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新时代“枫桥经验”

◎本刊课题组

“枫桥经验”是浙江省诸暨县干部群众创造的，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样板。回顾“枫桥经验”跨越时代创新发展的历程，分析其内涵和特点，我们深刻体会到：“枫桥经验”的诞生和创新发展集中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方式转变的轨迹，蕴含着党领导人民共同依法治理社会的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强劲生命力，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着诸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枫桥经验”的发展轨迹：变与不变

“枫桥经验”诞生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枫桥区委围绕“四类分子”改造进行充分讨论，决定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放弃“斗关杀”那一套对敌斗争经验，形成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做法。在当地群众看来：如果把“四类分子”抓到监狱去，用一个警察管教100个“四类分子”，不如交给群众监督；100个群众教育一个“四类分子”，就算是铁石心肠也会被软化。正是采纳了群众意见，依靠群众开展帮教，把敌我矛盾转化成为人民内部矛盾，极大地缓和了阶级矛盾。

1963年10月底，公安部领导来浙江视察，发现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枫桥区竟然没有发生捕人的现象，就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肯定地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作出好好进行总结的指示。11月2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公安部作了《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毛泽东主席在审阅发言稿时，特就“诸暨的好例子”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由此，“枫桥经验”被推向全国。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枫桥区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再一次勇敢冲破“禁区”。在全国率先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大批摘帽，进而把社会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摘了帽的“四类分子”，被吸引到经济建设中来，融入社会正常生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可谓“解救一个人、团结一大片”，“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枫桥摘帽的做法再一次得到公安部的肯定。不久中央便作出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一律摘帽。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多，诸暨市枫桥区坚持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治安，探索社会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的新模式，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开创了案件少、社会稳、经济发展好的良好局面，成为全国综合治理的典范和平安建设的首创者。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要求倍加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最大限度发挥“枫桥经验”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社会矛盾纠纷多样化、复杂化，诸暨市为创造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生活，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实施基层党建“五大引领”工程，着力构建党统一领导下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同时创建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企业调解、乡贤调解等多元化人民调解平台，有效地化解了矛盾，形成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2018年，诸暨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提出的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新时期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制订《关于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见》。与此同时，作出五年发展规划，勾画了建设百姓和顺、城乡和美、社会和谐的治理现代化方向与路径，提出了力争到2023年率先建成“平安中国先行示范区”和“全国基层治理示范区”的目标，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时代“枫桥经验”。

50多年来，“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发展。诸暨人针对新情况新变化，在治理理念上，从侧重社会稳定为主转为社会全面进步、乡村全面振兴整体协同推进；在治理主体上，从一元治理转为多元治理，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治理方式上，从消极治理转为积极治理，从被动治理转为主动治理，从事后治理转为事先预防，形成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然而，我们也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重视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始终一以贯之地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把人民主体作为根本立场，把自治、法治、德治、心治、智治相结合作为根本方式，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根本支撑。

二、“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党领民治

“枫桥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依法治理社会，走一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道路。“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不断焕发生机，始终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真正的“宝典”就是党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部活动。这一点，我们从诸暨市社会治理的成功实践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一）把党的领导作为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主线

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枫桥区委一班人围绕如何改造好“四类分子”，多次研究管教工作。为了统一思想，改进方法，强化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提高基层组织和干部带领群众做好工作的能力，自编教材，开展集中培训。1977年浙江省委曾下发文件，要求学习普及“枫桥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党支部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对治保工作的领导”。

进入新时代，诸暨市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为实现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更加突出、组织覆盖更加有效、队伍素质更加优化、强村富民更加有力、人民群众更加满意五大目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是加强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强化党群联动。在社区建立“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代表、党员”五级工作网络，健全定活动日、定责任区、定联系户“三定”工作机制；在修订制定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时，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综治委牵头、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的末端。二是实施“五大引领”工程：即以政治引领，把准基层治理方向；以组织引领，筑牢基层治理阵地；以能力引领，锻造基层治理主力军；以发展引领，打造基层治理主引擎；以服务引领，拓宽基层治理主渠道。红枫社区的干部告诉我们，实施“五领”工程后，基层干部普遍提高了政治领导力、组织执行力、工作战斗力、发展号召力、服务凝聚力。

诸暨市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一方面促进了党的建设，有效地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一方面生动地回答了“谁来领导治理”“怎么领导治理”“谁来实施治理”“谁来评判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二）把依靠和动员群众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路径

当年，毛泽东肯定“枫桥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做群众工作”。他在同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说，“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1964年中央批转相关经验时，特别指出诸暨经验是个“很好的典型”，可以“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从“枫桥经验”的来历看，正是公安部、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先后多次派工作组到枫桥蹲点调查，总结“枫桥经验”，才把一镇之计变为一国之策。可以说，没有深入群众，扎根群众，就不会有“枫桥经验”。

近年来，诸暨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始终坚持的依然是尊重群众、相信群众，把群众放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位置上，推动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良性互动。在社会治理中，决策议题来自群众，难题化解依靠群众，纠纷调解交给群众，社会服务托付群众。特别善于从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依据群众的实践和创造完善政策主张。特别善于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成各项治理任务，提高社会治理成效，展现了高超的群众工作智慧。

一方面，倾听群众呼声，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指导和规范群众的基层治理活动。市级领导实行定期接访、主动约访、上门走访制度；党员干部实行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普遍建立“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工作机制，形成“返乡走亲、驻村连心、联户交心”常态化机制；同时通过“电子墙”“对话墙”等载体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形成“民意引导决策”机制。近三年来，干部们累计走访群众40.8万余户（次），收集民情信息6.5万条，为健全社会治理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和意见建议。比如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推行收集议题、酝酿论证、审议决定的“三上三下”的制度，全面创新了村民自治机制。

另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持群众，为群众提供各种渠道参与社会治理。他们健全市镇村（社区）党政机构与社会组织连接的社会治理组织系统，共同开展社会治理，形成“党政领导、综治协调、部门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治理体系”。尤其重视建立市镇村（社区）三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推进村级社会组织“5+X”标准化建设，有效提升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走出了新时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目前，全市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645家，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3100家，参加人数达28万人，占150万常住人口的18.7%。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业性、公益性和群众性“三大优势”，努力做到专业人干专业事、志愿者干自愿事、老百姓干百姓事。他们培育了心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心理卫生协会等一批专业化社会组织，发展了爱心蚂蚁志愿服务社、越民生义工团、红枫义警等一批志愿类社会组织，涌现了乡贤理事（参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等一大批群众型社会组织。避免了社会治理变成政府独角戏，避免了“政府干、群众看，政府很努力，群众不买账”的尴尬。

（三）把基层社会治理的权能赋予群众

诸暨在多年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努力健全包括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等多主体的社会共建共治体系，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是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和平台。他们依法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把基层治理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交给群众。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治理智慧得到充分发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成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首先，突出各类社会组织的关键作用。为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党组织加强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在选举中既重本地精英，也鼓励外来人参加竞选，不拘一格选人才；严格审察候选人资格，严肃处理拉票、贿选等违法行为；普遍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健全工作制度和规则，设计了程序式、参与式、审核式、评议式四种监督方式，确保全市302个村的群众按章依规当家做主。为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管理，强化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功能，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矛盾化解、志愿服务、青少年管教等治理活动，确保各类组织开展活动有事有责、有经费有场地、有承诺有作为。如民间人士自发创立的志愿者联盟，把一大批社会成员的志愿之心化为公益行动。“一米阳光”志愿服务协会2009年成立以来，在社区重点开展年青人、未成年人、外地人中服刑人员矫正工作。“爱心蚂蚁”义工服务社针对社区孤寡老人、孤儿、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物资帮扶、生活照料、心理抚慰等服务。这些组织有效破解了基层管理服务的难题，把治理工作延伸到政府服务难以触及的领域和末梢。

其次，重视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特殊作用。枫桥镇成立乡贤参事会。乡贤们借助自己的声望、品行、才学和实力，为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出谋划策，为乡村发展和平安建设出资尽力，成为乡村德行的引导者示范者、乡村事务的推动者监督者。2015年，诸暨市政商届著名乡贤发起成立“孝德文化研究会”，截止2017年底，枫桥镇等27个街道乡镇拥有15000多在册会员，成为会员最多、素质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社会团体。四年多来，研究会组织新乡贤捐资出力，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本土的“南孟文化”，为基层德治、乡村善治和乡风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各种新乡贤调解组织遍地开花。诸暨市牌头镇成立调解志愿者队伍“乡贤帮忙团”，邻近镇村也纷纷成立“老娘舅帮忙团”“老娘舅服务团”。他们在婚姻家庭、邻里矛盾、损害赔偿、农田水利纠纷等问题调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乡贤参与社会治理不仅体现了明显的公益性，而且具有突出的综合性和创新性特点。

此外，注重发挥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诸暨市引导流动人员融入本地发展和社会稳定工作。注重流动人口党团组织建设，建立流动人口党员管理中心，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枫桥镇成立“新诸暨人党支部”，吸纳流动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尽快融入社会。嵊州的退伍军人陈荣国来到枫桥开商店，经常参加义工联合会志愿者活动，积极筹划组建治安巡防群众组织，被推选为“红枫义警”的秘书长。该组织现有1000余名成员，着重从事治安、调解、法治宣传、社会关怀等工作，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治安刑事案件，在生活中已成为社区民警的“左膀右臂”。

三、“枫桥经验”的实践特征：“五治”融合

说到“枫桥经验”，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一个“不”字经念得深入人心。这个“不”是规则，是结果。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治理，用什么方式治理？才能做到“不”。我们在调研中体会到，“枫桥经验”最精准的要义，就是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就是不断创新治理方法展现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来看，最鲜明的特点、最有参考价值和可复制的经验，就是自治、法治、德治、心治、智治“五治融合”的治理方式。

（一）自治是“枫桥经验”的基础支撑

自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形式，在基层治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枫桥经验”中的自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点，是首要的环节。

诸暨市不断完善自治制度，依靠群众自治建设平安乡村，先后开展乡村治理试点工作，开展制定修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活动。枫桥镇、大塘镇、草塔镇、江澡镇多个村庄在试点中，构建了“1（自治章程）+1（村规民约）+X（多个实施细则）”的乡村自治规则体系，还制定了村民行为约束“负面清单”和劝导式“正面清单”。目前全市551个行政村（居、社区）全面完成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自治章程修订。

诸暨市健全完善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认真落实村级重大事务“五议两公开”制度，实行村规民约积分考评制度，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此外，推动村级事务阳光化、村务监督规范化，持续强化对村务的监督，克服了“村务行政化、干部说了算、群众靠边站”的顽疾。

（二）法治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准则

“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社会的典型样本。多年来，诸暨努力建设法治型政府，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

他们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坚决执行领导干部禁止干预司法办案制度和政法干警“十个严禁”，做到公正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全面开展“法润诸暨”专项行动，全覆盖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引导骨干律师参与重大决策制订、房屋征收、农村土地流转等中心工作，构建市、镇、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强化法治的保障作用。

他们精心组建多层次、社会化的矛盾纠纷调解体系，建立了环境污染纠纷、物业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等十三个专业调解委员会，建成市镇两级联合调解中心和29家诉调、检调和警调对接工作室，打造了“老杨调解工作室”“江大姐调解室”“娟子工作室”等一批群众认可度较高的品牌调解机构。人民调解机构让有法律知识背景和丰富工作阅历的干部群众第一时间介入纠纷，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调节方法，创造了“调解七法”，把各种问题和矛盾化解在第一现场和萌芽状态，有效防止矛盾进一步扩大蔓延，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创建了一批“零上访镇村”“无诉讼村”。近年来诸暨各类调解组织受理矛盾纠纷超过9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8%，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保持在96%以上，连续14年被评为省“平安县市”，并荣获浙江省首批“平安金鼎”。

（三）德治是“枫桥经验”的价值取向

德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枫桥经验”的亮点。诸暨强化德治的引领作用，努力实现德润人心、教化群众、减少矛盾。

他们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龙头，出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0个重点项目》，全力打造文明之城、活力之城、和谐之城。扎实推进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构建“实践中心—实践所—文化礼堂”三级体系，打造城市文化公园、社区文化家园，打造“党风清正、权力清源、作风清新、干部清廉、村风清朗”为内涵的“五清”村居，建成运行了200多个村史、成就、孝德、乡贤长廊配套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元素融合的文化礼堂。

他们大力推进移风易俗，503个行政村（社）全部建立红白理事会，倡导婚事新办、丧事俭办、其他喜事减办，形成了“诸暨模式”的新风尚。发挥7.2万名志愿者队伍力量，建立村级关爱基金，实施“书香暨阳”“善行暨阳”活动，开展“最美诸暨人”“最美家庭”评选，依托道德讲堂、乡风评议会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崇德向善新风，树立一批道德榜样、家风典范和文明示范，唱响向美向善的诸暨“好声音”。

（四）心治是“枫桥经验”的内功绝活

社会治理重在治人，治人关键是治心。心治是社会治理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枫桥经验”不断精细化的内经。早年在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中，枫桥干部群众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讲清教育改造的要求，“通过说理，制服敌人”。既讲大道理又说小道理，让管教对象心服口服。如枫西畴大队一个地主分子，总是念念不忘他们家解放前有1400多亩地，对土改不以为然，被群众称为“橡皮碉堡”。开会批斗时，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允许申辩，迫使他心服口服，再也不说三道四。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冲突方式的变化，群众的愿望诉求和纠纷的形式多样化、复杂化。诸暨注重社会成员心态的调整，用心理学提升发展“枫桥经验”。2017年3月，枫桥镇成立首个乡镇心理咨询工作室“心语心苑”，实施“点亮生命创造未来”留守儿童心灵关怀项目，并参与司法所社区服刑人员心理辅导。他们积极探索情感管理模式，为矫正人员、留守儿童、信访人员等提供法律帮助、心理咨询等，逐步构建社会心理防范体系。如采取五方面人员帮教的“5+1”监管模式，通过“一交二谈三找四矫”对其实施监管和改造；即与矫正对象交朋友，建立感情基础；与矫正对象谈话谈心，以真心换真情；帮矫正对象找“病根”，对症下药；采取相应措施，帮助矫正对象知错服法，主动改造，改邪归正。他们还特别注意发挥标语口号的作用。如“多一点宽容、多一份阳光”“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多演一场戏、多一分和谐”等等。大量朗朗上口、简洁凝练、独具特色的标语口号，使群众潜移默化接受教育，发挥了感化人、劝勉人、鼓舞人、警示人的作用。

（五）智治是“枫桥经验”的时代特征

社会治理涉及治理格局、治理结构、治理体制机制、治理方式方法等等。智治是检验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和基本标尺，更是“枫桥经验”的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

早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诸暨干部群众就认为，农村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工作方法得当，因势利导，因人而异，人民内部矛盾就不会激化，敌我矛盾也可以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面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防止了矛盾的扩大化，同时实现了矛盾就地化解。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更加复杂的矛盾，善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系统地创造了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确保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显示了高超的治理智慧。

进入信息化时代，诸暨人率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新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党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方式由线下“单线管控”转向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突显了“枫桥经验”新时代新特点。他们推进“雪亮工程”，建成全省首个高清数字视频监控专网，实现综治视联网全覆盖、公共视频监控全接入，利用视频监控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00多起，占全部破案数的21.7%。开办“1963法润诸暨”，打造“网上枫桥经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建立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调解，走在全省前列。推行“互联网+政府服务”，统筹抓好政民e线、政务微博群、民生微信等平台建设，结合“放管服”改革，完善市镇村三级服务群众机制；群众有事移动办，掌上办，一网通办，一证通办，做到了“零跑腿”，“最多跑一次”，提高了办事效能，实现了“政府暖心、村民开心”。建立互联网“线上议事厅”，打造“24小时不下班的网上政府”，居民有问题和意见，通过社区微信公众号留言，自动跳转“线上议事厅”，工作人员根据问题类型，就近联系相关部门限时办理。整合平安通、安监通、食安通等平安类APP，打造“平安管家”。开展全国“智慧安居”建设试点，推广“安心租”APP，构建出租房“旅馆式”管理新模式，用市场机制化解流动人口出租房难题，既有利当地人、又有利新诸暨人，实现了“政府放心、租户暖心”。

“枫桥经验”创造的治理方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最重要的是实用管用。依靠群众自治就地化解矛盾，依靠法治手段公正解决矛盾，依靠德治预防控制矛盾，依靠心治从源头消除矛盾，依靠智治在萌芽状态遏制矛盾，防止矛盾扩大升级蔓延成社会风险。这种“五位一体”的治理模式，集中表明“枫桥经验”具有根本性、规律性、基础性、系统性，而且具有创新性、协同性、实践性、可行性。

四、“枫桥经验”的深刻启迪：走向善治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范例，经过50多年的创新发展，不断将科学理念和先进方法融入治理实践，化解矛盾于本地，消除冲突于未然，防范风险于无形，一步一步走向善治，走近善政，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一）党组织全面领导统起来

“枫桥经验”启示我们，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力量。要按照“大治理”的思想，通过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打造治理“共同体”，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优势，推动治理主体从“多中心”向“一核多元”转变。首先要把党组织建设好，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同时要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机制，强化街乡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提升党员干部引领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能力，实现党组织领导功能与群众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说，要建立健全党把群众路线贯穿到基层治理各个环节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对群众和社会组织的领导，确保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

（二）政府依法行政治起来

“枫桥经验”启示我们，政府是依法管理社会的执行力量。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真正发挥政府的作用，提高治理的效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赋权赋能，同时建立各方协调机制，整合政府资源，构建相关部门联动机制。首先，要加大力度简政放权，赋予镇乡、街道相对完整和独立的行政权以及一定的执法权，构建精简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同时，优化“基层治理平台”，完善网格化管理,构建“反应灵敏、处置有方、管理高效、服务优质”的基层管理服务体系。特别要强化服务理念，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便捷化，建设法治社会、平安社会、和谐社会。

（三）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活起来

“枫桥经验”启示我们，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首先，要创新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不断拓展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健全公众参与的体制机制。其次，创新网络问政等各种平台建设，完善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和听证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评议权。同时，完善志愿服务机制，推广“志愿联盟”，更好地广纳民智，广聚民力，让群众更加充分地享受民主权利，在法律保障下议事、主事、监事，体现主人公的尊严和自豪。

（四）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动起来

“枫桥经验”启示我们，社会组织是基层治理中一支活跃的力量，也是潜在的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健全开放多元、共建共享的社会协同机制。首先，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科协、残联等各类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引领群众投身基层社会治理。其次，进一步建好市镇村（社区）三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因势利导、培育引导，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提升社会组织的参与度，走出新时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子。同时，要发挥政府购买服务的导向激励作用，健全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构建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共治格局。

总编点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特别要求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经过长达50多年的创新实践，在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方面，尤其是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成熟的经验，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省诸暨市作为“枫桥经验”的首创者，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道路的先行者，是基层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引领者，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标杆作用和表率作用。

学习“枫桥经验”，要把握核心要义，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依靠人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要借鉴基本方法，不断创新发展，根据时代的变化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要结合基层实际，把治理规则、治理方式转化为健全体制和机制，转化为提高治理实践效能。

学习“枫桥经验”，要把它作为学习领会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考；要同总结各地推广“枫桥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步伐。近年来，我们先后开展了北京、广东等地基层治理实践的调研，同时关注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四川等地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深切感受到“枫桥经验”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