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利里奥的“竞速学”

梁雷雨

2018年10月8日的《哲学沙龙》网站上，刊载了克里斯托弗·李纪念刚刚逝去的法国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的文章，题为《纯粹时差：与保罗·维利里奥一起思考》。

尽管与福柯、德里达和鲍德里亚属于同代人，但维利里奥并没有借助形象、语言和性等来达成对于社会权力的理解，相反，他对于权力的理解借助于更为传统的方式，即考察军事化、技术革新以及最为重要的——速度，是如何界定了现代生活的。他曾经说过，每种技术都带有其自身的否定性，它与技术进步被同时发明出来——你发明了轮船，你也就发明了海难;你发明了飞机，你也就发明了空难。因此，与现今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创新的市场意识形态相反，他总是愿意指出潜藏在此类技术乐观主义下面的“死亡冲动”。

维利里奥著述颇丰，比如《地堡考古学》，这部著作以二战时的纳粹地堡遗迹为对象，像福柯对于监狱的观察一样，维利里奥将地堡视为现代权力的象征;而《纯粹战争》一书则将思考的对象指向了冷战——特别是其核战威胁，所谓“纯粹战争”，指的正是备战情绪的无处不在、借助于现代科技的防御措施，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巨大焦虑。另一方面，维利里奥的二战经验也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城市乃是战争（而非商业）的结果;界定了城市的，是其兵营，而非市集——就此而言，战争就构成了另一种能够界定现代生活的巨大力量。当然，他的核心思考，是关于“速度”的，其所谓“竞速学”，研究的就是速度及其政治后果，以及其强力奇观;而他所谓“速度的专政”，则抓住了技术所催生的地缘政治向“长时政治”的转变趋势。正如他所说，“空间不再在地理之中，而是在电子之中，在跨国公司总部、控制塔、指挥所的瞬息时间之中。政治更多是在时间系统而非物理空间之中，而管制时间系统的，正是从电信到飞机的各种技术。”并且，一旦没有了地理学和空间，也就没有了运动和自由的可能性。维利里奥对于“速度”的分析，与马克思有颇多应和之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曾论述过资本主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做法，而维利里奥的确也是在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在思考：无论是借助于瞬时信息还是永无止境的换班工作，全球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加速主义”目前看来无可避免，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们常常讨论的“睡眠的终结”。

而在克里斯托弗·李看来，我们大概可以用“纯粹时差”来理解维利里奥的思考：技术造成的速度总是让人筋疲力尽。或者还是换用维利里奥的话说，我们正在抵达一种“世界时间”状态，在其中，时区已经无关紧要、日夜之分已经过时——一切都是“现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