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浅析我国收入差距问题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四川 成都 610065)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3678亿元增加到2018年900309亿元，增长超过240倍。然而，我国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2上升到2017年的0.467①，收入分配状况有恶化的趋势。[1]本文试图从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我国收入差距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一、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学派在西方经济学众多的流派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探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以及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这个问题上，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最为典型。[2]卡尔多于1956年发表了《可供选择的一种分配理论》一文，建立起新的收入分配模型。

在该模型中,主要有三大假定：第一，假定充分就业;第二,假定社会被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层,国民收入因此也被划分为工资(W)和利润(P)两部分。工资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利润包括财产收入者和企业家的收入。第三，假定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sw)小于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sp)。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之上,则有如下恒等式:

Y=W+P

I=S

S=Sw+Sp

假设投资为已知,并假定储蓄函数为线性的，则Sw=swW和SP=spP,于是,可得I=S=Sw+Sp=swW+spP=spP+sw(Y-P)=(sp-sw)P+swY

如果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和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是给定的，那么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仅仅取决于投资占总产出的比重。在经济均衡增长问题上，卡尔多认为只有当工人和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不同,并且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即sp≠sw且sp>sw时，经济才能够实现均衡增长。[3]

二、基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通过上面的理论模型可知，国民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密切。为进一步验证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本文选取了我国从1998年到2017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的情况，并制图分析。

(一)数据选取说明

本文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栏中各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在该项统计中,各地区增加值被分解为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项目。各地区加总的劳动者报酬总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得到工资份额，生产税净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得到税收份额，营业盈余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得到资本份额。[4]

(二)收入分配变化的统计分析

从不同阶层得到的收入来看,工资份额从1998年的52.6%下降到2017年的48.7%。与此同时,利润份额从1998年的18.4%上升到2017年的25.3%。税收份额从13.0%持续增加到14.5%。从总体趋势而言，劳动者工资份额的下降，资本家利润份额以及政府税收份额的增加,使得国民财富的分配向着有利于资本家和政府而不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应当看到，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扶贫攻坚政策，帮扶农村低收入困难群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政府政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兼顾社会公平，因此，近年来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工资占GDP的比重缓慢上升。

(三)收入差距恶化产生的后果

首先,工资份额的下降减少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抑制居民有效消费需求，一旦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疲软，经济会停滞不前甚至下滑。

其次,利润份额的增加导致投资和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隐忧。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开拓海外市场，从而加大投资和出口，使得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我国投资率从1998年的35.6%上升到2017年的44.4%,出口率也从1978年的-0.3%上升为2017年的2%。投资率、出口率增长过快，破坏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平衡关系，也使得经济发展过热、粗放增长和效益低下、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等。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产业正处在升级换代之中，中国收入差距问题也逐渐凸显。如果处理不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无法激发社会创造力和活力，中国有可能迈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渊。

三、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我国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恶化，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的情况，而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劳动力报酬被无限压低。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经济，即存在农村的传统部门和城市的现代部门。前者采用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从事生产，劳动生产率较低。后者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从事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能够以较高的工资吸引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因而，在固定的工资水平上，现代部门能吸纳无限多的剩余劳动力数量。

其次，在1998-2017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对经济的影响增强，无论是地方负债投资，还是出口鼓励政策下的出口增长，都使得在这期间，虽然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下降，但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这种政府拉动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提升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需求方面来看，其后续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小觑。一方面，劳动者收入份额的降低使投资的乘数效应逐渐下降，以致要实现同样速度的增长，就必须依赖更高速度的投资增长受短期内拉动GDP的动机驱使，地方政府一般倾向规模大、见效快的重化工业投资，结果进一步加重产能过剩的压力和劳动者收入份额的下降，强化了经济增长投资依赖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招商引资竞赛也成为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推动力，进一步拉低了劳动者收入份额，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又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方式产生负面的反馈作用。一方面，房地产价格暴涨显著扩大了居民财产收入分配差距。李实等人发现，从2002到2010年，城镇居民的财产分布基尼系数从0.449激增到0.632，其中房价上涨的贡献率达到52.7%。另一方面，房价上涨提高了企业，尤其是那些不能得到廉价土地的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在进一步压缩工资份额的同时也压缩了利润率，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举步维艰，为了盈利，又进一步压低劳动者工资水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收入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所引起的。所谓收入分配不公平，即社会财富或者收入以不合法、不合理或不透明的途径和方式流入了部分群体或个人的口袋，而应该得到财富和收入的群体或个人却被排除在外。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大量财富被创造起来，但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财富以不公平的方式被分配。诚然，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也不容小觑。根据瑞士信贷2014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我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占我国财富总量的64%。

四、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我国收入差距问题。我国劳动者收入份额逐渐下降，而国家税收份额和资本所得份额稳定上升，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恶化。如果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地扩大，就无法激发社会创造力和活力，经济发展失去动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应当按照“罗尔斯标准”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初始配置。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判断社会基本制度和基本结构合理与否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拥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具体而言，政府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政府要改变“重资轻劳”的政策，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平衡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平衡的利益分配局面，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经济社会长久发展。如制定健全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并坚决贯彻执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增强劳动者组织团结的力量，改变劳资博弈中劳动者弱势的地位等。

完善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如用税收调节收入的手段，一方面尽快出台征收财产持有环节的税种，例如房产税和遗产税，可以抑制房地产泡沫，降低社会资本代际传递效应；另一方面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由按照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转变为按照家庭综合所得征收所得税，以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

【注释】

①《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8、2013年国民经济核算一栏中各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没有数据，为避免折线图不连贯，相应年份的数据与前一年的相应数据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