛弃你热情的幻想”。这些诗句充盈着诗人的乐观情绪。

不仅是林莽，其他一些“白洋淀诗歌群落”的诗人也在自己的初期创作中写到“白洋淀”，比如根子著名的长诗《白洋淀》。这首诗虽然题为《白洋淀》，但诗中所出现的景象却与白洋淀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书写了“我”的受难过程。类似的手法与情绪也出现在宋海泉《海盗船谣》(1973)里，根子和宋海泉身处白洋淀，却在想象“大海”，想象自己在海难中死去或与大海搏斗。至于多多，他从一开始写作就超越了白洋淀具体自然环境的限制，如《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1972)、《蜜周》(1972)等诗。而芒克的早期创作则与林莽有部分类似，即脱胎于白洋淀当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如《致渔家兄弟》(1971)、《冻土地》(1973)、《秋天》(1973)等。芒克在《献诗：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1973)中写到“白洋淀”：“伟大的土地呵，你引起了我的激情！”在另一首《十月的献诗》(1974)中芒克也写到“白洋淀”：“别忘了/欢乐的时候/让所有的渔船也在一起碰杯”。由此可见，芒克对白洋淀具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其离开白洋淀之后仍长久留存，他曾不止一次回到白洋淀“探亲”。

林莽在离开白洋淀之后也没有忘怀白洋淀的风土人情和自己在白洋淀的生活，1994年，他与《诗探索》编辑部一起组织并参与了“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创作方面，林莽于2015年专门出版了一本《林莽诗画：1969-1975白洋淀时期作品集》，书中不仅包括他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与绘画，还收录了其离开之后写的有关白洋淀的诗歌与散文作品，如《鱼鹰》(1983)、《湖边晚归》(1984)、《水乡记事》(1985)、《水乡札记(风情篇)》(1997)、《心灵的风——重返白洋淀北何庄》(2010)等。这些作品都写到了当年白洋淀的水乡风景，并抒发了怀念白洋淀的感情。在《水乡记事》《心灵的风》等诗中，林莽甚至称白洋淀为“故乡”，包含亲切之情[注]林莽出生于河北徐水，与白洋淀同属于如今的保定市，但林莽很早就离开了徐水，到北京上学。。但怀念之情并不能消弭历史的沉重，林莽之所以在1969年来到白洋淀“插队”，是与中国1960-1970年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分不开的。林莽对“白洋淀”的书写也没有逃离当时的社会背景，他在许多诗作中表达了对历史的反思。

二、历史的见证与反思

1975年元旦，即将从白洋淀“病退”回北京的林莽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飘雪，写下了一首沉重的诗《悼一九七四年》，诗中写到：

正是你说的那个时辰

正是这个被青年人所理解的时代

烈士死去年长久远

孩子，根本没有见过揩拭父母鲜血的绷带

父辈们也在忧伤中掩住了抽搐的脸

繁霜染白了祖国的发际

衰老的思维吹响呜咽的号角

重新召集起长长的历史行列

给“奇数”的天才们戴上光荣的勋章

别了，一九七四，连同没有实现的计划

别了，你这个重新编写历史的年代

197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林莽如此沉重地“悼念”呢？林莽为什么说1974年是一个“重新编写历史的年代”呢？这就要回顾整个1960-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一直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笼罩之下。尤其是在1974-1976年，江青集团更是推出了一批运用政治权力逻辑构置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青文学”出现了分化[4]258。不仅如此，1974年秋天，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的同时，姚文元下令对“地下文学”进行全国范围的大清查，《少女之心》《第二次握手》《九级浪》等“地下文学”都在查禁之列，赵一凡、徐浩渊等人组织的“地下沙龙”在政治压力下逐渐解体，许多“地下文学”的写作者也匆匆地烧毁了自己的一些作品，其中就包括林莽[4]283。因此，1974年对林莽来说是沉重的，所以林莽才在诗中写到：“在那些沉重的夜晚/我觉得一切都丧失了生趣/连憎恨也软弱无力/历史像一块僵硬的表情肌/只给嘴角引来惨淡的一笑/奴隶从斗兽场抬出过自己血肉模糊的身躯/黑色的泪水，痛苦将力不能支/人民将苦难写在心灵的创伤里”。

实际上，林莽与其他知识青年到白洋淀“插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国当代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自1950年代开始，国家就开始鼓励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务农，而到了60年代，尤其是“文革”爆发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便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鼓动下成为席卷全国的热潮，“插队”就是“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林莽等知识青年到白洋淀，一方面是对“文革”中铺天盖地的政治斗争的“躲避”，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潮流的推动，类似于一种“主动的放逐”。“白洋淀”就此成为了一个历史的符号，“白洋淀诗歌群落”也就可以视为特殊时代的历史见证。

作为华北水乡，白洋淀虽然风景优美，但“文革”时期的白洋淀并非物质与精神的乐土，林莽等知青来到白洋淀所感到的不仅是生活方面的困顿，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孤独，“白洋淀诗歌群落”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就出自知青们内心的抵御孤独的需要，林莽也不例外[3]290。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一系列“文革”事件的发生，林莽在白洋淀的写作也从单纯的抒情，转向思考“文革”的成因、思考中国的历史。不过，这时的林莽恐怕还没有对“历史”有较为深入、成熟的思考，他所感受到的仅是“历史”的沉重与荒诞，以及对“历史”的不信任感。他在访谈录中说到：“‘文革’后期，大家都比较成熟了，‘文革’到底哪天能结束?中国会走向哪儿?写《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的时候，我其实隐藏着这种东西。虽然那个幽灵在世界上没人相信了，但这种东西一直存在，一直笼罩这个世界。例如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些东西你丝毫不想参加，但它时时在影响着你。所以，当时我灰心丧气，中国也就从一个阴影走向另一个阴影。”[3]293林莽在这段话中提到的《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原名《纪念碑》，因林莽友人江河有同名作，故改名。这首诗于1974年夏季开始写作，在冬季完成，正好是前文所述江青集团集中清查“地下文学”的时期。林莽在这首诗中不仅是慨叹自己被“放逐”到白洋淀的命运(青春载着压迫和忍耐/走那条被灵魂所厌弃的路/痛苦与孤独终于登上了愤恨的山峰)，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对“历史”的怀疑：

……

D

手撰写着远古的历史

大脑永远在发问

荒谬从哪里诞生，丑恶又如何开始

人类的心灵中，从什么时候起

就反锁了偷火的巨人

……

Q

时代的编年史上

一度人们拜信于古色巨大的书房的主人

当辗转历史的波涛汹涌时

成百万没有盾牌的士兵

流着苍白的血

R

我沉痛地看着，怀着世纪末的悲哀

迷信的牛车，从这样的国度

又进入了新的同样的道路

在血一般的晚霞中，在青春的亡灵书上

我们用利刃镌刻下记忆的碑文

林莽曾在访谈中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知青，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但后来随着形势发展，一下“被抛到历史外边去了”，愤世嫉俗之情油然而生，也开始反思、沉沦[3]290。实际上，“被抛到历史外边去”不代表林莽在内的知青被历史遗忘，而是从迷信偶像的伪“历史”中解脱出来、清醒地直视真实历史的过程。林莽等知青虽然是伪“历史”的受害者，却是真实历史的见证者。

不过在70年代，林莽仍然身处于“文革”的漩涡中，还没有更加深入地反思历史，只是认为历史是“沉痛”的、一再重复的。而在事过境迁多年之后，林莽再来审视“文革”，审视在白洋淀“插队”的这段历史，他的认识就产生了变化。于1996年夏至1998年秋完成的长诗《记忆》，就是林莽在“文革”爆发三十年后回顾当年“插队”经历的心灵史诗。这首长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文革”爆发给自己带来的劫难与痛苦；第二部分写自己被“放逐”到白洋淀后的心路历程——从消沉到控诉；第三部分则从白洋淀“易水送别”的历史典故写到自身的历史际遇，并更深入一步，意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受害者，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历史”，即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有必要意识到“他们的痛苦无疑也是我们的痛苦/他们的苦难无疑也是我们的苦难”“我们能否剥光历史的伪装/我们能否舍弃心灵的衣裳/当我们的记忆绕过了重重障碍/璀璨的光芒才会将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将心中的一切沉入历史/我们将灵魂的风释放在更宽阔的原野上”。包括林莽在内的知青们之所以被“放逐”到白洋淀，是“文革”这一历史劫难的后果，但林莽等人最后还是离开了白洋淀回到北京，这一结果本身还是要比许多消逝于“文革”的人幸运得多。林莽的《记忆》长诗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写到每个经历过“文革”这段历史的人，都对历史负有责任，历史不仅影响了每个人的命运，还把人与人之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的确，无论是“文革”，还是“上山下乡”，都是发生于中国1960-1970年代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两段历史相互交错，彼此影响，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白洋淀”就是这两段历史的交汇点之一，它不再是地图上的具体一点，而成为了一个历史符号。包括林莽在内的“白洋淀诗人”见证了这种历史的交汇，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之后的写作中频繁地提及这段历史，进而成为历史的记录者。然而，诗人毕竟不是历史学家，林莽等诗人在文学作品中所写下的“白洋淀历史”恐怕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多少有些距离，即便是访谈录、回忆录这样的口述史，个人的经历与思维不同，所塑造的“历史”也会有所区别。从这个角度来说，林莽在诗歌中的历史书写，更接近于一种个人记忆对历史的还原与重构，它受到历史事实的深刻影响，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又是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具有文学艺术色彩的文学记忆场域。

三、诗歌记忆场域的形成

阅读林莽近五十年的诗歌作品，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比起春天、夏天，林莽似乎更愿意写秋天、冬天，即便是写夏天，也是夏末(如《夏末十四行》系列)。这种写作特点可以追溯到林莽最初写作的时候，他在白洋淀最早写下的一批作品中就随处可见“秋天”“冬天”的意象，比如《深秋》(1969.11)、《暮秋时节》(1969.10-12)、《自然的启示》(1970.12)、《凌花》(1972.1)、《第五个金秋》(1973.10)、《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1974夏-冬)、《悼一九七四年》(1975年元旦)等。无论是从写作时间还是诗歌内容来看，“秋”“冬”都占有重要位置。如果说“春”“夏”象征着时间的开始，“秋”“冬”无疑意味着时间的终结。因此，就时间层面来说，林莽对“秋”“冬”的频繁书写是一种沉思式的、回顾式的书写，他站在时光的尽头回顾过去，这就牵涉到林莽诗歌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主题：记忆。

对“记忆”主题的书写贯穿于林莽诗歌创作的全过程，他的“记忆”书写主要涉及这几个方面：对往事的怀恋、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怀念。前文已提到，林莽曾在多首诗作中把白洋淀视为自己的故乡，如在《心灵的风——重返白洋淀北河庄》(2010.5)中，林莽写到：

我的泪水是不知不觉中流出的

不是痛苦 是的 绝不是痛苦

你们曾给予我的

那些无形的馈赠

淀水般流淌在我的心中

……

我回来了 故乡

带着歉意 悔恨和祝福

带着往事 泪水和真情

再次回到了你的怀抱

哈布瓦赫认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5]因此，时隔三十六年，当林莽再次踏上当年“插队”的土地，再次看到白洋淀热情的老乡和熟悉的水乡风景时，眼前出现的一切使林莽脑海中的往事碎片重新拼接起来，但他所感到的并不是痛苦，而是亲切，记忆中的苦涩被时间稀释为对白洋淀这片土地的祝福。在《水乡记事》(1985.4)中，林莽也写到“水乡记忆”：

对于记忆，你是一片光

风掀动叶子，薄翅一张一合

那声音遥远

在白天有梦翔过水乡的村落

白色和灰色的墙上，阳光明亮

“记忆”在这首诗中被定格为白洋淀某个下午的三点钟，阳光温暖，芦苇已经被收割完了，淀子进入了“深秋后的开阔”，脚下的落叶很软。这样美好的秋日水乡风景，离诗人已经很远了，但在某个瞬间，它还是从诗人心底慢慢浮出，跃现于诗句之中。这种温暖的水乡记忆，在《月光下的乡村少女》(1986.2)、《清晨的大风》(1999.5)、《夏末十四行·村庄》(2001.8)等诗中都有体现，那些白洋淀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场景与细节，经过岁月的沉淀，在林莽的诗中被重新塑造，成为美好的记忆诗篇。

虽然林莽上述作品中的“水乡记忆”充满温情，但前文所提到的长诗《记忆》中所体现的白洋淀记忆却没有那么美好。从《记忆》的第二部分的四个小标题“寒冷冻僵了鸟翅”“切断芦苇的薄冰”“泪水的湖”“那不止是青春丧失的年份”便可以看出，“白洋淀”并不总是温暖的象征，还是林莽心中充满伤痛与酸楚的一部分。面对沉重的记忆，林莽写到：

那是一个灰色的年份，湖水在一片大雾中。诗人说：“在我当时的眼里就好似一个整日操劳的农妇，她总是郁郁寡欢和一脸苦相儿，她总是被经常从湖面上刮来的大风吹得披头散发的。”[注]诗人芒克在他的长篇小说《野事》的开头这样描写那个时代的白洋淀。——林莽是的，那纷乱的长发中夹杂着枯草与落叶般枯干的面容。

……

是谁说青春无悔，是谁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看见这片广袤的土地，它依旧冒着贫穷的炊烟，它依然沉重得抬不起头来。我乞求、我感伤、我悲愤、我渴望。而我清醒地知道，这是那些年的记忆，沉入了我们的生命，铸就了我们的灵魂。

林莽引用芒克小说《野事》中的相关句子，描述了“灰色年份”的白洋淀。“白洋淀”因易水送别的古事而显得苍凉，又因“我们”的经历成为“英雄”失意的地方。而在《当我唱起〈小路〉》(2009.11)中，“白洋淀”也承载着“七十年代”的“荒芜与绝望”：“晨雾笼罩着芦苇/水乡的风是微凉的/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哼唱/波澜不惊 但内心凄冷/伴着七十年代的荒芜与绝望/在远离了亲人和家乡的地方”。由此可见，林莽对白洋淀有两种不同情感的书写，体现了其“白洋淀记忆”的复杂性：当林莽把个人的人生际遇与整个1960-1970年代的历史视为一体的时候，个人记忆便与集体记忆混合起来，个人的记忆也因历史而变得沉重，“白洋淀”意味着受难与悲凉；而他抛开具体的历史事实，从个人生命的角度来回顾白洋淀生活的时候，他便会回忆起那些温暖的日常细节，以及老乡们的淳朴相待，往事的温情便浮上心头。这两种记忆交替出现在林莽离开白洋淀后的作品中，构成了林莽个人化的“记忆场域”。它们看似矛盾，却是一个人在时过境迁后的真实感受，也体现了个人记忆场域这种“小历史”与集体的“大历史”之间的重叠与疏离。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那样，记忆具有社会性，个人记忆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每个个体记忆又都是一个对集体记忆的“远眺点”，这个远眺点随着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而变化，进而呈现出不同的个体记忆[6]。

林莽对“白洋淀记忆场域”的书写基于其真切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经验，也与其对诗歌艺术的重新思考有关。林莽曾提到：“1984年也是我诗歌写作自我调整后的新起点，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经历了几年的对诗歌本体的思考，开始努力摆脱以往以社会生活为主体的那种韵味，更多地贴近心灵，更多地贴近生命的感知与领悟，寻找语言艺术的真谛，让诗歌作品更具现代艺术之美。”[7]“摆脱以往以社会生活为主体的那种韵味”不等于摆脱历史，林莽的“白洋淀记忆场域”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大历史”的严肃与沉重。但正如前文所述，林莽自觉地把“大历史”视为个人生命经历的一部分，将其置于与日常生活记忆同等重要的地位，只不过他在1984年之后更加注重诗歌语言与个人生命的结合，注重诗歌的艺术本质。

无论是对“白洋淀”的记忆书写，还是对其他往事记忆的书写，林莽都本着一种诚恳、真挚、明亮和透彻的态度，把个人生命体验与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摆在重要位置。在这个层面上，林莽对“记忆场域”的书写可以与张曙光(1956-)的作品进行比较。张曙光也是一位把“记忆”作为诗歌作品主题的诗人，并且他与林莽的记忆有重合之处：他们都写出了“文革”这一“大历史”下个人心灵的“小历史”。但因为年龄的差异，张曙光所写的是其童年、少年的经历(如《1965年》《1966年初在电影院里》)，而林莽所写的是其青年时期在白洋淀插队的往事。张曙光的记忆总伴随着哈尔滨冬季的大雪，林莽的记忆中是白洋淀的水乡风情。虽然有时间和地点的差异，但他们的记忆都是“慢”的，以一种缓慢而悠长的调子来书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曙光与林莽都是“守旧”的诗人，他们作品中的“记忆场域”是“面向过去”的书写。但“守旧”“面向过去”并不是要在现实层面上返回过去(事实上，“过去”充满冷酷的历史事实)，也不是在精神世界里完全依赖或寄望于过去的安抚，而是通过个人化的记忆使时间的碎片与现实碰撞，从而在一个个被记忆和现实双重塑造的碎片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感[8]，在高速前进的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作为“京畿重地”与“华北水乡”，白洋淀在自然和人文地理位置方面自有其优势，从而使包括林莽在内的“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知青诗人们在劫难的年代有了一个暂时的去处，白洋淀的自然景观也成为林莽最初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但白洋淀对于林莽而言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因为“文革”，林莽来到白洋淀“插队”实属无奈，而他在白洋淀也感受到了历史的沉重，并进而对历史进行反思，”白洋淀“成为了林莽心中的一个历史符号，林莽的个人经历也成为1960-1970年代历史中的一环。不过林莽在书写“大历史”与个人“小历史”关系的同时，也注意到个人“小历史”的相对独立性，他笔下的“小历史”也包含了对白洋淀日常生活的温情回忆，因此林莽作品中的“白洋淀记忆场域”具有二重性，记忆场域又进一步与历史、地理相勾连，形成了林莽笔下“白洋淀”的三重意义。林莽对“白洋淀”的书写不仅为一代人找回了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也是通过审视过去，使自己在流变的社会历史中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