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难度与魅力

谈凤霞

湖北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倾心于写“梦”，从《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到《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用跨文体写作的方式把孩子的梦写得真切、丰富、深刻、动人，表达作家对孩子的生存遭际、中国现实与未来的思考。即便在不以“梦”为题的小说中，如这部长篇新作《鬼娃子》，也融入梦境，以梦为天马，以梦幻来对照现实，并介入现实、改造现实，创造理想的自然和社会的生存状态、群体和个体的生活姿态与生命境界。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这部作品依然是对其多年秉持的“梦幻现实主义”的探索实践。新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会给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甚至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梦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会让我们想到一个比较相近的文学概念“魔幻现实主义”（magicrealism），这一兴起于拉丁美洲的小说创作方法给此前薄弱的拉美国家文学带来了空前的兴盛，也给世界文学带来了新异的风景。在西方儿童文学界，擅长“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是2010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英国的大卫·阿尔蒙德（DavidAlmand），他被誉为童书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广为人知的是他那部被拍成电影的《当天使坠落人间》（Skilly），而这一手法运用得更为圆融、意蕴更为深广和复杂的是他的《天眼》（HeavenEyes）和《旷野迷踪》（KitsWilderness），给少年小说创作带来了神秘而奇妙的魅惑力，其魔幻现实被认为“能抓住少年读者的想象力，激发他们阅读、思考和批评的潜能”。大卫·阿尔蒙德的魔幻现实主要基于他家乡的矿区，由此而带来沉重、深邃的品质；而董宏猷的梦幻写实则根植于中华大地，有其独特的文化气息和美学气质、气度和气场。

董宏猷追求的“梦幻现实主义”鲜明地强调了“梦幻”，以之代替具有更多怪诞性质的“魔幻”。他以此理念在儿童文学园地中开疆辟土，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文学山林，也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前卫和新异的壮阔景观。“梦幻”一词带有空灵的诗意、浪漫的情调甚或隐喻的意味，必然会影响文学的气韵和质地。单纯地构思“如何梦幻”或“如何现实”也许并不十分困难，“梦幻现实主义”的难度在于，不仅要考虑“什么梦幻/如何梦幻”“什么现实/如何现实”，更要思考如何将“梦幻”和“现实”真正地水乳交融，或者说如何“梦幻现实化”和“现实梦幻化”、以梦幻独有的力量来表现现实，如何在二者的相互渗透中将梦幻和现实的关系变成二者相乘以产生新值，而不仅是简单的二者相加。董宏猷自觉地挑战了这一有难度的写作，并且做得风生水起、别有洞天。

书名是一本书的眼睛和表情、是一本书的心跳和灵魂，《鬼娃子》这个书名起得自然贴切，非常有吸引力，这个词就带出了现实和梦幻的两重性。顾名思义，“鬼娃子”这一称呼本身具有梦幻性，类似于超现实的一种精灵，配上封面的梦幻效果，更具有山鬼之类的神话般的色彩；另一种则是现实中某类孩子的指称对象，作者在题记中解释：“鬼娃子，湖北、四川一带山区对另类的出格的孩子的昵称。褒贬兼备。寓意丰富。”这一解释暗示了或褒或贬的两种鬼娃子类型，而这也正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两类不同性质的主人公，塑造方式大体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中间和结尾也有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交汇。

这部小说容纳了地球生态关怀的大主题，这一主题无论在纯粹的现实题材小说还是纯粹的幻想小说中都已有过一些表现，但是将想象和现实进行如此庞杂和丰富、如此追古思今且上天入地的结合，实属少见。梦幻和现实的情节落实到结构体式上，呈现为两条线索平行交叉的叙事形式，两条故事线各自独立又彼此依存，也相互映照和碰撞，在叙事推进中激发出更多层面的意义。具体来看，一条是以12岁的春儿为中心（包括田老师在内）的保护野生动物的叙事，一条是以春儿的小舅、17岁的三毛加入盗猎和走私野生保护动物的经历为线索。就创作手法而言，一是倾向于梦幻色彩，一是立足于現实主义；就主人公年龄层次而言，一是童年梦幻故事，一是少年成长故事。就故事环境而言，二者对应着作者精心设置的两大地点：一是生长着多种多样动物、植物甚至神仙鬼怪的迷魂林和杉树坪，充满了神秘、野性、瑰丽的梦幻气氛；一是现代城镇都市，更多是唯利是图、人心叵测的社会纷争。二者的倾向和气质也明显不同：一是反映正义，表达亲近自然的向往和意念，因而轻柔、轻盈；一是反映邪恶，表现现实人性的被异化，因而显得粗硬、粗粝，甚至不避讳地直接书写其粗陋和粗鄙。长篇小说要讲究呼吸的节奏，这两条线索一可看作“吸”，深深吸入春儿世界代表的美好，吸进充满希望的梦幻；一可看作“呼”，呼出污浊的现实，排斥三毛因金钱和欲望、因被蒙蔽而生的堕落。故事在一吸一呼中交替前进，交织了多重矛盾：纯洁与污浊，善良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朴实与功利，原始与现代等。

这部梦幻现实主义小说融会了多种元素：童话、神话、传说、科学、伦理、情爱、人性等，相互穿插交织，宏阔大气。小说颇具电影的画面感，或明或暗，或暖或冷，或浓或淡的色彩交错扭结，调子上则或舒缓或紧张，或高扬或低沉，或庄重或谐谑。两条线索的变化方式有时是淡出淡入，有时则是直接切换，在两重叙事之间形成不同程度的张力，各自极大地扩展着审美空间，令人或惊艳或叹惋，似浪漫抒情片和现实剿匪片这两种电影类型的结合。在小说结尾处，渐渐融为一体，酿造了驳杂多样而最终趋于和谐的审美体验。

长篇小说《鬼娃子》体现了作家写作的“野心”：一是山林乡野之心，唯有具备“野”的气性的人，笔端才能流淌蓬勃的自然野性；一是超越前人与超越自我的文体探索雄心，力争突破中国儿童文学的已有格局。小说带有浓厚的地域性（湖北山区）、民间性（大量山歌、童谣的加入）、传奇性（彭家封枪的缘由、春儿的飞翔、拜访毛人等）、史诗性（岩壁上的画，以毛人的七篇课文讲述地球历史等），以及强烈的现代性，如对于少年情爱、人性变异和复苏的深入刻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等。作家有着忧患深重的现实生态人文关怀和少年成长关怀，致力于表现风土、生活、性情的浓郁质感。生态主题既有关于自然环境的生态、社会文化的生态，也有对人的心灵生态的观照。同时，作者也将对生命的美好境界和成长的困境与突围等的思考，以盐溶于水的方式渗透进故事中的梦幻或现实。小说情节体量庞大，构思复杂，并融入了植物学、医药学、历史学等林林总总的渊博知识，梦幻和现实中的人物、动物、鬼怪等角色纷纭且颇为立体，可见作者的结构驾驭能力和叙事写人功力之深厚。尤其可圈可点的是反面或中间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黑七、三毛的形象具有多重人格和性格，人物不是简单的符号化，而是善恶兼有且有变化过程的动态呈现。

小说笔力雄健洒脱，又不无诗意和深情，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亦真亦幻的部分想象自然而奇妙，令人沉醉；而现实书写的部分则细致犀利，甚至读来惊心。整部书的总体感觉是前面写得自然天成，后面则稍显雕琢痕迹，收束部分的新奇度、震撼度、隽永度可再加强。两条线索的交叠写作是一把双刃剑，是狭义的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甚至成年文学的融汇，能带来丰富的叙事，但也可能带来隔阂。要精心处理两个声部的交叠起落，使之彼此推进又浑然一体。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探讨小说形式时希望自己的小说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仅仅是一个开头，或者说始终保持开头引人入胜的魅力。这是十分有难度的体式。董宏猷历时八载写就这部梦幻现实主义的厚重之作，其间不断调整和丰富、深化情节、形象、主题、结构等，可见其写作姿态的虔诚和执着。这样自觉挑战难度的写作，既考验了写作者的耐心和毅力，也是在培养具有耐心的读者，学会潜心阅读和思考的读者，并能像小说中的鬼娃子春儿一样想飞就能飞起来的读者，逡巡于梦幻与现实、自然与人间，欣赏、观察、思考、守护或改变人类共存的这个世界！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