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人才外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一、引言

2019年6月3日，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我国赴美留学现状受到大家的关注。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数在1978至2018年间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已经完成学业的人数达432.32万人，这部分群体中有84.46%的人选择回国发展。“人力资本，尤其是高能力、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作为一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正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许家云等2016)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人力资本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国际流动趋势，主要表现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郑道文2005)从短期来看，人才的出国留学或移民对本国来说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损失，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大部分出国留学人员能选择回国发展，无疑将对本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目前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本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我们知道，跨国人才外流对人力资本积累有着直接影响，因此，研究跨国人才外流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跨国人才外流现象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从而在更宏观的视角上来理解我国人才出国留学现象及其影响。另外，对于因为其他政治或者文化因素导致的跨国人才外流受限的现象，我们可以认定为跨国人才外流冲击，一个正向的跨国人才外流冲击意味着扩大跨国人才外流规模，这将导致人力资本的减少，而美国限制中国留学生以及国内发布的留学预警都表现出一个负向的跨国人才外流冲击，这为我们研究跨国人才外流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本文的贡献和创新点在于：本文首次在开放的DSGE框架下研究跨国人才外流问题，以往研究跨国人才外流问题的理论模型未能将宏微观相结合，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的DSGE模型未能从开放的视角考虑跨国人才外流问题。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的概念由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于1906年提出，其相关理论的系统阐述由西奥多舒尔茨于1960年演说中完成(王士红2017)。因此，Nelson and Phelps(1966)开始研究技术进步为外生因素时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国外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上都检验出人力资本可能有效解释国家间的经济增长水平差异。

国内理论研究中，如李昕、关会娟(2017)；实证研究如顾海、孙嘉尉(2015)都发现人力资本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长期经济增长。

对于我国的跨国人才外流问题，文献可以分为理论阐述型和理论建模型。理论阐述型主要是通过我国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或者相关理论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例如，张国初、李文军(2002)通过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人才外流的规模，分析了过渡性人才外流和永久性人才外流对中国的利弊。理论建模型则是通过建立理论数学模型来研究跨国人才外流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如张国芳、刘楠(2009)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基于人力资本外流的经济增长模型，发现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均有显著影响，而其影响的方向取决于留学人员能否在完成学业后积极回国贡献。

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在DSGE的框架下研究我国跨国人才外流的影响。由于跨国人才外流至少涉及到两国的人才流动，因此，本文在小型开放经济的环境下探讨跨国人才外流的问题，建立了SOE-RBC模型，并将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引入进来，考虑跨国人才外流这一外生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

三、基础模型

(一)模型建立

为了考察跨国人才外流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将在标准的SOE-RBC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和跨国人才外流冲击。标准的SOE-RBC模型设定中，经济主体必须对时间禀赋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进行分配，而对于引入人力资本的模型中，我们还必须考虑时间可以被投入到技能获取活动之中，从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存量，因此模型将新加入一个关于劳动-教育决策的跨期均衡条件。

按照Guvenen-Kuruscu(2006)的做法，我们假设经济主体向市场提供两种类型的劳动投入：初级劳动和人力资本，初级劳动是经济主体出生就具有的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是通过正式教育或者工作培训获得的技能。对劳动投入进行这样的处理，使我们在讨论技能和人力资本的形成时不必再引入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如一些研究采用区分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做法。

由于是个开放经济下的问题探讨，模型涉及到家庭、厂商和进出口。

1.家庭部门

考虑一个由无限期有着相同偏好的家庭组成的经济，假设经济体中家庭都是同质的，即他们都面临相同的消费约束，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定义如下：

其中，ct表示第t期的消费，lt表示第t期的工作时间，et表示第t期的教育时间，闲暇时间nt与工作时间和教育时间之间有这样的关系式lt+nt+et=1，这里将总时长标准化为1，反映了家庭的时间约束。β∈(0,1)是主观贴现因子；E表示期望；U是当期的效用函数，假定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是常相对风险规避型(CRRA)的，在本文中给定为：

其中，σ为常相对风险规避系数，σ>0,当σ=1时，常相对风险规避型效用函数的第一项变为对数lnct,它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形式；kappa为消费与工作的相对值，k∈(0,1),反映家庭效用函数中对消费或者是劳动的偏好程度。

假定每个家庭的储蓄全部用来投资实物资本ikt，并得到资本的利息收入utkt，这里的ut表示资本的收益率，kt表示实物资本存量。家庭成员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wthtlt,这里的ht是人力资本存量，wt是单位工资，人资资本只有与工作时间结合才能得到收入。因为在开放经济下家庭可以借贷，dt表示代表性家庭在t期末的债务水平，rt表示本国的借款利率，所以代表性家庭的t期预算约束可以由下式给出：

ct+it+(1+rt-1)dt-1=wthtlt+utkt+dt

考虑资本的调整成本是为了避免实物投资的过度波动，该成本可以被认为是新设备的安装成本，例如运输费、安装费以及旧机器处理费等。实物资本的积累方程可以由下式给出：

其中，δk是私人实物资本折旧率，psi是资本的调整成本。

其中，δh是人力资本折旧率，bt是定义教育技术效率的随机过程，新的人力资本的效率由bt和θ确定，at是跨国人才净流冲击，也符合一个随机过程：

lnbt+1=ρblnbt+ηbεt+1

lnat+1=ρalnat+ηaεt+1

2.厂商

假定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Chow、Li(2002)用1952-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总量生产函数进行过估计，发现这个假定与我国现实很相符，所以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本文中产品的资本投入仍然只有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因此本文的厂商在给定要素价格的情况下，在t期租用资本和雇佣劳动力，使利润最大化，其目标函数形式如下：

πt=AtF(kt,htlt)=wthtlt-utkt

其中，At代表外生的技术变量，可以假设它服从AR(1)过程。Kydland and Prescott(1982),King、Plosser and Rebelo(1988),以及Long and Plosser(1983)等经典文献都有相同假设，并且已有文献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检验表明，AR(1)可以很好地拟合技术的变化过程。其具体形式如下：

lnAt+1=ρAlnAt+ηAεt+1

其中，rhoA是全要素生产率自回归参数，表示本期变量与上期变量的关系，etaA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差。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即对投入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求导，得到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租金价格分别为：

3.进出口

假设本国拥有的国际收支账户为

tbt=yt-ct-it=(1+rt-1)dt-1-dt

经常账户的表示为：

cat=tbt-rt-1dt-1=dt-1-dt

4.均衡

利用Dynare软件，我们可以解出模型均衡。

(二)模型参数校准

在进行经验分析前，首先需要对理论模型中的各变量参数进行估算和校准。本文的参数校准大部分来自于文献中的赋值，少部分是满足模型稳态方程的赋值。(受到篇幅限制，本文不列出具体参数赋值表，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三)脉冲响应分析

这里仅报告我们最关心的跨国人才冲击脉冲响应分析图。跨国人才冲击的影响与预期较为一致。正向的跨国人才冲击意味着人力资本外流的规模加大，使得人力资本积累下降，消费和产出也跟着下降。由于跨国人才外流产生的“教育激励”效应使得家庭对教育时间的分配增加，对工作时间的分配先增后减，有效劳动下降，使得资本的租金下降，从而实物资本投入减少。

四、结论

近年的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关注人的发展对于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关键。而随着人才的国际流动日益频繁，跨国人才外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跨国人才的外流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的下降，另一方面，跨国人才的回流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引入新兴的技术，长期来看也是件有益的事情。迄今为止，此问题的理论框架还缺乏系统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参考了多篇文献，以引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SOE-RBC模型为框架，做了一个微小的改动，首先将跨国人才外流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引入到模型中，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本文的结论表明跨国人才外流冲击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出国留学的现状，对于一些政治上的冲击保持客观谨慎的态度，尽可能避免跨国人才外流冲击的发生。

第二，跨国人才外流现象对人才流出国会产生“教育激励”效应，使得国民对教育的时间投入加大，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因此，这让我们看到跨国人才外流的正面作用，应该适当鼓励出国留学，将人才的外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现实经济环境下，跨国人才的外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是外生的，因此，我们以后还能将跨国人才外流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政府部门的反应，得到更为有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