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侬智高屡求内属的原因及性质

【摘 要】北宋时期，邕州下属羁縻广源州首领侬智高屡次向中央朝廷请求内属，然而却屡遭拒绝，最后不惜冒着牺牲个人生命的危险武力起兵，以达到求附之目的。侬智高之所以屡求内属，既是他顺应历史潮流，让广源州及其部族摆脱交趾奴役、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他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是他实践和维护中华大一统的外在表现，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关键词】侬智高;请求内属;原因分析;大一统;中华爱国志士

【作 者】黄金东，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6-0101-007

内属，也称“内附”，一般指中国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或地方政权归附中央朝廷之事。东汉王充著《论衡·恢国篇》曰：“匈奴时扰，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内属，贡献牛马。”[1]252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有关少数民族部族或者地方政权内属中央朝廷的记载可谓屡见不鲜，但是如北宋时期侬智高为达到目的，不惜一再降低要求，屡拒屡求，至死仍不改其志，只求朝廷让其部族归附即可的行为及事迹，实属罕见。

对侬智高屡求内属事件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部分学者认为侬智高并非真心归附中央朝廷，其目的只是想借助北宋的力量获得岭南的统治权，最终达到独立建国之目的①;部分学者虽然肯定侬智高的行为，②但多为对事实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人对此事的认识和定性。拙文《侬智高请求内属事实梳理——兼论侬智高从未向交趾求援》梳理了侬智高历次求附的过程及事实，但并未对其原因及性质深入探讨，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2]侬智高屡求内属事件与其起事有深刻的前因后果关系，关乎侬智高起事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的定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欲就此事的原因及性质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侬智高面临的处境

侬智高所领广源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源”[3]14214，为邕州下属羁縻州，处于宋朝内地与交趾的中间地带。宋开宝元年（968），原属中国郡县的交趾独立建国，迈出了分离的关键一步。照理说，此时的广源州因地缘关系，自应成为宋交双方极力拉拢的对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侬智高因其一贯抵抗交趾的态度和行动，遭受了交趾一次又一次的蚕食和侵扰;与此同时，宋朝廷对当地采取任其自然发展的治理态度，不仅没有给广源州提供强大的支持，而且面对交趾的步步进逼，中央朝廷处处表现出的忍让退缩态度和行动，使广源州遭受了交趾一次次更大范围的侵扰。面对如此处境，侬智高一方面发展地方经济，团结周边部族，增强抵抗交趾的实力;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机会向中央朝廷不断请求内属，以做宋朝的臣民作为终身的愿望和追求，至死不渝。

（一）交趾不断进逼

交趾本为中国郡县，然而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丁部领统一交趾地区，建立“大瞿越国”，自称“大胜明皇帝”，定都华闾，迈出了分离建国的关键一步。开宝七年（975），宋朝加封丁部领之子丁琏，“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阯郡王”[3]14058。至此，中國内地和交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蜕变，从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

交趾自独立建立政权后，对外扩张成为其国策之一，至少从黎桓当政时就常派兵袭扰宋朝边境，“屡为寇害，渐失藩臣礼”。至道元年（995）春，黎桓以百余艘船侵犯钦州如洪寨，“略居民，劫廪食而去”;同年夏天，又唆使受其控制的苏茂州首领以乡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绿州”。宋朝对黎桓的一系列侵扰和边民纠纷，都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太宗志在抚宁荒服，不欲问罪。”[3]14062因此，当宋朝的使节李若拙出使交趾，谈到交趾对钦州如洪寨的侵扰一事时，黎桓竟公然叫嚣说：“向者劫如洪镇乃外境蛮贼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则当首攻番禺，次击闽越，岂止如洪镇而已。”[3]14063对此，宋朝廷也没有对黎桓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看到了宋朝的软弱，交趾“入寇请地数数见，夷有以量宋也”[4]474。大中祥符七年（1014），有官员奏报：“交州寇钦州及如洪寨，钞人畜甚众。”[5]9789乾兴元年（1022），李公蕴下令诸子所属官兵，率“王师深入宋境如洪寨，焚其仓而还”[6]154。天圣六年（1028）六月，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交州李公蕴令男、弟领众，使婿申承贵为向导，入省地打劫，累行根逐，并不放还人口。虑久远终为边患。”[5]9789交趾蚕食宋朝边界的步子越迈越大。对此，长期知邕州的萧注建议朝廷加强对交趾的防卫。嘉祐四年（1059）九月，萧注奏曰：“交阯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今不取，异日必为中国忧。愿驰至京师，面陈方略。”不巧，奏言未报却发生了甲洞申绍泰（即甲绍泰）犯西平，五将被害的事件。萧注的建议未被采纳，朝廷反而认为“谏官论注不法致寇，罢为荆南钤辖、提点刑狱。”[3]10733 朝廷的容忍退让，越发激发了交趾的野心，最终酿成了熙宁八年（1075）交趾统治者李常杰率兵入寇钦州、廉州和邕州，杀掠无忌，“兵民死者十万余口，虏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7]249，仅在邕州“交人尽屠其民，凡五万八千余口”[8]81～82的惨剧。

宋朝的“积弱”以及对南部周邻消极防御的边境政策，为交趾攫取广源州开了方便之门。交趾的目的是先占有广源州，以此为基础，进而蚕食邕州等广大南方地区。史载“天圣中，郑天益为转运使，尝责其（交阯）擅赋云河洞。今云河乃入落蛮数百里。盖年侵岁吞，驯致于是”[3]10733，说明从仁宗天圣年间起，交趾开始蚕食广源州土地。从《宋史》“景祐三年（1036），其甲峒及谅州、门州、苏茂州、广源州、大发峒、丹波县蛮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室庐而去”[3]14067的记载看，至迟在景祐三年（1036），交趾已攫取了本属于宋邕管羁縻州的广源州的控制权，导致了广源州“虽号邕管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阯”[3]14215的局面。在获得了广源州的控制权后，“交趾赋敛无厌，州人苦之”[7]256～257。

宋宝元二年（1039），侬智高的父亲侬存福建立长其国地方政权，“缮甲治兵，坚城自守，无复奉土称臣”，第一次公开进行摆脱交趾奴役的尝试。然而，此时的广源州不是交趾的对手，侬存福只能“率其部落，携其妻子，亡匿山泽”，最后交趾“槛存福等归京师，令军士夷其城池”，“俘存福等五人，并斩之于都市。”[6]169侬智高父子的反抗，换来交趾统治者更为严酷的镇压和压榨，广源州民众承受着沉重负担。广源州盛产的黄金更让交趾垂涎，史称交趾“以兵掩获其（侬智高）父，留交趾以为质，智高不得已，岁输金货甚多”[7]257，其中广源州属武建洞一次就“献生金一块，重一百十二两”[9]30。然而，这些都没能挽救父亲的性命，最终侬存福还是被交趾杀害。

宋庆历元年（1041），“交趾复拔傥犹州，执智高”。[10]1B《大越史记全书》载交趾王“命将讨之，生擒智高归京师。帝悯其父存福、兄智聪俱被诛，免其罪，复授广源州如故，以雷火、平安、婆四洞及思琅州附益之。”[6]172这一次，交趾深知“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7]256，为僚人所服，于是使用笼络手段，将其释放回广源州，以收买其心。侬智高被迫暂时臣服交趾，实行韬光养晦之策，以待时机。宋庆历八年（1048），侬智高建立南天国，再次举起反抗旗帜，交趾“命武威侯及太尉郭盛溢讨之”[9]32，大举入侵广源州。宋皇祐二年（1050）五月，广南西路转运司报告说：“交趾发兵捕广源州贼侬智高，其众皆遁伏山林”[10]1B。

交趾的高压政策并未使侬智高屈服，即使在被迫短暂臣服的时期里，仍“阴结李德政左右，欲图其国”[7]270。最后在被狄青打败、西逃特磨道的境况下，也没有向交趾求援，保持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气节。[2]

（二）中央朝廷疏于治理

宋初，朝廷对广西采取“务在羁縻，不深治”[3]14209 的治理政策。据《宋史》记载，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邵晔上邕州至交阯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图，帝曰：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3]131 这些地方在真宗眼里竟成了“无用之地”，可见宋朝统治者对广源州等岭南地区忽视到了何种程度。宋真宗就曾说过：“朕累有宣谕，蛮夷相攻，止令和断，不得擅发兵甲，致其不宁，常令禁止之。盖圣王之爱民也，不以不居之地、不教之俗，反劳弊中国之众也。是以前代遇四夷，率羁縻而不属，其反覆者备之而已，不讨其罪;其侵轶者驱之而已，不报其怨。先帝戒吏，正谓此焉，苟谨守勿生事，则边患亦鲜矣。”[11]468 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又诏曰：“朕常戒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相杀伤，有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于此。”[5]9864

基于以上理念，宋朝对广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秉持一种消极无为、只图安宁无事的态度，只是“树其酋长，使自镇抚”[3]14171，任其自然发展。

广源州地处交通要道，唐代已是内地与交州间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史载广源州“地产金，一两直一缣”，依靠黄金以及相关贸易，“智高父由是富强”[7]270，引来了大批的淘金者。商贾的往来，促进了广源州地方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打破了闭塞的状态。广源州本属中国领土，然而北宋对交趾入侵和奴役当地民众的行为却无动于衷，任由其侵夺，对当地民众反抗交趾没有提供帮助，甚至为了取悦交趾而牺牲当地少数民族利益。朝廷面对交趾的步步紧逼以及试图以广源州为跳板，进而占领整个邕州地区的企图置若罔闻，竟然认为“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5]9786对于不断遭到交趾武力欺压的同时还要忍受“赋敛无厌”经济压迫的广源州民众，朝廷没有表现出该有的同情和支持，反而为了不得罪交趾，置当地民众于不利的局面。

其一，拒绝收回被交趾蚕食的边界广源州及其周边“山僚”等土地。咸平六年（1003）三月，知广州凌策等言：“桓诸子争立，众心离叛，头首黄庆集、黄秀蛮等千余人以不从驱率，戮及亲族，来投廉州，请发本道二千人平之，庆集等愿为前锋。”然而，“上以桓素忠顺，屡修职贡，今幸乱而伐丧，不可”。[3]14064《宋会要辑稿》载：“交州効诚场民及头首八州使黄庆集等，挈其属四百五十余口入居州界勇步江乌士村。诏遣使慰抚之，令还本道。”同年四月，“交州民四百余户来投钦州，至海岸，本路转运使即准詔慰谕，遣还本路。”[5]9784～9785天圣七年（1029），广源州首领侬存福请求归附宋朝，史载“侬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然而，广西转运使章频居然作出“罢遣之，不受其地”[12]170的荒唐决定。景祐元年（1034），“交州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内附，李德政发兵境上捕逐。诏遣公永等还，仍谕德政抚存之。”对于宋太宗的这一决定，枢密使蔡齐建议：“蛮去暴归德，请纳之，给以荆湖闲田使自营。今纵去，必不复还旧部。若散入山谷，如后患何！”但是，恪守“祖宗之法”的仁宗不听劝诫。[13]2677～2678

宋朝廷为了不得罪交趾，拒绝广源州及其周边部族的内属请求，实际上将他们推到了交趾统治者的虎口之内，供交趾奴役和压榨，换来暂时的和平。因此，对于侬智高后来屡次求附的请求，朝廷基本都“恐疆场生事，却而不受”[7]257，宋仁宗居然还说出“广源州本隶交趾”[10]1B～2A这样的糊涂话来;在侬智高起事的过程中余靖竟然奏请宋仁宗假借李德政入内，并且已经“具万人粮于邕、钦待之。诏以缗钱三万赐交阯为兵费，许贼平厚赏之”[3]9720;在平定侬智高起事多年后，宋神宗更是将广源州拱手送给交趾，被时人作“因贪交趾象，却失广源金”[6]190诗句嘲笑。

其二，北宋朝廷还对广源州实行禁绝政策，限制其与内地的往来，忽视当地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广源州与内地在经济、文化上休戚相关，两地之间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广源州发展自身的必由之路。然而，宋朝不仅罢遣内属的侬存福，“不受其地”，还严封隘路，阻断交通，禁绝广源州与内地正常的经济交往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史载：“广源蛮酋侬智高檄邕州，乞于界首置榷场，以通两界之货，（陈）珙不报”[14]142。皇祐二年（1050）二月二十九日，“广南西路钤辖司请于邕州罗徘峒置一寨，以扼广源州蛮贼。从之”。[5]9650当年五月，在侬智高遭到交趾高压进逼的态势下，宋仁宗居然还“诏本路严备之。”[10]1B

由上可知，在交趾日侵月吞的情势之下，广源州不仅没有得到来自内地朝廷的同情和支持，反而还要遭受各种封锁，无法发展，生存权遭到了严重威胁。

二、侬智高屡求内属原因分析

侬智高一生心向华夏，为了实现做宋朝臣民的愿望，自青年时便不断请求内属。根据史料记载，侬智高请求内属的次数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至少有六次，如果以单次请求条件就算作一次的话，则有近十次之多。[2]第一次在天圣七年（1029），侬智高父子一同求回归，“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有之七源”[12]170～171;第二次在庆历八年（1048），侬智高在打败交趾入侵后，立即“遣使诣邕州求朝命补为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来，恐疆场生事，却而不受”[7]257;第三次在皇祐二年（1050）底，侬智高抓住擅自攻打自己的宋将亓赟后，以礼待之，并“遣其党数十人随赟至邕州，不敢复求刺史，但乞通贡朝廷”[7]257，为表诚意，侬智高“乞每南郊时贡金千两”[15]4，“朝廷以其役属交阯，拒之”[3]14215;第四、第五次在皇祐四年（1052）四月，侬智高“贡方物，求内属”，遭到“朝廷拒之”;“后复贡金函书，以请知邕州陈珙上闻”，“亦不报”[13]4142;第六次在皇祐四年（1052）九月，侬智高在相继打败宋朝官兵，势头正猛时上书朝廷，表示“欲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13]4174。

三番五次的请求过程，充分体现了侬智高至为虔诚的心地。综合侬智高面临的处境分析，他屡求内属，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和原因。

首先，请求内属是侬智高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是他实践和维护中华大一统的外在表现。

广源州所在的岭南地区与中原同属农耕文化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相似，两地人民在文化交流上容易产生共鸣。从先秦开始，中原文化就对岭南地区产生辐射。秦汉以后，随着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郡县以及大量汉人南迁，汉文化得以在岭南地区传播。到宋代，侬智高所在的廣源州“以山川之险阻而生长于其间，又渐被声教百年之久”[16]第64册，93，儒家文化在当地已有很深的影响。侬智高父子作为当地有抱负、有理想的部族首领，继承了以冼夫人为代表的僚人爱国传统，终生追求做中央朝廷的臣民，维护大一统的秩序。侬智高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深受大一统观的熏陶，从他“发三解不得志”[17]52的情况看，其儒家文化造诣相当高。乾隆《南宁府志》称侬智高“能属文，尝举进士不第。”[18]12B这说明，侬智高深谙并认同儒家思想，尤其是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已成为他的主体价值观念，使他对中原王朝怀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成员感和联合感。由此也造就了侬智高坚定的内属之心，使得他在屡次遭到朝廷拒绝仍不断地请求内属，至死不改其志。

其次，内属中央朝廷是摆脱交趾奴役和发展地方经济的现实需要。

前已述及，侬智高父子心向中华，他们不会甘心臣服于交趾，即使处于被迫暂时寄人篱下的艰难处境，仍积极寻求机会抵抗，甚至不惜让部族遭到交趾的暂时压榨和盘剥。面对强大的交趾，出于现实的生存需要，内属宋朝，回归内地，将广源州交给朝廷是部族摆脱交趾奴役的最好途径。

与此同时，广源州地处交通要道，依靠商品贸易，地方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侬智高明白，扩大对内交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广源州前进的必由之路。广源州“产黄金、丹砂”[3]14214，这些产品在唐代已经在邕州附近的圩市和汉族人民进行交易了。唐朝刘恂《岭表录异》载：“夷人通商于石溪口，至今谓之僚市。”[19]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6《邕州·风俗》引《邕州图经》曰：“在州晋城县，蛮渠岁时于石溪口通商，有马会。《说文》云：马会，今之僚市。”[20]20 司马光《涑水记闻》载：“有黄师宓者，广州人，以贩金常往来智高所。”[7]257这说明，宋代时广源州地区的区域市场已经扩大，汇集了广州等外地大批商人，密切了当地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然而，宋朝统治者却人为设置障碍，限制广源州和内地人民的正常经济往来。《岭外代答》载：“右江溪洞之外，有一蛮峒，铜所自出也，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多用铜器。尝有献说于朝，欲与博易，事下本路诸司，谓且生边衅，奏罢之。”[21]276面对这些官员因为害怕交趾不满而采取的消极态度，侬智高并不气馁。宋魏泰《东轩笔录》说“广源蛮酋侬智高檄邕州，乞于界首置榷场，以通两界之货”，然而，当时知邕州的陈珙只因“有旨任内无边事与除阁门使”的许诺，为了个人仕途考虑牺牲了广源州人民的正当合理请求，“珙不报”[14]142。地方官员消极作为，人为限制广源州和内地的正常交流，导致部族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如果能归附朝廷，这些问题将不复存在。

最后，是实现个人抱负的需要。

梳理侬智高屡求内属的过程发现，他更多考虑的是部族整体利益，很少纯粹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但在那个时代，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侬智高也需要考虑个人的发展问题。他要统一区域市场，扩大对外交流，推动广源州与内地密不可分的密切交流。他关心的是部族的未来和整体利益，考虑的是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中广源州的出路和发展问题。

侬智高明白，这些愿望的实现，首先要改变广源州各部族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分割状态。广源州及其周边的部族，虽然依靠黄金等物产逐步富强了，但大多数的首领却安于现状，贪图享乐，没有发展的远见，“今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镇宅，博赛之戏，一掷以金一杓为注，其豪侈如此，则其以金交结内外，何所不可为矣”[21]270。这些首领以个人富贵和地位为重，满足于各自分立的封闭状态，全无整体观念。他们不关心地区的发展和属下民众的幸福，没有发展的动力和魄力，而且害怕改变，“以所居之地宝产至厚，素所擅有，深虑一旦交贼荡灭，朝廷列其土为郡县，美利悉归公上。以势异患同之故，及交相党与，或阴持两端，或未决效顺”[13]6776。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势必导致人心各异，广源州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将无法保持;同时，交趾就可以利用广源州部族间分裂的状态和宋朝廷的软弱逐步分化和消解各部族，将他们各个击破，最后侵占整个广源州。

为了实现一生所孜孜以求的“统摄诸部”目标，侬智高屡向宋朝请求内属，其目的无非就是在宋朝的统一统治下，求得一官半职，以便“统摄诸部”，摆脱交趾奴役，发展地方经济。这个愿望和目的贯穿侬智高一生，从最初的科举考试求仕途，到中途反抗被交趾俘虏，甚至在起兵求附风头正劲时仍然“欲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13]4174。到最后，侬智高连一官都不求了，只求“内属”即可，不要个人任何的官帽了。然而不曾想，本来宋仁宗已经“将受其降”，枢密使梁适却半路跳出来说：“若尔，则岭表非朝廷有矣！”，恰巧此时狄青上表请行，“遂以为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8]219，终于酿成一场血战。但即便如此，侬智高心里想的仍是如何“统摄诸部”，待时机成熟后归附中央朝廷。侬智高给故交结洞首领黄守陵的信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吾曏者长驱至广州，所向皆捷，所以复还邕州者，欲抚存汝诸洞耳。中国名将如张忠、蒋偕辈，皆望风授首，步兵易与，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闻狄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则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则吾寓汝洞中，休息士卒，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俟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7]268

侬智高即使在引兵归还邕州，兵锋仍盛时考虑的依然是“抚存”诸洞，而并非个人的私利和权力，因为他心里清楚，左右江诸洞才是他的归宿点。这再次说明，侬智高历来梦寐以求的无非是“请内属，求一官以统摄诸部”[13]4143，团结周边部族，以便抗击交趾。

三、结 语

侬智高屡求内属事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既是广源州各部族摆脱交趾奴役，实现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有侬智高实现个人抱负的私心考量。从侬智高屡求内属的过程及具体行为看，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不仅清晰而且明确，需要特别强调：

其一，侬智高请求内属中央朝廷，并非交趾逼迫下的无奈选择。不可否认，侬智高确实面临着来自交趾方面的强大压力，甚至不得不一度“服役于交阯”[3]14215。然而即使处于寄人篱下的艰难处境，侬智高仍积极寻求机会“阴结李德政左右，欲夺其国”[7]270。为了增強抵抗交趾的力量，侬智高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积极团结周边部族。他情理并重，逐步统一了左右江地区，“西山诸蛮，凡六十族，皆附智高”[7]263。此后几年，侬智高实力大增，具备了跟交趾抗衡的实力。广西转运使萧固称“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争而畜也”[13]4078;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余靖说：“智高趫勇而善用兵，因击并旁近州邑而统有之。拓地寖广，胜兵寖盛，交趾不能制”[16]第27册，117;司马光也说：“智高桀黠难制，交趾恶之”[7]277。因此，皇祐二年（1050）交趾再一次发兵攻打侬智时，再一次被侬智高打败。史载“交阯发兵讨之，不克。”[3]14215可见，经过多年准备，交趾对侬智高已经无可奈何，根本不存在侬智高因抵抗不住交趾，迫不得已才向宋朝请求内属的说法。

其二，侬智高请求内属充满了诚意。侬智高继承了由冼夫人奠基的僚人维护“中华大一统”思想，自青年时便积极向中央朝廷请求内属。从“始乞本朝补田州刺史，不得”;到“又乞教练使”，连这小官也不许;“又乞徒赐袍笏”，仅求一身朝服和笏板，也不给;最后袍笏不要了，“又乞每南郊时贡金千两，愿常于邕管互市，皆不许”。[15]4在僚人历史上，为了抗击外来侵扰，保全领土完整，发展地方经济而如此一再降低要求，屡向中央朝廷请求内属，侬智高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侬智高的这种情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亦属罕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侬智高为了达到内属目的，不惜“每南郊时贡金千两”[15]4。“南郊”指宋朝帝王每年冬至日在京城圜丘举行的祭天活动，朝廷规定其费用由各路分担，总额“南郊，进奉一十五万二千八百六十五贯、匹、两”，其中“广南西路，银五百两，钱二百三十贯文”[22]78～79。侬智高承诺每次南郊活动就进贡千两黄金，比整个广南西路多得多，足见其诚心。因此，当皇祐二年（1050）底邕州指挥使亓赟表示愿意帮助侬智高内属时，“智高喜，以为然”[7]257，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真诚之心显露无疑。这表明，归附朝廷，做宋朝的臣民是侬智高“吾故念之”[18]13B的追求。

其三，侬智高请求内属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独立政权。侬智高屡求内属，无非就是“求一官以统摄诸部”[13]4143而已，他之所以要建立地方政权，并非是要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而是为了保境自守，以待时机成熟将广源州交给中央朝廷。[23]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侬智高面前有三条路：宋朝廷允许归附，直接携土回归;投靠交趾，换取高官厚禄;在朝廷还没有允许归附的情况下，先保境自守以待“完璧归宋”。侬智高归附不得，又决意不让交趾侵占广源州，只能走建立临时地方政权保境自守，以待时机成熟“还璧归宋”这条路。实际上，宋庆历八年（1048），侬智高在建立南天国地方政权后，立即“遣使诣邕州求朝命补为刺史”[7]257，自愿取消帝号，只求一个小刺史，表明其内属请求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其政权只是临时性，并非永久割据性质。此后，即使在兵峰正锐之时，侬智高仍上书朝廷，表示“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13]4174。可见，侬智高即使起兵纵横岭南，仍不忘求朝廷一官，在大一统之下统摄诸部，以抗击交趾。他的起兵，其初衷就是以武力求附，并不存在什么建国称帝、独霸一方的想法。

由上可知，侬智高屡求内属事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其心地至为虔诚，符合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他的起兵，是宋朝廷屡次无故拒绝其内属请求形势下的无奈选择。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为了广源州各部族的生存和发展，他被迫发出了“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自容，止有反耳”[7]270的呐喊，以求通过起兵达到逼迫朝廷接受其内属请求之目的。

宋朝廷屡次无故拒绝侬智高内属的做法不仅在当时不得人心，也遭到后人诸多批评。宋人司马光认为，侬智高起兵是由朝廷不许其内属引起的，“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纳，穷无所归，遂谋作乱。”[7]257宋人滕甫也说：“（侬智高）始乞本朝补田州刺史，不得，又乞教练使，又乞徒赐袍笏，又乞每南郊时贡金千两，愿常于邕管互市，皆不许，至令入寇。”[15]4 明代陈邦瞻纂也对朝廷无故拒绝侬智高内属颇有说辞，认为朝廷“无故拒却”，以致“激其背叛”[8]221。由此可见，起兵求附并非侬智高的心愿，是“技穷矣”“否则必死”情境下的无奈反抗。[3]14215这也显示了朝廷在处置侬智高请求内属事件上的失策，同时突显了侬智高一心向中华，坚决维护大一统的可贵精神。

总之，通过梳理侬智高屡求内属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原因，辨析其态度和行为，充分说明他的行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与当时列入《宋史·蛮夷传》其他少数民族的内属请求一样，是古代中国周边少数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行为和表现。从这个意义扩展开来，当我们用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来审视侬智高的种种行动及其事件前因后果时，就会发现，他一生心向中华，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爱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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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ASONS AND NATURE OF NONG ZHIGAO'S

PEPEATED REQUEST FOR SUBMITTING TO THE SONG COURT

Huang Jindong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Nong Zhigao repeatedly asked for submitting to the Song court. He is the leader of Guangyuan prefecture. However， he was repeatedly rejected. At last， he risked his life rising in arm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It is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his adaptation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but also the need for Guangyuan prefecture and his tribes to get rid of Jiaozhi's slavery and develop the locale economy. It is also  his own will，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his practice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China. Nong Zhigao's behavior is both legitimate and reasonable in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ays.

Key words： Nong Zhigao; request for submitting to the center court; cause analysis; great unification; Chinese Patriot

〔責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