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技术社会学话语及其意义

李三虎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70)

在当今世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一议题，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技术社会学的规范研究路径(实证性技术社会学和否证性技术社会学)和经验研究路径(描述性技术社会学和建设性技术社会学)[1]。透过这两种路径，不同的技术社会学话语，包含着不同的理论预设：与实证性技术社会学和否证性技术社会学相对应的是技术社会工具论和技术社会批判论，描述性技术社会学和建设性技术社会学则源于技术社会建构论。值得指出的是，从这三种理论展开社会学叙事的学者或流派，均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其重要的话语来源。

自孔德以降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把技术作为解释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社会学吸引了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如Thorstein Veblen、William Ogburn、S. C. Gilfillan、Lynn White、Melvin Kranzberg等。他们都把马克思的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作为立论基础，表明马克思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技术特别是生产技术的变化对社会关系组织起着首要的影响作用，社会关系和文化实践最终都要围绕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基础运转。这种认为快速变化的技术改变人类生活的社会学话语，已经深刻地嵌入当代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常识性理解中，渗透于当代各种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中[3]。

以上实证性技术社会学叙事，显然包含了技术社会工具论的如下三个预设前提：一是，技术对社会产生首要影响作用，一旦引入技术，社会组织本身就只能用来支撑和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二是，技术的社会影响是内在的，技术发展本身循着可预测的、可跟踪的理性路径发展，它本身独立于或超越文化或政治影响；三是，技术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工具，不好也不坏，即使出现社会问题也不由技术本身负责，而由技术使用者负责，可通过社会控制加以解决。实证性技术社会学，由此实际上导向一种主张技术影响社会总是向着进步方向发展的乐观主义，从而以进步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来定位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

与实证性技术社会学的工具论前提不同，以Georg Simmel、Max Weber、Martin Heidegger、Herbert Marcuse、Jürgen Habermas等为代表的否证性技术社会学，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置于文化规范和价值范畴加以考察，主张技术不是中立的社会工具，它的理性路径本身是一种冲击人性和自然的自主价值扩张，把技术影响社会的人类景观展示为一种悲观主义的历史命运。他们以技术悲观主义的叙事，极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批判功能。例如，海德格尔把“现代人的无家可归”归结为“人的异化”状态，认为只有“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向度中去”，把唯物史观的本质归结为“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材料”或“无条件生产”的“技术本质”，因此不是劳动屈服于异化的资本，而是独立于资本的劳动本身因为“忘在”而异化为一种放荡不羁[4]。在否证性技术社会学话语中，马克思成了一位对技术持批判态度的、悲观主义的强技术决定论者。

不管是实证性社会学还是否证性技术社会学，主要限于引用马克思对技术影响社会方面的论述。针对实证性技术社会学的技术工具论预设，描述性技术社会学力图打破阈于技术“黑箱”模型的技术决定论叙事，以社会建构论为其理论预设：一是，技术创新过程面向解释和决策是开放的，具有社会解释弹性，即不同的相关社会利益群体围绕技术对象、问题和解决方案存在多重参与或卷入，甚至可以联系广泛的背景(如政府、司法机构等)进行关联解释；二是，不同的解释或方案会产生持续的社会争论，直到通过协商、修辞、修改设计和问题再定义等社会机制，最终形成解决方案或决策。沿着这些预设，Donald MacKenzie引用马克思对技术的 “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5]这一历史叙事，试图把马克思定位为一位技术社会构成(建构)论的思想先驱[6]。描述性技术社会学，似乎有意回避甚至无视技术的社会影响问题。建设性技术社会学接受技术社会建构论的预设，但它为了应对否证性技术社会学提出的社会规范或价值问题，进入了广泛的技术实践评估范畴。

以上技术社会工具论、技术社会批判论和技术社会建构论，实际上建构了不同的马克思的技术社会学话语，存在各种纷争。特别是马克思究竟是技术决定者还是社会建构论者，更成为国内外学术争论的焦点。那么，这些话语是否是矛盾的？今天如何看待马克思对技术的社会理解？本文不打算如实证性技术社会学和否证性技术社会学那样完全把社会发展还原为技术要素强调其决定论作用，也不会如同描述性技术社会学一样在解释技术创新的社会因素时完全无视技术的社会影响，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以一种工具化和情境化相结合的方法，表明马克思是把技术的广泛社会意义置于其社会关系中加以分析或解释，希望借此提升人们对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一

对于唯物史观，人们一般会引述马克思如下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者财产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P82-83)对于这一表述，一种经典解释是，马克思把社会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整个人类社会严格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种决定论逻辑而发展。这种解释无疑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叙事，其对马克思的直接引证是“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8](P473)并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P108)。技术决定论者借此把生产力还原为诸如机器和工具等工艺要素，把技术当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强调技术作为首要因素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由此构成了至今仍然盛行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学术和经济社会实践领域的(科学)技术革命话语中。

马克思固然强调技术的社会影响甚至社会变革作用，但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的以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解释历史进程或社会变革现象的历史方法论。特别是就某个生产阶段的最初发展来说，技术并不足以起到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一项新的技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只是在某个新的生产阶段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变革后才是可能的。在讨论从古代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过渡时，马克思指出：“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的入侵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作这样的转移。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了，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城乡居民减少了。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2](P28)这段引证，表明的不是由于生产力或工艺的猛烈推进才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而是在生产力衰落甚至遭到破坏时，可以通过生产关系推动新的生产方式产生。

以生产方式解释封建社会过渡的方法，也适合于说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佣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5](P358)这里并未表明资本主义开始于新技术或生产力的引入，只是说大量行会师傅作为新的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新的生产关系的引入，一起促进了资本主义形成。事实上，恩格斯认为涌现新技术课题的主要源泉是社会需要的产生[9]。

按照以上解释，资本主义起源于社会关系变化——一个资本拥有者同时雇佣较多领取工资的工人，从而引起无产者依靠工资为生的劳动阶级兴起。马克思指出：“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5](P344)从历史上看，劳动起初以农业劳动表现出来(后来变成一般劳动得到承认)，而私人财产根源于地产(不动产)，其主体本质是劳动，而不是别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胜利，就在于它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如不动的地产)而成为财富积累的源泉。那么，究竟如何历史地理解“劳动”这一概念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采取了一种工具化与情境化相结合的辩证法给予了解答。在他看来，以工具化方法，撇开具体的社会关系考察劳动(生产)过程。他认为，劳动过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为了人类需要而占有自然物的普遍过程，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5](P209)。在这种意义上讲，劳动资料(技术工具)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手推磨之于封建主和蒸汽磨之于工业资本家的历史性变革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马克思并未停留在工具化意义上，仅仅限于技术范畴讨论劳动过程，而是以情境化叙事，从作为一般物质生产过程的劳动过程，转到了作为社会过程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进行讨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仅是一般劳动过程，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以棉纱生产为例，如果以劳动过程考察棉纱生产，那么这只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劳动，即棉纱工人按照特定目的使用特定工具(纱锭)，以特定的操作方式，把原材料(棉花)变成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产品(棉纱)。这样来考察棉纱生产过程适合于一切社会形式，但资本主义棉纱生产过程是以适当价值投入生产出更高价值产品的社会过程，是一个价值增殖过程。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独特社会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5](P221)。正是价值增殖这一特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成为技术发挥其生产力量的本质性原因所在。马克思也正是由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爆发的社会成因分析，转向了技术社会建构论解释。

二

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大规模开展起来，充分展示出了现代技术的巨大社会力量。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2](P256)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爆发固然表明了现代技术的社会变革力量，但对马克思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现代技术何以能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

资本主义在取得使劳动服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社会关系之后，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很长一段历史，始终未能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劳动服从资本的社会关系，是在既有的前现代技术条件下展开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内容没有获得根本性改变。马克思把这描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5](P657)，因为它只是为资本价值增殖所强迫的社会形式变化，而不是价值增殖刺激的劳动过程内容的数量变化，也即还不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所谓形式隶属，突出地表现为手工业制造工场的工人简单协作关系。为了推动劳动协作，资本往往通过强化管理、调节、监督甚至强迫等职能，实现价值增殖。例如，在资本强制之下，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日。

但是，资本不会仅仅停留在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形式隶属上，而是要在新兴的工业发展中寻找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形式。新兴的工业，在从与其对立的地产中捕获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之后，便采取了普世主义的价值态度，由此形成了追求自行价值增殖的工业资本。马克思指出：“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10](P67)这里即使地产这一私人财产的根源，也被完全卷入工业资本运动中，服从工业资本的权力支配。与不动产的土地相比，表现为机器系统作为动产的“现代之子”，显然更能实现工业资本的自行价值增殖目的。也就是说，以现代技术(机器体系)取代前现代技术(手工艺活动)，形成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乃是一种资本主义历史需要。马克思在比较手工业与大工业之后，指出：“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5](P423)。

劳动对资本的服从，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技术工具化积累。例如，对蒸汽机的发明，马克思说：“在瓦特使蒸汽机具有工场手工业采用的工业形式以前，就已经有蒸汽机的个别部件了”[8](P475)。这些部件包括巴本曾设计的第一台蒸汽机雏型(使蒸汽在汽缸内作用于活塞)、赛维利根据同样原理研制的蒸汽泵、纽可门的蒸汽冷凝器(使活塞上下运动)等。瓦特在发明蒸汽机过程中，只是加上了一个分离的冷凝器，使机械更加高效。这种工具化积累，也是一个社会过程。蒸汽机的最终成功，在于瓦特“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准备好了的熟炼的机械工人”[2](P419)。最为重要的是，从资本的价值增殖动机来看，“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5](P477)。正是基于资本对抗劳动这一社会关系因素，马克思才断言：“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5]。除蒸汽机外，还有其他例证：奈斯密斯发明蒸汽锤，是因为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罢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进，把成年男工从1 500人减少到750人，利润大大增加；费尔贝恩，是由于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发生罢工，才在机器制造上发明了走锭精纺机，从而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

工业资本，不仅在策略上利用机器对付工人，而且在战略上使机器达到资本自行增殖目的。与前现代手工操作不同，现代机器操作以连续的、无限的自主改进为基础，而这种自主动力源于工业资本直接推动的技术发明的社会职业兴起，发明“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11](P216-217)。发明职业化的明显标志，虽然是意在促进技术发展的各种学会和专利制度，但它的常规化和有效性，则来自劳动分工体现科学原则的工厂制度。例如，伟大的发明家瓦特年轻时只是一个学徒工，他为了克服纽可门火力引擎的严重不足，提出单独容器冷凝蒸汽的技术方案后，从小模型迈向大引擎试验遇到的精密工具、熟练机工助手以及购置材料和工具等问题，只是在1767年与卡伦铁工厂厂主约翰·罗巴克、股权拥有者马修·博尔顿合伙后，才在助手威廉·默多克的协作下得到解决，并依靠专利制度享有了有关蒸汽机全部技术改进的伟大发明家盛誉。在机器发明的职业化过程中，大工业资本逐步掌握了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具备了用机器生产机器的自主能力。

与此同时，马克思注意到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进入19世纪后，机器的发明和生产力的改进，越来越纳入了科学原则。现代大工业的技术特征在于，设计生产过程不再基于工场手工业中曾经作为资本组织和安排中心内容的工人及其天资，而是基于资本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就是明确地把科学原则和工程原理并入工业生产过程。自然因素(如风、水、蒸汽、电等)虽然也被资本并入劳动过程，提高生产力，但其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科学发展相一致。特别是机器一旦引入，技术创新便开始进入机器设计与科学规律完全一致的发展进程。虽然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分工由自然科学来解决的主观需要，但只有在工厂制度中才能真正客观地应用自然科学知识解决以往的分工问题，“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5](P505)。可以说，从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的历史发展，把技术带到了一个已经成为科学分析和改进目标的现实深度，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5](P533)。正是在种意义上，马克思才指出，现代工业以其最先进的技术实践方式“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5](P400)。毫无疑问，资本只是在18世纪末期之后，才把机械发明纳入职业化轨道、把技术发展的生命力与自然科学知识和工业利用这种知识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有效地利用工人运动作为机械发明的强大外在动力，逐步完成了使技术发展具备自主动力的工业使命，也才从机器的采用中获得了巨大的价值增殖效应，现代技术也才开始由此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变革力量。

三

对于现代技术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作用，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伦理问题，即“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5](P408)。这一问题，在理论上表现为机器究竟是否只是一种工具？他为此列出了当时普遍流行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机器与工具没有本质区别，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另一看法认为，机器与工具的区别是，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非人的自然力(如风力、蒸汽力、电力等)。对前一观点，马克思认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甚至连最简单的机械，如杠杆、斜面、滑轮、螺旋、楔、轮子等，也被叫作机器”[12](P52)，因此“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5](P409)。对后一看法，马克思批评说，这可能会把各个极不相同时代的由自然力推动的工具都看作机器，可能会把人力推动的机器也看作简单的工具，这“同机器发展的全部历史，以及同初期的手工业企业和工场手工业转变为装备机器的工厂的历史相违背的”，因此同样也“没有包含任何一点能说明这里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因素”[12](P93)。

基于以上分析批判，马克思得出结论：“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区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在当前的场合，所说的正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12](P52-53)这意味着对机器与工具区分仅有工艺学的角度是不够的，只有进入生产方式变革视角，才能真正把握机器的本质所在。在他看来，一切先进的现代机器，都由发动机(提供动力)、传动机构(调节或传送运动)和工具机(或叫工作机)三个本质不同的部分构成。发动机和传动机构，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对生产方式变革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工具机，才能在发动机和传动机构的协作下抓住劳动对象，按照一定目的加工或处理，因此也只有工具机，才在从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中起到变革作用，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工具机与以往工具的区别是，它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机器系统的工具，它作为一整套同类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起作用。据此，马克思对工具机进行了如下界定：“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5](P411)这说明现代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正是因为有了工具机的创造及其规模化应用，才使蒸汽机革命、机器制造机器以及以机器系统取代单一机器成为必要，才使现代机器成为工业革命的起点。

马克思对机器系统中工具机的界定是一种历史界定，把工具机的工艺学内容与社会学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包含了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向度。尽管工场手工业为机器系统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自然基础，但大工业机器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本质区别是，从事手工业的人仍然享有使用工具的自由，而机器生产中的人完全变得客观化或机械化。一个机器系统以不同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推动，便可以达到机器自动连续生产的最发达形态。马克思把这种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系统，看作是一个代替单个机器的“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5](P417)。这虽然是对机器系统的拟人化描述，但已足以说明机器系统对人的巨大威胁。机器系统把全部的工具甚至人包含在一种整体机械运动中，工人在这种机器系统中没有自由，机器时代完成了一次真正人的异化过程。

谈到异化问题，需要再次回到劳动概念上来。黑格尔曾把个体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0](P101)。进入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情境中，马克思实际上把劳动区分为人的自由创造性劳动和导致私产制度和资本价值增值的异化劳动两类。前者作为人类生活本质的真正表达，是马克思努力倡导的劳动；后者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有劳动形式，是马克思给予批判的劳动。在他看来，人类为了生命需要和劳动需要，必须要与自然较力，把自身的力量对象化于外部事物中。这种劳动是一个普遍而必要的异化过程，但资本主义劳动“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0](P55)。这种异化劳动，在工场手工业的简单协作中就已经存在，但只是在现代大工业机器系统中，才获得了现代技术上的表现，即技术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0](P54)技术的异化作用作为劳动异化的现代表现形式，表明减轻人的辛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单纯的劳动过程，而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这样来看，工人不是使用劳动条件，而是为劳动条件所使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以及科学的原则贯彻，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劳动的异化力量也才得到更大的强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了‘主人’的权力”[5](P463-464)。自然科学被资本并入生产过程，在整体上服从资本的大工业逻辑，是使人进入与自然(包括人性)的有效的英雄式对抗中。

大工业的自动机器系统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借助这种强大的生产力使竞争普遍化，把一切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这不仅完成了城市对乡村的最终胜利，而且还将技术异化状态推向了全球化规模。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P67)工业主义或技术主义的系统化和自动化承诺溶解了各种自然关系，消解了劳动、分工和人的社会生活的任何自然特征。机械化、工业化和技术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无疑是巨大的征服者，它们在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后，也以极端的形式(如殖民主义甚至战争)造就了资本主义文明。它们大大加强和拓展了人的自然的社会关系消解的异化悲剧，形成了工业生产力巨大的单向度发展与私人产权结构之间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依其异化理论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观察和分析，由此激发了一种对无阶级社会的技术发展方向设想。

四

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异化作用，是在长时段历史中加以展开的，并参照原始共同体使用技术的社会态度，展望未来技术的社会价值方向。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7](P83)这些社会社会形态或多或少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但同时暗含着历史的必然趋势。为了终结这种对抗的最后社会形态，马克思在描述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时，预设了一种无阶级社会的原始共同体模式。他从原始共同体制度的可能路径中，注意到现代人和古代人使用技术的截然不同的社会态度。资本使用机器是把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价值增殖的劳动时间的最精准手段，而古代人使用工具是为了劳动者本人而珍惜劳动。对于古代人使用工具的情形，马克思特别提到了与西塞罗同时代的诗人安谛巴特洛斯。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吟咏道：“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的报晓！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让我们象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12](P237)这首诗把磨的发明看作古代女奴隶的解放者，说明在古代技术不过是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和体现工具的使用价值。

正是基于原始共同体模式，马克思把工人与其客观条件的关系想象为劳动与其物质前提的自然联合，即想象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劳动，认为历史的发展将是自由的劳动与其现实的资本主义条件相分离的工具化过程，倡导一种向人的初始价值复归的历史方向，设想一种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未来之路。他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3](P926-927)在自由王国的社会情境中，技术不再为资本占有，不再作为异化力量支配人，而是能够被社会化的人共同控制，适合人性本质，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的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按照人性的方式理解劳动，劳动应该是人的自由享受。所谓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以社会共同体构建为前提。马克思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御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P82)在社会共同体中，人抛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商品的存在角色和地位，按照真正的人的经历调节物质交换关系和组织经验世界，同时越来越习惯于体验人的快乐和真正的个体自由感受。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共同体存在，自由概念作为技术社会进步的价值预设指向的是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实现。按照这种预设，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物和社会活动都将借助人的社会存在变成充满人性的对象，通过人的社会生活，自然界成为自然界，成为人的自然界和为了人的自然界。对于这种价值预设，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10](P101)。结果是，未来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将实现人的共同本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自然—人性—社会和谐的社会共同体状态。

以上是对马克思的技术社会学话语进行考察，现将其归纳如下：一是，就技术与社会关系而言，唯物史观本身包含了工具化和情境化的辩证分析方法，问题不在于技术是否产生社会影响，而在于要解释和说明它是怎样发生影响和发生怎样的影响；二是，在长时段历史中，在工具化意义上，技术对人类社会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但这绝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更不是技术工具论的，因为就特定社会情境来说，技术能够起到这种进步作用需要诉诸具体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加以解释；三是，具体到资本主义，可以在社会情境化意义上，依照资本增殖逻辑，既对技术变革的社会建构过程给予解释，又以异化的概念对技术做出社会批判，表明资本主义因其反人性的破坏性创造本质和阻碍人的自由发展而无法形成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四是，为了颠覆异化形式的技术方式，参照原始共同体模式，赋予技术以为自由劳动创造条件的社会价值方向，向人们承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通过生产方式变革创造美好生活的理想社会诉求。这里所谓工具化是用作一般的、抽象的分析的(如对一般劳动过程的分析)，情境化是用作特定阶段的解释的(如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解释)，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特定历史阶段的技术给予整体的把握和理解。采取这种辩证方法，马克思把技术的革命性力量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下和社会情境中加以解释，然后给予批判，并指明社会地建构技术的价值发展方向，其整个技术社会学话语带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建设性。新时代的中国正以自身的资源动员优势聚焦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马克思的自由王国、自由劳动和社会的人等概念以及由此升发出的人类能力规则要求(例如，不能把技术当作盲目力量对待，要在人性范围进行物质转换，最求技术进步要以人性与自然的社会一致为准则，等等)，有助于我们在新技术发展规划、技术应用社会评估和技术社会问题应对等方面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