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物性系统视角下田园诗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及其英译为例

陈令君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1.0 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存在两种研究范式。一是Haugen范式(Haugen,1972)，是“隐喻的，关注语言的生态”；另外一种是Halliday范式(Halliday，1990，2007)，是“非隐喻的，关注的是语言与环境的关系，聚焦话语的生态取向分析”(何伟、张瑞杰，2017：56)。 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黄国文，2017)，生态语言学属于应用语言学，其特点是从理论语言学中获取有用的概念、方法、原则来分析和解决其关注的问题，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属于理论语言学，其目的是为话语(语篇)分析提供一个可用来分析语言中任何口头语篇和书面语篇的理论和分析框架(Halliday，1985)。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分析话语的工具，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Halliday指出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语言主动创建现实(Halliday，1990)。基于此，我们可以“利用语言来发现、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评估生态现状，促进生态和谐发展”(赵蕊华、黄国文，2017：18)。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在该理论视角下对话语的生态意蕴进行了初步探索，如戴桂玉、仇娟(2012)从及物性过程和态度资源视角探索了生态酒店英文简介的生态意蕴；赵蕊华(2016)从语域、语义和词汇层面探索了生态文本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黄国文和陈旸(2017)从语域、语类和元功能角度分析了《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的生态意蕴；何伟和魏榕(2017)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构建了体现国际生态话语特点的及物性分析模式。但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对魏晋诗歌田园诗及其英译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却无人涉猎，一些研究如胡文静(2015)只是分析了评价理论视角下陶渊明诗歌三个英译本，并未挖掘其生态意蕴。因此，本研究选取了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以及汪榕培、许渊冲和Charles Budd的英译本为语料，在及物性系统视角下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挖掘其生态意蕴，以期为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田园诗及其英译本的生态取向研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途径。

2.0 及物性理论框架

传统语法的及物性根据动词是否跟宾语区分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但这种二分法在解释力上有一定的缺陷性。故而，Halliday将及物性概念提升到小句层次(何伟、魏榕，2016)。Halliday认为及物性涉及整个小句的“内容”，即涵盖过程、过程中的参与者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成分(Halliday，1966)。就过程而言，Halliday认为及物性系统可以将人的经验分为六种不同的过程： 即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 、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 、关系过程 (relational process) 、行为过程 (behavioral process) 、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 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 (Halliday，1985)。一个小句归属于哪一种及物性过程，主要取决于动词，依据动词的语义内涵基本上可以确定小句的类型，而小句的类型包含其特有的参与者(Thompson，2008)。

具体说来，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主要参与者是动作者(Actor)和动作的目标(Goal)；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Perception)、反应(Reaction)和认知(Cognition)等心理活动的过程，主要参与者是感受者(Senser)和现象(Phenomenon)；关系过程反映的是两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参与者是载体(Carrier) 和属性(Attribute)；行为过程指的是诸如呼吸、叹息、哭笑、做梦等生理行为活动的过程，主要参与者是行为者(Behavior)；言语过程是指通过讲话交流信息思想的过程，主要参与者有讲话者(Sayer)、讲话内容(Verbiage) 、受话者(Receiver)和目标(Target)；存在过程是表示有某物存在的过程，主要参与者是存在物(Existent)。及物性系统里除了有各种过程与其各自的参与者外，还包括了环境成分。总之，及物性系统用来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所牵涉的人和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Martin & Christian，2010)。本研究就是以生态话语分析为取向，着重挖掘《归园田居》(其一)及其英译本的及物性系统是如何赋予话语生态意识，表达作者的生态智慧。

3.0 《归园田居》(其一)及其英译本的及物性系统分析

该诗创作于公元405年，表现了诗人“弃官归隐、躬耕垄亩、宁静淡泊、怡然自得、与天地自然同化的意境”(张保红，2005：56)。本研究选取了该诗的汪译、许译和Budd译三个代表性译本进行生态视域下的及物性分析。原诗以及三个英译本中的及物性过程，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归园田居》(其一)及三个英译本及物性过程及分布情况

表1显示，原诗的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数量相等，占比最多，物质过程帮助作者阐述故事，讲述作者社会经历的转变，从最初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到最终的弃官归农，“复得返自然”后，过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的闲适生活；而关系过程主要用于对作者居住环境的描写，有村内近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有郭外远景“暧暧远人村”和“依依墟里烟”，还有宅内细景“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其次为心理过程，心理过程主要揭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热爱，如“性本爱丘山”、“羁鸟恋旧林”和“池鱼思故渊”；另外，行为过程通过“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呈现了一副静谧和谐的乡土田园画面。其实，不仅这两个行为过程，就连原作中的两个物质过程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也旨在描述诗人田居生活的生态环境。而就译作中的及物性分布而言，三个译本中物质过程均占最高比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比重均相等，行为过程比重最低，均为第15和16两个小句，与原诗保持了一致。下面，我们将原诗与三个译本及物性分析数据对比如下图1：

图1 原诗与三个译本过程类型分布图

由图1曲线走向可以看出，三个译本与原诗的及物性分布走向有一定的差异，原诗关系过程比重大，三个译本物质过程比重大，即三个译本将原诗的某些关系过程译为了物质过程，主要体现在第13、14、17、18小句。原诗第13、14小句均省略了关系过程词“是”，作者要表达的是“远人村是暧暧的，墟里烟是依依的”，汪译译为物质过程词“looms”，“drifting”，许译译为物质过程词“rise”，“waft”，两种译法均打破了原文的乡村环境的静谧感。原诗第17、18小句使用关系过程词“无”，“有”，表示参与者之间的拥有关系，汪译译为物质过程词 “escapes”，“permeates”，许译译为物质过程词“intrude”，“rob”，Budd译译为物质过程词“won”，这些物质过程词与参与者和环境成分进行搭配，同样能传达出作者住所的幽静以及作者内心的恬淡满足，对原诗的翻译效果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4.0 及物性视角下《归园田居》(其一)及其英译本中的生态意蕴

关于生态学，鲁枢元进行了这样的划分：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和以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鲁枢元，2000)。文学中的自然生态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社会生态探讨的是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学中的精神生态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归园田居》(其一)巧妙地将情、景、理三者结合起来，通过对田园风光的描写，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生态观；通过对居住环境的描写，体现了邻里之间和睦友好社会生态观；并最终达到了作者对自我心灵的超脱追求，对固穷守节处世之道的坚守，即作者的精神生态观。

《归园田居》(其一)全诗共20个小句，分为三个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陈述作者因鄙夷仕途而归田；中八句为第二部分，描写平和静穆的田园风光；后四句为第三部分，抒发作者的恬淡心境和愉悦心情(汪榕培，1998)。

4.1 第一部分(第1-8小句)的及物性及其生态分析

这一部分原作英译文的及物性分析见表2所示。

1—4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原文“爱”是心理过程词，直接表达作者本性爱慕自然。三个译本则是物质过程，将原文的“爱”分别处理为“filled”，“became”，“secure”，原因在于译本主语不再是“性”，谓语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为了与上个小句押韵。但物质过程同样能传达作者性爱自然之意，译本分别以“hills and mountains”，“hills”，“(charms)”为主语，将非人类生命体作为施动者，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融为一体，说明作者平等看待世间万物，不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管理者，经营者，而是塑造者，参与者，表达作者对山川自然之爱。“少”，“性本”两个环境成分强调了自己从小就无法适应世俗情趣，反而生性对大自然无法割舍，正是山水田园与陶渊明的性情交融，使得他产生了“愉悦、平静、与物冥一的心理和精神感受”(段幼平，2012：40)，体现了他天与人和的自然生态观。

原文环境成分“三十年”，强调自己落入“尘网”的时间之久，陶学家们认为此处“三十年”与现实不符，实则十三年，但从修辞效果上看，此处环境成分的夸张进一步突出了作者对世俗官场的厌恶与鄙夷；“误落”属于物质过程词，“误”表达了作者对进入官场的悔恨，“落”而非“进”或者“入”则体现了从高到低、从得到失、从世外桃源到市井尘世遭遇的落差感。汪译的“by mistake”，“for thirty years”对原文“误落”，“三十年”进行了还原，而添加了“entrapped”这个带有贬义的物质过程词，表明作者被世俗羁绊的不情愿，被动性；许译通过“young”，“by mistake”还原了“少”，“误落”，但是“三十年”译为了“thirteen years”，符合史实，但削弱了作者故意夸张以强调自己憎恶官场之用意；而Budd译则与原文在字面上相差甚远，如译本未出现“误落”“三十年”，却以“alas”，“struggled”表达作者误入官场后内心的痛苦挣扎，是作者精神家园的依托，实现了对污浊现实和生命自我的审美超越，体现了作者的精神生态观。

5—8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原文施动者“羁鸟”，“池鱼”作为非人类生命体，是不能表达自我感觉、思想和认知的，作者在此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以其自喻，它们对“旧林”，“故渊”的思念和喜爱即是作者对大自然的向往与热爱，三个译本与原文保持一致，均将“birds”和“fish”作为动作发出者，使外国读者深感陶渊明对自然之爱。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认知，即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以及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的观点(曾繁仁，2012)。相反，陶渊明似乎已经将自己的身体与自然合二为一，他避免了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再将“羁鸟”，“池鱼”等非人类生命体当做观赏的对象，不是作为旁观者，他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不再是主客的关系，而是生活于其中，与自然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原文“恋”和“思”是心理过程词，三个译本也都译为相应的心理过程词“long for”，“yearn for”，“laments”，“think of”，直接表明了作者对自然的无限憧憬，体现了作者浑然天成的自然生态观和崇尚田园的精神生态观。

后两个小句原文和三个译本均为物质过程，除了Budd译本的“longed”，但“longed to till”所体现的重点还在于“till”，即物质过程，这些物质过程词描述了作者归田后的一系列的日常劳作，如原文的“开荒”，“守”和“归”，译本的“reclaim”，“suit”和“till”，均呈现了作者荷锄劳作的无忧归隐生活。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劳作以及乡村泥土气息的热爱，体现了作者朴素的自然生态观。

4.2 原诗第二部分(第9-16小句)的及物性及其生态分析

这一部分原作英译文的及物性分析见表3所示。

表3 《归园田居》(其一)第二部分(第9-16小句)英译文的及物性分析

9—12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诗歌第二部分罗列了一些普通的乡村景象作为参与者，有良田美地、庭院屋舍、花果草木、村落炊烟和犬吠禽鸣。前两句是园内近景，译本均补充了参与者即拥有者以及关系过程动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这是作者在乡村里的住所，与城市的拥挤和市井奢华形成对比，说明乡村农户各守其园，过着简朴的的慢节奏生活，体现了作者享受乡村和睦生活环境的社会生态观。

后两句是住宅中景，原文“榆柳”和“桃李”本身是不能发出动作的，作者用拟人化的方式赋予了这些植物人的属性，使其具有能动性，汪译和Budd译与原文一致，译为了以“elm and willow”和“peach and plum trees”为施动者的物质过程小句，达到了原文的修辞效果，即作者平等看待世间万物，认为树木也有情感和思想的自然生态观，但许译颠倒了两个小句的顺序，且译本的施动者为“I”，虽在语意上达到了对等，但没有把潜存在作者的自然生态思想传达给外国读者。这一幅清新自然、朴素美好的田园生活景象，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天国，是桃花源的雏形，体现了整个环境的和谐之美、灵动之美和共生之美，与尔虞我诈的官场形成了对比，唤起了人与自然的生命之间的共鸣，体现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敬畏自然、亲近自然以及感恩自然的生态观念。

13—16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前两个小句是村外远景，原文是关系过程小句，说明村落和炊烟的状态，即远处的村落依稀可见，炊烟袅袅，随风摇摆，呈现了一幅静态画面，而汪译和许译译为物质过程小句，如“looms”“drifting”“rise and waft”，Budd译则将两个小句译为副词词组和名词短语，如“busy towns”“dusty marts”，均呈现的动态景象。原文“暧暧”和“依依”两个叠词极具音乐性及抒情性，展现了乡村的辽阔感、幽静感、醇美感，给人以含蓄美、朦胧美，而三个译本使用动态词语，打破了原文的静态美，使外国读者无法体会乡村之美。

后两个小句是全诗唯一的行为过程小句，三个译本也都译为行为过程，正是因为乡村生活如此静谧，才能听到“鸡鸣”、“狗吠”，而不像城市的熙熙攘攘和吵闹繁杂。诗人更期待的是古朴优美、宁静悠远和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更向往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和和睦相处。读者能从作者对其居住环境的描写中窥测到乡村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通过第二部分一景一物的简单堆砌，这一若梦若幻、生机盎然的田园生活图远近相宜，错落有致，象征着作者弃官归田后内心的平和与惬意，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生态观。

4.3 原诗第三部分(第17-20小句)的及物性及其生态分析

这一部分原作英译文的及物性分析见表4所示。

表4 《归园田居》(其一)第三部分(第17-20小句)英译文的及物性分析

17—20小句：“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前两个小句原文是关系过程，表达作者脱离官场后恬淡的心境，三个译本均为物质过程，这些物质过程词虽然没有直接表明拥有关系，但依然能呈现出院子干净整洁的状态，房间有所空余，随时欢迎亲朋好友相聚，体现了作者闲适、淡泊的神韵以及与亲朋近邻和睦相处的社会生态观。后两个小句原文环境成分“久”强调自己进入“樊笼”的时间之长，此处和第3、4小句的“三十年”、“尘网”相对应，强调作者再也受不了官场压抑的、束缚自己天性的生活，而是应自由地发展，在世界中享受应有的乐趣，最终如他所愿，重返了“自然”，三个译本对参与者“自然”理解的非常透彻，汪译将“自然”译为“free and easy life”，许译译为“homely pleasure”，Budd将“自然”译为“free and natural life”，三个译本都完好的传达了作者心目中的“自然”，即自由自在，酌酒吟诗，邻里相欢，幼子绕膝，而非官场的虚伪欺诈，体现了作者平衡、和谐和健康的精神生态观。

综上所述，就及物性视角下原诗及三个英译本生态意蕴的实现而言，其共性在于三个译本和原诗在心理过程及行为过程保持了基本一致，从而确保了这些及物性过程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传达；其差别在于原诗更多通过关系过程体现了静态的生态美，而三个译本则更多将关系过程转化成物质过程，转静为动，从而导致了原文静态美的生态传递有所缺失。而对三个英译本来说，其共性在于三个译本在及物性过程的分布特征上基本一致，所表达的生态取向大体一致；其差异性在于三个译本在及物性过程的具体实现以及在参与者及环境成分上的选取上有所不同，汪译忠实的还原原诗的一景一物，所做所想，从而完成了对原诗中自然、社会及精神生态意蕴的高度还原，而许译和Budd译则注入个人情感，使得参与者和环境成分与原文有所出入，但也使得译本感情更为饱满，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传递了原诗的生态意蕴。三个译者在处理原作生态意蕴的差异性也说明了生态翻译视域下译者的本体地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翻译观(罗迪江，2018)。

5.0 结语

话语具有“社会性建构特征”(Fairclough，1992：36)。如果从生态的角度出发，话语建构了作者眼中的自然生态系统、心中的社会生态系统以及情怀中的精神生态系统；但话语的生态分析离不开语言学分析工具，而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可以适用于多种话语分析实践的有力工具，其及物性理论作为一套精密的语义系统帮助我们表征在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种种体验，从而使话语的构建功能得以实现。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角度出发对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归园田居(其一)》及其英译文中的生态意蕴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分析发现，陶渊明崇尚自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视大自然为自己的精神故乡，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真正达到了物我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体现其“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观。三个英译本与原诗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基本保持一致，但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分布差异较大，主要体现为译文多将原文的关系过程译为物质过程，原因在于汉英语言表述习惯以及诗歌翻译时的押韵需求。另外，英译本与原作均主要通过将参与者拟人化、对环境成分的立体描述以及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物质过程词等手段来表达自然、社会和精神方面的生态意蕴。

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通过对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及其英译本的及物性分析和生态意蕴的挖掘，我们再次意识到陶渊明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态思想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建设具有启发意义，提醒人类用心拥抱自然，感悟自然，以达到诗意地栖居。另外，习近平指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并提高国家软文化实力关系我国在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对蕴含着中国古代朴素生态观的陶渊明诗歌及其英译本的生态话语分析能将中国古典生态智慧进一步推向国际大舞台，势必对此类生态话语研究的社会实践产生一定的借鉴价值。本文只是用及物性理论对陶渊明的单首诗歌及其英译进行生态话语分析，进一步研究可以采用Halliday生态语言学的多样化理论对中国生态诗歌类和谐话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