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小说的“黑人”形象浅析

韩伟涛

王小波的小说，主要结集为“时代三部曲”出版发行。尽管其大批杂文深受读者欢迎，但王小波最为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小说作品。王小波的小说写作，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分期一般以《绿毛水怪》等短篇为其早期代表作，而《黄金时代》等则是其成熟期的作品。经历早期创作探索阶段之后，王小波有《唐人故事》流行于世。这本小说近来有学界新的评论认为，王小波用自己奇异的想象力将唐代传奇故事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反映现实社会的古代世界，既体现了王小波对唐代传奇故事的传承性，更彰显了其自身独特的创新性。①可以说，这为王小波小说创作中受关注不多的《唐人故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笔者认为，对《唐人故事》的研究还有更加深入探讨的空间，而且此趋势对于王小波包含“历史”元素的小说似乎也都能成立。

《唐人故事》里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数取材于唐人传奇，有评论者将之与鲁迅《故事新编》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鲁迅与王小波都存在着“杂文化历史小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和文体追求。②这应当看作是学术界将王小波与主流文学代表人物结合分析的一个重要的个案研究，所得结论亦可启发后学。对唐人传奇的关注和借鉴，对王小波的小说写作边界具有明显的开拓作用，“黑色幽默”作为其个人明显特色亦可在此找到明确的例证。譬如唐代小说中多处出现“昆仑奴”的描写，唐代文献中也有记载，当时富贵之家蓄养黑奴，蔚然成风。③而在《唐人故事》中，王小波有时写作“昆仑奴”，有时又写作“黑人”。对于王小波写作中若干具体历史意象，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此类研究论文总体数量不多，总体水平还不是非常成熟，目前鲜见以文本为基础的个案研究。④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又非常复杂，所涉及的范畴亦非单一领域，既有思想与文学的王小波接受研究，还有以文本出发的文学艺术本体研究。笔者以此为研究背景，通过对其作品中“黑人”形象的探析，从文学手法、故事来源等角度分析王小波小说中的历史元素，展开对《唐人故事》更加深入的研究，并期望对类似文本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王小波写作与隋唐“昆仑奴”

“昆仑奴”在王小波作品中主要见于《唐人故事》 《红拂夜奔》两部著作。作品中“昆仑奴”形象上对唐人传奇有所继承发扬，情节推动亦与唐人传奇有所相似，但王小波笔下的“昆仑奴”形象多利用独特的写法为其重新赋予了丰富的含义，并促使小说主题获得升华。可以说，溯源“昆仑奴”的古今联系，是分析王小波小说和唐人传奇之间的切入点，也是王小波小说中“昆仑奴”形象探究的切入点。

《红拂夜奔》中有一段关于“黑人”的描写，原文写道：

大隋朝的taxi没有轮子，那是一些黑人，脑袋后面留着小辫子，赤身裸体，只穿一条兜裆布，手里拿着一条帆布大口袋。⑤

众所周知，《红拂夜奔》中主要角色并不是“黑人”，他只是隋朝东都洛阳城内形形色色的形象之一。在这一段“黑人taxi”描写之后，作者继续写道：

这也如你今天乘出租车时，也必须研究一下司机和车子，万一乘错了车，就会被人把脸打扁。众所周知，taxi只对外国人和阔佬是安全的。⑥

《唐人故事》是王小波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联系到80年代到90代之际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当时北京出租车行业不尽规范，因此，从“黑人”与“taxi”再到现实中的“taxi”都带有幽默且现实的感觉，借用《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中的原文来阐述作者的体验，那就是“古今无不同”了。对于“taxi”的理解，似乎也应证了学界评论的，“无论是写唐传奇、现实、未来世界，他也都显示出强烈的入世、问世精神，批判者的精神或跃然纸上，或潜匿其中”。⑦

类似的“古今无不同”之细节，在王小波小说中分布极广，似乎是其在写作风格上的特殊之处。在《立新街甲一号和昆仑奴》这篇小说里，王小波对“黑人”所着笔墨较多，并且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结尾：

他见势不好，把木碗别在腰里拔腿就跑，大兵根本追不上，终于跑得无影无踪，音信全无，一直跑回非洲去了。⑧

小说中的“黑人”是一个极其善于奔跑的形象，他经常往返于王公之府和“王二”家中，送去王公府中的婢女，但最终被王公之兵所追赶而逃。这一故事，似乎可以从古代小说《昆仑奴传》的找到原型，虽然主角有所不同，但故事情节高度相似，“黑人”所起的作用也基本相同。

如果将《红拂夜奔》和《立新街甲一号和昆仑奴》对照，可以发现，“黑人”在其中的作用是一致的，且与《红拂夜奔》所本的《昆仑奴传》之作用亦保持一致，但性质则似乎有所区别：前者为市场之自由活动者；后者服侍于达官贵人之家，身份是奴仆。

性质类似的“昆仑奴”在王小波的写作视阈中的位置和出现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既往的研究中基本被看作是王小波的“历史观”之例证。王小波笔下的“昆仑奴”，是唐宋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唐朝社会经济发达，中外交流亦随之得到提升，这使得相当数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并生活在一些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大都市里，如广州、扬州、长安等地，其中包括这些卷发黑身、身体结实、齿大而白、目深力大的“昆仑奴”。尽管学界对“昆仑奴”从何处输入有多种看法，但普遍认为“昆仑奴”在社会中所处地位并不高，因其体质健壮而多见于仆隶等行业。王小波所重新刻画的“昆仑奴”仍然不超出此范围。通过文本对比阅读，笔者认为：昆仑奴的类平民特性，与复杂的时间线构建，进而获得“古今无不同”的情境，是其进入王小波写作视野的重要原因。

在《红拂夜奔》和《立新街甲一号和昆仑奴》两篇小说中，王小波将“黑人”的时代写得非常明确，分别为隋唐二代。考诸历史学研究，言唐多“黑人”者更占多数。⑨缘何在王小波的写作视阈中，“黑人”形象具有一致性，这是一个涉及小说创作的细节问题。从《唐人故事》中可以看到，营造“古今无不同”的气氛是王小波所追求的重要维度。“黑人”的功能与传统小说所描述几乎没有区别，这些写作视阈中的外部环境构造，体现的仅仅是王小波对于历史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是有层次区分的，如《红拂夜奔》中的“红拂”就与传统小说之间区别甚大，不同角色之间的古今不一致性应当是小说创作中需求不同的相异处理，但“黑人”形象在王小波的小说和唐人传奇中具备相似性，并不是其个人思维拓展的区域，而只是营造《唐人故事》的基本故事背景。

以“昆仑奴”与“taxi”为例，作者强调“古今无不同”的感性结论是以其与众不同的对于时间处理的方式有关。历史的属性即是时间性，正是有了相对性的参照，历史的层次才能在人的视野中展开。然而，根据小说创作的需要，王小波的写作绕开了这种思维，“昆仑奴”与“taxi”灵活自如地切换犹如“王二”神出鬼没于小说的各个场合，它完全将时间切为毫无意义的碎片，不同的故事只是对于碎片的整合而已，有学者将此评价为“时间观上的唯我主义”，而这种对于历史在语言上的解构又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的一种流行意识。⑩显然，“昆仑奴”的写作即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

二、“黑人”资料来源考

作为对唐人传奇的重新改写，《唐人故事》显然需要作者具有极其深厚的知识素养，并能将其融汇贯通运用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关于如何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改写，鲁迅曾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写道：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⑪

鲁迅传统学问功力极为深厚，且如此叙述历史小说或者包含历史元素的作品为“很难组织之作”，对于更多普通创作者应照例如是。王小波的小说并非全部为“历史”单线叙事，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的作品在叙事的时间逻辑上面有明显区别，即采用了时间的碎片处理，小说逻辑的构建并非以时间为导向。王小波在时间逻辑缺席之外，用细节营造的人物与社会背景依然存在，相较鲁迅而言，王小波的“历史”小说重新改写，在时间逻辑之外作了更多的写作结构方面的探索。在《昆仑奴传》中，尽管篇章题目以“昆仑奴”命名，是叙事的中心却不完全在“昆仑奴”的身上。⑫文中的“黑人”名为“磨勒”，但作者对“磨勒”的身世、来源以及样貌描写都非常少，这对于叙事小说而言似乎存在缺憾。究其根源，有可能与裴铏的《昆仑奴传》记述有关，裴铏所处年代的“黑人”，时人已无明显特殊性，役使“黑人”虽多见于社会上层之家，但时人对于“黑人”的认知却已经相当丰富。⑬这一猜想可以从若干历史材料的细节中予以清楚的说明。⑭这说明在裴铏的写作视野中，“黑人”似乎并不具有奇观效应，只是普通的写作对象而已，因此对于小说结构方面似乎并不具有明显增效功能。从文学角度而言，裴铏《昆仑奴传》写作的重点是“严生”和“一品官”诸妇人之事，过多写及“黑人”详情有悖小说重点。在王小波的作品中，以《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为例，在小说中要表达出“古今无不同”的具体细节，这导致了必须要对所写的“古”有非常细致的认识。显然这种认识的来源对于作家而言不是单一的渠道，而是多种作用力共同生成的结果，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古代小说以及古代历史。

我们对于作家创作资料来源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其文学谱系进行梳理，另外一方面则是对于作者本体的研究。王小波小说中所关涉的文学谱系，是极其复杂的。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日学界的研究成果，尽管有深度研究如关注到鲁迅与王小波在处理“历史”元素上的相似性，但更多关于中国文学谱系的研究则对王小波小说的关注甚微。王小波作品有身为专业作家的独创性特征，对其作品的分析需要转向以时代背景与作者的经历相联系。以王小波的个人“自述”来分析这些“历史”元素，不失为一种靠近写作环境的途径。王小波在不同的文章中亦偶有谈及。《青铜时代》中，王小波写道：

熟悉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本书叙事风格受到法国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杰出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影响，更像一本历史书而不太像一本小说。这正是作者的本意。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

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⑮

这是作者在《红拂夜奔》序言里关于“王二”的专门介绍中提到的内容，此处明确提及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及著作。年鉴学派是起源于法国并极为注重对社会历史细节研究的一个历史学派。80年代中期王小波曾留学美国，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学生。而年鉴学派进入中国大陆的时间基本位于同一时期⑯。阅读年鉴学派的著作无论发生在美国或中国，都能够与作者的认知背景发生关联。与此同时，80年代又是中国历史研究发生诸多新气象的一个源头，这一时段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关注。从学术背景而言，这种切近于社会史方法和意蕴的写作方法，对王小波来说应该是一种较为自然的反应，这些理论熏陶对于作者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上或者方法上的“资料来源”。

学术背景对于研究王小波的作品至关重要，其细化表现即是王小波的历史学与社会学训练，以及8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注焦点的逐步变化。前者的影响通过王小波专门撰文记述许倬云可以了解，后者的影响则是宏观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影响。王小波身处于这种环境对其具体写作的影响也应该是客观存在的。⑰此外，文学创作中作家的特性亦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维度。观察作者的生活阅读经历能够获取信息，经历中的某些具体事件会变为所谓的抽象“天赋”。对于王小波早期生活的“历史性”元素，这里仅举一例说明：

我在教育部院里住过很久，那地方是原来的郑王府，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了王府的旧貌，屋檐下住满了燕子。傍晚时分，燕子在那里表演着令人惊讶的飞行术：它以闪电般的速度俯冲下来，猛地一抬头，收起翅膀，不差毫厘地钻进椽子中间一个小洞里。一二百年前，郑王府里的一位宫女也能看到这种景象，并且对燕子的飞行技巧感到诧异——能见到古人所见，感到古人所感，这种感觉就是历史感。⑱

上述事件发生在王小波成年以前，这种被称为“历史感”的细节在其小说中大量存在。郑王府的客观环境为王小波的早期思维形成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现实基础，这样的认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仍然能够清晰地找出痕迹。以《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中一个段落，来说明个人经验对于小说写作的影响：

昆仑奴喝汤时，王二看着乱纷纷的雪幕背后的轮廓，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这种远眺华厦的感觉，古今并无不同。我站在窗前，看到脚下是一片平阔的雪地，雪地那边是新楼。⑲这里的情节叙述与王小波在成年以前观看堂前燕子时产生的“历史感”颇有相似之处。在《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小说后文，还有类似于《红拂夜奔》中对于“taxi”的一些黑色幽默的描写，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古今无不同”代表着王小波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有分析者指出，这种关注是王小波小说创作的历史观之一种，并将其解释为“古今一是论”，其要点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⑳作为一般抽象性的结论，可以说，王小波的“古今无不同”心境从宫女与燕子的简单而浪漫的印象最终变成了历史与现实世界中相似性问题，这一点正是学者关注到王小波作品和鲁迅作品存在差异的关键所在。㉑学术背景的影响和作者成长经历带来的“历史感”，以及这种思维习惯所带来的写作风格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几乎俯仰皆拾。

除了知识背景可能对小说写作产生的影响之外，对于《唐人故事》的材料所本亦是一个重要问题。就写作顺序上而言，传奇性或者历史小说并不处于王小波写作的早期阶段，但对这一类材料的接触，于王小波而言并不算晚。《唐人故事》和唐代传奇的基本气氛有明显不同，但王小波对唐代传奇的改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只有角色印记的重新拼接。如上文所举“昆仑奴”之例，其性质在两种体例中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反而在“显微镜” 下呈现的人物状态有相似性。不仅如此，王小波补充了其他更加细致的历史材料，使“昆仑奴”的形象更加饱满，类似于“昆仑奴”等元素的细化描写，应该是作者本身在经验和知识方面的扩展。《唐人故事》及《红拂夜奔》中的“黑人”形象，与唐代传奇虽然存在各不相同精神风貌的角色形象，但故事框架仍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我们从王小波对于唐传奇改写的具体细节中，似乎能够发现作者更为深层的用意。独特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想象力构成了王小波“历史感”的主要来源，这种实际生活经验上的时间碎片逻辑同样也是作者在写作世界中对时间习惯性的处理方式。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王小波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中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突破。

三、余论

学界对王小波小说的研究，确实存在一些“资料”来源性质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比较明确地指出了王小波个人经验及写作视阈中的“西方资源”，譬如前文述及《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的写作细节，以及作者对于年鉴学派观点的吸收，都能够清楚地表明“西方资源”对于王小波写作的影响。然而，在王小波成熟期的作品中，历史与现实的拼接式写作方式是他最为明显的个人特色，这些写作虽然其基本素材来自于中国古代小说，但韵味则几乎完全不同。“昆仑奴”的古典书写和王小波的重构“昆仑奴”有着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些差异需要以历史学的眼光进行深入分析，这些古代小说在王小波的创作进程中，亦可看作是他的“古代资源”。

“古代资源”并非与“西方资源”的论点相并行，只是观察王小波小说的一个向度，是一种归纳式的说法，将王小波在作品中写及的一些符号性内容进行判断并对之分类，基本上可以观察到作者掌握的“古代资源”情形。

据《王小波年谱初编》记载：7岁时王小波阅读的书目中，中国作品是《水浒传》和简本《聊斋志异》。㉒换句话说，古代小说在王小波的早期阅读史中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杂文《我看“国学”》中，他也透露了一些在小说之外的古代文化学习经历：

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㉓

在这里，我们也可了解到“古代资源”是王小波关于小说认识的一个早期元素，其与“历史”元素相互缠绕，构成了他在写作成熟期的最重要的风格。

关于古代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小说中写及“王二”的藏书，其中有《三字经》 《千家诗》 《罗通扫北》 《小五义》 《南唐二主词》《太平广记》 《朱子语类》 《牛马经》 《麻衣神相》《南华经》以及《净土经》等。㉔这些书目是王小波为“王二”所设计，但也可以确定它们是王小波所经常阅读或熟悉的。这些书目与其偏爱小说与志怪有关，王小波许多小说素材来自于《太平广记》等书。古代小说风格与现代小说毕竟不同，但这些资源所起到的作用则是相当明显的。古代小说中丰富的历史掌故以及名物之类的记载，对于捕捉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状态，与年鉴学派的学术方法实际上存在耦合之处，共同构成了王小波《唐人故事》等小说极具个人风格特征。㉕

王小波作品中，数次提及“历史”、“历史时期”或者“历史感”等各种名词。某种程度上，对于国学或者传统文化主体等属于“历史”的部分，与改写《唐人故事》中重新塑造的“历史感”，或者“古今无不同”的特殊感觉存在分离。分离的评价存在两面：一部分来自于王小波所偏向的“自由主义”；另外一部分则来自于自身经历以及求学历程，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于“历史”的看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以为，在王小波《唐人故事》研究中，需要引入历史学的思维，因为基于深刻学理的思想性观点或将王小波置于“反讽”的另外一面，虽然能够在人文学者群中引起讨论，但这种讨论却忽视了历时性的维度，远离了其写作产生的历史语境。㉖因此，放置于书写背景和历史背景之下的研究，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王小波小说的成就，而不是将其建构于一种过度“高化”的虚空逻辑分析之中。

注释：

① 沈穷竹、汪羽旎：《论〈唐人故事〉对唐代传奇故事的创新》，《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8期。

②⑦ 房伟：《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东岳论丛》2006年第11期。

③⑬⑭ 程国赋：《唐代小说中昆仑奴现象考述》，《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

④⑳ 吴鹏程：《论王小波的荒诞化叙事》，广西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⑥⑮ 王小波：《青铜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262页。

⑧⑲㉔ 王小波：《黑铁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52、153。

⑨ 景兆玺：《唐代中非关系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⑩ 徐彦利：《九十年代新历史叙事范型》，河北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⑪ 鲁迅：《故事新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⑫ 姚毅：《裴铏及其〈传奇〉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⑯ 樊江宏：《年鉴学派国际影响之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⑰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上海文学》1997年第12期。

⑱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页。

㉑ 翟传鹏：《论王小波小说创作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㉒ 黄平、夏晓潇：《王小波年谱初编》，《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

㉓ 王小波：《我看“国学”》，《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

㉕ 仵从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文史哲》2005年第4期。

㉖ 黄平：《王小波与文学史》，《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