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翼：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初探

刘晓琦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1940年初，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搜集材料并深入回族聚居区实地考察，创拟《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提纲》重点论述回族民族特征、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共产党民族政策及工作方针等，强调在下一步工作中注意“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实施抗战教育”[2]（P570）。泰运区①1942年12月由泰西和运东两专区合并设立泰运专区。辖泰山以西、运河以东各县、泰安（津浦路西）、肥城、长清（原长清黄河以西部分）、峰山（原长清黄河以东部分）、平阴、宁阳、筑先（聊城）、阳谷、东阿、阿东（1943年春与平阴合并为平阿县）、茌平、齐（河）禹（城）、博平、清平（1943年划归冀南行政区第七专区）等县。回族同胞积极响应，先后组建泰西回民大队、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②1942年3月成立，主任金晓村，副主任金光，接受中共泰西地委、专署双重领导。（简称“国救会”）等组织，一边战斗在第一线，一边着手民运、宣传动员等工作。为进一步培养抗日人才，壮大抗日力量，回族同胞积极筹划创建新式学校。1944年秋，学校在山东省齐河县大园庄村正式成立，定名为“泰运区回民抗日高级小学”，又名“泰运区伊斯兰抗日高级小学”，直属地区及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领导。学校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洗礼，师生艰苦奋斗，为抗战、解放与国家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成为回族抗日学校的典范。

一、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创立背景及原因

（一）响应中共中央号召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会议并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3]。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再次强调，“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当前最紧急的任务之一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4]（P48）。一方面为最终赢得胜利，抗战教育必须唤起各族各地区人民的战斗决心与信心，进而为抗战培养各类人才与后备生源；另一方面，抗战教育还要考虑到战后国家恢复与建设的需要，让人才继续发挥自身价值，这为泰运地区抗战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导。1940年11月，在泰西抗日组织专员程鹏①山东省泰安市良庄镇山阳村人，曾任泰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指示下，丁英世②又名丁富才，回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周家坡村人，后参与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的教育工作。、张效农③原名张廷厚，回族，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人，解放后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工作。、金得正、白相臣④原名白荣基，回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西界人，随回民大队南下，解放后任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到抗大滨海一分校政委培训班参加为期一年的学习，通过学习政治、军事、历史、文艺，及时接收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的指导精神，为毕业后回乡组建抗战学校打下了坚实基础[5]（P24）。

（二）应对日军的奴化教育与控制，改变泰安基层教育现状，适应泰西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需要

1937年12月24日、27日，日军两次轰炸泰安城及大汶口等地，并于1937年12月27日至 1938年元旦先后侵占济南、泰安[6]（P29），“中、小学校全部停办”[7]（P24）。自1938 年下半年起日军逐步控制各大城镇、交通干线，扶持汉奸组建“维持会”一类组织，聚集伪顽军建立伪政权。日伪势力为控制回族群众，于1938年成立“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济南为本部，下设分会45处，泰安分会设在泰城境内，均由伪新民会控制[8]（P601）。在侵略的同时，日伪逐步实施奴化教育，于1939年春在道郎乡鱼池村开办日语学习班，学员是从各村强迫来的青年农民，生活和学习费用由各村分摊。每天上日语、体操课，并进行“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奴化教育[9]（P39）。日军还以各种罪名对泰安教育界人士进行残害，制造如泰安教师惨案等诸多血案，大批教师被杀或被迫改行，师资力量严重削弱。1944年10月10日、11月21日，菊本小队队长江头带领日军驻泰安特别警备队1480部队第三中队，先后三次在泰城中、小学逮捕教师43人、职工3人，监押于宪兵队审讯。事后释放7人，其余分别押送到济南“新华院”与北京“兴亚院”，多数惨死狱中[10]（P409）。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中国共产党着手“派兵去山东”部署工作[11]。1938年3月14日，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由中共泰西地委与泰西人民抗日起义军整编）会合于东平县常庄村[12]（P17），逐步开展在泰安的工作，发展泰西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历来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发展，教育为关键一环，“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13]（P705）。罗荣桓等人在工作中注重加强与地方的联动效应，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宣传与动员，注重培养优秀的基层领导者，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积极改善民生问题，帮扶救助军属及贫苦百姓[14]（P27、37）。鲁西一带在战争中备受煎熬，这里的回民同胞约有十万人，老百姓生活贫困艰苦，抗日战士的亲属和回民子弟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15]，这也是回民抗日学校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一方面积极应对基层教育被冲击的困境，另一方面适应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自觉担负起为国为民培养抗日人才的责任，在抗日根据地与群众之间搭起了一道桥梁，积极发展自身力量，在战火中培育学生，坚决与日伪势力作斗争。

（三）培养回族政工干部与储备人才，巩固回族武装部队及其他抗日组织发展的需要

泰安回族人民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面对民族危亡、敌军入侵，一批批回族同胞奋起反抗。1938年泰安沦陷，一些回族青年与进步人士响应中共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16]（P572）的号召，积极组织回民武装，先后成立泰西回民大队、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力量[17]。曾在泰安等地任教长达48年的张登鳖，先后将3个儿子送往部队参加民族自卫战争。西南乡泥沟村回族青年左玉常，以乡长作掩护管理两面政权，积极配合共产党工作，动员群众参军，被捕后被狗活活咬死也不屈服[18]（P119）。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对症下药”，着力提高学员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军事技能等多方面的素养，逐步加强党的指导与民主生活。对新老学员一并进行教育、指导以加速其成长，为持久抗战做准备，补充后备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言，“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19]（P35）。

（四）继承发扬同类学校经验，继续办抗日教育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在泰西地区①泰西，是指泰山以西地区，包括泰安、肥城、长清、平阴、东阿、东平、汶上、宁阳8县。曾出现过一所回民抗日学校，即周家坡伊斯兰抗日学校。1938年初丁英世、张廷勋②回族（1906-1945），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人。张廷勋、张廷信、张效农兄弟三人，均系张登鳖阿訇之子。、白相臣等人共同商议，经夏张二区书记李正一批准，使用清真东寺南院三间厢房（现为泰安不可移动抗日遗址）创立了周家坡伊斯兰抗日学校。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由夏张二区玄家楼乡抗日政府发放小米、钱财及抗日书册等。此外在清真东寺大殿后搭建隐蔽练武场，由教练米英俊等人教习武术。学校教育文武兼修，以备战时之需，设有岗哨、通讯联络员，时刻提防日军侵袭。1941年初抗日学校不慎暴露，刘果、许焕文二位教员被日军抓到夏张据点，学校被迫停办[20]（P24）。该校为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的建构，如后勤、教学、安全等方面提供了借鉴。

二、泰运回民抗日学校的建制

1943年10月，在冀鲁豫边区行署会议召开期间，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金晓村、金光两位代表向大会汇报了泰西地区回民抗日斗争历程与成果，并提出“建立独立回民抗日军队和回民抗日学校”的建议[21]，目的是把回族群众中的军烈、进步人士和贫苦百姓子弟组织起来，让学生有机会去学习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爱国与奉献精神，锻炼军事技能以备抗战之需。主持大会的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等同志均表示支持，这与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抗战政策也相契合，可更好地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团结抗日。会后回族武装领导米英俊与回救会的金晓村、金益三③回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二十里铺村人，曾任泰安县副县长、泰安县民委主任等职。、金光、张廷信④回族，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人，曾任山东省民委主任、山东省伊协会长等职。、沙连孝等人积极筹备建校事宜。经泰西专员公署武圣域⑤原名武希贤（1900-1952），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北石沟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泰安县新安区区长、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总指挥兼十五大队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独立团团长、泰安（西）县各区联合办事处主任、泰安（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泰运专署财政科科长及专署副专员、平原省财政厅秘书主任、国家财政部预算司党组书记等职。、张跃南批准，学校于1944年秋在齐河县境内大园庄村正式成立⑥一说为1943年成立。。

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是一所回族同胞自建、以培养政工干部为主要目标的抗日学校。学校在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主持下逐步成型，回救会主任金晓村兼任名誉校长，委员金泽普为校长，宣传委员丁英世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教师为洪占伍⑦回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二十里铺村人。1935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后调任济南市民委工作。、洪振甲、赵曼实⑧又名赵来凤，回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二十里铺村人，曾任小学教师，后调任济南市民委工作。、王玉德、金月川⑨山东济南人，后因为年龄较大不再讲课。，文化干事为展延志，通信联络员为沙显富（后为白友来），后勤人员有杨义来、马长平、左殿荣、左殿喜，指导员为樊金安⑩回族，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安驾庄镇陈家埠村人。从泰西回民大队专门抽调而来，任指导员以加强党的领导。1944年入伍，1948年在战斗中牺牲，时任三连指导员。。学生60余人，主要来自泰西地区的长清县、肥城县、宁阳县、东平县及济南历城县、河北省沧州等地，基本为回民军烈与贫雇农子弟，年龄跨度自12岁至20岁[22]（P75）。全校师生共70余人，从校长到勤杂人员均系回民[23]。为安全起见，在丁英世建议下师生制作一面长方形深绿色伊斯兰星月校旗，用黄色汉字在旗上自左向右书写校名，行军时由马文章等高个子学员打旗走在前面做掩护。

自1944年下半年起，回救国会成员和从回民武装中抽调的几名指战员分赴泰西及周边地区回民聚居村招收学员。学员自愿报名，在取得亲人或乡邻长辈同意后，随学校老师、地方干部或回民大队的战士一齐穿过日伪军的重重据点到校报到。1944年，回救会干部丁佐政[11]回族，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边家院镇后黄家庄人。1939年入党，曾任泰西回民连连长、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副主任、济南市历城区副区长。、米明轩多次来到边家院镇北宋家庄小学，通过马元莘、赵怀安等老师动员学生。7月，杨健民、杨顺武、白友田三人由左殿荣、丁俊岐带领到达安驾庄镇升家庄，与来自其他村落的同学汇合后入校报到[21]。途中需通过敌人多道封锁线，渡过黄河，有时因敌情严重，只有夜间偷越。学校为保证新生们安全入校做出很多努力。1944年8月1日，刘志远司令员专程赶到学校，与师生一道庆祝节日[24]（P114），学生们自始至终受到社会各界关心。

学校实施军事化编制，设校部，下设排、班①入校时接受测试，要求每人写一篇题为“我为什么来上学”的作文，按照测试结果分班。，共有2个排8个班（后编为3个排），马枪、手榴弹等由回民连队等提供，大龄学生班配备武器以自卫。抗日民主政府按照一个连的建制给予衣食等方面的供给，学校向每人发放铅笔和笔记本，用完可再领取。在服装方面，分冬夏两季各供给每人2丈4尺布，夏季可缝两套单衣，冬季配发棉花缝制棉衣，一般请当地群众帮助裁做[25]。有时则是按照标准统一发放现成服装，每人一件棉袄棉裤、棉被及一顶毡帽（夏天改为单帽）[26]（P96）。总的说来，学校的后勤补给在上级拨款、地方财政支持之余，也得到群众的大力帮助。

三、泰运回民抗日学校的教育内容

回民学校在教学中注重坚定政治方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中国共产党与地方政府领导下教育学生，坚持“一体两翼”的培养模式，一体即最终的培养目标是为争取抗战胜利培养各类人才；两翼是指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并重，前者主要指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后者则是劳动和军事教育。

（一）理论教育

主要分为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教育方面，学校根据边区统一编撰的抗日教材为基础进行授课，丁富才教政治时事、算术，展延志负责文艺宣传，教剧目、舞蹈等；此外还设有国语、社会、自然等课程②1945年后增加了历史、阿拉伯语等课程。。当时基本上是印刷厂印一版学生学一版，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27]。学校上课形式不拘一格，人人都是教师，人人都是学生。有时则请军政干部作教学辅导和形势报告，张耀南、刘子芳等一批干部均上过课堂。面对抗日战争的艰难困境，学校师生坚持“文武双全”两条路线，一方面壮大抗日队伍，坚决搞抗日斗争，另一方面跟进文化教育，培养有一定文化的子弟兵队伍。当然，这种文化教育活动也会通过学校向社会传播，由学生带到百姓家中、田间地头，唤醒民众、团结军民、打击敌人、争取胜利，其中文艺宣传贯穿始终。[28]（P36）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课程随战局形势变化而更新，学生积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及干部同志所作的系列报告等，如毛泽东《论持久战》、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以及解放区的政策法令等[29]。这使学生既学习文化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斗争精神，奠定抗日必胜及日后建设新中国的信念。在课程之余，学校以《大众日报》作为辅助性教材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通俗讲解山东与全国的抗日时局及下阶段任务。对于青少年学员来说，提高思想觉悟与民族精神十分必要，校长时常强调希望大家努力学习，不辜负党的希望和老师们的辛勤教导，“勇于牺牲，坚于团结…爱国怎肯后人”[30]（P154）。学校的思政教育在这一时期也紧紧围绕抗日事业进行，教育内容与时俱进，培养方法灵活多样，教学内容重点突出。

（二）实践教育

主要是劳动和军事教育两部分。劳动教育是学校的一门主课，在培养学生劳动观念、技能的同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向老百姓学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校不论在何村庄驻扎，都要求学生坚持搞好室内外环境卫生，水挑满缸，捡柴烧火，看管孩童与照顾老人[31]（P115）；农忙季节帮助军烈属和需要劳动力的家庭、贫雇农等干农活。学生个人生活自理，自打背包、轮流站岗放哨，着重培养学生树立劳动光荣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此同时师生朝夕相伴，共同参加生产劳动，相互之间民主平等。

军事基础教育是学生的必修课，军事教员由部队连排级干部兼任。教育内容主要分三大方面，一是基本的军事知识与战略战术，主要内容有：队列阵型与快速传令，紧急集合与解散，瞄准与投掷，跨越障碍物与越野跑，背包行军与夜行军，侦察与隐蔽等。学员从胡同练到山头，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为适应学生年龄偏小的特点，有的军事课通过游戏形式以达到更生动的授课效果。二是培养规则观念，学校注重加强纪律教育，培养学生严守纪律的作风。学校教师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列为必修课之一，早操集合唱、开饭整队唱、晚上点名唱，丁英世老师对学生向来要求严格，再三把它列入作业中的默写内容[32]（P11）。三是日常生活军事化管理，大家既是学员又是战士，这与当时的抗战环境紧密相连，增强敌情观念和战斗意识，提高学生适应复杂环境及变化的能力。可谓是“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33]（P523）。1946年泰安城解放时，学生配合部队入城，帮助战士共同打扫战场，受到当地领导赞扬[34]（P12）。

四、泰运回民抗日学校的特点

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为适应战时需要与地方建设而设立，呈现出明显的抗战教育的特点，教学与实践内容针对性强，具体特点表现在：

（一）学校教育为抗战服务，培养能经受考验的抗日战士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35]（P11）学校老师在传授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对学员思想政治与军事素质两大方面的培养。作为教材之一的《大众日报》于1939年元旦开始印行，主题内容始终围绕山东党组织与地方工作，并结合了抗日时期国内外形势，这正应合抗日学校的培养要求与教材需要，使得学生在学习中了解时局、开拓视野，提高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斗志。在军事教育方面，由回民武装的军官来进行专业训练，学习基本的战术理论尤其是游击战术与情报学，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准备进攻”[36]，学校学生各个都富有使命感，随时准备投入到革命之中。学校教育为抗战服务有多层意义，一是促进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进一步动员老百姓；二是提升学生素养，在学校与其他组织的互动中团结新老同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密切与部队、群众联系

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学校师生有时跟随部队有时单独活动，为防备敌人的偷袭经常隔几天就转移。学校每变换驻地都与回民大队、地方游击队保持密切联络，设置情报员及时换取情报及当地统一的行动口令，预防敌人暗算，避免误会冲突。在日军推行强化治安时期学校更是如此安排，一听到敌人骚扰的情报，就立即转移或分散隐蔽，把学员不定期分藏到老百姓家中，改姓换名，采取白散夜聚、化整为零的办法。学校所处的发展环境艰苦，外来资助有限，更多的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37]（P666），密切联络当地群众，教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在战争环境里学校转移到哪里就在哪里的村边或树林上课，学员在没有纸笔时用手指在沙土上练字，有时则用自已的鞋底当纸本，从石灰墙皮上抠块白灰作笔，坚持文化学习[38]（P104）。学员们与老乡一道，割麦插秧、运粮劈柴，生火做饭、看家护院，在劳动实践中学习生产知识，提高劳动技能。

（三）扩大宣传，推进民运工作开展

学校不仅学农、学军，也是党和政府的一支得力的宣传队。学员宣传活动多样，唱歌跳舞、说快板、喊口号、写标语、画黑板报、读报纸、讲故事、唠家常等。学员外出行动时经常唱着《泰运进行曲》（又名《保卫泰运根据地》）。[39]（P115）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安人民在共产党人引导下共赴前线，组织发动徂徕山、泰西两大抗日武装起义，随之创建泰山、泰西两大抗日根据地，成为山东抗战模范。在抗战最困难时期，《泰运进行曲》在当地广为流传，回民连队的战士们也以此激励士气[40]（P14）。

抗日队伍在前线与日寇汉奸战斗，学员们便在后方动员群众抗日。同学们在老师和文化专员的指导下，配备文艺服装、演出道具等，编排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有小话剧、小合唱、小舞蹈等41]（P77）。师生尝试用联欢方式举办新式婚礼，当地群众对此十分欢迎[42]（P106）。当战士牺牲后，通过开追悼会唱《国际歌》寄托哀思、鼓舞斗志[43]（P32）。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宣传，走乡串村近200个村庄[44]（P24-25），一方面深入敌占区去发动回汉群众，促进统战工作及移风易俗活动，另一方面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民族团结政策。宣传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泰西地区涌现出不少老百姓送郎、送子参军，带头优先缴粮的感人事迹。

总的说来，学校教育坚持一体两翼的培养模式，改变管理制度，教学内容充分结合抗战形式与需求，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学生除文化学习外还参加实际工作与生产劳动。具体教学采取讲授、讨论、自学、个别帮助等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师生关系民主平等，共同劳作、互相学习。同时积极发展民众教育，提高百姓的文化素养与民族觉悟，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学校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为满足抗战和建设需要作出了贡献。

五、泰运回民抗日学校的价值

解放战争爆发后，泰运回族抗日学校的师生配合回民大队等组织奋起战斗。由于局势不断恶化，回救会与校领导为保护师生采取了“留守与撤离相结合”的方针，年龄小、体质弱的学生分散安插，年纪大、体格强的随军转移到大梭庄①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大梭庄村。师生到达后与当地抗日联合会取得联系，马次唐、丁毅民②（1921-2009），回族，山东沂水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鲁中区委回民协会副主任、鲁中回民支队政委。研究决定将学生送到莱北郭家庄子与山东一中合并。同年秋学生转移到第三野战军，后分配至各下属部队。留守的少数学生部分转入地方政府或游击队工作，从此回民抗日学校停办[45]（P296）。

泰运区回民抗日学校在抗战艰苦环境中诞生，又经历解放战争洗礼。泰运回民抗日学校的价值在于：第一，学校适应战时需要，在短时间内培养了一批优秀毕业生，不少同学成为保卫国家、建设新中国的英雄与骨干，这是学校本身的价值所在③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厅长马爱民、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朱宝忠、上海市供销社办公室主任许永友、上海市轻工业局主任刘传义、宁阳县民政局局长朱肇兰、解放军234医院医药局局长白友文、贵阳市公安干校校长杨健民、南京军区电台长马文章、潍坊市宣传部杨鲁民、浙江林学院处长马毓昆、浙江舟山航运公司白春华、山东省立医院白秀坡等。详见李同江著《泰西回民大队》。金晓村同志曾这样评价：“该学校不少学生居领导岗位，有的已成师级（其中10余名学生成为团级）等职务，该学校学生无废品。”[46]（P23）第二，回民抗日学校是一所少数民族军政学校，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少数民族政策的成果，学员与群众鱼水相依，生活、战斗在一起。回汉民族同胞一家亲，在民族危亡之际更是团结一致。第三，回民学校既是学校，也是一支抗日队伍，又是文工团、宣传队，他们来自基层，又回到乡村之中发动群众，从多方面扩大抗日力量，巩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及其他工作的开展。

学校成立之后，与泰西回民大队、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组成泰西地区“三位一体”抗日格局，即：全方位的抗战格局，彼此之间既有分工，又目标一致，各司其责、共同战斗。泰西回民大队主要从事作战任务，与兄弟部队一道坚决抗日，保护回救国会与抗日学校，辅助学校培养后备抗日力量。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主要负责敌后工作，动员群众、宣传抗日，建立交通线、后勤线与两面政权，数次为回民大队补充兵员，扩大抗日队伍，具体负责学校的相关事务。这些组织、集体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团结一致，成为泰安回族系统抗战的重要元素[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