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新城王氏家族对地方的贡献
——以《新城县志》为主要研究载体

高莉莉

对于方志的价值，张舜徽曾指出，方志以 “社会为中心”，是保存社会史料的渊薮，方志一般记录地方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是地方之全史也。研究一个地方一个家族的发展历程，地方志是最好的研究载体。以王士祯为代表的山东新城王氏是新城县跨越明清两朝的名门望族。作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王氏家族肯定对地方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新城县志》为该地区的唯一方志，记录了王氏家族的兴衰演变，更见证了王家一族对家乡的回馈与贡献。下面将以民国重修《新城县志》为主要研究载体探究王氏家族对地方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一、《新城县志》与新城王氏家族

《新城县志》自明嘉靖年间始修，至民国年间重修三次，共四版，分别是嘉靖胡应鸣主修版、天启张必大主修版、康熙崔懋主修版与民国袁励杰主修版。前三版因年代久远，或已流散或残缺不全，仅《民国重修新城县志》至今保存完整。《民国重修新城县志》由民国时知县袁励杰在先哲所辑史料的基础上汇集新城县知名耆老名宿重修而成，据《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前《袁序》可知：“《新城县志》续修于康熙癸酉，距今二百四十年”，期间无志问世，虽道咸同光以来历次续稿，但终因日久未能付梓。为能清楚反映新城县二百多年方舆、建置、赋税、典礼等的发展演变，更为了让后来为官者快速熟悉新城历代制度沿革、风俗物产等，袁励杰决定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开始县志重修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王氏作为新城县名门望族，每一次重修县志都有王家成员的参与，王家对县志贡献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民国新城县志》共二十一卷，包含方志、建置、赋税、典礼、职官、选举、人物、烈女、恩恤、金石、艺文、杂志等12部分，对新城县方方面面进行了介绍，为后人研究新城县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

王氏第六世代表人物王之垣在《新城王氏族谱序》里称:“新城之有王氏，系出青州之琅邪。其移居新城，自琅邪公始。”《族谱序》中的“琅邪公”即王氏始祖王贵。元末明初战乱频繁，王贵为躲避战乱携家带口从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迁移到了济南府新城县东南隅的曹村。搬至新城时，王贵只是一个普通的匠户人家，至孙子王麟“始肇文脉”，走上了读书仕宦的道路。自此家族“科甲蝉联不绝”，跨越明清两朝，历经300余年，王氏家族中进士者有24人，明朝15人，清朝9人，此外，还有武进士6名。从三世祖王麟踏上仕途，到第十四代家族衰落，王家出了成百名官员，最多时号称“王半朝”。王家的科宦道路与文学创作是相互关联的，王氏家族成员世代皆有著述，且著述颇丰，有“江北青箱”之誉，著名的有第五代的王之垣著有《历仕录》《炳烛编》《惺心楼三编》等；第六代的王象晋著有《群芳谱》《救荒成法》《赐闲堂集》等；第八代的王士祯最为著名，有《池北偶谈》《渔洋诗话》《带经堂全集》等多部作品流传。正是王氏家族累世为达官显贵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在望族辈出的山东声名显赫，成为一方名门望族。王氏家族从“无立锥之地”的穷苦农家，成为科甲蝉联、名臣满门的名门望族，究其根本是其家族成员始终秉承着经过几代人总结提炼出的家规家训。四世祖王重光曾制《太仆家训》教育子孙：“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注]王士镇:《池北偶谈》(电子版)卷五。读书持家，道义立身成为王氏家族家规家训的核心，世世代代遵守，时时警示。之后每一代家族族长都会充实完善家训，如王重光的儿子王之垣实行比他的父亲更严格的家规，特别是围绕着“举业”这个中心，制定了一套经典的教育体系，对家族子弟进行了近乎苛酷的培训，要求子侄“每日读经史毕，做文七篇，缺一不可，旷一日不可”。[注]王焕文：《新城王氏家规家训的形成与发展》，《寻根》2017年第5期。经过王氏家族各代人的完善，最终形成了融处世、为政、治家、劝学、修身多方面的家规，涵养了家族善良勤俭、敦宗睦族、读书力学、见贤思齐、忠勤报国、救灾恤邻、严于律己的良好家风。严苛的家规与端正的家风不仅是王氏家族历经两朝、前后数百年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他们用心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的精神指引，引导族人将家规中的“足己济人”“忠勤报国”付诸于实践。

二、关注地方文化建设

(一)投身地方文教事业

明清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教育，确立了“教化之道，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注]李井铭：《明清鲁中仕宦望族与基层社会》，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官方有府学、州学、县学，民间有自办的社学、义学、书院等各种学校，世家望族经常参与它们的修建，或捐钱捐物或出人出力。王氏家族的发达得益于科举，自身特别注重文化教育，因而对家乡学政也极为关注，第五代王之垣之子王象乾曾督促家乡地方官员重修新城学宫，促成此事之后，委托弟弟王象晋担任总负责人。《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建志置》中记载了当时各乡绅为修缮学校的募捐情况：“天启辛酉大殿圮，诸生邢逮、耿藩等鸠阖邑缙绅及县学诸生捐银二百七十余两，而邑人礼部主事王象晋、董其事用银三百四十余两，文昌祠坊，则象晋独任之。”[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从中可以看出王氏家族对家乡文教事业的关切之心以及热爱家乡的拳拳赤子之心。作为当地的文化大族，很多庙学与书院的序文都由王氏家族中名望最高的人来执笔，康熙年间，大成殿、名宦祠、儒学门等被邑人修葺一新后，由王士祯作序记下了这件事。王家投身新城文教事业的做法从明中期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年间，未有中断。道光年间，王家尽管已中落，仍秉持“读书、道义”的家训，关注当地的文化设施建设，在家乡要重建书院慷慨相助，“复因屋宇狭窄，不如另建书院。监生王宸海、文童王宸淑、王宸浩、王宸沅等皆忠勤公裔孙，县署西有空园地一段计地三木三分三厘，共愿捐施……”[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

王氏家族除了帮助地方修建各类学校之外，还有多位王家人在鲁担任地方州县的教谕、府学教授等职务，担负起同乡邑人的教育职责，为家乡培养人才，为国家输送栋梁之才。如王耿光的孙子王象兑“以明经为曹州训导”；王士祯的大哥王士禄中进士后，在莱州府学任教授；王士祯的从弟王士骊曾担任诸城县儒学训导，王渔洋门人惠周惕在他的《砚溪先生诗集》中夸赞王士骊：“吾师天际人，夫子亦绝俗。”[注]蒋寅：《新见的一种记载王渔洋暮年事迹的重要史料——读王士骊<幔亭公漫录>札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卷第9期。说明王士骊在世人眼中是淡泊宁静，甘愿在地方教书育人的高士；还有王士祯的长子王启涑也曾担任过荏平县的教谕。王家作为历时几百年不倒的文化大族，为了让子孙受到更好的教育家中都建有私塾，私塾一般也会接纳外姓子孙，如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徐夜就曾受教于王氏私塾，表明王氏在发达之后不但为本族子弟提供教育机会，还会接纳外姓子弟，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王家自明代象乾、象晋时，家族就藏有大量书籍。至王士祯、王士禄这一代，几兄弟的俸禄大多用来购书，仅王士禄一人积书有数千册，并给自己的书库取名“池北书库”，该书库后成为山左著名藏书楼之一。王家的藏书相信也为当地学子提供了更广阔的读书空间。

(二)参与县志的编修

县志是对一县人情世故的记载，内容详实，尤其是人物志往往涉及到县中的名门望族，历来受到地方大族的重视，望族中经常有成员参与地方县志的编纂。《新城县志》在明宪宗时期开始编修，之后经历了多次重修，几乎每一次重修都有王家人的参与。明宪宗时的第一次编修王耿光以当地名人参与了这项工程。民国《重修新城县志》中保留的胡应鸣为嘉靖年间重修新城县志作的序中记载了这件事：“嘉靖壬辰经历王耿光、知县宫政绩续编至稿”；嘉靖年间重修的县志有王象晋、王象艮、王象春、王象复等多个兄弟参与；天启年间王之垣参与了新一轮县志的编纂；民国时王家虽然败落，但几百年积淀的文化底蕴没有那么容易消磨殆尽，作为当地的文化世家，王锡钧、王毓绂等还是被选为重修县志的主创人员。参与编修县志，对世家望族来说，于私能够提高家族威望，尽量增加家族人物生平的记录，还能抹去家族中受人非议的事情，为前辈讳言曲笔，如王之垣杀何心隐的大事，《县志》中竟无记载，应是王家后人的操作；于公能对地方人物功绩作出公允的评价，利于地方文化氛围的营造与文教事业的发展。

三、参与地方公益事务

(一)设义田、修城池

好善乐施是山东名门望族的优良品德，参与道路桥梁的修建、义田的设置以及帮助政府赈灾救荒是这一品德的最好诠释。新城王氏一直秉承着以“读书道义”为中心思想的家规家训，自然经常从事公益事务，将乐善好施的家风延续下去。六世祖王象晋在《重修新城王氏族谱原序》中载其父王之垣“建家祠以报祖功，立祖约以垂后戒，剂义田以赡族众，广赈施以惠闾右”。[注]何成：《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可见设义田、赈灾救荒等是王家参与家乡公益事业的主要内容。有关流传下来的义田资料可知王之垣这一代六门曾共同成立“为孝思”的宗族组织，根据六门不同的情况捐献一定数目的土地作为义田。义田分配的对象不仅包括五服之内的族人，还包括五服之外的普通族众及异性过继者。虽外姓普通民众无权享有义田成果的分配，但王氏义田皆出租给外姓耕种，使贫苦百姓有田耕种，有粮可食，不至于流离他乡或因无田耕种而家破人亡。义田主要用于全族的种植栽培、纳税服役、赈济灾民、抚恤贫苦民众等。王氏家族的义田一定程度上给新城百姓提供了福利，有助于维护地方社会的安稳。带头捐建新城的城门与城池也是王氏家族参与的公益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到明神宗时，新陈城门已破败不堪，第四代的王象乾当时担任兵部尚书，听说了这件事后，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与王家在当地的名望，让家人在新城奔走呼吁，联系各家名门大户，希望他们一同修建新城的城墙。作为发起人，王家独自承担两门城墙的修建，以显示其领头作用，其余望族协力修建两扇门。《新城县志·艺文志》中有相关记载：“邑缙绅鸣梧张公、华平耿公聚族而谋，所为守御之具，众佥谓城屺尤可资捍卫，而门皆朽矣……不忍重困吾民，乃相与随意捐金助工……鸣梧董北门，华平东门，家弟象壮西门，而南门则委之不佞象晋……”[注]马翠：《明清山东望族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不止城门，王家还发起新城各大族对城池的捐建。城池在战争时期能抵御外来侵入者，是一座城市的屏障，在地方的作用之大不言而喻，明朝晚期战乱四起，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时时受到威胁，但新城的城池却十分残破，防御作用微乎其微。修建城池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之重非一家所能承担，于是王之垣就号召当地的名门大族赵氏、耿氏、张氏等一齐为修建城池奔走筹划，“万历七年乡管户部尚书王之垣遗书巡抚都御史赵贤，属分守济南首参议严用和檄知县牛希儒撤土而砖，东圆西方千五百步，上阔一丈……”[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此次修建总共花费3000两有余，经费是靠望族们凭借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从各种官银中筹来的，如“县自征银100两，郡致库银850两有奇，布政司致香税银500两有奇……”[注]李井铭：《明清鲁中仕宦望族与基层社会》，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此外，在查找资料时还发现了一条王家为家乡修建桥梁的记录“司马桥，王象乾增修因名”。王氏家族为家乡修建的公共设施劳心劳力，出人出钱，表达了他们对地方稳定安全的担心，也显示出他们愿意承担身为一方大族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二)协助地方办赈

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一般鼓励地方望族协助救济，望族也以赈灾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参与地方的赈灾救荒一直是王氏家族的优良传统，自二世祖王伍起，王家人就被乡人认为是“乐善好施”的代表。“(王伍)尤好施，予岁时勤力，治生产计口授食，余悉以赈贫乏，门前有槐一株，时作糜哺饿者于其下，外呼之曰王菩萨……”[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后来甚至发展成了新城王氏有组织机构可依赖，有规章制度可遵循的家族性质的大事。万历年间，山东连年大旱，饿殍遍野，至“易子相食”的地步。看到家乡的百姓饱受饥饿之苦，王氏家族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商议如何救助受灾群众，并专门成立了“还淳雅会”的组织作为部署家族救灾事物的机构。王象晋在《还淳雅会跋(代思止弟作)》一文中记录了创立“还淳雅会”的目的：“予兄弟私相聚谋，创为还淳之约，欲节杯中之余沥，拯沟中之捐瘠，而又付之剞人，用广同志。若曰是会也，可行之一人，亦可行之人人；不行之一处，亦可行之处处。倘随人随处而皆有是举也，以估施济之所不及，其于人或少有济乎，亦总之此心此理也。”[注]王焕文：《新城王氏家规家训的形成与发展》，《寻根》2017年第5期。可以看出王家人的救乡亲们于水火之中的道义之心以及自觉参与公益事务的责任感。王家不仅倾自家之力帮助灾民，还制定救灾章程刊印出来，用以宣传，动员地方其他望族的加入，共同御灾。为了指导后人在此后的救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王象晋特意编写了一部《救荒成法》的书，作为家训，世代相传。事实证明王家后人没有辜负先祖的良苦用心，多次为地方的赈灾救荒贡献一份力。万历壬子年，“王与耔日施钱米，全活甚众”；[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新城发生大饥荒，王兆信“开囷借粮，至秋来偿一粒不受，时称善人”；[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王宸俸，字鼎臣，号百禄，祖玺子……辛丑、丙午大饥，出余粟酬乡邻，多所全活”。[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这都表现出王氏家族以“道义立身、乐善好施”的家风。其实，王氏家族耗费如此气力帮助地方政府赈济灾民，不仅仅是其家风使然，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王家救助同乡贫苦民众后，百姓生活得以保障，将可能会发生的灾民暴动扼杀在摇篮中，起到了维护乡梓安全的作用；另一方面参与公益事业对家族发展也有好处，族人共同参与救灾既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又提升了家族在新城甚至在全国的威望。

四、其他贡献

(一)参与地方治理

仕宦望族中人才辈出，有很多成员在地方或中央担任官职，与各级、各地官员多多少少有些联系，而在各地任官的成员就为家族拓展人脉，提高名望，积累丰厚的政治资源。望族利用家族的名望、人脉及丰富的政治资源可以为家乡百姓谋福利。《新城县志》中就记载了多件王氏家族利用自己的地方威望与政治资源造福百姓的事迹。《建置志·建立石闸记》记录道：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稻田蓄水灌溉的土壩“两年以来遇水稍多，既被冲决，引灌维艰”，当时身为监生的王兆淇就带头与乡民一起上书曰“今各庄垦户情愿计田出资，将土壩改为石闸，以垂永远庶无冲决之虑……”[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最后相关官员批准了这件事，石闸建成。白莲教祸乱山东时，王象恒为尽早救家乡百姓于水火之中，上奏推荐南京吏部主事王命新带兵去剿灭莲贼，他认为王命新才气宏博，意见镇定，且为兖州人(山东境内)，比较了解当地人的脾性，恩威并用，能快速而有效的平定叛乱。还有王士芳居家期间，因家乡“多逋赋累官民”，于是“慷慨陈利害于上，出荒田数百顷，阖邑感之”。这些事迹说明望族成员大都心怀家乡，能尽自己所能的促进家乡发展，他们都是家乡很好的护卫者。

为了家乡的发展考虑，新城王氏也会尽力留住为百姓做实事的父母官。乾隆中期，云南人刘寄庵任新城县令，期间与新城王氏王祖昌交往过密。“寄庵为山东循吏，署曹县，涖新城，皆有惠政。被吏议，戍军台，两县之民，汹汹震动。秋水乃挺身于两邑，募得数千金。走京师叩贵人之门，力为营救。寄庵方出关，追回。一时义声动远近，如四溟山人出卢次梗于狱也。”[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王祖昌被刘寄庵的政治才能与真心诚意为百姓服务的态度所折服，在刘寄庵受到迫害时，王氏奔走相救，最终凭借王家的实力与名望，使刘寄庵摆脱了冤屈。原巡抚王道纯在白莲教肆虐山东时，力主剿贼，上书皇上调彝、汉健丁剿杀登、莱的叛贼，还登州、莱州两地百姓一方净土。任官期间体恤部下，将自身钱财尽捐以飨士兵，被乌虚有的罪名所累，罢官回家时“行李索然，观者泣下”。[注]袁励杰，王贡忱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影印版)，济南平民日报社，民国22年(1933年)。王与胤在《收人心明纪律疏》中为他鸣冤，认为王道纯这种为官清廉，政绩显著，百姓爱戴的官员弃之不用，不利于皇上笼络天下臣民之心，言下之意是希望皇上再次起用王道纯，让这样的好官能继续为家乡服务。

(二)农业贡献

王氏家族为明清时“齐鲁第一进士之家”，留下许多传世文学作品，对地方文教影响之大，不再赘述，但王象晋的《群芳谱》中所含有的农学价值值得我们注意，其中的农学知识对当地农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王象晋因党争而被排挤，致仕返乡，居家十余年期间，亲身农作耕种，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编纂出了农业巨著《二如亭群芳谱》。《二如亭群芳谱》一书分 28 卷，共 40 余万字，汇集了16 世纪以前的我国古代农学大成，内容广泛，全书分为天、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等 12 个谱类，详细叙述了每一种植物的形态特征、栽培、利用、典故等。王象晋偏向于选择最新引入中国的品种和成果作为他介绍和研究的对象，万历年间甘薯刚刚自国外传入福建，王象晋即多方设法引入栽培、试验，并详细记录了甘薯的栽培方法和技术，如种植甘薯的最佳土壤、管理方法以及留种、育苗、繁殖技术、储藏应注意的事项等，甘薯培育成功后，王象晋又为百姓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粮食品种。康熙皇帝特别重视《二如亭群芳谱》的农学价值，因而亲自下谕旨续修，“康熙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圣旨开馆广续，命编修汪灏、张逸少等四人为撰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成，凡一百卷，赐名《佩文斋广群芳谱》，御制序文，冠于编首。”[注]王象晋：《佩文斋广群芳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从而可以看出它对我国农业中的地位之高，给百姓带来的益处之大。

五、结 语

王氏家族对家乡的贡献贯穿于新城县政治、经济、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鼎力促进了家乡的发展。文化上重视当地文化设施如书院、县学等学校的建设，参与历次地方县志的纂修，注重家庭教育，培养一大批文学作家，留下丰富的文学著作；在政治上，善于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与名望，为当地发展谋福利，为家乡输送优秀官员，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在公共设施上，为新城城门、城池的修建出钱出力,奔走呼号；在公益事务上，整个家族尽心尽力协助地方赈灾救荒，设置义田为族人或贫苦百姓提供生存的保障。王氏家族能成为延续几百年的名门望族，并且始终如一为家乡建设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这与家族奉之为圭臬的“读书持家，道义立身”的家规家训密切相关。读书因而家族长兴，道义因而家乡受益，世家大族的担当、责任与奉献在王氏家族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付出就会有回报，因王氏家族对家乡的杰出贡献，《新城县志》对王家的人与事多有着墨，让他们的名声与事迹流传百世，供后人瞻仰。同时，《新城县志》也成为了研究王氏家族的主要史料，突显出地方志是研究地方社会史与家族史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