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记忆与变迁：冷战期间华侨的文化认同研究
——以陈哲明《中国纪游》为例

陈嘉顺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东南亚华族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得到许多从事华侨华人研究者的关注。在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过程中，华族的身份由华侨、海外华人转变为华人，这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更包含了对他们政治身份、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例如骆莉在其论文指出华人身份转变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并从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来分析其中的原因，结合冷战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探讨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华族身份认同的新变化。[1]对于东南亚华人来说，随着二战后政治身份的确立，华侨已变为华人，中国更是遥不可及的国度，他乡变为故乡。当移民下一代出生，他们身上已经难见父辈强烈的去国怀乡感，但当国内族群关系稍显对立，文化中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作用，便立时显现。潘颂汉认为，马来亚作家离散于家国之外，凸显的是离散者的漂泊心态，马来亚的存在也是离散马华作家无法抹去的原乡情结的来源，而文化中国在文化上的精神维系作用却使得离散作家们常处于精神的摆荡之中。[2]可以说，身份认同和离散情结是二战后，特别是马来亚独立前后，研究马来亚华侨华人无法回避的主题。

一、陈哲明其人

195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华侨仍沿袭了民国政府的华侨政策，承认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1955年，中国与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宣告中国政府从此放弃双重国籍政策，鼓励华侨归化当地，效忠侨居国。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基本路线、方针和总战略目标。为适应这一时期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国政府的侨务工作也作出相应的调整[3]，与此同期，海外华侨也纷纷表达了各自对于归化侨居国，认同中国为祖居国的态度。1953年第19届马来亚潮州公会联合会上，大会主席吴志发提出“未来的马来亚是我们马来亚人的马来亚……我们成了合法的马来亚公民，并不是我们一定要把祖宗家乡都要摔掉……。”[4]这正是其时华侨对于中国与侨居国的态度写照。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少华侨通过回中国大陆旅游参观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态度，特别是1956年，回中国观光的人数超过了1950-1955年5年的总和。一些华侨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记录下来，他们以自己的所观所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较直观的中国大陆社会画卷。马来亚陈哲明1957年创作的《中国纪游》便是其中一部。[5]

陈哲明是广东澄海樟林人，1916年南渡马来亚谋生。陈哲明的详细传记可见1950年出版之《马来亚潮侨通鉴》，谨录如下：

先生为人温文尔雅，磊落慷慨，孝父母，重信义，喜吟咏，信因果，守正道，从正直，每叹世风不古，悲道德沦亡，虽居商界之中，每怀出尘之念。对社会公益事业，惟求实际，不博虚名，尝任霹雳火葬会财政、霹雳佛学社副总理、德善堂副总理、各寺院名誉理事、韩江公会及育华学校文化主任。兹逾耳顺，健同而立。五男二女八孙，俱皆聪慧英伟。[6]

马来亚是多民族国家，由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沙巴、砂拉越等组成，曾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二战后在反殖民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但在数年后，联合邦中英属的新加坡、砂拉越和北婆罗洲（沙巴州）分别被授予自治地位。经多次抗争，马来半岛、沙巴州、砂拉越州及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组成马来西亚，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后逐步形成今天东南亚地区新、马并立的国家格局。[7]

怡保在马来亚北部，是矿藏最富庶区域之一。未开埠前，已有潮人足迹，至1950年，怡保潮籍乡人达六七千人。1916年秋，韩江公会获得批准成立，二战结束后，韩江公会收回会产，召开乡众大会，成立筹备复兴委员会，复兴委员会共有11位委员，陈哲明即位到其中。[8]

1957年，陈哲明在中国期间，除回故乡澄海祭祖、参观之外，还游览了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杭州等地，每到一地，他都留下一些游记文字和照片，回马来亚后，他将游记汇编成《中国纪游》，在马来亚出版后寄部分回汕头、澄海侨联，又寄予樟林侨联60本，分发乡友。在书中，陈哲明记录了他在游途中的所见所闻，为当时的东南亚了解中国大陆提供了信息。离散情结是海外华人文学作品的常见主题，在海外华人学者诗词中同样得到体现。对这一情结的关注，能更好地理解海外华人研究者的情理之作。[9]下文将试图通过对此部游记的分析，从中考察一位马来亚侨领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感和认知，从而展现当年中国与南洋社会互动的一个侧面。

二、旅游的记录与作者的记忆

《中国纪游》共五十五章，书首有乡中文士所作之序及作者《自序》共7篇，又有亲友17人赠诗26首，第一章是《重履国土》，第二至六章均记录其在樟林之事，第七至十一章为潮州城游记，从第十二章起，分别为广州、武汉、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游记，最后二章为《回返汕头》和《归回怡保》。

《中国纪游》对旅游全程以流水式记录，从第七章《韩文公祠》始，每一篇游记一般分为三部分，除将时、地、人、事介绍清楚外，又大量抄录各处景点介绍和相关之诗文名作、历史故事等，最后还有陈哲明所作《按语》。如游韩文公祠一章，他全文抄录苏轼《韩文公碑》后，作按语道：

哲谓韩文公乃我潮人士之所敬仰而崇拜者，虽妇孺亦莫不闻其名。然公之历史，则非普通人所能详悉。予今不自愧才学之浅鲜、笔墨之无能，爰将公生平之历史，略述于后。使后之人得知公之所以能传名于千古，而庙食不衰，岂无因也。①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用皆出自陈哲明的《中国纪游》。

又全文录下韩愈《谏迎佛骨表》《祭鳄文》《谢上表》等文，至此，这些文字已不单单是游记，实际上是韩愈与潮州关系的文献汇编。其他旅游的一系列景点，同样作如是记录。

陈哲明回中国旅游的动机，正如第一章《重履国土》所言：

予五男二女，男女内孙十九人，皆属侨生。长男虽云国产，然自襁褓随母南来，皆不知故国之所在，家乡为何物。而我两老皆古稀之年，风烛草霜，为日无几：窃恐一旦遽捐馆舍，而子孙必皆成为夷狄之人；对于予木本水源之心，慎终追远之意，岂不一旦尽付诸流水也耶？每一念及，宁不戚然心伤焉。忖思狡免尚有三窟，何况我人乎？于是毅然决然：摒开万般俗务，不计一切得失……旨在省先人之坟墓，观祖国之风光；使儿辈知家乡之所在，明其身之由来，识亲朋之容颜，冀他日之往还。

他是冀望在有生之年，通过回到中国省亲观光的方式，建立其子孙对于“祖国”“家乡”的认知，维系海外子孙与家乡亲朋之间的联系，以免日后子孙“成为夷狄之人”，断绝与中国、侨乡的社会、文化的关系。

至于陈哲明出版《中国纪游》之旨趣，则见诸书末《编后语》：

海内外亲朋，咸来问讯，或大驾光临，或邮封远寄，询我所游何地，所看何物，有何印象，有何感触，实难以一一对答。幸游屐所经，笔诸小册，名都胜迹，摄入镜中；原拟留诸行箧，遗诸后嗣，以备他日身入祖国，可资印证。今既承诸亲友殷殷询问，然恐口述既难尽意，又未免有挂一漏万……遂成此《归国纪游》一书，以留鸿爪，以赠亲朋。①在该《编后语》末，注有“本书命名，原拟作《归国纪游》，因受种种关系，故改为《中国纪游》。”

是在“留诸行箧，遗诸后嗣，以备他日身入祖国，可资印证”初衷的基础上，以出版书籍的方式，以及向海内外亲朋广泛赠阅的文献传播方式，扩展该文献的社会影响力。

陈哲明回中国的84天中，较多时间居于樟林乡中，如他自述——“告慰先灵惟两事，买回房屋墓加封”。“其父母之墓，虽无被人作园圃，而坟身之土，却被人掘去大半，几成平埔，墓前野草丛生，高过于人，福神之碑，没于草间，遍寻不得。”陈哲明以父母之墓葬在祖父母墓之左侧，不合尊卑之序为由，在祖父母墓之右侧建一自己之生基。

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面临具体生活境遇时的需求。[10]陈哲明亲历清末民初的地方变局，而离开中国的这41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几十年，尽管陈哲明很可能从报纸等途径获悉国内各事，但毕竟不是亲身体验。当回到故乡，受到地方领导和侨联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后，他不由感慨良多。1957年5月21日，在澄海接待陈哲明的是澄海县副县长王鼎新。王鼎新给陈哲明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写道：

遥想专制时代，作一县官，不知何等威风……今日之县官，清廉如水，从何枉狱可言；下情上达，无须明镜高悬；以今比昔，何啻天渊之别哉？

陈哲明在游杭州苏小小墓之后，引用崇祯年间潮州“戊辰八贤”黄奇遇“请会贷银”的传说[11]，批评黄奇遇心胸狭窄，与王鼎新作为新时代官员的上述良好印象进行对比。

陈哲明对王鼎新的记述和评语，固然是一已之见，但仍不失为一个观察1949年后中国大陆社会变迁的角度。对于黄奇遇的认知，表达了陈哲明对官员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至于传说的真实程度，他并不关心，只凭着自己的记忆进行书写。他记忆中的“史事”，是一种为当时需要而进行的建构，是个人主观情感、社会关系的社会记忆中的产物。可以说，《中国纪游》就是陈哲明回故国旅游的记录与个人认知相结合的作品。正如许多离开中国大陆的华裔作者一样，陈哲明摆脱不了中国的标签，他们用写作的方式“怀想中国”，在域外建构另一个中国，文化的中国。[12]

三、序言、赠诗等与陈哲明形象的变迁

《中国纪游》书首除陈哲明自序外，还有序6篇，又有海内外亲友17人赠诗26首，这些序言和赠诗，连同当时的报道，共同建构了陈哲明爱国华侨、慈善家、恩爱夫妻楷模、振兴文风之人等光辉形象，但时过景迁，当今留在樟林的陈哲明形象更令人关心，本部分将陈哲明的形象进行整理和归纳，探讨这些形象形成和变迁的时代意义。

（一）爱国华侨

陈哲明回国时，《汕头报》《潮州报》和《澄海报》均有报道，内容相近，《汕头报》以《老华侨携眷涉洋回国观光》为题报道如下：

马来亚怡保侨殷商陈哲明先生于本月17日带着家眷回到阔别41年的祖国。他到汕头后，受到有关方面的亲切接待。这位68岁的老华侨，深深地感到祖国的温暖。

陈哲明原籍澄海樟林，40多年来生活在马来亚，子孙满堂。但他时刻怀念着祖国和家乡。解放后祖国的强大，使他太高兴了。为了让儿子看看祖国和家乡，他今年先带两个儿子回来观光，明年后年再带其他子孙回来探望。

陈哲明先生将于最近携眷北上参观祖国各大城市，看看祖国在建设中的雄伟面貌。①佚名：《汕头报》1957年5月23日，第2版。

（二）恩爱夫妻的楷模

陈汰余的《序言》则多谈陈哲明恩爱夫妻的道德楷模：

今观先生之为人，曰孝、曰义，人堪楷式……富而多妾待，人之常情也，先生乃一夫一妇，老而爱情弥笃，不独唱随于家庭，而玩水观山，参禅礼佛，以及亲朋宴会，市廛游行，亦必夫妇与共，步履相随……先生之德配邹夫人，孝义不亚于先生，仁慈为人所钦佩，且能助先生赞襄商务，应酬友朋，当夫二次世界战争，家产荡然，南洋之人，真同涸鲋，夫人更能籍女红以助家计，日夜操作，任劳任苦，克俭克勤……

（三）慈善家

宋芷亭则称赞陈哲明捐资兴建公益事业的善举：

乐善不倦，见义勇为，如见东官路之雨亭倾圯，立为兴工修葺，不惜巨赀，使该亭焕然一新，行人有赖，故命名安息亭。又建筑雨亭两座于本乡石丁溪南北两岸，名为临溪亭。……先生造福人群，泽及行人……

（四）振兴文风之人

陈哲明先前著有《哲明诗集》《道余文钞》，回乡时带有不少赠送乡友，詹哲明读后曰：

慨自科举罢废，赓歌之歇绝莫闻。再经日寇摧夷，经传之焚几尽。文献失征，欲休风而不再。骚坛寂泯，恨古道之难期。今得海外元音，灌输祖国，恢复雅化，振起文风！继绝续之渊源，开昌期之景运，作中流之砥柱……

（五）德学兼优之人

周隐生的《序》道：

晚年参悟禅机，醉心德教，立善愿于浇漓，挽颓风于末俗。律己力行，诲人不倦，一念慈悲，胜诵道德千卷！如先生者，毋愧圣教中之正人君子，诚德学兼优之士也。

除序言外，赠诗也同样对陈哲明的各种形象进行推介。如“且喜行人堪驻足，不愁烈日正当头……为敬解囊陈善士，无缘一面识荆州”；“宣扬德教本师训，大任同肩振古风”；“弱冠南游见异才，古稀富贵几人回。羡君夙愿酬今日，慈善为怀众共推”；“哲学深微不易精，我思立德访先生……星马千秋垂典范，芳庐百世展英名”。

由是，陈哲明的光辉形象通过文本得到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是否已有所改变？

笔者到樟林调查时，轻而易举地寻访到陈哲明故居。现在房子部分由陈哲明的侄孙一家居住，部分出租。在陈哲明侄孙家中，他告诉我们1957年陈哲明回汕头期间，曾在汕头市华侨新村购置产业（后被人侵占），但回马来亚后音讯渐疏，再也没有回中国，当时修的生基仍在山上。在物资紧张的1960年代，曾偶有寄衣食等物资回乡。陈哲明的夫人1963年去世后，众子女因分家而争吵不休，和故乡亲人也没联系。直到1996年，陈哲明的二女婿因欲到汕头向政府讨回被侵占的侨产，才回樟林探亲，但来去匆匆。在南社陈氏宗祠“永思堂”1990年代重建、2001年整修时，都曾向海内外乡亲募捐，但陈哲明的后裔都没有捐款。而在南社宫②陈哲明于1957年6月4日携家眷在此观看洪水，并摄有照片收于《中国纪游》。，负责管理的老人自言对陈哲明回乡之行印象颇深，认为其捐资修东官路凉亭不过是用灰水涂抹墙壁、将凉亭打扫干净而已，纯粹是沽名之举，又直言陈哲明与二兄不和，回乡时哲明一意重修祖坟，又不听风水先生之言，破了整个陈家的风水，陈哲明最终也未能归葬故乡，山上当年营造的生基早已野草丛生……

至此，在樟林乡中，我们听到了陈哲明的另一种形象，村民、亲人和族人口中，都没有了爱国华侨、慈善家、恩爱夫妻的楷模这些光辉形象，人们的记忆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可以说这种变化极大，几乎是全部改变。为何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陈哲明的形象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黄贤强曾以张弼士为例，对张弼士多种形象进行分析，在分析张弼士形象变化的原因时，他认为是客观时局和集体记忆（集体期望）使然。[13]这个观点同样可以用于陈哲明形象文化原因的分析。

当年陈哲明回乡期间，正是马来亚准备宣布独立之时。1957年，马来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收入不平衡现象与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比较突出，但又比菲律宾、泰国和锡兰等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较好。[14]良好的经济状况为侨批源源不断地汇往中国提供了基础，中国大陆的建设需要这些支持，中国东南沿海侨乡的侨属也继续需要这些侨批养家糊口，中国政府尽管放弃双重国籍的政策，但地方政府和乡间人士，依然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障碍，华侨的形象仍然是良好的、正面的。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华侨，他们关注的是在中国的家乡和亲人而非政治，家乡的政府和亲人又关心能否一如继往地在经济上得到华侨的支持，海外和侨乡这种联系的网络直到1950年代仍然非常紧密。

但是60多年来，中国和马来亚（马来西亚）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在文革期间，实行“不给外籍华人回乡、不给华侨回国定居”等“六不”政策，甚至将华人捐资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拒之门外，认为其目的是收买人心。海外华人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望而生畏，不敢与家乡亲人联系。[15]中国政府在文革结束后，重新重视侨务工作，将吸引外资作为重要内容，但几十年的隔绝、老辈的离去、海外华人对故乡的认识和侨乡民众对海外华人的认识都各自发生很大的变化。新一代的华人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进展，马来亚社会已从依靠政治手段来建立民族发展到广大人民支持这种运动阶段，其社会政治认同已从中国向马来亚转化。[16]再者，当时的华文教育者认为华族要在这块土地生存下去，就必须果敢地断绝政治上认同中国，把视线移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为下一代展开新的心理建设。[17]至此，新生代华人对故乡的印象已越来越模糊。同时，生活在侨乡者对海外亲人虽然渐渐剩下记忆，但故居的保留却又不断加强着他们对历史的回忆，双方在不同的轨道上前进，当年衣锦还乡的故事就容易产生反作用，陈哲明身上的光环慢慢隐去，新的形象也就进入集体记忆中，各人心目中的陈哲明形象自然与当年的情形有了相当大的距离。

四、缺失的汕头影像

陈哲明在中国大陆的84天中，有23天居澄海乡间，而居汕头的时间也有21天，与他每到一处旅游，“第惭艺苑荒芜，触景难收笔底。且喜庐山面目，随时摄入镜中。欲识游程，尽可按图而索骥。”与以往拍照留影、文字记录情形不同的是，全书177张照片中，居然没有一张摄于汕头，在书的最后两章，也几乎没有记录其回马来亚之前，在汕头半个多月时间的活动。

陈哲明于1916年南渡，其时汕头仍是澄海管辖下的一个新兴港口，《中国纪游》第一章《重履国土》中，陈哲明在登陆汕头之前，即赋诗：

寄迹南邦四一年，故园无日不情牵。今朝得达还乡愿，国土重临喜万年。

欣喜之情，跃然纸上。一入汕头，即得到汕头侨联会董事及亲友热情欢迎。在《中国纪游》中，陈哲明对负责在汕接待的华侨服务社经理詹东的评价是：“为人和蔼、招待周全，其夫人张平女士，亦极关心尽职，对于华侨行旅，时切关怀，深为归侨之所赞许。”对于其他服务人员给陈哲明也留下良好印象：

所奇者：予每逢小吃或饮茶，邀车夫同食，人人皆不敢同食，处处皆然。……如汕头市之人力车，假如你坐至某处，规定三角八分钱，与他五角，叫他免找，他必定要寻一角二分钱还你。……国内妓馆赌场，完全消灭。盗贼全无，打斗不闻，民风朴质，道不拾遗，华侨归国，免惊意外之虞，囊中有钱，不患无肉可食。此哲身经目击，敢效史鱼秉直！他则非予之所知也？

此次回乡，陈哲明在离开樟林之时的态度“究之家乡何人可与予俩系念，何德何泽，而能使予眷恋也哉？”以致其从旅游之后从广州回汕头待船回马来亚时，再没有回樟林。

《中国纪游》第五十四章中，陈哲明两次提到“各事未办”，究竟是什么事未办？陈哲明在汕头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些什么活动？

当年像陈哲明这般华侨殷商，回乡不外落叶归根、投资、捐赠、置业诸事。陈哲明没有回乡定居的打算，也未见有投资、捐赠行为。其莅汕时，汕头侨联会设茶会欢迎，离汕前，汕头侨联会、华侨小学董事部联合设宴饯行。华侨小学于1955年9月正式开学，1956年，侨联办公大楼和侨小新校舍两个项目向华侨募集资金，于年底同时施工。华侨小学项目自1954年10月至1957年8月间，共收到捐款17多万元，捐款人遍及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亚、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的华侨以及国内归侨、侨眷。华侨小学董事会中，汕头侨联主席许杰是董事长、侨务干部许敦勋是常务董事兼财务、华侨旅行社经理詹东也是董事，在欢迎及欢送仪式中，相信应该有一定的推介募捐活动，但捐款人中并没有陈哲明的芳名。

那么，陈哲明在汕头所办之事只能是置业了。在樟林调查得知的汕头市华侨新村，在现在汕樟路以东、金砂公园西侧，原为耕地，1955年建成华侨公寓3座，随后，华侨个人置地再建花园住宅29座，形成华侨居住集中区，1956年命名华侨新村。[18]根据当时的宣传资料：离市中心约2公里，村前设公共汽车站，交通方便，新村西北为中山公园，村中可通汽车。新村的住宅分集体公寓及独立花园两类，光线充足、环境优美、空气清洁、冬暖夏凉、生活便利，积极参加新村建设，更是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具体表现。根据宣传说明，凡登记建屋者，要向筹建委员会或中国银行缴交等于建筑费20%的预约费，委托建筑者则须在兴工前半个月将建筑费全部存入中国银行，凡是捐助新村的学校、保健站、托儿所等公益事业的建设，筹委会将呈请市人委会予以奖励。[19]可惜由于掌握材料的不足，陈哲明所购住宅具体情况无法知晓。

华侨新村筹建委员会就设在汕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内。陈哲明在华侨新村置业并非偶然，他回乡“是静悄悄而来，事前并无通知任何社团与亲友”，但汕头侨联早就安排好接待计划，其入住的汕头华侨服务社是接待搭乘海皇号等轮船回国的旅客，为他们安排膳宿、代办车船票、托运行李、代办回乡手续等。所以说，陈哲明自踏入中国到离开中国这段时间，一举一动几乎都是由侨务人员安排、联系好的，不管陈哲明主动还是被动，关于中国的印象，他已渐渐形成。

笔者推测，陈哲明没有留下汕头照片，只能理解为他自己不愿留下，他返回马来亚船上的4天，住在最高层的一等房间，未有一刻下楼，天天伏案书写，希望尽快把中国旅游的观感记录下来，却就是没有记录下汕头的旅游情景，尽管小公园、中山公园之类的汕头知名景点离华侨服务社只有咫尺之距，与侨联大楼和华侨小学新校舍工地相距也只有数百米，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同样没有收入镜头笔下，而迎来送往的场景倒是记得非常详细。

1957年其实是中国大陆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当年7月，汕头市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运动”。①陈庭声：《在金中三十七年》，无出版单位，2005年版，24-25页。[20]据统计，这次整风、反右运动，汕头市副局级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21]这段时间，正是陈哲明在中国旅游之时，他不可能对这一系列的现象熟视无睹。陈哲明有见到《汕头报》对其回乡的报道，在汕时华侨服务社每日也有将《汕头报》送至其房间，相信他对于汕头市情多少知晓，而在笔下却丝毫没有记录，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五、余论：故国欲留留不得

通过上面对《中国纪游》的研究，我们看到了陈哲明通过对回乡旅游的记录遴选后形成的文字，希望将故乡印象植入子孙的记忆，把故乡的信息带到马来亚，影响子孙的行为。笔者借用生物学上的移植（transplantation）来理解陈哲明的这种行为（笔者称之为“文化移植”）。可是文化移植不能与生物学的移植同视，文化移植是互动的，它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与原先的文化出现相互排斥与彼此对抗，文化移植应该有一个适应新土壤，进而二合为一的融合过程，也即是本土化的过程。就具体情况而言，整个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欧洲人、非居住于东南亚的亚洲人，不断将原住国的文化渗透到东南亚的土壤中。[22]独立后的马来亚文化，继承、移植、整合是同步进行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西方文化、马来亚原有文化如何整合，整合后的文化能否成为更适应马来亚（马来西亚）社会的土壤，这一过程如何渐变，渐变过程中发生冲突的原因在哪里；是否可尽快找到三方的共通性，这些是文化移植过程中敏感的但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战以后，摆脱了殖民势力统治的东南亚诸国相续独立，随之兴起的文化本土化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进程。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和华族的身份变化，其背后的一系列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成为20世纪华人社会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23]对海外华人而言，文化故国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是政治层面的中国认同。对海外移民群体而言，认同与离异都是主体的人对客体文化的反应，即对主流文化的应对策略。认同应该是自由平等的主观抉择，如果主流文化过分强势，以强制同化的方式去达到文化认同，那么必然产生离异。[24]

陈哲明凭一己之力，希望影响、推动子孙亲友对于中国、侨乡的社会文化认同，能够有多大影响，实是值得怀疑，是注定要失败的。诚如陈哲明在离开中国之时所赋的最后一首诗所言：“故国欲留留不得，天涯暂寄学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