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实主义电视剧的艺术化处理
——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例

□ 杨婷

观看电视剧一直是人们休闲放松的重要方式之一。电视剧题材花样繁多，其中现实主义电视剧不仅能让观众消磨时间，所展现的剧情更是现实社会的缩影。2019年播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以下简称《与恶》）通过“无差别杀人”“思觉失调症”这两个主轴线索，展现了外来冲击对朋友、家人、家庭关系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区别于以往电视剧的情节设置，《与恶》并不是单纯地让事件随着剧情发展而进入高潮给出结论，而是让观众聚焦于隐藏在情节背后的事物联系。

一、现实事件模糊化处理的艺术手法

现实主义电视剧往往都是在生活中寻找灵感，然后对这些事件进行改编，虽然在剧中呈现会有部分不同，但是整体的剧情脉络依然会按照现实中的事件推进。比如，《人民的名义》一经播出就被高度评价，编剧周梅森在采访中透露自己曾对检察官、服刑贪官等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以此取得一手素材；而在之后的剧本编写中，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真实案例也成了他的主要素材。《人民的名义》抓准社会高度关注的反腐议题，并且将检察官办案过程等很多普通群众接触不到的信息通过电视剧呈现在观众面前，一举获得成功。同样是现实主义题材，《与恶》找准了最容易造成社会恐慌的随机杀人、精神病人打杀、媒体失实报道造成霸凌等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应的重要案件，但是编剧吕莳媛并没有通过戏剧化手段去着重描绘杀人、精神病患绑架他人的画面，以期通过大众对嫌疑犯抑或是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精神病患者的仇恨与不满来制造看点，而是花了大量篇幅去描绘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和思觉失调症患者应思聪的家人和生活，通过剧中法扶律师王赦的言论，来引导观众去了解这些所谓的“恶人”的内心世界，试着去找出嫌疑犯一步步从正常人走向犯罪的原因。

吕莳媛在采访中透露自己曾经访问过郑捷的辩护律师，以及在剧本创作时试图和郑捷的家人进行访谈，而剧中“无差别杀人”的情节和郑捷在台北地铁随机杀人案件高度相似，几乎就是将郑捷案件进行改编。区别于郑捷被捕后接受采访时表达自己是感觉没有未来才从杀人中减轻痛苦的作案动机，《与恶》里面虽然一直在探寻李晓明进行无差别杀人的原因，但直到李晓明被执行死刑，观众也不能从剧中得到答案，《与恶》到剧终都没有明确表达对无差别杀人的观点，只是将这个问题作为剧集的主要脉络，不断梳理受害人家属、犯罪嫌疑人家属、媒体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民众在这一事件中的不同观点，通过他们的行为和想法来探讨“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是否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种将现实事件模糊化处理的艺术手法，也是《与恶》区别于其他优秀现实主义电视剧的重要因素。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就要求在剧场中设置耀眼的灯光，让观众和演员互动，以达到观众不要过分入戏的效果。他指出人们应该在观看演出时关注事件为什么发生，而不是事情的结果。

二、匠心独具的人物关系设置

设置冲突一直是推进剧情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利用人际关系不断产生冲突、深化矛盾、增大情节的关系网也是手法之一。《与恶》在设置人物关系时，并没有根据不同的故事来安排人物关系，而是把剧中的主要人物通过女主人公宋乔安连接在一起。宋乔安是“品味新闻台”这个总是追求最快报道独立媒体的副总监，“无差别杀人”“思觉失调症”等事件都是由她主导进行新闻线索追踪的。“无差别杀人”中的嫌疑犯妹妹李晓文是宋乔安的直系下属，而宋乔安的儿子是被害者之一。李晓文的房东是“思觉失调症”患者应思聪的姐姐，宋乔安的妹夫是应思聪的主治医师。而这所有的故事又是由一直想要寻找嫌疑犯杀人背后真相的法扶律师王赦寻求宋乔安丈夫刘昭国帮助牵引出来的，可以说一个新闻台就将整个电视剧两条主轴的人物关系串联在了一起。把所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摆在一起，赋予他们不同的意识形态，其中有无法忘怀的受害者家属，有想要忘掉伤痛的受害者家属，有想要开始新生活的加害者家属，有博眼球不负责的媒体人，这些人物在剧中可能有双重甚至更多的身份，不一样的立场和身份才能让角色之间不断产生矛盾从而达到戏剧化的效果，也通过这些角色把每一个不同立场的思考完整地呈现在观众眼中，让他们能够客观地体会悲剧发生时，如果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来看待问题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大多数电视剧在全剧的情节安排中，一般是设置许多小悬念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再由这些小悬念给出的线索制造一个大悬念，将整部剧集推向高潮，然后急速收尾。在《与恶》中，因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可以让这些悬念自然地从人物关系的矛盾中产生，比如观众会因为知道宋乔安的下属李晓文是杀害她儿子的凶手的妹妹，而担心专业且敬业的李晓文和严厉的上司宋乔安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对剧情的发展产生期待；也会因为李晓文住在应思悦家所以自然地把思觉失调症患者应思聪的生活日常展现出来，不会让剧情的推进显得很突兀。

剧中主要描绘了三对夫妻：做事要强、追求收视率的宋乔安和追求严谨的主流媒体负责人丈夫刘昭国；考虑周全、害怕担责的精神科医师林一骏和同情患者、做事冲动的妻子宋乔平；一心想要帮助杀人犯的法扶律师王赦和认为恶有恶报不应帮助杀人犯的妻子丁美眉。《与恶》不仅让立场对立的受害者家属和加害者家属成为了上下级，甚至让亲近无比的夫妻因为想法不同而产生矛盾，这种复杂的人物感情和心境造就了情感饱满、扣人心弦的剧情。

三、人性议题的勇敢追寻

在人物角色的呈现中，虽然大多影视作品都将人物刻画得立体鲜活，好人和坏人都有多角度的面貌呈现，但是基本都有明显的立场：好人即使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出发点都是善良正义的；坏人即使有善良的一面，但是仍然不能否认他们犯过的错。而《与恶》中对于好坏的定义颠覆了以往观众的惯性思维，作为受害者家属形象出现的宋乔安因为不能放下的失去儿子的伤痛，而对李晓明一家不断追踪报道、制造舆论压力，让他们即使没有直接作恶也无法正常生活，甚至在报道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后，媒体舆论逼得精神病患者和他的母亲跳海自杀，李晓文在剧中说“你们（媒体）杀的人，不会比我哥少”。编剧让人物好坏的界限变得模糊，反而更能让观众自发地去思考整部剧的主要问题：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近年来，成功刻画了剧中人物的电视剧不在少数，《都挺好》中的苏大强、《人民的名义》中的李达康、《甄嬛传》中的甄嬛，从市井小民到达官显贵都有丰富立体的刻画，但是鲜有作品可以做到细致客观地还原加害者家属的生活，因为在大多数观众心目中，杀人犯以及他的家人都应该饱受煎熬，不能再过上正常的生活。吕莳媛通过美国枪杀案凶手之一的母亲写的《我的孩子是凶手：一个母亲的自白》等加害者家属自述书籍，以及对法官、律师、犯罪心理学教授的采访，在剧中以“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一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来努力消除社会对加害者家属的偏见，而这种对人性不断探寻的努力，也是这部剧能够打动观众的因素之一。

四、结语

现实主义电视剧往往因为贴近生活而能让观众产生共鸣，但现在大量电视剧为了增加集数往往加入一些不重要的人物线索让剧情变得冗长无味，容易造成观众疲乏。《与恶》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选择了社会重点关注的题材引起观看欲望，而且还让各种观点和复杂的人物关系错落有致地浓缩在短短十集之中，并且在剧中颠覆了传统的观点和立场，最大程度地用客观的镜头语言来呈现各个立场的想法，创新性地把视角聚焦在加害者家属遭受霸凌的议题上，让观众静下心来思考，这也是现实主义电视剧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