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课堂非语言交际及其文化维度

◎周芳蓉

一、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一）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根据非语言交际这个概念,我们可知交际有两种方式,一种通过语言交际,另一种通过非语言交际。何谓非语言交际,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定义,即为:“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的交际”。较为具体的定义是:“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表达的、为社会所供职的人的属性或行动,这些属性和行动由发出者有目的地发出或被看成是有目的地发出,由接受者有意识地接受并有可能进行反馈。”①

（二）非语言交际的种类

在非语言交际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学者也对于非语言交际的种类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在《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一书中所采用的是西方学者现今比较统一的一种划分方式,可以将非语言交际粗略地分为四大类进行对比研究。②本文依循的也是此种划分方式,具体如下:

（1）体态语。

包括基本姿态（姿势和身势）、基本礼节动作（如握手、亲吻和拥抱、微笑、体触、女士优先的礼节动作等）以及人体各部分动作（如头部动作、面部动作、目光交流、臂部动作、手部动作、腿部动作等）所提供的交际信息。

（2）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义声音。

（3）客体语。包括皮肤的修饰、身体气味的掩饰、衣着和化妆、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家具和车辆所提供的交际信息。

（4）环境语。包括空间信息（如拥挤、近体距离、领地观念、空间取向、座位安排等）、时间信息、建筑设计和室内装修、声音、灯光、颜色、标识等。

前两类可以称为“非语言行为”,后两类可以称为“非语言手段”。

（三）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中写道:“文化以深刻而持久的方式支配着人的行为,我们对这样的制约是浑然不觉的,个人意识不到这样的控制。”③文化的触角伸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具体的行为方式,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人们的交际方式,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文化支配着人的交际方式；反过来,人类的交际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群体的文化。和语言交际相比,非言语交际更能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传递文化信息。弗洛伊德早就对非语言行为传递信息的能力做出了肯定:“他认为,行为传递的意义胜过言词。他不信赖人的言词。他的许多思想都基于这样一个设定:言词隐匿的信息多,透露的信息少。”④美国学者萨莫瓦曾说:“绝大多数研究专家认为,在面对面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的确,非语言交际在交际中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忽略了语言交际的力量。在具体的交际行为中,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是相辅相成的,失去非语言的辅助和配合语言交际则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非语言行为也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⑤本文研究的是非语言交际在中德课堂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以及其表现出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二、课堂非语言交际及其表现

（一）身姿语

身姿语是课堂中与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和学生的举止动作等都包括在内。中德学生在课堂中的坐姿站姿,与教师的互动方式等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此外,师生间的目光交流和对于体触的接收程度也反映了各自文化的特点。

1.教师在课堂中的身姿和动作

教育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中国课堂的氛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教师这一职业也是十分崇高而令人敬畏的。几千年来教师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因此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控制课堂氛围,保持课堂严肃性也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职能所在。中国教师在课堂上讲课范围一般局限在讲台与黑板之间的这个区域,将讲课重心放在说清知识要点上,而不会经常走进同学中去。与此相反,德国教师或者说欧美教师更习惯于走入同学中间,在学生中间讲课,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且会随意地坐在课桌上进行讲课。但就中国而言,很多地区的中小学都有不成文规定,教师不允许随意坐着上课。

此外,中国教师与德国教师在课堂上的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也有较大的区别。中国教师为了维持课堂纪律会对学生的动作有一定约束,同时也对自己的仪态动作有约束。因此在课堂上他们的面部表情比较单一,不太会随着所讲的内容作出较大改变,手部动作也较为简单,以指点黑板为主。但是德国教师为了增强课堂表现力和感染力会采取多样化的表情和动作,有时甚至会手舞足蹈,用不同的表情和动作来表演授课内容,增加趣味性。当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中国教师希望营造的严肃、认真、有约束的课堂气氛。因此一般传统的中国教师并不会采用这种“有失教师体统”的授课方式。

2.学生在课堂中的身势和动作

在中国,为了维持课堂纪律和统一性,学校往往会对学生（尤其是一二年级学生）在课堂中的身势和姿态作出诸多规定。例如,学生应挺起后背只坐半个椅子,不能将身体整个靠在椅背上；教师进教室开始上课前学生应集体起立向教师问好。在德国则无对于课堂纪律和学生上课姿势的具体规定,学生可按照个人喜好和习惯采取不同的坐姿等上课。课堂上的纪律相对松散,与中国课堂上严明的纪律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中德两国学生在举手提问或回答问题时采用的手部动作也有较大区别。在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用手肘支在课桌上将手抬起,一般手不会高过头,动作幅度较小。但是,在德国学生为了让教师能够注意到自己,会伸出食指指向上方,并将手高举过头。相对于中国而言,德国学生的动作幅度较大,动作更加夸张,更能显示学生的个性。

3.师生间的目光交流

中国和德国或者其他欧美国家在看待和实践目光交流这一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英语国家的人比中国人目光交流的时间长而且更为频繁。它们认为缺乏目光交流就是缺乏诚意、为人不诚实或者逃避推脱,也可能表示羞怯。中国人却为了表示礼貌、尊敬或服从而避免一直直视对方。”⑥中国人在面对上级、或比自己地位更高年龄更大的人时,尤其会避免一直直视对方。

这一点在课堂中也有具体体现。在中国,学生不以注视着老师来表示自己正在认真听课。上课时,学生会低头看书,或是看着黑板,而不会与教师产生直接的目光交流。即便偶尔学生与老师的眼神恰好交会,学生也会立即避开以表示礼貌和对老师的敬重。在德国则有很大不同,学生与教师在课堂中的目光交流会更为频繁,并且这种直视表示学生正在跟随教师的思路认真听讲,而不会产生不礼貌或不尊重等不良的影响。教师也希望从学生的眼神中获得授课的反馈。因此,当一个德国的教师为中国学生上课时则会在这一点上产生矛盾,学生低头或眼神闪躲在德国教师看来是没有认真听讲的表现。他可能会怀疑中国学生是否对于他所讲述的内容没有兴趣,因而拒而不听。如果事先不了解中国人在目光交流上的习惯和态度,就可能会引起双方的误会。

4.师生间的体触行为

体触是借身体间接触来传达或交流信息的交际行为。因为体触已经进入了最敏感的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因此更要慎重对待,否则容易产生敏感反应或造成误会。在不同的文化中体触的发生频率也不同,有的体触频繁,有的体触较少,西方学者根据这一差别将不同的文化划分为“体触文化”和“非体触文化”。⑦根据这一划分标准,中国应属于“体触文化”,而德国属于“非体触文化”。

在中国,教师在课堂上为表鼓励,拍拍学生的肩膀属于普遍现象。或者,当女教师看到学生衣服穿少了可能会着凉,为表关怀会摸摸学生的衣服,也属正常。但是,在德国人看来这两种行为都进入了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这种体触行为并不恰当。尤其对于一些已经成年的学生而言则更有可能是对他们个人的冒犯。因此,当一个中国女教师在相同的情境下摸摸德国学生的衣服,则可能引起对方反感而产生误会。

（二）副语言

副语言一般的是指伴随话语而发生的无固定语义的声音。值得指出的是,沉默也属于副语言的范畴。课堂当中的沉默现象是一种重要的副语言,如处理不恰当极有可能引起误会。

1.课堂中的沉默现象

“沉默,在此指在讲话和交谈中不明确地做出有声的表态,而是做出无声的反应或停顿。”⑧著名人类学家霍尔就把“沉默”作为划分他所提出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一条重要标准。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可以通过语境来判断某一句话某一个词甚至某一种沉默停顿的含义；而在“低语境文化”中则更依赖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人们不习惯运用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进行交际。在中国,沉默在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对某一话题难以启齿时,人们往往会用沉默的方式应对。沉默和停顿可以有丰富的含义,“既可表示无言的赞许,也可以是无声的抗议；既可以是欣然默认,也可以是保留己见；既可以是附和众议的表示,也可以是决心已定的标志”。⑨西方民众则对人际交往中的沉默不甚理解,尤其是不了解东方人沉默的含义。在他们看来,听懂了问题却不回答是十分不礼貌、不尊重对方的行为。

在课堂上,中国学生的沉默也可代表多重的含义,例如: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对老师所讲述的内容表示赞同；对于老师讲述的内容有不同看法,但不直接提出反对；等等。在德国的课堂上则很少出现沉默的现象,即便是不知如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学生也会直接说出:“我不知道。”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只要是听懂了对方的提问,那么必须作答,否则可能被视为对提问者的一种蔑视。如果没有听懂对方的提问也要做出反应,请求对方再将问题陈述一遍或解释一遍。

当一个不了解中国式“沉默”的德国教师在中国课堂中提出问题,而中国学生面露难色,不回答问题也不说明理由时,就会给德国教师带来很大的困惑。他并不知道中国学生对于问题的态度如何,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他的问题,从而影响课堂教学。

2.“Umm”音在中国课堂中的不同含义

“Umm”这个音属于非语言声音。非语言声音是一种无固定语义却可以传递交际信息的声音,这类声音不是分音节的语言,而是发出声音的“副语言”。⑩“Umm”是在课堂上常见的一种非语言声音,也被用于不同的语境当中,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回答问题时,学生低头翻书并发出“Umm”的声音,此时的“Umm”表示学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为了缓解紧张和尴尬的氛围,学生会习惯性地发出“Umm”这个音；在听课时,学生看着黑板频频点头并发出“Umm”的声音,此时的“Umm”表示的是学生听懂了上课的内容,并对此内容表示赞同和理解；当学生看着老师,紧皱眉头,并发出“Umm”的声音,则可能是学生对老师讲述的内容有异议,但又不好直接打断老师发表自己的观点,因而发出“Umm”的声音,此时的“Umm”是一种话轮请求的提示,表示发音着希望获得他人注意,希望打断说话人表达自己想法的意愿。

（三）客体语

客体语一般指一切有意和无意展示的人工用品,其中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装及其他耐用和非耐用物品。这些物品可以具备双重功能,即实用性和交际性。“从交际角度看,这些用品都可以传递非语言信息,都可以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和个人特征。因此个人用品也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媒介。”[11]课堂当中能够展现使用者文化特性的主要指教师和学生的衣着、饰物和发型等。

1.教师的发型和着装

在所有的文化当中,人的衣着服饰都应该符合本身职业的特定。在中国,教师传授的不仅是课业知识,同时是学生道德修养、礼仪规范的表率,“为人师表”一直是教师肩负的使命。因此在着装发型方面,教师也要遵守这些规范,恪守教师本分,以维持其严肃庄严性,不能过于追求时尚,而以庄重、明快和自然为宜。仅这一点而言,中德两国的教师没有太大的区别,如:女教师不能穿超短裙,裙子长度一般以及膝为宜,夏天不能着无后跟凉拖,不能穿无袖衣服等；男教师不能着背心、短裤等。

在德国,由于有少数族裔和不同宗教信仰教师和学生,因此教师是否能够穿着或佩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的衣物和配饰一直是德国社会一个讨论的热点。尤其在穆斯林女教师能否在学校内佩戴头巾这个问题上有很大争议。德国各个州对于此问题有不同的规定,但巴登符腾堡等多个州均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校内禁止佩带表明宗教信仰的服饰和配饰。这一规定不仅针对伊斯兰教的头巾,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服饰。[12]2003年,曾有穆斯林女教师就这一问题上诉联邦宪法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她败诉,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德国教师都属于国家公务员范畴,而公务员代表的则是国家,国家在宗教方面不应有倾向性,因此他们不能在学校内佩带或穿着任何表明宗教信仰的服饰和配饰。[13]

2.学生的发型和服装

在中国,为了维持校内的纪律性,养成学生的集体观念,方便校方的统一管理,对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服饰和发型都有明确规定。在2010年实施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第2条即对学生的着装发型作出了具体规定: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不染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男生不留长发（前不遮眉,后不过颈,侧不过耳）,女生不穿高跟鞋。此外,一般中小学都规定学生在校应穿着校服。德国学生在发型和服装方面的自由度很大,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和习惯进行穿着打扮,以彰显个性,表现个人独特性,即学生可以通过不同风格的服装和发型等表现自身的个性和爱好。这与中国的学生有着很大不同。

（四）环境语

“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声音、信号和建筑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以提供交际信息,所以环境语也可体现文化特性。”[14]教室内桌椅的排列方式是课堂内重要的环境语。

桌椅的排列方式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教学模式,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一般常见的排列方式有三种:传统式、马蹄式和模块式。”[15]传统式中讲台处于教室最前方,学生横排就座,都与讲台的方向平行。这种方式便于学生听课,所有学生都能够方便地看到教师和黑板。同时,这种方式也有利于教师控制课堂纪律,教师能够直观清晰地看到每个学生,便于教师控制课堂教学,维持课堂规范。马蹄式,即学生在教室内围坐成一圈。这种座位方式比较适合小班化的讨论课和兴趣课,学生们能够看到其他所有同学,便于相互交流和讨论。模块式,即学生经过分组之后,每个组的组员围坐在一起。这种座位比较便于进行小组讨论。

在中国的中小学中最为常见的座位排列方式即为第一种传统式。这种排列方式较为单调,不容易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但却是最便于教师管理课堂的一种方式。在德国也有采用传统式排列的课堂,但也有很多课堂采用的是马蹄式,以方便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

三、课堂非语言交际体现的文化价值维度

（一）霍夫斯塔德的文化价值维度

霍夫斯塔德在对文化差异的调查中将文化主要分为四个维度:权利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和女性度。在本文中主要涉及的是两种文化价值维度,即权利距离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利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利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个人主义”是指一种较为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集体主义”是指一种紧密结合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就与强大而又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16]根据中德课堂内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可以看到中德两种文化所反映的不同的文化价值趋向。

（二）师生间的“权力距离”

学校也是一种组织的形式,师生间的关系或距离也可以被理解为“权利距离”。根据前文对中德在教师的身势和动作、学生的身势和动作、师生的目光交流以及教室内座位的布置等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国文化在“权利距离”方面的差异。

在中国的课堂中教师讲课的位置一般离学生较远,不太会走入学生中去。而学生在课堂中则因教师的权威和学校的规定等一般保持比较拘谨严肃的坐姿,在教师上课之前还要向教师起立致敬。在课堂中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目光交流也较少,为表示对教师的尊敬,学生一般不会直视老师。中国课堂中通常采用的传统式排列方法也便于教师对于课堂的控制。这些都体现了学生和教师之间较大的“权利距离”。在学校或者课堂这个组织中,权利主要集中在教师手中,教师对于课堂教学形式、学生行为规范、课堂内容等多方面都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学生所扮演的则是这些“权威”的听从者和执行者的角色。教师处于“上级”的位置,学生处于“下级”的位置。在课堂当中,教师的权力的地位占主导,它们所拥有的支配和管理的权利被广泛地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教师权力的实施有利于对于课堂的管理,学生能够更好地听从和学习教师传授的知识和行为规范等。但是这种较大的“权力距离”所带来的弊端是:学生不太会突破这种“距离”,也不会违背或挑战教师的“权威”,因此学生虽然能够很好地学习教师所传授的内容,但是却不会对此进行反思,不太会提出异议,不会对事物产生自己的想法。这种“距离”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在德国课堂中教师常常走入学生中间,能随意地坐在课桌上讲课,学生上课的坐姿等也没有具体规定,课堂内部没有具体规范约束学生行为；师生之间有较多的目光交流,学生可以直视老师而不会给人不礼貌的印象；同时教室内座位的布置也可以便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便于教师对于整个课堂的管理。由此看出,德国师生之间的“权力距离”比较小。教师在课堂中并不是一个“权威者”的形象,并不完全是课堂中的主导者,学生的交流和参与也是课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课堂中往往给人纪律松散的印象,不像中国传统认知当中课堂严肃认真的形象。但是这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较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在学生的学习当中会有更多机会去发现问题,提出不同想法。

（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普遍穿着同样的校服,遵守统一制定的行为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集体主义精神。反映到学校,则学校也是一个紧密联结的组织。学生认同个人是学校的一分子,学生与学校是紧密相连、荣辱与共的。在这样一个群体中,群体中的个人有较强的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他们普遍认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相互负有责任,他们期待被“群体”内部的其他成员照顾,被这个大集体照顾,同时也对于所在的群体保持忠诚和服从。群体性标志例如学生的校服显然要比彰显个人个性的标志更重要。群体内的成员希望通过统一的特征来划分“群体之外”的人员和“群体之内”的人员。即使这个群体中的某些个人并不认识,但是一旦他们发现大家都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时,便会对对方产生相应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就是在这样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学生与学校、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会更深厚,但是很多学生自然的个性容易在一个庞大而统一的群体中被埋没。

在德国,学生可以穿着不同风格、不同特点的服装来上课,其服装也是个人特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愿意穿着统一的服装来隐藏自己的特性。个人主义在其中得到了体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学校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被削弱了,而学生作为个体的力量被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没有像中国的学校那么强,但是学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被广泛认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学生更容易走上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四、总 结

本文中主要论述了非语言交际在课堂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中德两国课堂上的非语言交际的异同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文化维度的差异。教师运用不同的非语言交际手段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能抑制学生的积极性。美国著名文化学者库珀说:“必须记住,每一信息都包含内容和关系两个方面。……姿势、面部表情、体触行为等等,都会对信息内容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传递交际关系的信息主要是通过非语言形式。所以,学生会通过对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分析去辨明教师对师生关系的看法。”[17]可见,非语言交际在教学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对比中德两国课堂中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中体现的不同的师生关系、不同的教学模式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维度。认识两国不同的文化倾向,了解两国不同的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对于参与跨文化教学的教师而言尤其有意义。不了解这些非语言交际背后的文化原因则很有可能错误地解读学生想要表达的信息,也有可能在不自觉中表达了某种信息而造成学生的误会,引起双方的误解。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⑩[11][14][15][17]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6页、第3页、第26-27页、第42页、第47页、第51页、第59页、第71页、第153页、第154页。

③④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第59页。

⑨范蕴华、李杰群编著:《实用体态语》,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12]http://www.spiegel.de/unispiegel/jobundberuf/0,1518,603617,00.html:Kopftuch im Unterricht bleibt verboten,2009.01.26.

[13]http://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pressemitteilungen/bvg71-03.html:Leherin mit Kopftuch,2003.09.24.

[16]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扬·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 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