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
——从老舍作品看侠文化改造的意义*①

陈夫龙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而侠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在不断彰显且倍受重视。(1)陈夫龙：《激情与反叛——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资料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这至少告诉我们，用本土理论方法阐释本土文学现象进而建构学术研究的主体性话语系统存在着一种可能，因而，以侠文化视角观照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其人其文，也就成为描述现代文学经验、重视其自身主体精神建构过程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一研究领域，一生酷爱武术、曾拜师学艺且浑身侠肝义胆的老舍自然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他在现代中国的生存经验、精神体验和主观感受成为研究者考察其创作的重要维度。已有成果从老舍个性与侠文化、老舍小说侠义情结的形成、老舍侠义精神与国民性的改造、老舍侠义精神的价值意义等多个层面阐发了老舍与侠文化的关系，丰富了老舍与侠文化研究的内容，深化了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的意义。但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仍然很多，存在着不断增值的空间。比如“武”和“侠”作为传统侠文化的两大元素如何在老舍作品中得以艺术地呈现？老舍对侠文化进行了怎样的改造和运用？他对待侠文化的态度与其人生历程中的生存感受、生命体验和精神成长是否存在着一种有机的关联？他对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及其侠义书写于现代中国语境下的生存和文化转型发展究竟有何意义？这些问题既构成了本文即将展开的逻辑理路，也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内容。

一

梁羽生指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2)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韦清编：《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增订本)，香港：伟青书店，1980年，第96页。这深刻揭示了“侠”与“武”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到武侠小说中，无论孰重孰轻，二者都是一个人成为侠客必不可少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侠”要扬名立万，驰名江湖，必须靠“武”来成就和锻造，所谓仗剑行侠、以武行侠是也。行侠要靠剑靠武，更要靠侠义精神。当然，这里的剑可指武器、武功，也可指某种资本或势力。要做旷世大侠，“武”和“侠”这两大元素均不可或缺。行侠须仗剑，无剑(武器、武功、资本或势力)则无法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试想，一个侠客如果连自身性命都不能保全，陷入安全危机，何谈扶危济困，拯救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拯世济民的抱负都将成为空谈。从本质上说，侠文化的价值魅力，不仅在于“侠”的精神，而且在于作为一种优雅的暴力手段和绚烂的审美形式的“武”的施展。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武”和“侠”都将接受严酷现实的考验，面临命运的挑战和出路的选择。老舍爱好武术，深谙武功精髓，自己也练武，以他对武学的理解和掌握，从事武侠文学创作，展现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武功技击，可以说是手到擒来，绝非难事。但他并未这样做，即使在他创作的武侠题材、类武侠题材作品中，也没有大肆铺展武功描写，更未沉湎于“武”的自我陶醉，而是对“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命运进行了理性反思，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了合理有效的探寻。

20世纪30年代，在新文学阵营基于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需要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普遍持轻视、批判甚至否定态度的时代氛围中，老舍曾应允上海《小说半月刊》为其创作一部长篇武侠小说《洋泾浜奇侠传》，还曾向赵家璧透口话说自己要写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二拳师》。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部武侠小说并没有完成。1935年9月，《断魂枪》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这是老舍从计划要写的长篇武侠小说《二拳师》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短篇。在《断魂枪》中，老舍不仅结合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反思了“武”的历史命运，而且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了积极的探寻。同样，这些反思和探寻在他的话剧《五虎断魂枪》和小说《八太爷》中也都有体现。

在谈到《断魂枪》时，老舍说：“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3)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55-556页。《断魂枪》写的是武侠，真实地写出了一代镖客大侠沙子龙在时代大潮冲击下价值失落的悲壮而苍凉的境遇。小说中那股刚烈而又悲凉的审美氛围和老镖师神枪沙子龙的大义凛然之气，让人十分感动，并肃然起敬。

在近代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和新式武器的发明，镖客行当和刀枪剑戟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价值，镖师沙子龙空有一身神枪本领却无用武之地，他的存在感陷入虚无，他的生命价值因无所寄托而走向失落，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局。沙子龙不同于重义轻生的先秦两汉游侠，亦非权贵豢养的“私剑”，更不同于武侠小说中除暴安良的侠客，他只是一个为商贾所雇佣的镖局镖客。他生不逢时，处在一个武侠文化衰落、刀枪剑戟无法施展威力的近代社会，无法像历史上或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侠客、绿林好汉那样扬名立万，靠着一世英名威望安享晚年。武侠和武侠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一切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都将面临惨遭淘汰的厄运。时至近代，武侠文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千年，孕育过无数江湖侠客和英雄豪杰，也制作出无数惊天动地且撼人心魄的武侠传奇故事，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作为武侠的生存土壤和生活形态将不可避免地为历史无情抛弃。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等现代性元素潜滋暗长并日益盛行，使得大刀、长矛、毒弩、厚盾、武功、义气等传统文化元素陷入价值失落或一无是处的尴尬彷徨困境。“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4)老舍：《蛤藻集·断魂枪》，《老舍全集》(第7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20页。老舍在小说一开始就把急遽变迁的社会镜像陈列于读者面前。沙子龙所处的时代，是走镖已没有饭吃，而国术和侠文化尚未被革命党和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尽管近代掀起了尚武任侠思潮，但武侠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衰落、镖师走镖的行当已走向衰败却是不争的事实。沙子龙的镖局也被迫改成了客栈。改行做生意讨生活，使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沙子龙曾凭着“五虎断魂枪”——这条枪与这套枪，用20年的工夫，在西北一带，创下了“神枪沙子龙”的名号和声誉，从未遇见过敌手。然而，时代的变迁给沙子龙带来了基于生存危机和声誉危机而生的内心悲痛，更重要的是因侠文化没落而心生的无尽的莫名的悲哀。面对惨淡的生存现状，他留恋的昔日光景已不复存在，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犹如牢笼里的雄狮不得不作困兽之斗，陷入无地彷徨的尴尬处境。作为传统文明象征的神枪和枪法不会再给沙子龙增光显胜了，他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的时候，才能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才会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在白天的时候，沙子龙不再谈武艺和往事，因为他知道昔日的好景不再回来了，于是陷入了绝望。他拒不承认王三胜是他的徒弟，也不愿意再传授给他们武技，因为他不愿让其心中居于崇高显赫地位的武功堕落到王三胜练武卖艺的地步；他更不愿再与别人切磋武技以武会友了，面对孙老者再三诚恳的讨教甚至执迷不悟，始终坚持“不传”，因为他想让“断魂枪”与他“一齐下棺材”，有一个和他的内心世界相应相和的悲壮的结局。当然，沙子龙的反常行为别人无法理解，纵使他的大徒弟王三胜，还有那个探究武学的孙老者，也难解个中三昧。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武侠文化已经走向没落，而镖师侠客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尽管沙子龙陷入了最绝望的深渊，但他对现实的认识是最清醒的，那就是侠文化已经无力回天，当年野店荒林的威风和昔日的辉煌光景也无法再现了。面对徒弟的请教，沙子龙有时敷衍过去，有时直接赶人；面对孙老者的讨教，他真诚坦言：“孙老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5)老舍：《蛤藻集·断魂枪》，《老舍全集》(第7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26页。可谓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在现代武器长足发展而武侠文化日趋没落的时代，一个侠客纵使武功高强，面对洋枪洋炮，即使“传”了，又能怎样呢？在日趋功利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与其传武技神功于不肖子孙和别有用心之人，倒不如将其带入地下，拥抱那份真纯。这体现了沙子龙对“武”的尊严的捍卫和对“侠”的名誉的维护。由此可见，沙子龙对于“不传”的抉择，特别是对孙老者的坦言，引人深思，韵味无穷。在小说文本中，“老舍剥夺了对武侠题材的伪饰，却又赋予了沙子龙最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内容，让他超出了武侠的行当意义，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切悲壮地离开历史舞台的英雄们的一个象征”(6)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6页。。“不传”，乃时代形势使然，更是沙子龙这个昔日镖师侠客独特的个体生命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情感逻辑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老舍的武侠题材作品中，话剧《五虎断魂枪》堪称小说《断魂枪》的姊妹篇，写的也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时代手枪和火车的出现带给走镖拳师的生存挤压及其出路探寻。主人公王大成，精通武术，内心孤傲，含而不露，颇负盛名，自立镖局。在中国还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珍贵物品均由镖局的拳师护送。但时至清末，随着手枪和铁路出现，镖局和拳师镖客陷入生存危机。一方面，王大成在押镖途中遭持枪的小康和四狗子拦路抢劫，纵使一身武功，也无可奈何，反倒是宋民良持枪挺身而出，为他解了围；另一方面，清末铁路开通，火车出现，镖局的运输意义和拳师的生存价值遭到无情解构。此时的王大成恨手枪使他威名扫地，恨火车抢了他的生意，这意味着拳师时代业已过去，英雄无用武之地，同沙子龙一样，“神枪王”的辉煌光景也已不复存在。尽管宋民良劝慰他：“王师傅，世界变啦，拳头不如手枪顶用，这并不是您的错。”(7)老舍：《五虎断魂枪》，《老舍全集》(第10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尽管王大成也看到手枪的威力，但他没法相信这种既定的现实，而不得不尴尬地生存于这个使他颜面尽失的时代。失业前后的王大成非常珍视他的“五虎断魂枪”，视之为最后一招绝活，连两个徒弟都不传，要传给自己的独女王石梅。面对查拳门的陈向伍独行千里拜门请教枪法，王大成只是真诚待客，却坚决不传。这与沙子龙的“不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随着现实的发展，王大成的思想有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在同剧中人物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的。失业后，大徒弟丁德胜改行在火车站做搬运工，曾建议师傅也去，但王大成出于痛恨火车抢了他的饭碗，坚决不做。二徒弟李昌元进了常王爷的巡警队，而主教官恰恰就是陈向伍，二徒弟建议师傅跟陈向伍竞争月俸六十两银子的主教官职位，王大成坚持做拳师的规矩，宁愿到场子上卖艺，也不抢人家的饭碗。当王大成从李昌元口中得知巡警的任务就是抓反叛朝廷的人，且知道了宋民良就是革命党的时候，他坚持改朝换代拳师从来一直都帮助叛军的正义立场，并为了保护宋民良，多次警告利欲熏心的李昌元，甚至无情翻脸。作为一代拳师，王大成尽管家境贫苦，但仍不失侠肝义胆、铁骨铮铮、仗义执言的侠者风范。陈向伍痴迷武术，为学武而遍访名师求教取经，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王大成最终深为感动，答应教他枪法，但条件是不许伤害宋民良。而陈向伍虽在清末官府的巡警队做主教官，但只管教打拳，不问别的事。在革命党人宋民良濒临生命危急之际，他挺身而出，为保护宋民良倒在了侦缉队员小康的枪下。王大成义愤填膺，打死了小康为陈向伍报了仇，最终选择和宋民良一起走，连女儿王石梅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按照王大成的性格发展逻辑和话剧的情节推进脉络，这预示着王大成们将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宋民良认为：“只有正气和荣誉感能把人变得永远有用。”(8)老舍：《五虎断魂枪》，《老舍全集》(第10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拳师王大成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正义和荣誉感”的人。至此，赋闲在家的王大成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体现了作者对“武”的理性反思和对“侠”的现代性转化。话剧《五虎断魂枪》和小说《断魂枪》可以形成互文性关系，王大成的性格逻辑可以说是沙子龙性格的向前发展和深化，从“不传”到“传”、再到与革命党一起出走的情节发展来看，这体现了作者对侠文化的改造理路与侠义拳师出路探寻的轨迹。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无情冲击下，中国社会不断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法则都要发生转变或蜕变、创新与进步。时代向前发展了，走向没落的侠文化和侠义拳师，有必要作出转型的选择，获得与时俱进的发展。

老舍在长篇武侠小说《二拳师》的创作构思上曾这样设想过：“内中的主角儿是两位镖客，行侠作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二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池，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了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一齐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显出人类的愚蠢。”(9)老舍：《散文 杂文·歇夏(也可以叫作“放青”)》，《老舍全集》(第15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76页。通过对小说《断魂枪》和话剧《五虎断魂枪》的文本分析，再结合老舍的这段话，不难看出他明确的创作意图，那就是一方面展现武侠文化随着时代变迁而趋于没落命运；一方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理性批判。

如果说小说《断魂枪》不仅叙写了沙子龙这类过时的侠客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的无奈和悲哀，也表达了作者本人对武侠文化已日趋没落境况的遗憾与惋惜，那么到了话剧《五虎断魂枪》，则写出了王大成这一过时拳师侠客无奈中的惊醒、悲哀中的奋起、绝望中的希冀，体现了作者对侠文化转型的思考和对拳师侠客出路的积极探寻。如果说小说《断魂枪》是一曲唱给没落武侠文化的深情挽歌，那么话剧《五虎断魂枪》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曲挽歌中回荡着激进昂扬的音符。统观这两部武侠题材的作品，在它们的深层结构确实蕴藉着过时侠客——沙子龙和王大成们的悲伤与绝望，但正是在这种无奈而不失独立思考的情绪中，我们却能隐隐感到这些真正侠者对侠文化和侠文化精神的忠诚坚守与永恒守望。文本深层涌动着浓浓的怀旧情绪，这源于对“不传”的枪法——侠文化的眷恋和坚守，表达了老舍对侠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尴尬命运的反思，同时彰显了他对侠文化精神的尊崇与张扬。

类武侠题材小说《八太爷》，同样体现了老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武”的命运和对“侠”的出路的现代性反思。不过，行侠者手中的武器由刀枪剑戟变成了手枪，行侠者的活动背景由绿林江湖挪到了现代大都市北平。小说主人公王二铁是北平城边大柳庄的一个庄稼汉，上过几天私塾，认识几个字，羡慕英雄好汉，他主要从野台戏评书和乡里的小曲、传说中受到教育，可见民间的侠文化对他影响至深。在他知道的英雄中，有张飞、李逵、武松、黄天霸等，但他最佩服的是康小八——这个西太后当政时令京城内外军民官吏一概闻名丧胆，使各州府县都感到兴奋与恐怖的使双枪的侠盗。在王二铁眼中，这个跟他一样又矮又黑的康小八才是真正的好汉，黄天霸和窦尔敦都不如这个惨遭凌迟仍面不改色的八太爷。他自视为康小八转世，幻想着有一天能够率众揭竿而起，替天行道，扶贫救弱，仗义行侠。但王二铁的仇人们憎恶他，加上他长得矮，送他外号——东洋鬼。于是，他离开家乡到北平大城里作八太爷，以实现他的英雄梦。当时七七事变爆发，他还梦想着用他的手枪去劫一辆汽车，作惊天动地之举。他的壮举没有完成，反被在城里结拜的盟兄弟出卖给侦缉队。幸免于难后，他去找出卖者报仇，却被他们“有本事打日本人去”(10)老舍：《贫血集·八太爷》，《老舍全集》(第8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75页。的话所激，在城外打了日本兵的埋伏，射杀了6个日本兵，最后，稀里糊涂地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这是小说的基本故事情节，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武侠文化没落时代仍沉浸于侠客梦中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虽然王二铁最终没能做成康八太爷，虽然他杀日本人也缺乏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志，但他这种作英雄好汉的执着精神及抗战背景下射杀日本兵的壮举，却最终成全了他做康八太爷的夙愿，圆了他的侠客英雄之梦。尽管他死得懵懵懂懂，远没有仁人志士抗日殉国悲壮，但比晚清康八太爷要死得其所，这是他超越京城侠盗康小八的价值所在。康小八之所以受到王二铁的崇拜，除了武功高强之外，还有手枪。手枪在清末那是新奇的洋玩意儿，所以他能横行霸道，大闹北京城。对于手枪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作者在小说中写道：“手枪，这是多么亲切，新颖，使人口中垂涎的东西呀！有了会打手枪的好汉在眼前，谁还去羡慕那手使板斧，或会打甩头一子的人物呢。”(11)老舍：《贫血集·八太爷》，《老舍全集》(第8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8页。侠客有枪，如虎添翼。康小八时代确实如此，但到了王二铁时代，枪不再算什么稀罕物了。特别是在抗战语境下，个人行走江湖持枪做侠客已不可能，王二铁连慷慨赴死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梦想也无法实现了。王二铁这样的民间草莽于抗战时代倘若遇到共产党，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及其改造，在革命尚武精神的鼓舞下，应该会走上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道路。老舍在小说中没有给他指明这条道路，只是在武侠文化已然没落的境遇下宣告个人主义英雄梦想的失败。当然，这样的民族革命时代的侠义英雄在萧军、端木蕻良等抗战作家笔下和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也有不少。这就是说，散居于民间的侠义之士在革命思想的教育和改造之下，有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可能性，可以成为一种有机的革命力量。

老舍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侠小说作家，他不会津津乐道于仗义行侠的武侠叙事，他关注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对“武”的命运和“侠”的出路的现代性反思与探寻，这蕴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晚清以降，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被拉进世界化的语境之中，“中国中心”的思维模式和“天朝大国”的千年梦幻受到无情地冲击与解构，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如何发展，中国的国民性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作为严峻的命题摆在中国人的面前。老舍的父亲牺牲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下，他在情感上痛恨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西方侵略者，但在理智上非常清楚只有现代化才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唯一道路。因此，老舍的现代理性认知使他能够以更加清醒的意识来对待传统文化的转型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如有学者评价：“《断魂枪》等文本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承载了深厚的人生底蕴与文化内涵，其表层文本叙述的是挑战——受辱——拒绝应战之类的武林故事，潜在文本则是对东方古老而神秘的生存方式消逝的哀悼，沙子龙们江湖生涯的中断，不仅是老舍对新的历史环境下‘武’的命运的清醒认识，而且也隐喻了古老民族文化精神的式微和现代化的阵痛，寄寓了对现代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批判。”(12)王学振：《“武”的退隐和“侠”的张扬：论老舍与侠文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同时，老舍在深刻洞悉和反思“武”的历史命运的前提下，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的积极探寻，特别是对侠文化精神的坚守和张扬，更为他的侠文化改造思路赋予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二

除了逆时代潮流创作武侠题材和类武侠题材作品之外，老舍的许多纯文学作品中也始终活跃着侠客的身影，渗透着侠义思想，张扬着侠文化精神。《老张的哲学》中的孙守备、王德、李应、赵四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离婚》中的丁二爷和《浴奴》中的胖妇人，手刃悍顽，伸张正义；《黑白李》中的黑李、白李，舍己为人，义薄云天；《二马》中的小马血气方刚，不甘受辱；《牛天赐传》中的四虎子、王宝斋，知恩图报，不负于人；《骆驼祥子》中的曹先生和《正红旗下》中的福海二哥，扶危济困，拯救他人；《杀狗》中的杜老拳师，铁骨铮铮，宁折不弯；《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猫城记》中的大鹰，《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钱仲石、祁瑞全、尤桐芳，《正红旗下》中的王十成，《鼓书艺人》中的孟良，《火葬》中的石队长，话剧《国家至上》中的“回教三杰”——张老师、马振雄、黄子清，话剧《茶馆》中的常四爷，他们舍生取义，为国为民。所有这些侠义之士及其侠行义举，在老舍笔下构成了一个现代侠客谱系。这些人物身上都存在着侠客的影子，即使那些深处底层民间的最普通的人群中，往往也有侠义人物，如《月牙儿》中的暗娼“我”，《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虎妞和刘四爷，《四世同堂》中的金三爷等，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也都有点侠义之气。对于侠义人物，老舍曾写道：“在祥子眼里，刘四爷可以算作黄天霸。虽然厉害，可是讲面子，叫字号，决不一面儿黑。他心中的体面人物，除了黄天霸，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13)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5页。显而易见，在祥子这个普通底层人物的心目中，刘四爷就是古典侠义小说中金镖黄天霸的化身，他们都是同等重要的“体面人物”，甚至盖过了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的光辉。黄天霸是侠义人物，孔夫子是大成至圣先师，通过小说人物祥子眼中的比较，可以证明侠的意识观念早就深入民间，已经内化为民族性或国民性中的宝贵质素，同时也暗示着侠文化在民间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儒家正统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认识，老舍笔下的人物充满侠义之风实属必然。他对社会的黑暗腐败、道义不存、混乱失序有着深刻的感受、体验和理性思考。在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一直向往一个自由和谐的没有欺压的美好世界，于是他崇尚善，推崇正义和公道，想除尽人间不平事。而现实中的存在，使得他无法实现这种理想和抱负，只能借助于文学创作的方式，以一种积极探寻的精神姿态，通过诗学正义书写，塑造富有侠义精神的理想人物，来表达他的人生愿望和社会理想。

在《老张的哲学》中，孙守备面对老张蛮横无理、逼良为娼的恶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李静跪地央求他拯救的时候，他声言不要老命也要跟老张干干。(14)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72-173页。孙守备慷慨解囊，赎回了李静，从恶霸老张手上拯救了一个无辜的弱女子。李老人死后，孙守备帮助李静料理丧事，并且安慰她说：“姑娘！我就当你的叔父，你将来的事有我负责，只不要哭坏你的身体！……”(15)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可谓急人之难，见义勇为，一派长者兼侠士风范。李静虽身陷囹圄，仍不忘拯救他人。她的叔父李老人由于欠债，被老张逼迫，要么把侄女抵债给老张，要么死掉。而弱女子李静为了拯救病弱的叔父，甘愿牺牲自己，选择嫁给老张，这种以身饲虎、舍生取义的精神，不失为女侠风范。李应和王德也是小说中的侠义英雄，他们侠肝义胆，仗义勇为，充满了侠气。在老张踢翻妻子张师母，不停地往她身上踢的时候，围观的学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王德看不下去，想和老张宣战，却又无可奈何，突然，“只听拍的一声，好似从空中落下来的一个红枫叶，在老张向来往上扬着的左脸上，印了五条半紫的花纹”(16)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那是李应在打抱不平。于是，王德也抡着拳头扑过来。李应和王德都是老张主管的学堂的学生，面对老张的飞扬跋扈，面对权势毫不畏惧，同情弱小，为着心中的正义挺身而出。更可贵的是，李应一边打一边嚷，两个打一个不公道，为了公平起见，他让王德等他倒下了，再和老张干。最后，面对老张的威胁，李应放话：“拆你学堂的是我，要你命的也是我，咱们走着看！”王德也说“拆房不如放火热闹”(17)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7页。。经过这针锋相对的斗争，连老张这个无耻邪恶之徒也不得不承认李应有胆气，而这种胆气正是令他有所畏惧的侠性气概。还有洋车夫赵四，虽出身卑微，却仗义行侠。在变成洋车夫之前，他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少年时候体面洒脱，仗义疏财，曾买活鲤鱼送给他的邻居们，还曾跳进西直门外的小河里去救一个自尽的大姑娘。总之，“常人好的事，他不好；常人不好的事，他好。常人为自己打算的事，他不打算；常人为别人不打算的事，他都张罗着”(18)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他为了拯救李静和龙凤姑娘，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为了保护李静，曾拳打流氓蓝小山，活脱脱一位急公好义的侠义之士。

《赵子曰》中的李景纯是老舍奉献给新文学的一位侠义理想人物。他正直善良，推崇正义和公道，嫉恶如仇，胸怀大义。李景纯曾奉劝赵子曰和武端打起精神干些正经的事，他说：“我不反对男女交际，我不反对提倡恋爱自由，可是我看国家衰弱到这步天地，设若国已不国，就是有情人成了眷属，也不过是一对会恋爱的亡国奴；难道因为我们明白恋爱，外国人，军阀们，就高抬贵手不残害我们了吗？老赵！老武！打起精神干些正经的，先别把这些小事故放在心里！”(19)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38页。在李景纯看来，交朋友要重情义，不能虚与委蛇。面对欧阳天风这个年少无知流氓的挑衅和刁难，他仗义直言：“他欺侮我，没关系，我不理他就完了；他要真是作大恶事，我也许一声不言语杀了他，不是为私仇，是为社会除个害虫！”(20)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由此可见，李景纯是一个怀有远大社会理想的人物，这也充分说明他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考，与其沉溺于卿卿我我，不如于乱世中奋然崛起，为国为民学得一身本领。这是李景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因为如此，他显出与众不同的风采，不仅善于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以身作则向周围人传递正能量，而且积极探寻现实社会的出路和理想前景。李景纯认为：“现在只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条是低着头去念书，念完书去到民间作一些事，慢慢的培养民气，一条是破命杀坏人。我是主张和平的，我也知道青年们轻于丧命是不经济的；可是遇到这种时代还不能不这样作！”(21)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57页。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要寻求社会的解放和出路，必须走革命杀人的道路。这才有了李景纯在永定门外刺杀人民的公敌——军阀贺占元的一幕，也成就了他为民除害、舍生取义的大侠形象。

在《黑白李》中，白李为王五等洋车夫打抱不平，因为电车一开通，人力车夫就要失业，他仗义勇为，率众砸电车。黑李为了保护白李挺身而出，慷慨赴死。后来活下来的白李仍在上海从事砸地狱之门的反抗斗争。《猫城记》中的大鹰为了唤醒国民奋起抗争，毅然让人割下自己的头颅悬挂起来，以告诫和警示国人要以死捍卫国家利益，可谓杀身成仁的侠之大者。在《四世同堂》中，钱默吟曾两度下狱，但始终不屈不挠，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保持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气节，最终走上侠义救国之路。

《骆驼祥子》中的人和车厂老板刘四爷土混混出身，一副虎相，自居老虎。前清时候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入过狱。出狱后，到了民国，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刘四爷看出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儿，即使李逵武松再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22)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2页。，于是他改行开了个洋车厂子，当起了老板。就是这样一个老混混，也还讲究江湖规矩和道义。他为在人和车厂拉车的光棍儿免费提供住宿，但前提是必须交上车份儿，否则他就会扣下铺盖，逐出门外。但“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只须告诉他一声，他不含忽，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这叫作‘字号’”(23)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2-33页。。可见，刘四爷也是个地道的民间侠义草莽。《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的亲家、钱孟石的岳父金三爷练过形意拳，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义的立场，着实教训了汉奸冠晓荷与大赤包这对狗男女一顿，伸张正义，大快人心。刘四爷和金三爷是沉潜于民间的侠义人物，如能规训得当，就可以成为改造社会的有生力量；如任其自由发展，则可能变成阻碍社会前进的破坏性势力。

老舍作品中的侠义理想人物，大都有一种悲悯与拯救情怀，他们同情弱小，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抱打不平，慷慨赴难，大义凛然。这些人物满怀对自由、平等、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的朴素愿望，敢于铤而走险，急人之难，或具有传统的道义精神，或彰显一派儒侠风范，或坚守民族气节，或保持道德底线。尽管他们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无法真正彻底地改变周围人物的悲剧命运，更不能从根本上祛除社会痹症，但他们面对社会不公和人间苦难，能够勇于挺身而出，敢于担当，以有限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道，追求世间的自由与平等。在其作品中，老舍不仅将侠义精神作为一种传统美德进行大力张扬，更将其作为国民性改造和社会理想建构的精神资源来发掘其中蕴含的价值意义。在这些侠义理想人物身上，寄寓了老舍真诚的社会理想，他们的侠义行为和侠义精神为老舍构筑的底层社会增添了一定的温度和亮色，体现了老舍对传统文化积极因子的认同和赞许、汲取与借鉴，意味着他对社会发展、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充满了期许与希冀。

1940年，老舍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与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四幕抗战话剧《国家至上》，剧中塑造了一个主要人物回族老拳师——张老师。老舍坦言：“剧中的张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师的化身。”(24)老舍：《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1941年第1期。剧作的主题内涵非常明确，那就是大敌当前全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抗战第一、国家至上作为最高的思想指南和行为准则。剧中的回教老拳师张老师，“壮年时，曾独力灭巨盗，名驰冀鲁，识与不识咸师称之”(25)老舍、宋之的：《国家至上》，《老舍全集》(第9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他与马振雄、黄子清结拜为盟兄弟，人称“回教三杰”。三人曾行走江湖，仗义行侠。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中，张老师勇敢自信，侠肝义胆，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视名誉重于生命，面对日寇压境绝不含糊，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最终识破敌人的阴谋后，手刃汉奸金四把，为民除害，慷慨殉国；马振雄勇武不屈，仗着一身武艺，带领村民和日本兵拼命，血洒疆场；黄子清古道热肠，扶危济困，办清真小学数所，收教内外失学儿童而育之，在被奸人挑拨离间他与张老师的过程中，能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坚定抗日，同仇敌忾。三人可谓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从历史文化层面对抗日战争中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揭示，客观辩证地发掘出传统文化积极和消极的两个面相。一方面，他揭示了国民性中的逆来顺受、怯懦屈从、苟且偷生是亡城之根源，小羊圈胡同里人们的惶惑与偷生，正是他们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团结御侮，重整山河，必须使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在抗战中浴火重生，以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不可战胜的积极力量。

为了体现这种价值观念和文化立场，老舍为我们塑造了许多胸怀民族大义的人物形象。四世同堂、含饴弄孙的祁老人，最初只知道作揖鞠躬，与世无争，在日寇的咄咄逼人之下，毅然挺身而出，敢于对着敌人的枪口讲话，抱着饿死的重孙女向日本人抗议。作为长子长孙的瑞宣，最初拘囿于在家尽孝的封建伦理而难以作出为国尽忠的决定，经过血淋淋的严酷现实的历练，他终于走出惶惑，在钱默吟和瑞全的影响下走上了决绝的抗敌之路。在民族危亡之际，弱女子韵梅忍受着女儿饿死的悲痛，大胆支持丈夫的爱国行为，崇高的妇德和民族气节熔铸为一体，使这个北国的雪中之梅傲然挺立，坚强不屈，彰显出现代巾帼风范。安分守己的祁天佑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而自杀，体现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侠义精神。在小说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诗人钱默吟一家的抗争。钱家是北平城小羊圈胡同里一户普通的诗书人家，虽然穷，但穷得硬气。钱默吟向来洁身自好，深居简出，不问国家大事，但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却能够挺身而出，勇赴国难。最初，在得知小儿子钱仲石离家抗日的志向后，他对瑞全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26)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41-42页。他以儿子的人生抉择为骄傲，恪守着诗书传家、精忠报国的传统文化之精义。钱仲石在南口附近，将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与车上的30多名日本兵同归于尽，以鲜血和生命凸现了报国之志。钱仲石的侠义爱国之举虽然让钱家遭受了劫难，但更使钱默吟这个安贫乐道的儒者发生了重要的价值抉择。他救过宁肯自杀也不投降的抗日勇士王排长，冒着杀头危险将其留在家中多日，后与瑞宣商议，并在李四爷的筹划帮助下，由瑞全护送王排长出城，为抗战保存了反抗的火种。在生死面前，这些普通人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大义精神。钱默吟是以“儒侠”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的理想人物，他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文化理想、审美情趣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类型，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境界。他深明大义，一身正气，不畏强权，敢于反抗。他曾两次下狱，但都经受住了生死考验和人生磨难，保持了高贵的民族气节，家庭遭难和民族危亡的残酷现实使他于悲愤之中毅然决然地走上抗战救国之路，作出了轰轰烈烈的戏楼刺杀壮举，演出了郊外惩治汉奸的现代民间英雄传奇。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钱默吟以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浴火重生，揭示出“儒—侠”这两种文化传统在救亡语境下融汇沟通的可能性。

为了彰显这些侠义爱国之士的优秀品质，老舍还塑造了一些汉奸形象，如为了病妻幼子沦为汉奸的陈野求，丧失民族气节、卖国求荣的冠晓荷夫妇和蓝东阳。通过与这些人物的鲜明对比，钱默吟、祁老人、祁天佑、瑞宣、韵梅、瑞全、钱仲石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畏强权、敢于反抗、誓死捍卫生命尊严和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就显得更加可贵，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心态中坚贞不屈、勇武刚毅的一面和民族文化建设可资借鉴的珍贵基因。

在老舍作品所构筑的侠客世界中，所有的侠客并非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而是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物甚至底层人物，作者表现的是他们世俗化的人间生活，并不是英雄非凡的一面。他们虽然有侠义心肠和正义观念，也有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行为，但他们所处的时代却缺乏以武行侠的现实依据，他们盲动的“武”行也不再被寄予拯救世界的希望，这就造成了他们徒有济世之心却无拯救希望的心理落差，从而陷入尴尬无奈的境地。《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和《赵子曰》中的李景纯，都曾铤而走险，走上暗杀之路。但王德没有实现刺杀老张的任务反而害得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李景纯并不擅长武功，为了国家和人民去刺杀军阀，反被作为恐怖分子捕杀。他们不爱其躯勇气可嘉，但恐怖暗杀毕竟是侠义观念的扭曲异化，在救世乏术、拯救无望的困顿中固然可以作为雪恨复仇的救急之“药”，但这种盲动的“药”并不能真正救治久病积弱的中国。这种暗杀恐怖行为除了造成无谓的牺牲之外，并不能给黑暗中摸索的人们带来救赎的希望之光。同时，盲目的暗杀必然会殃及无辜，嗜血的暴力也会造成另一种严重的后果，即暗杀者会堕落为另一种恶人。由此可见，这种暗杀暴力行为不仅显示了侠客们的鲁莽，而且也反映出他们现实中的穷途末路，这是现代侠客生存困境的现实表征。赵四在《老张的哲学》中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但缺乏行侠的力量和资本，这就使他在现实中没有适当的行动能力，而只得借助孙守备的势力去拯救李静。但赵四的侠义行为并没有实现成全他人的目的，其现实中的侠行义举往往也显得力不从心。《茶馆》中的常四爷是正义的代表，平常看不惯那些为虎作伥的败类，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曾奔赴战场杀敌卫国，但幸存下来的常四爷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在黑暗统治下始终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他本该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但在付出了心血、承担了责任后却空留生存的困惑与悲哀的感叹，根本无人在意他的存在和付出。

其实，老舍的早期作品，无论是《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和《牛天赐传》中对现实的讽喻，还是《二马》中对中西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性对比，以及《猫城记》中象征隐喻的良苦用心，其笔锋均指向中国的民族劣根性。后来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虽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非前期作品可比，但丝毫没有放松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民族文化前途的思考。一切的怯懦猥琐、自私保守、麻木健忘、逆来顺受，一切的不思进取、欺软怕硬、贪婪世故、苟且偷生，所有这些国民劣根性都在老舍的作品中得以现形。正是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劣质基因造就了国人得过且过的苟安心态，生产出民族的一批批“出窝儿老”。这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危害，正如老舍在《二马》中指出：“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27)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419-420页。

由此可见，老舍将国民劣根性的危害提到了亡国灭族的程度，体现了他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文化危机。但老舍并没有一味地揭丑，他在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国民性改造的有效途径，为民族文化的全新建构寻求精神资源。

侠文化就是老舍探求国民性改造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他试图通过对侠文化的转化与再造，将其内化为民族文化肌体中医治病灶、焕发生机的基因，以此激活衰老民族的精神，使它亢奋起来，振作起来，以一种健康的姿态和傲世寰宇的气度屹立于20世纪世界竞争的舞台，从而达成对现代民族精神的重铸与张扬。这一方面揭示了老舍深受侠文化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彰显出老舍创作的良苦用心，那就是通过发掘侠文化的积极因子以激活日趋慵懒怠惰的民族精神，力图改变中庸、怯懦、忍辱屈从、苟且偷生等国民劣根性，再通过对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将侠文化精神引导到为国为民的思想轨道上来。于是，作为侠文化重要内涵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则彰显出来，并被赋予了现代性特征，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主题和感时忧国情怀被逐层推向深入。与此相应，老舍对“武”的历史命运和“侠”的现代出路所进行的理性反思与积极探寻，在侠文化本体论上也走向了纵深开掘的维度。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老舍对待侠文化钟爱而不沉迷，既充分正视和真诚面对近代以来侠文化与侠的历史命运已发生重大转折的现实，又将侠文化的积极合理内核经过现代性改造化为新民强国和民族振兴的精神资源与思想引擎，致力于现代国民独立人格的建构、民族精神的重铸和民族文化的建设。这就赋予他的创作以提振民气和启蒙救亡的鲜明特征，使他游走于雅俗之间，并在主题内蕴和艺术精神上大大超越雅俗的范畴，充分彰显了他对侠文化进行改造的现代意义。这既体现了老舍对近代尚武任侠思潮的积极回应和对传统侠文化的现代传承，也表明了他对待侠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是比较成熟的、辩证的，充满了理性的反思。这正是他超越一般武侠小说作家的地方，也是他独异于其他新文学作家之处。

三

早在清末民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便开启了尚武任侠思潮。他们纷纷撰文探求中国的病根所在，一方面激烈地批判愚弱的国民性，一方面充分肯定和大力倡导尚武任侠精神，以实现新民强国之梦。这种改造国民性和侠义救国的思想被老舍所继承，并加以深化发展。他以侠文化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精神资源，并与启蒙主义相结合，将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纳入启蒙救亡的时代旋律中。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老舍不仅接受了侠的精神价值，而且以侠的性格行为来否定世人的愚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此他的侠义书写具有倡导血性正义、号召奋起抗争的意义，这是改造国民性的一种努力和重要体现。毋庸置疑，尚武崇侠的个性气质，对老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个民族需要战斗精神和血性良知的时代，“侠”的性格精神必然被加以正面的表现，而其“武”的盲动和虚妄等负面效应必然会受到批判性反思。老舍正是用侠的精神的正面价值满足了时代要求，完成了一个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当然，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这不仅与他的气质禀赋有关，而且离不开他的人生历程中深刻的生存感受、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考。

老舍出生于清末民初尚武任侠思潮兴起之际，成长于这股思潮方兴未艾之时，深受侠文化影响和侠文化精神浸润。同时，他出身社会底层，极易接触到流布传播于市井闾里的民间说唱艺术和民间文化。在读小学期间，他经常在下午放学后，和小伙伴们“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28)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31页。，深受当时流行的侠义公案小说、街头茶肆中说唱文学的影响，他对侠的见义勇为和主持公道由衷敬佩，心向往之。在老舍的人生历程中，任侠倾向和崇侠情结构成了其人格心理中永恒的价值期待和精神支柱，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得以转化和再造，形成了其独特的现代性体验。

老舍出身寒苦，对底层民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和怜悯，他的个性气质的形成和处世做人的准则深受底层人民的影响。老舍小时候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在刘大叔主动帮助下进入一家改良私塾读书，刘大叔后来出家当了和尚，就是宗月大师。在老舍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时，又是刘大叔慷慨相助。刘大叔乐善好施，仗义勇为。尽管他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受尽折磨，刘大叔还是执着于办贫儿学校、粥厂等慈善事业。出家后，他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不惜变卖庙产救济穷人，因为他要做一个救苦救难的真和尚。被赶出寺庙之后，刘大叔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寺庙做方丈。他自己没有钱，还必须为僧众们的生存奔忙，同时还举办粥厂等慈善事业，带领僧众给人家念真经却不要报酬。刘大叔坐化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许多舍利。在老舍的回忆性描述中，从刘大叔到宗月大师的身份的转换，恰恰构成了一个市井凡人由民间大侠成为佛家之侠的演变轨迹。宗月大师在老舍的心目中是伟大的，他感慨道：“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29)老舍：《宗月大师》，《华西日报》1940年1月23日。由此可知，刘大叔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和慈悲为怀的佛侠风范，对老舍的人格塑型与个性养成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对幼年老舍影响颇深的人中，除了刘大叔外，母亲——这位普通的满族劳动妇女，在老舍心目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老舍的母亲坚强、豪爽、硬朗，乐于助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敌人的刺刀下，在饥荒的威胁中，她能够挺身而出，为保护自己的儿女甘愿承受一切的悲苦灾难。谁家有事需要帮忙，她总是有求必应，跑在最前头。宁肯有泪往肚里流，也不愿跟别人吵架。“她曾把自己的正直、善良、热心、勤劳、谦让而又刚强、软中有硬的秉性传给老舍，使他长成为一个硬汉、一个宁折勿弯的不可辱之士。”(30)舒乙：《老舍正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55页。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其勤劳、善良、义气等优秀品质，早已内化为幼年老舍人格心理中的积极因子而受益终生。在老舍看来，“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31)老舍：《我的母亲》，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正是这种“生命的教育”，铸造了老舍好客、豪爽、仗义、待人真诚、有求必应等侠义品格。

童年记忆和童年经验对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及其思想与创作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不仅作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融进了他的作品深处，而且奠定了他一生对侠文化的情感眷恋和对侠文化精神的执着坚守。

幼年时代的老舍非常崇拜侠客，侠客义士的传奇故事激发了他对侠的悠然神往：“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32)老舍：《散文 杂文·习惯》，《老舍全集》(第15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46页。这说明他从小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崇侠情结。但成年后获得的理性认知和现代性体验，使老舍不再继续单纯地沉溺于当“黄天霸”的幻想，而是将侠义精神的灵魂内化于他的血肉之中，形成了他独特的侠骨、侠气、侠节，于是幼年时代形成的崇侠情结因获得了理性质素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1917年老舍在《过居庸关》一诗中写道：“拔剑意彷徨，锋锷腾青霜。啼猿促归客，驻马叹兴亡。”(33)老舍：《旧体诗·过居庸关》，《老舍全集》(第13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49页。其诗表达了一种侠义救国之情怀。老舍热心教育事业，为了追求把所谓天国的理想在人间实现的愿望，积极参加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举办的社会服务工作，1922年上半年受洗加入基督教。(34)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页。这意味着他在以实际行动于现世中践履着一个侠者扶危济困、服务社会的责任。1922年10月10日，正值老舍在南开中学教书，他曾在学校“国庆”纪念会上发表过这样的演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象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35)老舍：《双十》，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24-125页。这是老舍尚未进行文学创作之前的演讲，表明了他对民族文化心态和国民精神面貌的深切关注。由此观之，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民族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构想成为日后老舍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与关注的焦点，绝非偶然。老舍一生都在为底层庶民写作，这里的庶民主要是指城市贫民和下层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城市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比如艺人、车夫、手工业者、拳师、小商贩、暗娼等，都会进入他的视野。他不仅书写他们的艰难生活，而且正视他们的弱点，还善于发掘他们身上的侠性质素和人性光辉，以提振民气，促其觉醒。老舍发现并能够直面中国人“出窝儿老”的病态人格，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积极探究病因，并提出疗救的方案。他认为：“以今日中国文艺的情形来说，我倒希望有些顶硬顶粗莾顶不易消化的作品出来，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种毛病。小脚是纤巧的美，也是种文化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而且称之为美。文艺或者也如此。”(36)老舍：《我怎样写〈离婚〉》，《宇宙风》1935年第7期。在这里，老舍以清醒的现代理性反思了国人的病态人格和民族的病态文化，从文艺到文化，对愚弱的国民性作了一次深刻的省察，并认识到粗野作为一种力量的重要性。他主张：“哭就大哭，笑就狂笑，不但显出一点真挚的天性，就是在文学里也是很健康的。”(37)老舍：《我怎样写〈离婚〉》，《宇宙风》1935年第7期。话语之间含蕴着一种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和敢爱敢恨的性格特征，率性自然，豪迈不羁。这意味着只有输入强健勇武的血性质素，我们的国民个性和民族文化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

老舍性格中的任侠倾向在成年后的现代性体验中更加鲜明突出。除了在现实生活中练拳习武、以武会友之外，他更是以笔为剑书写侠义，对侠的正义、无畏、率真、无私等人格质素进行汲取、借鉴和现代性改造。

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侠文化对老舍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形成了崇侠好武的个性气质。侠客仗义行侠、锄强扶弱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武艺高强，有拯救他人的能力。出于对拯世济民的侠客的崇拜之情，从青年时代起，老舍就对剑术和打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来强身健体，二来防身助人。他不仅会舞剑，而且对剑术颇有心得，他的第一本专著就是武术方面的《舞剑图》。(38)舒乙：《我的父亲老舍》(第2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除了剑术之外，老舍与打拳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学了少林拳、太极拳、五行棍、太极棍、粘手等等，并购置了刀枪剑戟。一九三四年迁居青岛，老舍在黄县路租了一套房子，房前宽敞的院子成了他的练拳场子。通客厅的小前厅里有一副架子，上面十八般兵器一字排开，让初次造访的人困惑不解，以为闯进了某位武士的家。”(39)舒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第32页。特别是在山东工作期间，“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互相之间无所不谈。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练习拳术”(40)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15-316页。。据老舍夫人回忆，在齐鲁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就跟着武术老师学过拳棒，作为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到青岛后一直没有间断。黄县路的这个空旷场地为他耍枪弄棒提供了方便条件，甚至书房里也设着兵器架”(41)胡絜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老舍不仅打拳舞剑，还喜欢结交江湖人物和武林高手。他说：“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在我的朋友里，有许多是职业的拳师，太极门的，形意门的，查拳门的，扑虎门的，都有。”(42)老舍：《〈老舍选集〉自序》，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626-627页。可以看出，老舍不乏武侠之风范。作为一位精通拳术的现代作家，老舍曾深受《学生画报》记者陈逸飞钦佩，要拜他为师，老舍答应给陈逸飞一本《拳谱》，让他照着去练，但条件是不得对外宣扬老舍会拳；老舍晚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因其真功夫赢得日本友人的敬佩，并在日本文学界传为美谈。(43)舒乙：《我的父亲老舍》(第2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1、202页。

生活中的老舍可谓一位武学大师、现代文侠，他习武练拳固然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和防身助人，但其中却真正体现了他尚武任侠的精神风范。侠作为一类卓尔不群之士，“他们确有共同的特征，诸如具有正义感、忠于朋友、勇敢无畏和感情用事，因而无愧游侠这个称号”(44)[美]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唐发铙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91页。。以此来衡估老舍的精神特质，当无愧于侠者之誉。他的刚正不阿、同情弱小、扶危济困、嫉恶如仇等精神特质与传统侠文化精神一脉相承，并获得了现代性转化。这些在他的文化人格和思想品质上都有着鲜明的体现。“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象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45)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62页。小到日常生活、为人处世，大到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老舍都能表现出爱憎分明、正义无私、为国为民的精神姿态。

在为人处世上，老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急公好义，慷慨勇为，体现了一种侠之气度。一方面，“朋友有难，不问情由，四处奔走，鼎力相助”(46)刘红梅：《有侠气的老舍》，《做人与处世》2007年第7期。；另一方面，“如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图或不光明的动机，纵然善于花言巧语，他也必正言厉色，给对方一个‘下不去’”(47)以群：《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55页。。赵家璧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编辑家，1946年，他为之工作了近20年的良友图书公司被迫停业。在面临生存危机和职业再次抉择的紧急关头，“幸赖老舍的慷慨资助”，正是远在美国的老舍对他施以援手，才使得赵家璧“这个从中学时代就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人，没有在旧社会里，违背初衷，改走别的谋生之路”(48)赵家璧：《老舍和我》，《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这，就是侠骨铮铮、义以助人的老舍！

在民族和国家大事上，老舍始终胸怀民族大义，以一种忧国忧民的侠义情怀关注着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在英国教书期间，老舍一直关注国内北伐战争的进程。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49)老舍：《我怎样写〈二马〉》，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33页。七七事变后，“老舍每天看报，打听消息，从早到晚抱着一部《剑南诗稿》反复吟哦”(50)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17页。。这充分体现了老舍作为一个现代文侠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深沉忧患。八一三事变后，老舍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忍痛别妻抛雏投身于抗战救国的洪流之中，开始了为民族解放而勇于献身的文化战士的生活。他以笔为剑，为民族救亡和国家重建的历史使命而殚精竭虑，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四处奔波。“老舍的决定，使他由单枪匹马的状态中走出来，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艺大军的勤务兵，组织成百上千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51)舒乙：《老舍正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4页。他的诗句“莫任山河碎，男儿当请缨”(52)老舍：《旧体诗·北行小诗》，《老舍全集》(第13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72页。，令人想到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不禁油然而生敬意。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被推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抗战八年中，老舍将许多爱国文艺家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同时他以笔为剑，积极从事抗战文艺作品的创作，鼓舞军民的抗战热情，抨击敌寇。1938年5月1日，他在写给陶亢德的《一封信》中，希望文人们包括自己能把身体保养好，“成为铁血文人，在这到处是血腥与炮火的时候，我们才能发出怒吼”(53)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9页。。1938年9月18日前夕，他又发表短文《中华在九一八》，号召国民要用民族的血洗清国耻，“叫日本滚出去，叫世界知道中华是不可侮的”。在另一篇短文《文武双全》中，他则希望中国人都能够文武双全，既是能上战场的“武士”，又是有学识有头脑的“文人”。(54)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2页。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老舍能够身先士卒，在精神界竖起铁血救国的旗帜，号召同胞奋起抗争，血洗国耻，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不仅寄托了他的爱国救世理想，而且彰显了一派文侠风范。1941年2月，老舍的话剧《面子问题》手稿被全部拿出义卖，在文协组织的义卖活动中，老舍和郭沫若的墨迹售出最多，义卖所得全部捐赠劳军委员会，以此支援抗战事业，可谓民族大义之举。(55)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7-48页。在整个抗战期间，老舍号召艺术家们出来体验生活，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他对艺术家们发出深情的呼唤：“出来吧，艺术家们：青年们热烈的等着你们，呼唤你们呢！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得杀上前去啊！”(56)老舍：《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55页。展现出一个侠者铁血救国、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和侠义气度。有论者指出：“生命是渺小与伟大的矛盾体，而生命的伟大在于生命的热力，在于生命的顽强，在于对幸福的渴望，在于对美的爱慕和追求。”(57)颜水生：《传统家国伦理与“游牧民”世界观——论席慕蓉的风景话语及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正是这种伟大的生命热力以及对幸福和美的渴慕与追求，使老舍更加重视尚武任侠精神的重要性，并将侠文化与铁血救国、拯世济民的时代使命相结合，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血性良知和天道责任。

抗战胜利后，老舍投入到反对独裁专制、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中。即使在旅美期间，他也始终关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他继续发挥笔剑之力，创作了讽刺国统区民主虚伪性的长篇小说《民主世界》。我们知道，老舍在1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作为皇城护军在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的炮火中阵亡，家仇国恨和民族耻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创伤。这种痛苦的童年记忆，使他倍加向往和珍惜生活的安宁与社会的稳定，他对一切非人道的侵略战争和不义战争异常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他的心中始终装着祖国和人民，所以才会以义无反顾的意志和精忠报国的精神投入到民族救亡与祖国新生的伟大事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毅然回国，以拳拳爱国之心和殷殷报国之情，以生花妙笔热情地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文革”初期，在惨遭毒打、倍受屈辱的情况下，老舍最终选择了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相同的归宿，以义不受辱的高贵气节和崇高的殉道精神，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生命践行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侠之精神，捍卫了生命的尊严。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早期的生存经验和成年后深刻的生命体验，往往会对其一生的发展和人生选择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会对他的人格心理、思维方式和生命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老舍的现代性体验使他在与侠文化发生精神相遇的过程中，已经内化为他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中的宝贵质素，形成了他尚武崇侠的个性气质。老舍的任侠倾向和崇侠情结在特定时代精神气候的氤氲和激励下，连同他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体验，一起作为珍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逐渐从潜意识层面浮出地表，从而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结语

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地肯定甚至盲目崇拜。他既正视侠文化的正面作用和积极意义，并深入发掘其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也认识到了侠文化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他说：“倘若作者专注意到‘剑’字上去，说什么口吐白光，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便离题太远，而使我们渐渐走入魔道了。”(58)老舍：《文论·怎样读小说》，《老舍全集》(第17卷)(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94页。在这里，老舍指出了侠文化的糟粕。这种糟粕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和不良导向，使得武侠小说和侠文化遭到左翼革命作家的诟病，被视为精神鸦片和迷魂汤，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待侠文化的一种态度：无情批判乃至全盘否定。毋庸置疑，对待任何事物，无论是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还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不足取的。因为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缺乏客观辩证的思维。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既不同于晚清梁启超和章太炎等旗帜鲜明的充分肯定，也异于左翼革命作家态度决绝的批判否定，而呈现出一种辩证的理性反思特征。因此，他从现实生存和文化转型的需要出发，一方面指出侠文化的糟粕对于民众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侠文化的积极精神和正面价值给予肯定与赞许，具体体现为将侠文化置于启蒙救亡的时代语境下，考虑对其进行改造利用的可能性，通过作品文本的侠义书写，把侠文化的积极合理内核注入理想人格、社会和文化模式的探寻与建构之中，勘探其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价值意义。

老舍在实现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格精神追求的过程中，选择侠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来参与思想和艺术的建构，并在审美创造和艺术表达中立足于民间立场，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对侠文化进行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在雅俗之间游走，而又实现了对雅俗的审美超越。正是这种对雅俗的超越精神，使老舍成为文学创作领域中一个独特的超越性存在。从文化和文学价值重建的角度来看，老舍对待侠文化的理性反思态度和建构型改造思路，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侠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而且对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