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研究概观

◎ 史忠义 栾 栋 李贵苍

一、人文主义源远流长

自从人类有了关于人的思想以后,便有了人文主义的萌芽；人文主义思想因而存在于所有文明中。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伏羲象物取则,创大易,成八卦,于开显中含敬畏。开天辟地之时,开大于收,辟重于合。神农号炎帝,继八卦作《连山》,山出山连,侧重揭蒙除昧。《连山》,朝阳兴象。群山积厚,底气深沉,大势磅礴,如日升腾。华夏人文根祖,巍巍,微微,博大而精深。开远,慎终,得天地之灵气,传万古之福音。然而山不能尽数,物不可恒开,有披露必有掩蔽,苟耗散定须恢复,收敛之德,见于黄帝《归藏》。伏羲从混沌出,阴阳集于一体；炎帝以农耕显,庚寅万象终始；黄帝由母系生,坤乾安之若素。领略黄帝《易》很重要。黄帝《易》,即《归藏》。《归藏》重坤守谦用隐,其中有真意,淹留黄帝真风貌,储存黄帝真行藏。黄帝与蚩尤战,大野逐鹿,不得已而为之。与炎帝盟,为苍生而和之。天下既定,任炎帝向东南、西南扩展,而轩辕则止戈勒马,退守西北,匿于大漠,隐于高原,葬于深山。黄帝精神是什么？是涵养,是厚道,是祥和,是归化,《归藏》本意盖在于此。

夏用《连山》。夏禹部族将《连山》的开显文化发挥到极致。大禹治水、刊山、安澜、列九州、铸九鼎以征天下,使民知神奸。殷商复用《归藏》。敬天礼地,刻骨铭心,金甲文字,文化深藏。最神奇的归藏莫过于甲骨文字,数千年后复见天日,把归藏的意蕴诠释得惟妙惟肖,诚可谓人类瑰宝。从《周易》及其传播来看,文武周孔对《归藏》精神都深有体会。文王重卦,乾坤虽然异位,母仪仍然显耀。武王鼎革,鬼神尸位有别,然而殷商庙享不除。周公摄政布德决不僭越。孔子设席教化述而不作,归藏的厚重品德一脉相承。梁漱溟和当代学者郭沂认为,商周之际,中国社会发生过一场人文主义运动。殷商宗教社会神灵崇拜的风气浓厚,至周代逐渐产生出一些理性思想,有了“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乃至“天不可信”等观念,周公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天爱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思想,这些便是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雏形。到了春秋时期,自然天道观进一步发展,孔子的“仁”“智”“泛爱众”“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进一步奠定了人文主义思想。

近年来的大量考古成果（内蒙古赤峰的兴隆洼考古、良渚文化时期和红山文化时期的大量考古发现等）充分肯定玉石时代和玉文化的存在也奠定了一定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华夏初民之所以崇拜玉石,因为后者代表一定的美德。这与《伊利亚特》所肯定的金子崇拜代表一定的财富思想和发财梦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体现了希腊人早期的人文思想。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发展有四个备受学界重视的阶段,使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智者学派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将研究重点从自然界和神转移到人本身,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格拉,主张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探索的主题,特别强调人的价值；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感觉是判定一切的准绳,否定神的意志,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反对迷信,强调自由；在社会道德方面,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应该强求一律。智者学派体现希腊文化人文主义的本质,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作用。苏格拉底主张“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思想；提出善是人的内在灵魂,教育对美德同样重要,它可以使人认识自己灵魂之内已有的美德；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也是人类社会,代表作《理想国》,主张根据智慧品德而不是按照出身,把每个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其影响是鼓励人们独立理性思考,为理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关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强调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类是最高级的；提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充分体现人类不断追求真理、了解未知的人文精神。

文艺复兴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涵盖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之间的400多年,欧洲由野蛮的黑暗时代演进到在各个领域都有新发展的时代,而这些领域的成就均超越了伟大的古代文明。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指重生或复活。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会垄断全部知识教育,用封建神学统治人们的思想,压制科学研究,文化陷入低潮。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追求生活享受,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反对教会的斗争。知识分子借助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从各个方面冲击教会的束缚,建立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当时看起来好像是“文艺复兴”,其实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15世纪后期扩大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16世纪文艺复兴达到高潮。文艺复兴中的思想巨人,以自己的作品抨击封建教会的虚伪和腐化,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自由,追求幸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主张“因信称义”和“先定论”,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代表人物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其主张“信仰即得救”,认为只要有虔诚的信仰,灵魂便可以获得拯救。每个基督徒都有直接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而非盲目听从教皇和教会的说教。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许多地方兴起,其实质是一场在宗教改革外衣掩饰下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神权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笔者以为,现代社会的兴起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时期。“17世纪,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并向全球扩张,把分散的世界史变成了统一的世界史。西方文化能够产生现代社会,是与其崭新的哲学突破分不开的。以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哲学突破,同西方的科技、经验、政治、艺术创新一道,带动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变化。与这相对照,这一时期其他大文化,如中国、印度、伊斯兰的哲学文化,都只有自身文化史的意义,而没有世界性的意义。可以说,第二个大的世界史的转折,是以西方的哲学突破为标志的。获得突破的西方哲学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成为世界的主流哲学,各大文化当面临现代文化潮流的压力和自身的现代化任务,不得不学习、模仿、吸收西方哲学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包括大悲、大喜、大思的复杂过程。”①

启蒙运动被视为人文主义的第四个重要时期。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封建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强调人的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度。代表人物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卢梭主张“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康德主张主权在民,相信自由和平等是天赋人权,但坚持人要自律。

它发表于1899年，以发现者乔治亚历山大·皮克的名字命名而得名.主要解决格点多边形的面积问题：若S为多边形面积，L是边界上的格点数，N是内部格点数，则有

现代经济活动的人文理念愈来愈普遍、愈浓厚,产品和商品的审美色彩愈来愈浓。人文理念和审美追求几乎成为经济活动成功的必备条件。没有人文理念和审美追求的商品就缺乏竞争力,经济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小。现代社会的经济竞争除了产品质量的竞争、企业实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人文理念和审美追求的竞争；反之,人文思想也凭借经济活动得以推广。经济全球化与大国的全球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笔者以为,自从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人类就进入了第三次大的哲学突破或曰理论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经典杰作《资本论》,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体现后现代思维的某些哲学家为代表的西方当代哲学,中国第二、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重新肯定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构建全球和谐社会”等思想,还有转型经济学等,都是这次哲学突破或理论突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新时期成熟的人文思想,都是这次哲学突破或理论突破的重要成果。第三次哲学突破或曰理论突破还在继续,大约会在21世纪大体完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上的全球性互动,为这次突破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笔者同意张法先生的下述意见,即这次哲学突破不会像第二次哲学突破那样,是以西方的哲学突破来代表世界的哲学突破,而更像第一次哲学突破,是全球各大文化之间各自扎根自身传统而又积极面向全球而产生的一种既有文化多样性,又有全球整一性的哲学突破。“这次哲学突破与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不同的是,它不是各自文化间互不相连的分散世界史中的哲学突破,而是在各文化相互影响中的统一世界史中的哲学突破。……人类在新时代的意义,是由这种哲学突破来定义的。”②上述我们提到的第三次哲学突破的组成部分,已经具有了这些特点。这次突破也构成了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

二、研究成果

在国际国内人文学研究的大潮中,我们几位人文学科的学者,如今聚齐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人文队伍中。回首过去,我们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做出了绵薄贡献。

早年获法国巴黎索邦第一大学哲学系人文科学国家博士的栾栋教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哲学》《文学评论》、Inharmonique、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olosophie等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兼通中外文史哲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美学的钥匙——马克思劳动学说的美学意义》《感性学发微》《文学通化论》等5部,译著《黑格尔与黑格尔主义》《濒危的文学》等5种,主编出版“人文学丛书”3辑共35册,“外国文学文化论丛”一套（已出9册）,主编主笔《人文学概论》一部。先后主持国内外课题17项,获省部级奖励10多项。在中国古代文学、法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化、哲学美学等领域指导硕博士研究生,主讲人文类一级学科建设的主体课程6种、配套建设课程6种。

吴国良教授先后在外语类核心期刊和国际期刊包括海外权威期刊、《当代语言学》《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上海翻译》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4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40余部。专著代表作为《现代英语句法与语义》《英语术语翻译与译名规范研究》。译著代表作为大型工具书《英语准确用词词典》。主编进入人文社科国际检索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两部,由美国学者出版社出版。主持国家级和省市科研项目10余项,获省部级奖项4项,国际奖项2项,市级政府奖项7项,浙江大学一等奖1项。

李贵苍教授先后出版《英语写作实践教程》（“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汉诗英译教程》（21世纪课程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TheBirth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Revolutions in Language,Historyand Culture（汉译英,美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7年版）、《绿色写作:英美浪漫主义文学的生态内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专著、译著和编著15部,发表论文41篇,主编《中国风:留学生汉语系列教材》（6本,清华大学出版社已陆续出版）,主编生态文学批评译丛（11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6本）,主持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化读本外译项目（11本,马来西亚出版社已出版6本）,组织翻译近千万字的《剑桥非洲史》,基本完成初稿,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忠义教授1992年获瑞士洛桑大学文学博士,1996年获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著有《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走向新现代性》（2012）、《问题学初探》（2017）、《中西比较诗学新探》（2008）、《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2000）、《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的西方浪漫主义倾向研究》（法文,瑞士伯尔尼Peter Lang出版社1993年版）、《中西方梦的文学功能的比较研究》（法文,1996年11月里尔法国国家论文制作中心微缩版）、《比较文学和诗学文选》（2008）。重要译著有《诗学史》（上下册,2001；修订版,2010）、《20世纪的文学批评》（1998；修订版,2009）、《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合译,2000；修订版,2010）、《热奈特论文集》（2001）、《言语行为哲学》（2003；修订版,2010）、《热奈特论文选 批评译文选》（修订版,2010）、《文学理论的原理》（2012）、《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2012）、《文学与其修辞学》（2014）、《论问题学:哲学、科学和语言》（201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2015）、《道德的原理》（2015）、《差异 排斥 历史》（2015）、《修辞学原理》（2016）、《如何思考实在？》（2017,2018）、《论道德和政治的无礼》（2017,2018）、《叩问小说,超越小说理论的若干途径》（2017）、《何谓戏剧？》（合译,2018）等24部。中外文编著15部（其中《人文新视野》丛书已出14辑。主编法国《国际哲学与修辞学》杂志2018年第1期《中国当代哲学研究》专号。组织并主持了《尤瑟纳尔文集》7册的翻译（校对了其中5册的译文,2002）以及《经济学词典》的翻译。修改并校对了该词典70%词条的译文；（2012年码洋列社科文献出版社第一,2013修订版）。出版文学译作3部,发表学术译文10余篇,论文约百篇。近期重要论文有:《世界诗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后现代之后的当代性观念及其对现代性危机因素的消解》《符号学的得与失——从文本理论谈起》《问题学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新形态》《简析问题学哲学与梅耶和贝西埃的文艺思想》《略论梅耶双重三位一体的修辞观》、Pour une expression plurielle des substrats de la culture occidentale et de ceux de la culture chinoise、Introduction auxétudes philosophiques de la Chinecontemporaine》等。获国家奖2项,省部级和其他奖励6项。与法国著名学者、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会长让·贝西埃教授创办并主编Nouvelles Humanités Chine et Occident（《中西新人文》）杂志。

三、研究方向

我们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自己确定近期的研究方向,并公之于众,接受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

我们首先要宣传和弘扬的重要思想之一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观念。人类的各个民族本应该和睦相处,但总有人坚持冷战思维,导致有些民族之间长期对立,不懂得和则互利、和能“生财”的道理。“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观念是保证世界和平、保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根本观念,需要世世代代地坚持下去。

我们需要宣传和弘扬的另一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民生40年的发展史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思想,值得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推介,资本主义国家也能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中获得众多启示。我们无意输出革命,无意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但我们可以客观地介绍中国人民70年来的奋斗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近40年来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实事求是、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过程,诚心诚意地与其他民族交流和学习,共同前进。

供给侧的结构改革是促进经济活动健康发展、步步升级的长效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持续有利,需要长久地坚持下去。聚精会神地关注经济领域变化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和调节作用,及早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总结,精益求精,使人类的经济活动持久地良性运转,造福于世界人民。

生态文明的内涵极其丰富,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经过一个半世纪现代性发展的历练,思想认识和物质实践都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随着历史的演进,世界各国人民在生态文明的认识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提高,行动也将更加自觉。

为一切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社会价值、审美思想、文艺理论、各种知识和学问鼓与呼。

史忠义正在翻译比利时哲学家米歇尔·梅耶的代表作《叩问与历史性》。这部580多页的著作的上半部分通过回答范畴思考人类回答思维中的各种规律和原理,下半部分从叩问视角通过对历史性的分析,实际上阐释了西方文明的重大观念和发展事实。这个思路是宏阔的,但是使用的是作者的一套问题学的术语,这就为著作的理解增加了很大的困难。这一切如果用通俗语言表达可能更易于理解,但是我们又离开了翻译实践。著作给译者的启示是,我们可以用问题学和历史性概念的思路,阐释华夏文明的重大观念和发展路径。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但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多思考,并尝试在几年后的研究中将其条分缕析,行诸文字。

习近平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其中蕴含丰富的方法论成果,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和“一带一路”的思想,本身就有道路与方法的宗旨。我们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就是运用习近平“共同体导向论”或曰“共同体带路论”“以习解习”。概略地讲,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党治国的思想方略,其中既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坚守,也有对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路标的遵循,同时还有在全球化大潮中融会中西方优秀传统文化以造福人类且行稳致远的学术考量。

在方法论方面,我们还准备以比利时哲学家米歇尔·梅耶的问题学哲学作为贯彻习近平思想方法论的西学支点。该哲学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的务实精神非常契合,而且很适宜向西方世界宣讲中国理念和中国话语。具体而言,我们应重点学习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需要达到怎样的高度,我们需要怎样层层深入地分析、论述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思路也体现了研究的顺序,可以概括为“以问题为导向”,引导整个搜索整理、学习和研究过程。

鉴于我们的一部分研究针对的是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解偏差,如何去除误区、误解和相关的对立观点,需要在一系列重要节点上做化解性的工作。为此,我们在践履上述基本导向和路径的前提下,特别开发了“化思”的方法,以疏通中西方不同文化的扞格。“化思”的要义是“化感通变”以纾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用“通和致化”和“精致”讲好中国故事,以此把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一带一路”美好的用意推向世界。

注释：

①②张法:《后现代与中国的对话:已有的和应有的》,见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话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