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语境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与启蒙
——以太行山文书中“抗日三字经”为例

李 延 军

(邯郸学院 地方文化研究院，河北 邯郸 056005)

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所辖各根据地建立的一种新型民主政权。该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赞成抗日的民主爱国人士，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中心，就藏有这样一件直接反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内容的珍贵文书——“抗日三字经”。

该“抗日三字经”的发现，曾得到新华网、燕赵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关注与报道，[1]是一本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冬学教育动员与民主启蒙类扫盲普及读物。它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三字经”民间杂字形式，将当时还相当空洞抽象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内容，在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拙朴语境中，进行了深入浅出、别具一格的系统阐述，号召广大民众积极争取民主权力，与顽固派、汉奸专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积极投身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公民力量。是笔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本以民间语境阐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抗日三字经”，具有极其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2]

该“抗日三字经”的最大价值在于将当时高度抽象空洞的民主宪政思想，不动声色地置于广大根据地民间语境，为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民众系统讲明了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可供仿效学习的民主模式，实施民主的具体操作路径，以及眼下急需付诸实施的具体行动与步骤。全文短小精悍，语言朴实，却论述透彻精辟，简明易懂，让广大民众在朗朗上口的民间语言韵律中愉快接受其思想主张，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抗日民主政权启蒙动员典范之作。

就上述内容及其思想价值做如下归纳，对当前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研究有所启示。

一、民间语境下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与现实逻辑

该“抗日三字经”虽然创作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但其关注点及历史视野并未局限于抗日时期或抗日这一单一主题，而是紧紧抓住和围绕近代以来广大民众所遭受的历代专制统治与外部列强入侵的残酷历史事实，对广大民众进行系统民主启蒙教育。旨在唤醒民众，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历代专制统治剥夺了大家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民权”，导致民穷国弱，内忧外患接连不断，陷广大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摆脱专制统治的剥削与压迫，战胜列强，解放自己，实现民族独立，必须从争取“民权”入手——当家做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实行民主宪政社会制度，才能选出“好官”——人民公仆，改变社会政治生态，从根本上解决“官不好/民不安/国事坏”的制度根源上的“祸端”，全面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才能最终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该“三字经”首先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切入主题，深入浅出，进行讲述：

(一)实行民主宪政的历史逻辑

实行民主宪政，首先是广大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需求。“大中华/好河山/人口多/地方宽”[2](以下凡引该“抗日三字经”原文出处皆同，不再标注)。该“抗日三字经”开篇就以高昂的笔调，赞美中国的大好河山，人口众多。生活在这片美丽富饶国土上的广大民众，本该过着自由幸福的文明生活。可接下来笔锋一转，历数了清末以来广大民众所遭受的专制统治下的内忧外患之苦：“从满清/末朝年/外国人/打进关/割土地/赔银钱/国不固/家不安/最可恨/清政权/既混蛋/又野蛮/见洋人/心胆寒/对百姓/施凶残”。清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残酷统治，广大民众惨遭专制统治与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与剥削，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寥寥数言，伴随悲壮铿锵的语言韵律，将广大民众情绪带入苦难深重的悲惨历史情境。

为解除广大民众疾苦，“先总理/孙中山/起革命/在华南”，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在华南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把满清/终推翻/立民国/倡民权”，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广大民众终于有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力——“民权”。“老百姓/闻此言/人人喜/个个欢”，大家看到了当家做主的希望，无不欢欣鼓舞。然而，好景不长，专制统治卷土重来，“不估量/没几天/军阀们/把权专”，随之而来的军阀统治，是“争势利/夺地盘/拉锯战/又连年/兴杂税/派苛捐/征粮秣/要银钱”。前脚赶走清政府的旧专制，后脚又来了军阀们的新专制。广大民众不仅遭受各大军阀的苛捐杂税之苦，还要遭受连年混战导致的兵燹之灾。“老百姓/遭摧残/受饥饿/无人怜/粮出尽/地卖完/拿不起/挨皮鞭/泪咽在/心里边/向谁人/去诉冤”，孙中山的民国许诺给广大民众的当家做主权力，在军阀专制统治下，不仅成为泡影，而且民生更为艰难，民权更是无从谈起。如何才能摆脱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该“三字经”告诉大家的办法还是要民权——“苦经验/教训咱/除痛苦/要民权”！

该“三字经”开篇，通过清末与北洋政府两个历史时期的专制统治给广大民众带来的苦难历史事实，告诉大家苦难的根源在于没有民权，在于历代政府的专制统治。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手段就是要有自己的权力——民权，国家大事要由自己当家做主，从而确立了该“三字经”的核心理念——民权。并对这一权力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国家事/与官员/和民主/紧相关/官不好/民不安/国事坏/是祸端”。“民不安/国事坏”的根源在于“官不好”，“官不好”的根源“和民主/紧相关”，民主制度关系着官员队伍的好坏，官员队伍的好坏决定着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关系着民族长治久安与民众的自由福祉。由此推出“民主”一词及其概念——国家大事必须由大家做主，由广大民众做主，这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力。从而确立了该“三字经”中“民权”“民主”两个核心政治理念。

“民权”与“民主”不是空洞的政治术语，而是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保障其公民权利的现实社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大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更是广大民众长期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切身利益诉求。该“三字经”开篇的三言两语，就为大家讲清了民主的朴实概念及其重要意义，为其之后提出民主与宪政概念做了历史铺垫。

(二)实行民主宪政的现实需求

历史本已是灾难深重，苦不堪言，眼下更为迫切的现实是，当历史进程到了当时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华民族最迫切的任务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首先要与顽固派和汉奸卖国贼等专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不能再单靠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必须依靠社会的全面进步，依靠先进的政治文明，去战胜黑暗，战胜一切专制势力。其途径就是建立文明进步的民主宪政社会制度，让广大民众拥有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民权”“民主”，就是实现这一切的重要手段与武器。这为广大民众争取“民权”“民主”，当家做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大混乱/二十年/民间苦/难尽言/内乱生/外患连/小日本/逞凶蛮”，当时的历史现实是，在北洋政府至日本入侵中国的前后20年间，各大军阀不仅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内斗不止，而且他们之间也在各自投靠的列强操纵下，相互挞伐，争抢地盘，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混乱当中。同时，各大军阀为壮大实力，在各自地盘极尽种种残酷手段，对广大民众进行盘剥压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榨取民脂民膏。有的发行官债，有借无还；有的滥发纸币票券，强取豪夺；甚至实施田赋预征，兵差折价，强制民众栽卖鸦片，征收高额税赋等黑社会手段，陷广大民众于朝不保夕辗转流徙的痛苦困境。整个国家积贫积弱，最终导致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东四省/强占完/领凶兵/打进关”，东北华北相继失陷，国土不保。内忧外患，祸不单行，广大民众更是处在饥寒交迫战乱兵燹之中痛苦哀嚎。

“我民族/总动员”，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全面动员，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浴血奋战，到当时“已三年”之久，度过了艰苦卓绝的防御阶段。这时“敌遭到/大困难/陷入了/深泥潭/往前进/力用完/气发喘/汗流干/乱和我/在今天/正气在/相持间”，日本侵略者已是强弩之末，陷入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泥潭，抗日战争终于进入相持阶段，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然而，“这阶段/多困难/靠进步/过难关”。相持阶段依然困难重重，既要“打顽固”，又要“除汉奸”，要做到这一切，必须依靠社会的全面文明进步，让民众拥有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才能动员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团结更广泛的各阶层社会力量，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要使社会文明进步，就必须建立公民社会，赋予公民宪法权力，让广大民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抗日就是保家，保家就是卫国，卫国就是保卫民众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民主权力。历史又一次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争取民主权力的历史契机。

该“三字经”为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行宪政/首当先/新民主/真民权”，必须首先实行宪政，建立民主社会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新民主”，让广大民众当家做主，拥有“真民权”，而不是国民党顽固派口头宣称的假民主、假民权，才能彻底摆脱专制制度奴役的悲惨命运，成为这片国土的真正主人。在广大民众实现自身解放的同时，实现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此时，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呼之欲出，水到渠成，成为该“三字经”旗帜鲜明的政治主张。

可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宪政社会制度，不仅是广大民众争民权、要民主的历史需求，更是现阶段动员更广大的社会进步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现实需求。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3]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广大民众这一需求实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该“抗日三字经”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告诉了广大民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必要性、正当性与紧迫性。

二、民间语境下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模式及其实施途径

(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模式

至于具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抗日民主政权，该“三字经”同样以自己的简明方式，给出了具体分析与明确主张。首先不能建立欧美式资本家专权的假民主。该“三字经”说，“和欧美/不一般/资本家/专政权”，欧美式民主制度“压平民/万万千”，广大民众“少吃饭/没衣穿/冻饿死/没人管”，依然处于被压迫奴役的悲苦境地，其本质是“表面上/讲民主/实际上/把人骗”，实施的是资本家专权的伪民主。这样的民主制度显然不能选择。

其次，也不能实行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也不是/像苏联/劳动者/执政权”，苏联的民主模式是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无阶级/人人欢”，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但在当时的根据地为时尚早，“还太早/要实现/等明天”，实行苏联式民主的时机尚不成熟，只能等到以后才有可能。这就告诉人们，苏联式民主是未来要选择和实施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为此将这种民主政权模式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4]该“三字经”告诉大家当前急需推进的现实民主工作是，让广大民众拥有“真民权”，“我中国/在目前/须实行/真民权”，大家首先要有自己的切实民主权力，然后积极行使这种权力，“国家事/大家管”，呼吁大家参与到国家大事的管理当中。这必然遭到专权的国民党顽固派阻挠和抵制，所以，必须与国民党顽固派专制势力进行斗争，“非一党/把权专”，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认清“顽固派/不向前/想投降/求苟安/开倒车/向后转”的反动本质，揭露其“违背了/孙中山/说训政/还没完”的谎言，企图以训政尚未结束为借口，“把时间/再推延”，拒绝实施民主宪政，继续剥夺广大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力，必须与其“行专制/夺人权”的专制行径，进行坚决斗争，把属于自己的民主权力从国民党顽固派手中夺回来。由此告诉广大民众目前争民权要民主的斗争方式是：与国民党顽固派做坚决斗争，揭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一党专政本质，争取自己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金字塔不可能由一群奴才建成，打败侵略者也不可能由一群懦夫实现。争自己的公民利益，就是争民族的利益；争自己的公民权力，就是争国家的权力；作为公民，自己才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人，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紧密相连。自己强大，国家和民族才能强大；解放自己，就是解放这个国家与民族。只有争取和行使自己的神圣民主权力，才能为民主社会制度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公民社会基础，凝聚成战胜侵略者的最强大力量。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实施途径

在明确了国民党顽固派为民主宪政的主要斗争对象后，该“三字经”随即为广大民众指明了与之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我们要/促一番/开大会/发宣言/打电报/到四川”，通过召开争民权要民主的各界群众大会，向蜗居在四川的国民政府当局通电，发表民主斗争宣言，对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民主宪政改革，为早日实现民主社会制度，进行不懈斗争。只要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坚持民主抗争，“不论他/多么顽/反潮流/必被淹”，无论顽固派多么反动顽固，他们开历史倒车的反民主专制行径，必将淹没于广大民众民主斗争的汪洋大海，以最终失败而告终。

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华北/敌后边/实际干/别迟延”，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快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步伐，把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成功，就在全国树立了民主宪政社会的样板，以实际行动，驳斥顽固派“说训政/还没完”的骗局，倒逼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推进社会民主进程。

为此，首先要落实广大民众最基本的民主权力——参政权，才能赢得广大民众支持，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力量，“非完(顽)固/非汉奸/谁都有/参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民主阵营力量。民主是人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利，求的是最大公约数，只要不是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卖国贼，任何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力，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战胜日本侵略者是当时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只要积极抗日，拥护民主，就具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就是抗日统一战线要团结的对象。打击极少数，团结大多数，为广大民众指明了争取民主的斗争方向，也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最大利益诉求。

其次是有效运用好选举和罢免两种民主权力，“一选举/二罢免/选好官/去坏官”，选举出民众公认的“好官”，罢免不称职的“坏官”，把官员的命运和前途，交给广大民众监督制约，既实现了大家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又把桀骜不驯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样才能造就一支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为公众和国家服务，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真正公仆。选举与罢免，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力，是抗日民主政权民主性的最重要体现。

“第三是/创制权/制法律/也由咱”，广大民众不仅可以选举和罢免官员，还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公民具有立法提案权，具有提出修改或制定法律的权力。民主要靠法制来保障，只有制订民主属性的法律，才能保障民主社会制度顺利运转。法律只有由广大民众共同参与制订，才能使其成为公民之间最广泛的社会契约，才能保障法律的民主性，社会的民主性，真正做到法大于权，最终实现民主宪政社会制度。所以，具备立法提案权的“创制权”非常重要，告诫广大民众一定要抓住，并充分利用。

第四，公民的复决权。“还有件/复决权”，“复决权”是广大民众的又一项重要民主权力，但凡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或其它议案，广大民众都有权进行投票表决，有权决定该项法律制度能否成立或实施，以确保法律体现最广泛的民意，让“恶法”胎死腹中，“善法”畅行无阻。民主权力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洞口号与说辞，而是有着法律明确赋予公民的各种具体权力与法定的行使程序。

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四大权力，正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年许诺给广大民众的民权，写在他1924年8月出版的《三民主义》一书。[5]“坏办法/能推翻”，只有充分拥有和运用这四大民权，广大民众才能把不符合大家利益的法律制度废除，从而在制度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只有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才能调动最广大的社会力量，与破坏民主宪政的专制势力做斗争。谁破坏和反对民主宪政就是广大民众的敌人，就会遭到最大多数的民众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残酷剥夺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力；顽固派、汉奸卖国贼反对给予广大民众民主权力，所以日本侵略者、顽固派、汉奸均是人民的公敌，必然遭到最广大民众的誓死反抗。这是战胜日本侵略者、顽固派、汉奸最强大的力量与武器。

所以，该“三字经”谆谆告诫大家，“这武器/要保全/打日本/不费难/铲顽固/除汉奸/胜利果/定属咱”，一定要誓死争取和捍卫法律赋予自己的民主权力，打倒顽固派，铲除汉奸卖国贼，建设抗日民主政权，依靠民主进步凝聚的强大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并非难事。民主权力、民主宪政社会制度，必将成为广大民众的最大胜利成果。

该“三字经”把抗日与民主两大时代主题，紧密结合，为公民的个人自由与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最后是万丈高楼从地起，要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与现实任务，第一步该从何做起？万事开头难，该“三字经”告诉大家，“先改造/村政权”，首先是改造村政权。村政权处于民主政权金字塔的最底端，每天要与广大民众打交道，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最直接，而且是专制政权统治势力最薄弱环节，也是社会民主实践最容易突破的一环。因此，从村政权着手进行民主政权建设，也最容易立竿见影，让当时尚不知民主宪政是何物的广大民众最容易认识和接受，从而为全社会民主政权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细心选/参政员”，对村政权改造，首先从选举参政员、改革参政会制度做起，让广大民众在选举参政员过程中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学会民主，实践民主，推进民主。在根据地农村以普选方式选举参政员，是对当时参政员由国民党中央遴选的不民主方式有力抵制。只有实行普选，才能真正体现和保障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力，真正选出代表广大民众利益为民鼓与呼的参政员，开启民主宪政的关键一步。

如何选举参政员？该“三字经”给出的标准是，“对抗日/心志坚/为大家/不怕难/这种人/能当选”。只有那些真正抗日，且一心为民族为大众服务，不怕艰难困苦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国民参政员，成为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好官”。只有这样，“参政会/可健全”，也才能把国民参政会改造为真正的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民意代表机构。

对于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选好村长，“村长副/也要选”。作为民主政权的最基层政权——村政权而言，村长选举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抗日民主政权能否建立的基础性标志。村长的选举标准是，“挑举那/人品端/不自私/不贪钱/肯为公/耐劳烦”。让那些肯为大家吃苦耐劳、公正廉洁、品行端正的人当村长，这样“村民主”才能“弄完善”，建设好村级民主政权，再往上“区县省/就好办”，就为整个社会民主宪政政权建设夯实了基础。这样，“好比咱/盖房院/先要把/根基建”，基层农村的民主政权基础打好了，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建立及民主社会的实现，就迈出了扎实一步，中华民族的民主社会大厦就会逐步矗立起来。该“三字经”用农村常见的盖房现象来类比国家民主政权建设大业，浅显易懂，生动形象说明了村级民主政权的奠基意义。

该“三字经”最后号召大家，“我们要/实际干”。不能光说不练，整个“三字经”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观点、步骤、方式层层阐述清楚后，号召大家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脚踏实地地从现在做起，从眼前的村政权选举做起，只有让民主宪政在抗日根据地广大农村落地生根，才能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建立起国家意义上的民主宪政社会制度。

综上所见，该“抗日三字经”用简明易懂民间语言，深入浅出地从历史谈到现实，从概念过度到行动，从民众的切身利益说到民众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从民主权力的争取号召大家投身民主社会制度建设，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为广大民众清晰讲述了争取民主权力、建设民主社会的利益诉求、主要观点理论，及其实现步骤与途径。可以说是一本指导当时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简明操作手册，国民动员书，公民自我教育教材，也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宝贵史料及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珍惜与深入研究。

三、该“三字经”反映的思想价值及其启示

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的政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 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宪政。”[6]吴玉章在这次大会上阐述得更为具体：“首先他必须是反帝的，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他不为一个阶级或少数资产阶级及一个政党所专有，而是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除了汉奸卖国贼而外都有平等权利的‘全民性的民主’。”“其次他必须是反封建、反官僚、反贪污腐化、反一切黑暗专制势力的民主，他是为了反对倒退坚持进步以求得政治光明的民主。”“第一，民权不能为少数资产阶级所专有；第二，直接民权是由人民经过集会或总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第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第四，剥夺卖国罔民的人们关于上述的权利。”[7]可见，该“抗日三字经”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宪政的系列思想理论，且语言生动淳朴，简单明了，广大民众听得懂，摸得着，可操作，接地气，教育动员与启蒙效果显而易见，说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主宪政社会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细致入微的民主启蒙动员工作。

美国记者贝尔登曾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老爱说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民主训练才行，但解放区的领导觉得这种观点可笑。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告诉我，‘光训练是不管用的，唯有人民过着民主的生活，才能改变他们的习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学会什么是民主’。”[8]戎伍胜所说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学会什么是民主”，才能让人民过上真正的民主生活，真正实现民主社会制度，也正是该“抗日三字经”所体现出的重要内容与思想价值。根据地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光说不练，而是真抓实干，雷厉风行，扎实做到了让广大民众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在学习民主中实践民主，在火热的民主启蒙与社会实践中，广大民众的民主素质得到普遍提高，用成功建设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实际行动，驳斥了国民党和蒋介石观点的可笑与荒谬。

当年黄炎培来到延安窑洞，质疑打破历史兴勃亡忽周期律的办法时，毛泽东告诉他，那就是民主。[9]置身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曹火星，面对广大民众火热的民主生活场景，欣然命笔，创作了《选村长》《春天里喜洋洋》《春耕忙》《万年穷翻身》等一系列反映民众新生活的优美歌曲，尤其将“实行了民主好处多”，写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不朽乐章，传颂至今。[10]民主，已是各抗日根据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

这本深藏民间名不经传的“抗日三字经”，仅672字，224句，却蕴藏着极其丰厚的历史信息与宝贵思想价值。以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语言，朴实无华，举重若轻，简明扼要地告诉广大民众，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社会制度有其充分的历史与现实逻辑，有可参照学习的现成民主模式，有可操作的民主实现途径，有具体的民主建设方式与步骤，有适合国情的因地制宜的民主启蒙动员方式。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诸如该“抗日三字经”所体现出的民主启蒙方式，通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唤醒启蒙了根据地广大民众，取得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巨大成功。

这也充分说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不能成为剥夺其民主权力的借口，他们同样有不可剥夺的神圣民主权力，只要真心实意为广大民众的利益去推行民主，民众启蒙教育的动员方式完全可以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与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紧密结合，因地制宜，同样可以达到提高民众民主素质的动员效果，使其锻炼成为民主社会建设的合格公民，从而实现民主社会制度。民主是通过斗争争取而来的，不能奢望国民党顽固派专制势力的恩赐，必须由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根据地广大民众，通过坚持不懈的民主斗争而来；通过广大民众在民主实践中自我教育，自我动员，自我觉醒，自我探索，自我训练，自我建设而来。从而实现广大民众从顺民到公民的转变，农村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社会从专制到民主的制度变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正是成功实现了这一系列转变，才巩固壮大了抗日根据地力量，成功建设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团结了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凝聚了强大的民族抗日力量，最终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汉奸卖国贼专制集团势力，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今天，这些依然是我们民族的宝贵历史财富，依然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将在实现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