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两件胡适参与的通电

李传玺

最近，清华大学校史馆推出了清华奠基校长周诒春先生的文集。通读之下，看到两件有胡适先生参与的通电，在其全集中没有。一件是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沪案救济会发的“商加征盐税附捐以济罢工工人”的通电；一件是热河事件发生后东北热河后援协会请同胞输财救国通电。

一、关于“商加征盐税附捐以济罢工工人”的通电

各省督办、省长、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转各团体、各报馆鉴，上海总商会、学商工界联合会鉴，沪案发生，各埠继起，罢工罢业，人数日多，仅赖各省各界零星捐款，未足持久，而对英交涉，非备有经年之蓄，不可以谋胜利。本会共同讨论，拟有筹款办法，即由各省盐税项下，加收附捐。查现在南北各省，均因财政困难，有征收此项附捐者。刻拟由各省各界商请求各省长官，于该省盐税无附捐者，每百斤征收附捐洋数角。已有附捐者，照其捐款轻重酌加一二成，以一年為限。统二十四省区计之， 其收数当在百数万元之外。从前盐署对于盐斤加价，动辄反对者，恐不便于平民耳。今则全国众愤，咸愿牺牲，暂行加价，必表同情。此款如荷各省官民同意，即乞迅速立案进行，并由各省公推代表，组织财务保管委员会，协商先以此款为抵押，向各银行借拨巨款，公议支配办法。既可持久抵抗以御外侮，又可救济工人以免失业。较之零星劝募，实有把握。本会再三讨论，众意佥同。谨电奉商，乞赐卓裁，不胜盼祷。此外，如更筹有妥善办法，再当随时奉闻。

北京沪案救济会：熊希龄 焦易堂 蒋梦麟 胡适 燕树棠 梁士诒 袁良 周诒春 周鲠生 王仁辅 黄郛 鹿钟麟 孙学仕 王世杰 罗惠侨 王正廷 郑洪年 高金钊 陶孟和 江绍源 颜惠庆 易培基 罗以炘 马君武 鲍鑑清 罗文干 屈映光 吕调元 李四光 王访渔 李煜瀛 李仲三 景学钤 陈源 纪人庆 汤尔和江庸 钱永铭 皮宗石 袁世斌 许世英 马叙伦 冯耿光 许绳祖 郑德高 薛笃弼 马良 吕志琴 谭熙鸿 傅汝霖 钮永建 任可澄 李光宗 石青阳 徐巽 陈兆彬 先兆丰庄蕴宽 陈敬修 李书诚 张耀曾邵飘萍 姜绍谟

此电由《申报》1925年7月17日发布。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很快形成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有各界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全国性抗议风潮。

五卅惨案发生后，一向对广泛性群众运动持理性冷静态度的胡适，一开始“因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门来，不知道甚么，所以也无从说起”，“我病好一点出门来，各界的意见和言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也没有说甚么”（《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但是当他身体好了，事实也明了了，他便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许多六十老翁尚且要出来慷慨激昂地主张宣战”，他这个三十多岁尚处于青年末梢的人自然也“忍耐不住”（《爱国运动与求学》）。

胡适一直没有对自己的这场病给予明确说明，但如果我们联系就是这个月爱女小素斐忽然病逝，我们就会想到胡适这病可能与此有关。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胡适在这种状态与心态下仍然“忍耐不住”投入到对五卅惨案的声援支持中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其中包含着何等炽热的爱国情怀和何等宽广的大义胸怀。

胡适开始深入思考沪汉事件的如何解决。

一是高度评价由此引发的“学潮”，并呼吁当局要善于利用“民气”。他呼吁，“一个健全的政府可以利用民气作后盾，在外交上可以多得胜利，至少也可以少吃点亏”，“我们要知道，凡关于外交的问题，民气可以督促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民气：民气与政府相为声援方才可以收效” （《爱国运动与求学》）。

二是积极建言献策，并强烈表示对当局的失望与愤懑。6月21日，他和罗文干联名致电北洋政府时任外交总长沈瑞麟，提出此次事件的解决办法。他们建议，“此次交涉宜分清步骤，以解决沪案为第一步，以修改条约，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为第二步”。“第一步之交涉似可分为三层：第一为急待解决之事项，如解除非常戒备、惩凶、赔偿、道歉等事项；第二步为较难解决之事项，如公共租界之组织及会审公廨之废除等项；第三为根本解决之预备，即上文所言修改条约会议之要求”，“我国若不乘此时机要求条约之修改，则此事将以租界之改组及会审公堂之收回为最后条件，而八十年之祸根依然存在，此国人所必不承认，当亦大部所不取也”。

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说，与此同时，“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进行了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开展了争取关税自主运动等”。此时，胡、李二人仍是一对好朋友，胡适所提出的根本解决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应是对中共努力的呼应。由此，胡适的建议也与工人阶级的要求取得了一致性。遗憾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十分腐败无能，由此，胡适事后强烈批判，“他们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了”！“他们不运用民气来对付外人，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的私图”！“这个政府太不像样了”。

三是表现了对参加运动的相关阶层的强烈关切与实际支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当然首先关注的是“学潮”，一方面他高度称赞这次“学潮”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又用他的理性精神告诫青年学子们，“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的事业须要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于是他恳请学子们可以一面上课，一面仍“继续进行”。针对有人提出的质疑，胡适提出即使进行爱国运动，也应该注重“有秩序的组织”和“学识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运动本身的凝聚力战斗力。

如果我们跳开历史的当时，而把眼光拉长一定历史的长度，可以看出胡适的告诫还是有其中肯性的。从这个声明看来，胡适等人想到的就是呼吁各省长官“商加征盐税附捐以济罢工工人”。这个声明是7月17日发出的，省港大罢工已经开始。胡适等人显然有着对工人所付出巨大牺牲的同情与担忧。胡适日记如今大陆出版的就有厚厚八大本，但偏偏1925年只有1月2月五天和9月的短短的一篇南行杂记。我们不知道胡适对这个宣言产生的作用，但从他有关文章、演讲和信件所显现出来的态度来看，他应该是积极的赞同者，再从签名他排在第四的排序来看，他又应该是积极的倡导者。也表明胡适由同情担忧而开始积极思考如何给予罢市罢工工人生活生存以切实的保障。王奇生在《陈独秀与中共早期革命》中指出，上海20万工人在五卅运动中一个月的罢工就花掉了各方捐款300万大洋，稍多于当时北京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根据此时运动的态势，财政保障和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更显必要。

虽然这个通电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没有得到实现，但从保障工人从而保障运动能够继续进行的角度看，应是相当难得的。1925年胡适的文章比较少，史料也比较简单，这个通电的发现，虽然是众人的，但也为丰富胡适先生1925年的“行迹”做出了贡献，更为研究胡适在中国现代重大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二、关于热河事件发生后东北热河后援协会请同胞输财纾难的通电

同胞公鉴：同人等因国难日亟，于巧日在北平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会，以期集中民众抗日力量，为前方战士作后盾。曾于巧日经通电奉达在案。唯关系援助各事，顾名思义，在非款莫举。而兹事体大，实非一手一足之劳所能奏功。現热边军事情势，万分紧张。供应急如星火，尚望一致兴起，慷慨捐助，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正我国人输财纾难之时。迫切陈词，鹄候鸿施，捐后请交给地中央、中国、交通、金城、大陆、上海各银行转汇，并以附陈。

东北热河后援协会常务理事朱庆澜、周作民、张伯苓、朱启钤、熊希龄、蒋梦麟、周诒春、胡适、王廖、章献 同叩。俭

此通电发于《申报》1933年3月2日号外第2版。

1933年初，日军就开始在山海关一带制造一系列事件，试图以此为借口，将侵略魔爪伸向关内。1月1日，日军突然袭击并完全侵占山海关。2月5日，为防止日军侵略热河，张学良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支援并北上督师。12日，国民党华北军总司令部建立，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兼副总司令，并发布了两个集团军、七个军团的战斗序列。17日，武藤信义下达进攻热河的命令。22日，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热河战事全面爆发。3月4日晨7时，汤玉麟弃守承德，日军仅128人，不费一枪一弹扬长进入承德。

根据胡适3月份的有关日记记载，2日，他先到东北热河后援会，晚上应张学良邀请去张家吃饭，面对张学良的“叹气撒谎”，他愤然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难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当天胡适感叹：“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3日，先到后援会，得知凌源和赤峰都已丢失，除了和大家一起发了两封电报给蒋介石和宋子文，“晚上心极愤慨”，又自拟了封电报给蒋介石，“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胡适的话说得很重，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蒋身上。5日，在后援会，得知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进入承德，“人人皆觉奇惨”，而自己更是“心绪极恶”，准备写《全国震惊之后》。6日，胡适怀着满腔激愤写成这篇6000字长文。

3月9日，胡适一天在“实在闷不过”的心绪中度过。10日，到后援会，“只有章元善与周寄梅先生和我三人吃午饭，此会等于星散了”。“上课后，得后援会电话，说张学良将军决定要走了，要我们去作最后一谈”。下午六点，他和丁文江、蒋梦麟、梅贻琦一同前去，七点张学良见了他们，就是告知他辞职了。胡适给蒋介石电报后，5日，蒋介石复电翁文灏并请其转告胡适，“诸事北上后面谈，并代约丁文江一晤”。

13日，应蒋介石邀请，胡适前往保定去见北上的蒋介石，下午五点见的面，一共谈了两个小时。如果说胡适一直对蒋充满希望，这次交谈反让胡适失望的话，而蒋介石则通过这次会面对胡适等人表示了轻蔑，他在日记中说：“与丁、胡谈话，彼等理想皆不研究敌情，而以主观定策也。”这也开启了以后蒋往往表面对胡恭而敬之而在日记中实则轻蔑甚至痛骂的先例。

14日，胡适从保定回北平，车上，针对有人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多大希望的悲观论调，胡适断然说：此时的屈伏，只可以叫那些种种酣嬉无耻的分子一起抬头高兴，决不能从此做到兴国的目标；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

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热血赤诚，通过这些记载，至今仍能活跃于我们面前。

但那年3月份前，胡适的日记仍缺。我们无由得知之前胡适的行迹与心迹。

这个通电正好是一个难得的补充。巧日，根据当时每月电令代码，即18日，俭日，根据代码，即28日。2月18日，即武藤下令进攻热河的第二天，胡适他们这一群中国当时最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和曾经的政要即联合起来，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会，“以期集中民众抗日力量，为前方战士作后盾”，并发表通电，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前方军需，要求全国军政官兵一致团结御侮；更于战事发生十天后，也即热河危急时刻，他们再次发出通电，号召全体国人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一致兴起，慷慨捐助。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了胡适，也包括他们这群人，那颗爱国心的敏感，他们对这场战事的关注是与这场战争相始终的，放大了说，胡适，也包括他们这群人，并没有把自己仅仅关在校园里、书斋里或者深宅大院里，而是始终并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通电，也纠正了由龚育之、金冲及等先生领衔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关于东北热河后援协会成立时间的小误差，该书记为2月16日；也纠正了《周诒春文集》关于这个通电时间的小误差，该书标为3月3日。

（作者为安徽省省委统战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