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水陆旅行
——以《醒世姻缘传》中的描写为例*

刘晓艺

(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在明末清初的著名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1)本文引文所使用的版本均为西周生：《醒世姻缘传》, 翟冰点校，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引文标注章节与页码，不再另示出版信息。中，旅行是一个重要的写点，包括起旱和走水路两种形态。如果一位男性角色旅行，则他或是需要赴任，或是需要经商，或是需要赶考；而女性角色的旅行，则多半是与其丈夫一起去远方赴任，或由家人和仆人陪伴前往丈夫的所在地谋家庭团聚。西方汉学界研究明清闺秀群落及闺秀式旅行有其创见，而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传统中国的非闺秀女性中，存在着一个经济相对富裕、不需亲自耕稼及持家的“城乡富家女眷群”，《醒世姻缘传》的女主人公薛素姐堪称其代表人物。本文不仅探讨其旅行活动，而且关注她们追求人身自由、突破父权社会禁囿的手段。同时亦考察明代官员赴任的行路情景，他们的行程给地方百姓造成的应役负担及明代的水路交通等问题。

一、有关明清闺秀群与“城乡富家女眷群”的旅游研究

近年来，由于卜正民(Timothy Brook)、韩书瑞(Susan Naquin)和于君方(Chun-fang Yu)等明清史学者作品的出版，我们得以了解到：至16世纪，消闲性旅行已经成为被中国的精英士子阶级所肯定的一项文化活动。(2)这方面的著作有Susan Naquin and Chun-fang Yu,eds.,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Chun-fang Yu,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un-fang Yu, eds., In search of the Dharma: memoirs of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 Albany: SUNY Press, 1992.

“闺秀”一词，特指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享有特殊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女性精英群体。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和达利娅·伯格(Daria Berg)等治晚帝国史的女性汉学学者，都在她们近年来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发现并证明了明清闺秀群热爱旅行的特点。曼素恩通过对中国女性与旅行的研究，将明清闺秀旅行者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adventuresses——女性探险者，其旅行有漫游和冒险双重的性质——相提并论，指出两者都将旅行当作一种追求自由的方式，“既突出个性又享受隐匿，既审视自我又远离自我”。曼素恩治晚帝国妇女旅行的研究，将女性旅行分为以下数类：(1)闺秀互访交际，其组织形式通常为诗社、茶酒会等；(2)寻求宗教满足和性灵发展；(3)已婚妇人归宁母家省亲，通常由丈夫和儿子陪伴；(4)已婚妇人陪伴丈夫赴任远方；(5)新寡妇人护送亡夫灵柩返回故乡埋葬。(3)Susan Mann, “The virtue of travel for women in the late empire”,in Bryna Goodman，Wendy Larson, eds.,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pp.65-70.

曼素恩认为，涉及妇女“寻求宗教满足和性灵发展”的旅行题目，目前好的研究尚不多见。她承认“在晚帝制中国，在儒家价值系统内，旅行乃是男性的世界”，但亦指出，闺秀旅行者已经对这个世界形成了“事实上的入侵”。在“新寡妇人护送亡夫灵柩返回故乡埋葬”的类别中，曼素恩使用了清代女作家张婉英的日记来分析女性之于旅行的个人感受。此日记完成于张婉英前赴江苏太仓葬夫的途中。她的丈夫客死他乡，这位新寡妇人携夫灵柩而行的愁绪，她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感，都从其深具典型旧式闺秀教养的笔端流露出来。明清闺秀群作为一个写作群体，不仅自身留下了大量的日记、诗文和游记，而且她们的存在又被同时代的男性文人记录了下来。两者之间除了形成互动性质的唱和之外，还有男性文人为之收编和刊刻文集、撰写序跋、予以揄扬；对既已亡故的才女，男性文人往往以回忆录、诔文等形式予以纪念；如袁枚这样的风雅文人，更是留下了收闺秀琼英为女弟子的风流轶事。明清闺秀群以此而完成了她们在历史上的“不朽”定位。依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所作的统计，清代女作家共有3684名，其中有籍贯可考的3181名，远胜前代之规模，而长江下游的女作家占了70%以上，苏、松、常、杭、嘉、湖及周边各府，更是才女汇聚。(4)陈玉兰:《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4日。

即使明清闺秀群的人数多达千万，相较于非闺秀女性的庞大人口，她们仍在少数。在晚帝国时期的承平岁月里，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富裕但识字程度不足的城乡女性群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城乡富家女眷群”。她们是佛经变文和说唱文学的主要消费者，也是当时物质生活中各类新奇昂贵之物的主要购买者，同时也是城乡节庆和宗教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更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城乡富家女眷群的主要构成者为富裕家庭的已婚妇女，一般为主妇，掌有财政权，或至少也应是有相当经济独立性的“两头大”，很难想象举动仍处处受制于正室的小妾可以自主出外旅行。《金瓶梅》中，除正室吴月娘在夫亡后曾赴泰山“上顶”之外，西门庆的另外数妾都没有出远门的记录。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以有钱孀妇的身份嫁给西门庆的，婚后仍然保持相当的经济自主权，但即使是城内的行人情、赴宴会，或依照节庆习俗女眷可以享受外出之日——如元宵节观灯和“走百病”、清明踏青或上坟——她们若出门，仍需获得吴月娘的许可，与她同进退，听她的安排；地位最低的孙雪莲常常被安排“看家”，实际上就是剥夺她出外的机会。

明清文学中，有关女性旅行者的形象，不能不提的是自传体叙事散文《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作者沈复是她的丈夫，也是一位仕途潦倒的清中叶苏州士人。林语堂对芸娘这位清新可喜的女性形象大为赞赏，用英文全篇还原了《浮生六记》。在沈复原著和林氏英译的笔下，芸娘美丽、聪明、幽默、诗情，但更难得的是她对爱情的信仰和忠诚。沈复是否出于悼亡之情、将芸娘形象美化拔高了？林语堂反对这个说法。他认为芸娘堪称“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子之一”，“她不过就是渴望眼见和理解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而已——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并不在古代中国的良家妇女所能触及的范围内”(5)沈复:《浮生六记》, 林语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20-21页。。由此可见，芸娘的形象有别于千人一面的中国古典闺秀样式。细研芸娘和素姐两位晚帝国时期的女性旅行者，我们认为她们的旅行诉求不得满足，主要是因为她们都不属于闺秀群体，也就无法以风雅的诗会、茶会等名目取得社会交际权，更不能得到同阶层男性的赞许和赞助。

二、明清“城乡富家女眷群”的陆路旅行

《醒世姻缘传》中素姐的婆婆狄婆子，虽然作为夫权代言人一再挫败素姐的旅行意图，但她自己却不愿放弃旅游观景的机会。狄希陈在济南贪恋着妓女孙兰姬，不肯回家，狄婆子带上狄周夫妇和觅汉李九强，决定亲自到“府里”抓儿子回来。她的丈夫狄员外打发她上骡子出门，又殷殷叮嘱她不要为难了儿子：

说着，打发婆子上了骡子，给他掐上衣裳，跐上了镫。又嘱付李九强好生牵着头口。狄员外说：“我赶明日后晌等你。”他婆儿道：“你后日等我！我初到府里，我还要上上北极庙合岳庙哩。”狄员外心里想道：“也罢，也罢。宁可叫他上上庙去。既是自己上庙，也不好十分的打孩子了。”(第44回，第307页)

北极庙位于大明湖北岸，始建于元代，明永乐、成化年间曾两次整修。它背城面湖，庙基高耸，门前有30多级台阶，是大明湖北岸最高的地方。正殿及其后面的启圣殿都建得富丽堂皇，供奉着“真武大帝”，两殿多处有道家人物的壁画，惟妙惟肖，又有所谓龟蛇铁铸像供妇女触摸求子。每年7月30日地藏菩萨成道之日，北极庙的道士们会身穿法衣，焚烧法船，放河灯，照得大明湖湖面通明，轰动济南城邑。(6)张润武、薛立:《图说济南老建筑：古代卷》,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7年, 第104-107页。北极庙前可观湖，后可观山，下可荡舟，有这些热闹景观，宜为女眷所钟爱，那狄婆子当然也向往去“上上庙”了。狄婆子一行游了北极庙，到大明湖上游了湖，又上了岳庙和千佛山大佛头，玩了一个心满意足。

《醒世姻缘传》中还写到另外几次素姐的长途旅行，都是出于寻夫的缘故。第一次是因姑表小叔相于廷家的仆人漏出狄希陈京中娶妾的口风，素姐上京去找丈夫算账，让她的幼弟再冬陪行，“算计雇短盘头口就道”(第77回，第590页)。书中没有详细写从山东到京城是怎么走的，但她在京中相于廷家赌气上吊，连再冬也打骂在内。再冬气得回道：“姐姐，你倒不消哩，好便好，不好，我消不得一两银子，雇上短盘，这们长天，消不得五日，我撩下你，我自己跑到家里！”(第77回，第596页)。原来走旱路，沿路分段以畜力为客户作短程运输者，称为“短盘”。《警世通言》里《苏知县罗衫再合》的故事里：“苏雨领命，收拾包裹，陆路短盘，水路搭船，不到一日，来到兰溪 。”(7)冯梦龙:《苏知县罗衫再合》,《三言二拍之一：警世通言》,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年, 第84页。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庐江孙起山先生谒选时，贫无资斧，沿途雇驴而行，北方所谓短盘也。”(8)纪昀:《滦阳续录四》,《阅微草堂笔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第455页。

第56回《狄员外纳妾代疱，薛素姐殴夫生气》中写狄员外父子从京中“坐监”结束后回山东的过程：

狄员外雇了四个长骡。那时太平年景，北京到绣江明水镇止九百八十里路，那骡子的脚价每头不过八钱；路上饭食，白日的饭，是照数打发，不过一分银吃的响饱，晚间至贵不过二分。夜住晓行，绝无阻滞。若是短盘驴子，长天时节，多不过六日就到；因是长生口，所以走了十日方才到家。(第56回，第428页)

又，第四回《童山人胁肩谄笑，施珍哥纵欲崩胎》一节中，晁源原计划带珍哥自武城前往父母在上海华亭的任上，后因珍哥小产而阻了行程：

晁大舍从此也就收拾行李，油轿帏，做箱架，买驮轿与养娘丫头坐，要算计将京中买与计氏的那顶二号官轿，另做油绢帏幔与珍哥坐，从新叫匠人收拾；又看定了二月初十日起身；又写了二十四个长骡，自武城到华亭，每头二两五钱银，立了文约，与三两定钱。(第4回，第26页)

故所谓“短盘”是脚力比较快但只能走短程的驴子，按路段走，中间需要换畜力，空身一人走划算，带大量行李则不划算。所谓“长盘”，是脚力比较慢但适合走长路的骡子。短盘快而赶路紧张，驴价也稍贵，适合于夏秋天长的日子；长盘慢但不必赶路，骡价便宜，中间不必换牲口，适合于冬春天短的日子，又方便驮运行李。以山东明水到北京的1000里行程论,短盘需5—6天，长盘需10天左右。胡旦与晁家仆人带着1000两银子进京行贿那次也是雇了长骡，从上海华亭走到北京用了28天，计以晁源所订的从武城到华亭的骡子价格“每头二两五钱银”，我们可计算出，骡价大致为一天八分到一钱银，驴价大致为一天一钱五分银。

骑骡起旱走长路，往往是男性旅行者的便宜方式，女性旅行者如有条件，一般还是自己乘轿，再由男性旅行者骑骡相伴。晁源带珍哥回武城，“携着重资，将着得意心的爱妾，乘着半间屋大的官轿，跟随着狼虎的家人，熟鸭子般的丫头仆妇，暮春天气，融和丰岁，道途通利，一路行来，甚是得意”(第8回，第54页)。——这是不着急赶路、资费又富裕的起旱情形。

素姐由京中姑表小叔相于廷家返回山东明水的一程也是乘轿。书中明确写道:“(相家)雇了四名夫，买了两人小轿，做了油布重围，拨了一个家人倪奇同着再冬护送，择日起身。”(第78回，第597页)

素姐再次出远门，是去追赶刚回明水上了坟、乘船前往成都赴任的狄希陈。这次，她从厨子吕祥口中明白无误地印证丈夫已在京娶妾生子了。他们赶船的方式，按照吕祥的建议，不从水路走，而是骑骡起旱径到济宁，因为狄希陈的官船有勘合，逢驿支领口粮廪给，他们可以询问而得知。

素姐赶船未遂，反被吕祥拐跑了两头骡，流落淮安，幸得好人韦美帮助。韦美先安置素姐在尼姑庵里住了一段时间，每日送柴米供她食用，后来又“买了一个被套做了一副细布铺陈，做了棉裤、棉袄、背心、布裙之类，农隙之际，将自己的空闲头口拨了两个，差了一个觅汉宋一成，雇了一个伴婆隋氏”(第88回，第676页)，将素姐送回明水。“伴婆”为职业的女性旅游陪伴人。

由此可见，城乡富家女眷群的非香社旅行，一般都有着非观光性的目的，但在旅行过程中借机看景游玩，也是常事。非香社旅行的旱路走法，有条件的多采用乘轿，无条件的则依据日程及资费情况，可采取短盘骑驴或长盘骑骡的方式，但以长盘为更常见。女性旅游需有人陪伴，若非自己丈夫、家人，就是自家仆佣，如都没有，就需要雇用职业的旅游陪伴者“伴婆”来同行上路。驴和骡可以是自家所出，也可以是雇来的。客栈的饮食，在太平年景极为便宜，没有负担不起的问题。城乡富家女眷群对旅游的各种可能性都极为欢迎，不惜顶着整体男性社会的不赞成的皱眉，自创机会，在本应赶路或办事的行程中谋求游山玩水、登寺访庙。

三、水路旅行的情况

从淮安回来后年余，素姐一来在明水家乡的经济情况支撑不下去，二来心头恨意难平，“恰好侯、张两个道婆引诱了一班没家法、降汉子、草上跳的婆娘，也还有一班佛口蛇心、假慈悲、杀人不迷眼的男子，结了社，攒了银钱，要朝普陀，上武当，登峨嵋，游遍天下”(第94回，第726页)。素姐就与侯张二人结伴，又一次托着香社的名目，“万里亲征”跑到四川。

这次的行程，是由薛家的小男仆小浓袋陪伴，走水路而行。原书中的描写，如“一路遇庙就进去烧香，遇景就必然观看” (第94回，第728页)等，极易使人误会为这是一程水陆结合进发的旅行，而他们弃陆登舟的地方在淮安。但细读第94回“薛素姐万里亲征，狄希陈一惊致病”的文本，我们以为，这一程应是完全的水路，素姐所属的香社旅行团所包的船只，使用了一种类似现代游轮旅游(cruise travel)的机制，不以赶路为要，却以观光为主，沿路走走停停。船到淮安，时间充裕到可以让素姐到她曾寄寓的尼姑庵去拜望以前熟识的老尼，再与恩人韦美宴聚。韦美收了素姐的礼物后，又“收拾了许多干菜、豆豉、酱瓜、盐笋、珍珠酒、六安茶之类，叫人挑着，自己送上船去”(第94回，第728页)。在这一程水路朝圣的香社旅行里，“素姐朝过了南海菩萨，参过了武当真武，登过峨嵋普贤，迤逦行来，走到成都境内”。她只是在下船之后才换了轿子，“雇了一个人挑了行李，雇了一顶两人竹兜，素姐坐里面，小浓袋挽轿随行”(第94回，第729页)。这些都说明，侯张组织的这个水路旅行团，比起泰山香社，宗教意义更低，基本以闲适、观景为目的。

狄希陈携眷远赴成都上任，没有疑问地必须走水路。他先是托骆校尉至张家湾“写船”：

骆有莪问狄希陈要了十两银子，叫吕祥跟随到了张家湾，投了写船的店家，连郭总兵合狄希陈共写了两只四川回头座船。因郭总兵带有广西总兵府自己的勘合，填写夫马，船家希图揽带私货，支领禀给，船价不过意思而已。每只做了五两船钱。狄希陈先省了这百金开外的路费，便是周景杨“开宗明义章”功劳，且路上有何等的风力好走。(第85回，第653页)

狄希陈经由幕宾周景扬而结识郭总兵。郭这次入川，虽是因失机被流放，但毕竟仍有广西总兵府的身份，“回头座船”抵川后即会原线返回，图的就是捎揽私货，路上关卡少做盘查。有了郭总兵的勘合，来回的利润就抵得过这一百多金的单程船价。此中，我们亦可窥见明末走私船运的一点机窍。

狄希陈一行赴蜀，从张家湾开船，家人送行也是直送到通州。几年以后，当他做完官返回的时候，座船也是走到张家湾泊住的(第100回，第769页)。当时的京师,不许罢闲官吏潜往居住，于是他在通州赁房暂居，从此他的人生与他前生作为晁源的际遇关联了起来。

宠妾灭妻的恶少晁源舍弃妻子在老家武城、带爱妾珍哥北上，因当时他还未曾向在通州任上的父亲晁思孝禀过娶妾之事，故从武城起旱直接上京，先将珍哥安置在北京的沙窝门——即今广渠门——附近，此后便借口身为国子监学生必须住校，常驻北京。晁源安顿好珍哥后：

自己还在京中住了两日，方才带了几个家人自到通州任内，说计氏小产，病只管不得好，恐爹娘盼望，所以自己先来了。晁夫人甚是怨帐，说道：“家门口守着河路，上了船直到衙门口，如何不带他同来，丢他在家？谁是他着己的人，肯用心服事？亏你也下得狠心！况且京里有好太医，也好调理。”他埋怨儿子不了，又要差人回去央计亲家送女儿来。晁大舍也暂时支吾过了。(第6回，第40页)

晁夫人怨帐儿子没有走水路带儿媳来，甚有道理。武城是大运河经过之处，通州是大运河的北终点，晁源如果不是要去北京先安置珍哥，则水路本是他最好的选择，从武城直接上船到通州极为便利。事实上，他后来第二次去通州，就是走水路。

晁大舍看定了四月十三日起身，恐旱路天气渐热，不便行走，赁了一只民座船，赁了一班鼓手在船上吹打，通共讲了二十八两赁价，二两折犒赏。又打点随带的行李；又包了横街上一个娼妇小班鸠在船上作伴，住一日是五钱银子，按着日子算，衣裳在外；回来路上的空日子也是按了日子算的，都一一商量收拾停当。(第14回，第108页)

往河边下了船，船头上烧了纸，抛了神福，犒赏了船上人的酒饭。送的家人们都辞别了，上岸站着，看他开船。鼓棚上吹打起来，点了鼓，放了三个大徽州吉炮。那日却喜顺风，扯了篷，放船前进。晁大舍搭了小班鸠的肩膀，站在舱门外，挂了朱红竹帘，朝外看那沿河景致。那正是初夏时节，一片嫩柳丛中，几间茅屋，挑出一挂蓝布酒帘。河岸下断断续续洗菜的、浣衣的、淘米的，丑俊不一，老少不等，都是那河边住的村妇，却也有野色撩人。(第14回，第109页)

船只开航时祭祀神祗，属于船户禁忌文化。中原一代多信龙王，古时祭水神河伯。祭祀的目的，不外乎要取悦于水神，使之不为邪祟，使人旅途平安。(9)黄红军:《船户禁忌》,《车马·溜索·滑竿——中国传统交通运输习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80页。素姐赶船追狄希陈未遂，流落淮安，气愤之下，对吕祥说：“你去打听那里有甚河神庙宇，我要到庙里烧纸许愿，保护他遭风遇浪，折舵翻船，蹄子忘八一齐的喂了丈二长的鲇鱼！”主仆二人找到“东门里就是金龙四大王的行宫，今日正有人祭赛还愿的时候，唱戏乐神，好不热闹”。素姐买了纸马金银，在神前亲手拈香，叫吕祥宝炉化纸，祷祝道：“河神老爷有灵有圣，百叫百应，叫这伙子强人，翻了船，落了水，做了鱼鳖蟹的口粮，弟子专来替三位河神老爷重挂袍，杀白鸡白羊祭赛。要是扯了谎，还不上愿心，把弟子那个好眼滴了！”(第86回，第662页)——这就是相信水神有破坏舟程的力量。

再说晁源，第二次北上走了近一个月才到，“五月十二日，晁大舍到了张家湾，将船泊住”(第15回，第111页)。走得这样慢，自然与他携妓图消闲有关。狄希陈赴任，自通州行船出来，不用十日到了沧州。通州至沧州约等于通州至武城的一半距离，以此约算，晁源若是赶路的话，大约20日能到通州。

晁家早年的幕宾刑皋门升为兵部侍郎，从湖广上京途径山东时曾下船到前上司晁思孝坟上致祭。为此，武城县礼房循例迎接，特意到晁家提出要在晁思孝坟上建“一座三间的祭棚，一大间与邢老爷更衣的棚，一间伺候大爷，一间伺候邢老爷的中军”(第46回，第359页)。晁家本要预备起来，礼房则仍坚持让“地方催办”。及至邢侍郎到时，“匆匆的赴了一席，连忙的上船，要往晁乡宦坟上致祭，祭完还要连夜开船。到了坟上，武城县官接着相见过，辞了开去。却是姜副使迎接入棚，更衣上祭。祭完，让至庄上筵宴”(第47回，第360页)。明代侍郎为正三品官员，这一段描写虽略，却使我们窥见地方政府招待沿途经过的高级官员的形式化做法。

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设有水马驿1295处，后稍裁并为1036处。较大的水驿站会配备驿船60艘，较小的也有5艘。(10)秦国强:《明代的邮驿》,《中国交通史话》,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520-521页。驿站之设，主要职能原本是公文传递，方便官员旅行不过为其附带功能，但明中叶以后，公文传递的功用已经不再重要，而应付过往官员的夫马则是地方行政的一件大事。不仅其所需的役力财物是地方上的一种无形负担，迎送本身更成为地方官的债责。仅以水路而论，官员行经地方，不仅需要动用船只迎接，还可能需要征用到吹鼓手、炮手(发船前需要点炮起行)、挽船的纤夫、开关水闸的闸夫等，官员上岸后的活动，则不免用到马夫、膳夫、门子等，这些都要靠地方从民众中佥派。

说起来，当年晁思孝在华亭官场上闯的一个大祸就是未曾应付好一位辛翰林的夫马：

那辛阁下做翰林的时节钦差到江西封王，从他华亭经过，把他的勘合高阁了两日，不应付他的夫马，连下程也不曾送他一个。他把兵房锁了一锁，这个兵房倒纠合了许多河岸上的光棍，撒起泼来，把他的符节都丢在河内。那辛翰林复命的时节，要具本参他，幸而机事不密，传闻于外，亏有一个亲戚郑伯龙闻得，随即与他垫发了八百两银子，央了那个翰林的座师，把事弥缝住了。(第4回，第68页)

后来辛翰林由南京礼部尚书钦取入阁，到了通州。这一番晁思孝倒也万分承敬，但辛翰林有了成心，一毫礼也不收，也不曾相见，不用通州一夫一马，自己雇了脚力人夫，起旱进京。最终参了贪污腐败的晁思孝一本，将他收入刑部监中，若不是有钻天本事的衙役相救，晁老险些不保。(第17页，第127-130页)

有关刑侍郎、辛翰林的水路旅行的记录，在《醒世姻缘传》中都甚简略，且也只有地方接待、没有实际行程的描述。但狄希陈赴川的行程却值得一记，除了上文提及的带勘合行走可以抵消船价的现象，他的携眷而行、沿路的驻泊、购物、观光，都颇能代表晚明中下级官吏远程赴任的情形。他与郭总兵的两船之间通讯的情况，也是个有趣的现象。

狄希陈与郭总兵联船而行。到了沧州，他带仆人从河间武定竟到明水，让两船到临清泊住等他。临清是大运河沿途八大钞关里最繁华的一座码头，在当地购物甚方便。狄希陈从家中上完坟回到船上，一路行来，过淮安，过扬州，过高邮，屡次经过大码头时，都欲请客，只因惧内而不敢：

只要设个小酌，请郭总兵、周景杨过船来坐坐，回他的屡次席，只因恼着了当家小老妈官，动也不敢动，口也不敢开。喜得顺风顺水，不觉得到了南京。歇住了船，约了郭总兵、周景杨，同进城去置买那一切的礼物。住了两日，各色置买完备，然后开船起行。(第87回，第667页)

船上的日子，整整走了四个月，才到成都：

离成都不远，只有三站之地，央了便人传了信与本衙衙役。这成都是四川省会之地，财赋富足之乡，虽是个首领衙门，却有几分齐整，来了十二名皂隶，四个书办，四个门子，八名轿夫，一副执事，一顶明轿，齐齐的接到江边。望见狄希陈座船将到，各役一字排开，跪在岸上，递了手本。船上家人张朴茂分付起去，岸上人役齐声答应。狄希陈在船上甚是得意……初一日，狄希陈自己进城宿庙。到任以后，着人迎接家眷入衙，差人与郭总兵另寻公馆。初二日，狄希陈到过了任，向成都县借了人夫马匹，搬接家眷，又迎接郭总兵合家眷属到了公馆。(第91回，第699-700页)

这程水路旅行至此才算结束。狄希陈的职位是府经历，正八品，乃是知府官署的首领官，习惯上，地方官吏犯罪等待审讯的，往往发交府经历厅看管。(11)俞鹿年:《历代官制概略》,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8年, 第484页。狄希陈后来能盈其宦囊而归，与他以经历而代署成都县有很大关系，而能够代署成都县，又与经历的工作性质有关。有些讲职官制度的书上，将府经历仅仅诠释为知府下面负责出纳文书的属官，这就忽略了府经历可以审案的默认属性。成都府前来迎接狄希陈的阵仗不小，这很可能是因为“风俗淳厚的地方，乡宦士民，都不妄自尊大，一般都来拜贺，送贽见，送贺礼，倒比那冷淡州县更自不同。”(第91回，第700页)但迎接的规格之高，更与府经历的实权职位有关。

京杭大运河从通州到北京城四惠有通惠河段，在不淤塞的情况下，漕粮和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运至今西城区的积水潭。明代最后一次疏浚通惠河的工程，由巡仓御史吴仲于嘉靖七年(1528)主持进行。疏浚后的通惠河稍短了一些，但仍可通达至今朝阳区杨闸村附近。此处距离晁源安置珍哥的沙窝门住处，直线距离只有16公里，从经济上考虑，如果通惠河可用，则晁源第一次与珍哥上京，从武城走水路仍是划算的——前提是如果他们不赶路的话。从晁源、狄希陈北行都泊船于张家湾，南行则以张家湾为起点，我们可以推知，通州的张家湾就是大运河客运的北终点。这个推论可以从我国著名的水利史学家姚汉源的书中得到印证：“明清通惠河只能驳运漕粮，不通商旅。”(12)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第309页。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中的通惠河一段，虽经嘉靖年间的吴仲疏浚，在京通之间，仍是水陆兼运的，从大通桥至京城东仓一段使用的是陆运。(13)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略论元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年, 第242页。而元代通惠河通航时，不光漕粮可以北运到积水潭，就连客商出京的船，也可以从积水潭出发南行。嘉靖八年(1529)距通惠河竣工时的至元三十年(1293)近两个半世纪，明代的水利工程的实效反不及前代之“通”且“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惠河从修筑到竣工，郭守敬只用了1年，而吴仲的疏浚却也用了1年。

水路旅行舒适，不必风餐露宿，但也有其明显的缺陷：速度太慢。狄希陈入川竟然走了4个月，同时期发生的“五月花”号渡洋旅行才不过用了一半时间。(14)与《醒》书中所描绘的内河航行的发生时间相去不远——有可能更早，因为小说的时间不能确定给出——在1620年秋冬之交，“五月花”号迎着大西洋的西风带(Westerlies)驶往美洲，全程不过用了两个多月；1621年四五月间，它回程的时候未受风向影响，时间缩短一半多，只用一个月就完成了。欧洲的造船术本落后于中国，但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则奋起直追，出现了从克拉克(carrack)帆船到盖轮(galleon)帆船的转变，载重量也大为提高。晁源从山东北部的武城到北京也足足用了近一个月。这两次“慢生活”的内河旅行，都与旅行者自身的耽搁或诉求有关。

内河旅行者可以自己掌握速度，这一特色若与明清官场的政治形势相结合，有时会产生耐人寻味的结果。遭贬谪或赌气辞职的官员，可以用慢行船的方式，等待朝廷的风云变化中出现新机，或等待主上的回心转意。刑皋门就是一例，他的情况借由武城县礼房之口表述如下：

他原是湖广巡抚，合陵上太监合气，被太监参了一本。查的太监说谎，把太监处了。邢爷告病回家，没等得回籍，路上闻了报，升了北京兵部侍郎，朝廷差官守催赴任，走的好不紧哩。(第46回，第359页)

赶路的水路旅行也常常快不起来，尤其是在大运河航道内行船，这已经不是船速的问题。明代中叶以后，黄河屡次决口，冲击运河，导致堤岸崩溃，闸门失效。黄河夺淮以后，黄河水倒灌入运河，泥沙内侵，运河的河身也日趋垫高。明政府为保漕运，只知治标，采用牺牲下游百姓的办法，加高河堤，建平水闸，泄水东注。而秋季水减之后，漕舟上闸，难于上天，每舟用纤夫三四百人，犹不能过，用力急则断缆沉舟。漕舟如此，客船可想而知。《明史·河渠志》里载有长篇累牍的朝臣议论、治河方略，但都不能于大运河每况愈下的行舟情况有所补益。(15)朱偰编:《中国运河史料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83-90页。水闸建多了以后，需要重复关合才能保证水位，势必羁迟旅途。明代订有“漕河禁例”十七条，第一条就是有关启闭闸门的规定：除了贡鲜船外，非积水满不能开闸过船，违者虽权贵豪强亦重罚。“漕河禁例”又禁止普通船只敲锣鼓响器。(16)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从《醒世姻缘传》的描写看，这一条完全失败。所有船只，开船时无有不“点鼓”或“点炮”者。

黄仁宇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论文为《明代的漕运》，他的明经济史巨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即由其博士论文而来。在该论文中，黄仁宇分析了政府投入和大运河的实际运输成效后认为，这条水道并不像某些现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刺激作用。(17)Ray Huang, “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4, pp. 21-37.此一观点他亦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重复表达。(18)[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第421页。

明末的内河航行比之同时代的欧洲仍占先机，但渐渐失去了如马可·波罗那时所见的优势。那种“樯桅林立，遮天蔽日”的内河繁荣景象，在欧洲的重要城市、特别是阿姆斯特丹，也在渐渐生成中。布罗代尔一一分析过的欧洲中世纪的重要商港：威尼斯，布鲁日，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都兼具海港与河港的特征。(1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95页。欧洲中世纪的内河航行，实追随海航之后，并没有形成独立发展的风貌；中国虽出过郑和这样的伟大旅行家，但海航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时段既少且短，以大运河为主动脉的内河航运才真正承担着国计民生，这又意味着：大运河的任何一截一旦失手，国家的生命粮线就中断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人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致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就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晚清漕粮北运彻底转向海漕方式，直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间接的原因，亦与道光二十二年(1842)吃过那一堑有关。

四、结论

通过对《醒世姻缘传》这部世情小说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城乡富家女眷群”，对旅行有着不亚于闺秀群落的诉求，她们出行的方式不一，或起旱、或走水路，往往追求舒适性和安全性。在一般的客航中，已经有类似游轮的旅行船，旅行者多依托着香社机制，沿途朝圣游景。《醒世姻缘传》中的旅行描写亦可印证以下史实：明代相较于元代和清代，运输更为严重依赖内河，朝廷为严保漕粮运输，不惜牺牲客旅的行途方便；京杭大运河中的通惠河段，不通商旅；官员携带勘合，走得既风顺，沿路有关卡补给，又可为船家带私货以减免舟资；但除此之外，低级官员与一般商旅无异，也都是自家订船上路；高级官员在内河旅行，则排场就大得多了，常不免给地方造成种种应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