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女性社区精英的角色实践
——基于云南大理州云龙县N村旅游社区的个案考察

苏 醒 田仁波

一、问题的提出：旅游发展中女性社区精英的出现

本研究的田野点N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白族传统村落，明洪武十六年(1383)所设立的“五井盐课提举司”的最早驻地就在这里。盐业的兴盛使其经济社会在历史上出现过边疆地区少见的发达局面。“人以盐利而聚”——盐业开发带动了地处澜沧江支流沘江流域的聚落发展，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注]①金知恕：《清前期滇西云龙地区的盐井与地方社会》，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52页。。N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所形成、保留的盐井聚落。1954年，N村盐井的全部产权被收归国有，其间经历数次停产与重新生产，1995年最终停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N村都是单纯的农业社区，绝大多数村民从事玉米种植等纯粹的农业劳动。2006年开始，当地开始发展旅游业，但一直收效不大。直到2012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播出使得N村一下子成为了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旅游目的地[注]②热播全国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其中一集介绍了N村的火腿，也带动了N村火腿的热销和旅游业的发展。。2017年，N村不同风格、规模、档次的旅游客栈已接近50家，客房约200间，床位约400个，从事餐饮服务的近20家。其中，女性是旅游经营中各项具体事务的主要承担者。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虽然传统文化的性别观念导致占乡村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在公共领域常常被忽视，长久以来很难进入“社区精英”的行列。但在N村成为旅游目的地后，当地社区精英群体中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具体表现为部分女性村民由于在旅游经营领域中显示出了较高能力而赢得了社区的尊重，并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在社区中凸显出来。当然，女性精英的出现与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有效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使农村女性发展机会增加、女性主体性提升等多种因素均有关联，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游业成为当地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手段则对女性社区精英的出现产生了最为明显和直接的影响。

从历史脉络来看，N村历经盐业生产、农耕种植和旅游经营三种主要生计模式。盐业和农耕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社区精英依循传统几乎全部为男性，女性社区精英则可以说是在旅游业发展中“应时而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进一步受到关注的新兴群体。女性社区精英的角色实践与传统男性精英相比，势必会在其特质上有所差异。这也会对社区社会结构的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产生影响。本论文正是着眼于“女性社区精英”这一新兴群体，对她们在N村旅游社区中的角色实践进行分析、讨论，试图通过这一微观案例研究呈现出更为宏观层面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村妇女发展之间“互为助力”的逻辑理路。

精英/大众的划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分层方式，精英不仅是一个涉及社会分层的概念范畴，更与国家权力结构密切相连。作为经济人的个体与身处超个体的、集体本质中的个体之间的利益总是存在着张力。这就构成了权力(Macht)的概念，权力的顶点是正义的概念，这样精英的概念也就凸显出来了。[注][德]施寒微：《韦伯与〈经济社会〉》，徐亮迪、陈嘉涛译，《读书》2018年第10期。中国乡村精英角色问题缘起于马克思·韦伯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他认为传统中国乡村地区具有自治性质，非正式官僚的“地方人士”在乡村地区实际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精英由于拥有比一般成员更多的优势资源，因此具有某种权威，能够对其他成员乃至社区结构产生影响。[注]项辉、周俊麟：《乡村精英格局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土地制度-国家控制力”因素之分析》，《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5期。也正因为如此，社区精英历来在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等多研究领域中均受到关注。中国学界对精英群体的认识经历了由“士绅”到“地方精英”的变化过程。对“士绅”的研究强调其精英地位来自于帝制国家的赋予，职能在于维护帝国的秩序与稳定。随着费孝通“双重轨道”[注]“双重轨道”描述的是帝国时期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官僚统治与士绅群体自下而上自治并行的现象。权力结构的提出，以士绅群体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概念逐渐被更趋于民间化、地方化的“地方精英”概念所取代。相较于士绅群体，“地方精英”的概念不再过多强调其与国家政治权力的紧密联系，而是更加注重精英在地方舞台上的资源、策略、实践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交织以及地方精英的持续、变迁、转型或消退的种种图景。

社区精英角色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传统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性别盲点”，表现为在探讨权力、财富、影响力的区分时往往对女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注]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6页。。因此，从传统研究中的“士绅”“乡贤”，到近来学界所关注的“地方精英”“新乡贤”几乎都直指男性，女性由于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长期以来都难以进入乡村社区精英群体。然而，性别是基本的人群属性，男性和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表现出差异化的认知和行为，这其中自然也应包括社区的参与[注]褚玉杰：《西部民族社区女性旅游精英的形成模式与角色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对于该问题，学者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旅游发展所催生出的社区旅游精英[注]社区旅游精英主要是指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诞生的一批新的社区能人。他们依靠旅游发展走上了富裕之路，成为了在社区内有影响的精英人物。中的女性群体。例如广西阳朔的“月亮妈妈”徐秀珍就由于从一名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享有较高声誉的旅游精英而备受关注。这类个案研究侧重于对个体成长经历、心态、素质的考察，即关注其在旅游经营中表现出的比其他村民更为突出的社区参与能力。[注]吴其付：《从普通村民到社区精英：中国旅游精英的典型个案——以阳朔“月亮妈妈”为例》，《旅游学刊》2007年第7期。然而，女性旅游精英的形成与发展并不能单一归因于其突出的个人能力，有效利用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的成功再生产也对其形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既能带来经济利益又能促进民族文化保存和传承的再生产对女性精英的发展来说同样也是一条优选路径[注]陈丽琴、张秀伟：《黎族民族旅游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女性旅游精英的成长》，《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2期。。除个人能力、个性特质、民族文化承载等内部因素外，特殊的婚姻形式(如招赘婚等)、家庭女性地位高和家庭女性的良好背景等外部力量也是促使民族社区女性精英形成的影响因子[注]褚玉杰：《西部民族社区女性旅游精英的形成模式与角色影响》，山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这些女性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扮演了社区旅游引领者、社区旅游管理者、社区和谐发展促进者等积极角色；民族女性文化守护人、女性与弱者关怀者等柔性角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非自觉矛盾的引发者。[注]褚玉杰、赵振斌、张丽：《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旅游学刊》2016年第1期。在旅游目的地实践中，女性与旅游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初表现为女性在旅游发展中的被动参与，但女性在社区旅游参与中各类角色的建立却显示出一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还有部分女性通过参与旅游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生活，以获得政治权力主体地位、成为“决策者”的形式进入社区精英行列。在女性的精英实践中，其角色特质具有某些特定的优势，但其所受到的某些负面影响也仍旧与其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角色相关。[注]罗文斌、钟诚：《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湖南省女性村官为例》，《旅游学刊》2017年第1期。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农村女性通过乡村旅游所表现出的精英素质在传播民族文化、促进乡村作为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中所能够起到的助推作用[注]吴巧红：《女性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旅游学刊》2018年第7期。、留守妇女在乡村产业振兴中所能起到的“领头雁”作用[注]周俭：《打造女性人才队伍，助力乡村振兴》，《中国妇女报》2018年3月24日第4版。等相关问题，并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村妇女发展的关系进行归纳总结，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将进一步促进农村妇女的发展，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也将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于晓华：《女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1月22日第5版。于光君：《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妇女发展》，《中国人口报》2018年3月21日第3版。总体而言，如果以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学界对女性社区精英群体的探讨多散见于女性与旅游业的互动关系、女性对地方性知识的有效利用等研究中。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虽然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村妇女发展关系等问题，但由于这一战略提出时间尚短，因此研究数量依然较少，较为零散，还缺乏专题性、系统性的深入探讨。本文就拟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女性社区精英发展的“互为助力”出发，考察N村社区女性精英的角色实践过程。鉴于女性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和精英在社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探讨新兴出现的女性社区精英的角色特质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N村女性社区精英的角色实践

(一)从“持家能手”到“经济能人”

较长历史时期内N村社区精英均为单一的“文化—政治”治理型精英，扮演传统“官民中介”的角色。当地精英往往来自于祖辈从政、经商的官宦家族或商贾家庭的男性村民，具有一定的经济或政治基础，而后通过读书、科举或择机参与政事向仕途发展，告老还乡后又承担起村落的公益责任，权力、地位、声望三要素在他们身上具有高度融合性。他们的存在既能减少官府的繁琐事务，又能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其结果是使国家权力更加深刻、有效地渗入到乡村社会之中[注]高寿仙：《略论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与村社结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然而，近年来随着乡村发展环境的日益开放，各个领域的能人都拥有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的机会，出现了“行行出状元”的景象。[注]龚晓洁、许淑华、丛晓峰：《村落精英角色与形态变迁：山东个案》，《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N村的社区精英也不再囿于传统“文化—政治”治理体系，通过“经济能人”的角色实践进而成为社区精英的案例逐渐增多。

“经济能人”是指那些在乡村社会中拥有一定乡村社会经济资源、在乡村经济交换关系处于较为主动位置的村民，他们是“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自主经营小型工商业的村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是在乡村经济社会分化过程中崛起的经济领军人物”[注]王静宜：《乡村经济能人治理的运行逻辑——基于云南德宏S村的田野调查》，《学术探索》2018年第3期。。通过对N村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首先，当地女性社区精英往往首先扮演着“经济能人”的角色；其次，她们在角色实践过程中往往都经历了从“持家能手”到“经济能人”的转变历程。

在N村的传统惯习中，勤于操持家业、精于家务统筹是女性性别角色所要求的美德懿行，拥有这一德行的女性会获得“持家能手”的舆论赞扬。“持家”既包括了做饭、洗衣、土特产品制作等家务劳动，也包括幼儿养育、老人照料等服务工作，还包括了合理规划劳作时间、分配家庭财富等统筹工作。女性往往通过提高这些方面的个体能力力求成为“持家能手”，获得社区认可与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作为“持家能手”的女性为个体及其家庭所带来的主要还是象征性的荣誉而非实际的经济收益。[注]当地传统的性别分工通常将获取经济收益称为“找钱”。“找钱”是家庭中男性所应承担的主要任务。女性则主要负责“管家”，即承担家务操持、幼儿养育、老人照料等工作。N村社区旅游业以民宿经营、餐饮服务、土特产品售卖等为主，其服务性质的产业特点与传统女性“持家”的性别分工相一致，因此旅游业的大力发展为女性社区居民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与性别优势。尤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社区女性居民旅游参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与传统“持家”的性别分工有所不同，女性将持家能力运用于旅游经营所带来的不仅是象征性荣誉，更是实际收益。在参与旅游经营后她们的收入明显增加，经济状况与思想观念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部分在旅游经营中凸显出较高运营水平和理财能力的女性还进一步实现了由“持家能手”到“经济能人”的角色转变，不仅受到社区舆论的称赞，更成为了社区居民所认可、尊重的精英。

例如女性村民L便由于经营民宿的成功而受到村民们的普遍认可，成为了其他旅游经营者的“风向标”。不仅其所经营的旅游项目、民宿的设施装饰等都受到“跟风”模仿，而且一些村民还会在自己的民宿开业前专程请L到店里去指导、把关。例如村民R就专程邀请L为自家预备开张的民宿取一个“比较时尚、能吸引客人来”的店名。在N村的传统中取名字等较为重大的事项往往需要由德高望重的男性精英来完成，但R认为，“找那些德高望重的阿佬(爷爷)不一定取的好。他们倒是有文化，但是认不得现在什么名字合客人的胃口，让他们一看名字就愿意进来。L虽然是个女孩，但她招揽了那么多客人，有经验了啊。知道那些客人喜欢什么。我们开客栈也是希望多挣钱，所以请L帮取名字。”(受访者R，男，39岁，经营客栈，201607)L也欣然接受了帮R的客栈取名字的邀请：“怎么说呢，这个和收入还是有关系吧。以前大家觉得你一个女人，懂什么。传统上有什么大事都是和男子商议，找那些有文化、德高望重的阿佬、阿大(叔伯)。但是我做得好、赚钱了大家是看得到的，所以村里一些人开始会来问问我。我也不小气，有钱大家赚。我的想法很简单，整个村子搞好了，我的客栈也会更好。所以我也会帮他们出主意。慢慢的，信我的人就多了，有些他们客栈取名字什么的也会来喊我。说得直白点，做得好不好、挣不挣钱决定你能不能被看得起，决定你说话的分量。”(受访者L，女，31岁，经营客栈，201607)

从L的案例可以看到，旅游发展间接促进了社区对女性精英力量的认可。在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实践中，“持家能手”仅仅作为一种美德懿行而使女性得到象征性的荣誉。而面对旅游经营中直接经济利益的选择时，作为“经济能人”的女性精英在旅游经营中所具备的个人能力，即卡里斯玛型的权威就凸显出来：当她具备获取经济效益的能力时，权力的行使就有了效力。

另外，“经济能人”的角色实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N村旅游发展提高妇女经济能力，继而推动乡村的建设与发展的情况。实际上，以提高妇女经济能力来助力乡村发展并非新生事物。早在著名蚕丝专家和蚕丝教育家费达生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中就已通过培训，将许多妇女培养成技术和管理人员，催生了农村第一代挣取工资的女农民工群体，从而对农村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家庭结构亦形成一定冲击，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农村社会变迁[注]金一虹：《“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从费达生的社会实验说起》，《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费孝通先生也认为，科学、教育、卫生等推动乡村发展的措施，若没有外来资源的不断注入就不易延续。乡村建设要在乡土自力更新的原则中创建。如果从这一着眼点来看待N村女性所实践的“精英”角色，也颇具这种“有实无名”的特殊性。因为她们正是在费孝通先生所肯定的这种“直接增加农家收入”的乡建进路上，逐渐获得成为“经济能人”的机会，进而发展为潜在社区精英，并最终跻身社区精英的行列。

综上所述，N村的旅游开发从指导思想上说是地方政府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脱贫，建立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农村社区的有效途径。社区旅游业的兴旺也的确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农业生产以外的收入。由此观之，“经济能人”是N村女性社区精英所演绎的首要角色，其个人技能特长及才华是突出特质。她们可以说是以旅游发展为契机得以产生和成长的，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区女性精英“经济赋权”的重要体现。

(二)从地方性知识的“无意识传承者”到“策略性使用者”

民俗、信仰、习惯、民风、村风、村民参与、乡规民约、道德规范等乡村文化系统，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饱含着人类生存的智慧，也是乡村振兴不能脱离的文化基础。[注]邱建生、汪明杰、张树威、温铁军：《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治理——以培田客家古村落为例》，《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3期。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实际上已对乡村振兴的知识基础作出了回答，即生成于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是进行乡村振兴工作的基础。传统社区精英的分类中自古便有“知识精英”的存在。这也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传统社区精英往往是对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掌握的优势群体。历史上N村男性社区精英的产生更加倾向于劳斯(Joseph Rouse)知识/权力的运作逻辑：对地方性知识的掌握产生了“精英”的身份，随之带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同时“精英”的身份观念又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知识。而后，作为知识的“精英”身份观念又通过新的机制被赋予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力量，从而强化了权力。其结果是：知识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权力是知识产生的效应。[注]曾点：《地方性知识的两套逻辑——与劳斯教授笔谈》，《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1期。同时，N村男性社区精英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认知则呈现出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谈到的“被阐释的文化”，即一种“做的逻辑”，即相对于西方的、现代的知识(其实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具有“本体地位”，是在当地文化中产生，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只有在对地方性知识的认识中才能完成对文化的分析。[注]吴彤：《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11期；曾点：《地方性知识的两套逻辑——与劳斯教授笔谈》。例如通过对N村碑刻、楹联、诗词等进行收集整理并出版，以著述的形式完成对当地文化的“解释”。

乡村作为社会和生态的复合体，其知识体系具有天然的在地性。[注]邱建生、汪明杰：《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治理——以培田客家古村落为例》，《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2期。实际上，N村女性社区精英对地方性知识的掌握并不亚于男性。她们对知识的掌握往往外显于其所拥有的生态农业生产知识、传统手工艺知识、自然生态认知以及宗教信仰、婚恋文化、民俗活动、特色服饰等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来看，社区精英的特点并不是因其拥有社区的所有文化或资源，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将其进行整合、投入使用，并实现资源效用的最大化。[注]陈丽琴、张秀伟：《黎族民族旅游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女性旅游精英的成长》，《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2期。从N村女性社区精英的角色实践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大部分都表现出了一种从地方性知识的“无意识的传承者”向“成功运用者”转变的特质，并力图最终实现地方文化的资源效用。下面，用一个案例进行说明：

L在经营中拒绝对客栈所在的古建筑进行破坏性的装修和改造[注]例如将原有木结构建筑改造为砖混结构，或通过排水系统改造使原有建筑得以建成有抽水马桶、可淋浴的卫生间等。，而只愿意进行加固性的修缮，她将其称之为“修旧如旧”。“修旧如旧”的优点在于能够保持古建筑原貌，缺点则在于修缮工作用时更久、花费更高，且修缮后并不能产生“焕然一新”的感官效果。但L仍然坚持只进行加固性修缮，这使得她花费了更多的金钱与时间，但其所经营的客栈在其他设施日趋完善的客栈中仍显得有些落后。一些客人还因该客栈没有独立卫生间以及其他现代化设施而另选他处。L告诉笔者，她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因是“我们N村本身就是千年白族古村，我希望客人来看到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文化。我们家是几百年的老房子，你要是把它水、电都改造了，盖起独立卫生间。把木房子改成砖房子，铺上地砖，那就是不是我们N村的传统文化了。我相信游客想看的是文化，所以坚持不改造老房子。”(受访者L，女，31岁，经营客栈，201607)每有游客前来，L都要首先向客人陈述N村的悠久历史，并告知客人客栈作为古建筑不加以现代化改造的原因。这也得到了许多客人的认同。与此同时，当地县政府、文物保护等相关部门也对L主动保护古建筑的行为表达了赞许。游客的认同和相关部分的赞许使得L更加主动去了解、学习N村古建筑的建筑形式、文物价值等，也更加注重凸显自家客栈的古建筑特色风貌和文化内涵，并积极向游客宣传。L的客栈也因此被一些旅游攻略评为“最有文化内涵的民宿”，这为客栈带来了更多客源和经济收益。这增强了L作为旅游经营者和“村落文化保护者”的自信心和满足感，同时也使社区普通居民和传统精英对L旅游精英的身份更加认同。L认为：“慢慢的，我就越来越有自信，觉得我们村子的文化是很值得骄傲的。我不仅仅是做生意赚钱，我还更愿意把我的客栈给那些来看文化的游客。做了这些之后，我父母、丈夫，还有村里其他人也都觉得我比较有决断力，能坚持我的想法，后来有什么他们也更愿意听我的意见。”传统社区精英H老先生谈到：“L虽然是个女孩，但她懂得保护我们N村文化，这说明她已经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了。我们老了，以后我们村的精英就看她们这一辈了。”(受访者H，男，86岁，退休中学教师、社区文化精英，201607)

从该案例可以看到，N村女性在旅游经营过程中将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吸引因素而加以自觉保护，同时在旅游发展的语境中与政府、游客等内外力量共同作用，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意识、选择性的传承、整合甚至再生产。与此同时，她们将地方性知识成功运用到自己的旅游经营中，调动社区资源，在为经营带来品牌效应的同时也提升自身能力与权威，获得社区对其精英身份的认可。在参与旅游经营之后，曾习以为常的当地文化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因素，成功运用这些地方性知识则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和个体能力的双重提升。逐渐成长为社区精英的N村女性也不再仅仅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无意识传承者”，而逐渐呈现出将一种地方性知识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的传承、发展轨迹。她们不像男性社区精英那样注重将地方性知识掌握上的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而是更加侧重将地方性知识成功运用于旅游经营，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与社会资本，随后继续进行地方性知识与旅游经营之间“外在性内化”与“内在性外化”的互动实践。在创业的过程中，她们策略性地运用地方性知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积极调适着自己在旅游经营中所担任的新的社会角色，实现自我价值，也获得社区的认同。这也能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区女性精英“心理赋权”的路径之一。

(三)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极拓展者

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总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网络顶端的高低以及网络位差三个维度对个体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获取起决定性作用[注]网络顶端是指在社会网中地位、身份和资源最多的那个人的状况。网络位差则是指网络顶端与底部落差的大小。。社会网规模越大，其中可能蕴涵的资源就越多；每个社会网落的顶端所能达到的高度越高，这个网络中所蕴涵的资源也就越多；如果两个社会关系网络其他方面均相同，那么落差大的网络要比落差小的网络蕴涵的资源更大[注]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对提升或维持个体在社会中的精英位置具有重要作用，个体所拥有社会关系网络资本的数量越多、类型越丰富，必然对其越有利。传统N村男性社区精英社会网络资本的重要构成既来自血缘、亲缘关系，同时也通过实现“从耕读到游学”的社会理想获取高层文化资本，从而不断扩大其学缘、业缘关系，增加其社会网络资本。所反映出的正是保罗·迪麦哲(Paul Di Maggio)“较高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和进入社会上层，从而增加其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注]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田野调查发现，N村女性精英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呈现出网络构成扩展、规模增加、顶端增高的现象，具体体现在与游客建立亲密互动，与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建立良性的互动，与学者、媒体人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等方面。

1.与游客建立亲密的互动

游客是女性社区精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构成。有研究认为旅行者是旅游经营者特殊的“社会资本”，在培育其成为新乡村精英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注]朱璇：《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例》，《旅游学刊》2012年第6期。笔者对N村的田野调查也反映出这一点。N村几乎所有的女性社区精英都谈到了自己在旅游经营中与游客有着超越一般意义的主客关系，相互之间通常建立起更加亲密、稳定，更接近于亲友之间的互动关系。游客的进入则使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增强，个体能够从社会网络摄取的资源也更加丰富。

首先，与游客建立亲密互动有助于掌握第一手的游客需求，以改进经营。例如女性社区精英S就通过与客人的交流，了解到游客在住宿时多愿意选择安静的客栈，她便在自己客栈原有大门的基础上加盖了围墙，使客栈更安静，也因此争取了更多客源。她认为这样的改造正是源于与游客的亲密互动：“我们农村人喜欢热闹，也不觉得人来人往吵吵闹闹的会不受欢迎，要不是客人跟我说‘你这里什么都好，就是太吵了’，我完全想不到盖个围墙会更好。”(受访者S，女，34岁，经营客栈，201607)

其次，与游客建立亲密互动有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源。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扩大知名度；同时建立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获得关于其他地区旅游经营的有益信息。几乎所有的受访女性社区精英都肯定与游客的良好互动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回头客”，也会带来大量外界信息，使自己受到启发。不少受访女性都谈到，她们的客栈喜欢“做熟人生意”。这里所谓的“熟人”指的就是与其建立亲密互动的游客，他们既是相对稳定的客源，又会介绍新的游客到来，更引入了其他旅游目的地的优秀经验，使得N村女性得到启发，提高接待能力。

第三，与游客建立亲密互动有助于获得指导、建议，以提升经营、处事能力。不少女性精英在与游客接触时，相互之间会建立起一种类似“师生”的关系，得到游客面对面的指导。例如受访者S就谈到：“客人一边在客栈住，一边就会指导我怎么弄啊，这个东西没有，那个应该这么放。有的客人很有文化，就是我们的老师。比如有个客人就指点我姨妈，说她的客栈又小又简陋，取一个一听就很奢华的名字，就很不搭调，给取了一个名字叫‘朴庭’，意思是古朴的庭院。我们在一边听着，学着。”(受访者S，女，34岁，经营客栈，201607)这种指导对于女性社区精英经营能力、处事能力的迅速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与游客建立亲密互动有助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获得有效帮助。在个体遭遇困境时，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能够为其提供获取帮助的途径。在遭遇原有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所无法给予帮助的特殊情况时，与游客建立起的亲密互动就成为了N村女性精英获得帮助的有效途径。

案例1：受访者S的妹妹在高考填报志愿时，与一名职业为高校教师的游客取得了联系，得到其指导，最终顺利录取。

案例2：受访者M的公公患病需要到州级医院治疗，得到一名职业为医生的客人帮助，使老人顺利地入住D州人民医院。

案例3：受访者L所经营客栈门口一棵有上百年历史的大树遭遇虫害，很快干枯下去。她尝试联系了一名在国家林业局工作的游客，得到帮助，县林业局很快来给树木喷洒了对症的药物。

大部分女性受访者均认为，如今在面对某些非同寻常的“棘手事”时，从游客处获取的帮助比从亲戚朋友处获得的帮助更为有效。这是因为N女性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同质性较强，网络主要构成人员在背景、职业、文化程度、生活经历等多方面都十分相似，因此在为争取各种资源创造条件时所能够提供的帮助也几近相同。

费孝通先生曾强调中国乡村社会具有一种受到土地所束缚的闭合性特征。[注]这种闭合性只是相对的概念，因为彻底闭合的社会与完全开放的社会，都只是一种理想型，而非社会现实。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游客群体的进入以及他们所有可能所产生的各种潜在影响，使得这种乡村社会的闭合性被打破。借助游客所具有的流动性，N村社会的开放性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社区精英与游客所建立的互动已成为了一种超越于村落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因此，村落的封闭性就必然受到开放性的影响而使得这部分人逐渐脱离原有的相对封闭的观念、行为[注]对中国乡村闭合性与开放性的相关论述请赵旭东：《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新兴女性社区精英群体的产生。

2.与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建立良性的互动

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N村女性社区精英社会关系网络的又一重要构成。由于旅游发展已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施途径之一，因此她们在社区旅游业的参与中很自然地将会与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建立起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

县旅游局的Y局长在宣传我们村的旅游方面真的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我们都认识他。是他发现我们家那些老的东西可以用来作文物展示的，就联系了州博物馆给我们支持，开起了家庭博物馆的。(受访者W，女，47岁，经营客栈，201607)

我最早学做旅游还是县里给我们出钱让我们去丽江学习，去看人家是怎么开客栈的。那个时候村里都没几家做，心里总是害怕，觉得我们家庭妇女没有什么文化，不敢。县里带我们去看了丽江，才发现人家也都是妇女在做。她们也能做，我们也可以啊。所以做旅游，还是要靠政府支持、靠政府宣传，光靠我们自己还是不行。(受访者Q，女，52岁，经营客栈，201708)

我家客栈是贷到了‘创业贷款’才开起来的，这种贷款利息低，也不像其他有些要抵押啊什么的。就是要我的身份证、毕业证啊，反正填一些表，后来就贷到了。我原来也不晓得有这种贷款，就是县里某副(县长)来的时候跟我说的，她也是个女的。她就鼓励我，说现在政策好，让我大胆做。(受访者Z，女，29岁，201709)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参与旅游经营的女性们通过与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联系沟通，一方面可获得政策、资金层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得到精神层面的认同与鼓励。更重要的是，与机关工作人员建立接触给予了这些女性陈述个体观点的机会。在N村的传统惯习中，通常只由男性代表整个家庭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也就是说，诉求的表达长期以来都是通过男性，更准确地说男性社区精英“官民中介”的角色实践得以实现。然而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则为社区女性精英与当地机关工作人员提供了互动的平台与机会。即部分女性由于旅游经营中的突出表现得以进入关注视野，她们的诉求和利益也因此获得更为宽广的表达渠道和更为完善的伸张机制。这些都成为了女性得以成为社区精英的重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部分学者认为以男性为主体的新兴经济精英往往与地方权力相结合，从而形成经济精英政治化的局面，伴随道德约束机制的弱化和社会精英循环机制的相对停滞，将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注]陈慧棋、林新聪：《地方精英的发展及引导》，《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然而在N村的田野调查中却显示出与之相反的情况。当地女性成为社区经济精英的过程中并未显示出与地方权力之间建立起依附型的政治关系。不少女性社区精英甚至会有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注]田野调查中，大部分女性精英都认为当地传统道德观念中女性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应该比男性更为“单纯”，因此她们不希望更多牵涉除了经营活动以外的事项。在需要时她们更希望让丈夫、公公等家庭中的男性代为出面。与此同时，道德约束机制对于女性的影响作用依然十分强大，她们在旅游经营中对自身行为举止等存在着严格的自我要求。几乎所有受访女性在面对旅游经营为其带来的种种变迁时，依然将传统惯习中的道德规范置于“高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在社会结构变迁与地方观念之间洗练出了一个更具实际性与解释力的道德框架。这个解释框架的生成既表现出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成为塑造女性精英的道德基底。[注]季涛：《地方政体的脱嵌：论凉山彝族家支制度的变迁与持存》，《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因此，当地女性社区经济精英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当地社会精英循环机制的负面影响较小，但她们对整个村落旅游经济发展起到的正向推动作用和对社区其他居民投身乡村建设起到的积极推动共同助力于当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正面影响却更加突出。

3.与学者、媒体人等建立良好的关系

N村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学界、媒体等的普遍关注，如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旅游学、政治学、艺术学等领域的学者以及记者、影视工作者等都来到N村进行相关调研、采访、采风、拍摄。社区居民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其中自然也包括从事旅游经营的女性们。因此整个调研过程也相应地成为了他们与社区女性进行接触，建立联系的过程。大部分女性社区精英都与学者、媒体等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并通过与这些具有较高层文化资本的群体保持接触与互动，向其学习，以弥补文化程度的不足，提升个体能力、增强自信心。

XQ姐姐是来做调查的研究生，住了三个月。她是Y教授的学生。Y老师每年都来。我们家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把开客栈这个院子全部买过来，正在谈价格，XQ姐姐就跟着去帮我们谈价。然后怎么做旅游，做旅游怎么有前景也是Y教授反复的跟我们讲的，她用很通俗的话让我们明白。后来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也会打电话去问Y老师或者XQ姐。(受访者Z，女，29岁，201709)

家里住的那些老师、大学生还有记者对我有很大影响，她们很多都是女的。她们经常跟我说，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是农村妇女、没文化，就什么都不敢做。只要敢想、肯学、肯做，妇女也可以做得很好的。我就是在她们的鼓励下，慢慢学，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她们，她们文化高，说的都很有道理。现在，我家客栈做得很好，我的两个女儿都读了大学，我觉得女孩子也可以很优秀。(受访者A，女，55岁，经营客栈，201708)

大部分女性社区精英都与学者、媒体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从他们身上获取了文化知识以及较其他社区居民更为超前的理念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同时，这些群体也成为N村女性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为普通“家庭妇女”转变为“精英妇女”提供了内部驱动与外部促进两种力量。

总体而言，N村部分女性通过在旅游经营中与游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者、媒体人等各类群体进行有意识的关系建构，逐渐形成一种积极的互动，从而不断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度，增加网络顶端的高度，以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这也为她们能够成为社区精英提供重要条件。

(四)“讨论网”的成功构建者

“讨论网”是Marsden(1987)在分析北美社会关系网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需要独立自主地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但在寻找解决方式时需要与他人讨论和商量以获得信息和帮助，经常被邀请参与讨论的人，就形成个体的“讨论网”。这一性质的社会关系网络结合北美社会高度工业化、社会组织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崇尚独立和自由以及家庭、亲族功能弱化的社会现实便成为了北美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组成。[注]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传统上，N村女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遵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由家庭出发，由亲到疏，一层一层向外延伸。其中，血缘、姻缘关系往往是整个关系网的源头。妇女们往往通过婚丧嫁娶等重大场合的礼物交换、劳务帮忙等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串门、聊天等形式保持着关系网络的正常运转。由前文所述可知，从事旅游接待后社会网络的扩大化则使部分女性改变了以往单纯的血缘宗亲信任，而是在以血缘、亲缘信任的基础上扩大对地缘、人情关系的信任程度，并且呈现出一定的功利倾向[注]陈晓红：《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精英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关系网络的构建也由传统的情感维系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理性维系，并呈现出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性质由传统的“差序格局”向旅游经营中的“讨论网”转变的倾向。她们在其旅游经营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环境下信息的重要性，也因此需要更多具有高层文化资本量和文化多样性较高的个体给予意见、建议与帮助，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就需要像游客啊、教授啊，还有政府那些文化高、见多识广的人来给我指点指点，农村人没见过什么大场面，遇到事情会慌，你问亲亲戚戚的也没用，因为他们也就是农村人，不懂这些。比如要贷款，我就打个电话问问以前一个客人，因为她说她在银行工作，她就告诉我要怎么怎么弄。”(受访者S，女，34岁，经营客栈，201607)还有的女性社区精英认为：“我家客栈之所以做得好，就是因为我卖的是文化，以前我还不是不懂，但认识Y教授、L老师这些文化人以后，她们就会和我讨论N村什么文化是宝贝，我的客栈应该怎么弄环境才会显得更有文化啊。我觉得认识她们对客栈的作用比起亲戚来说要更大，从这个来说，我更愿意认识这些外面的朋友。”(受访者L，女，31岁，经营客栈，201607)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地女性社区精英的出现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成功拓展、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非正式社会网络不仅是用以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其本身也是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志之一。N村女性社区精英的角色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她们通过有意识地构建、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更多地社会资源，支持自己的旅游经营，成功构建、拓展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反作用于这些女性，为她们成为社区精英提供了必要条件。

无论是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扩大、顶端高度的增加，还是旅游经济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由“差序格局”向“讨论网”转化都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而存在。社会事实背后所暗含的运行规则则是：旅游发展为女性提供了积累社会资本的平台，社会资本的积累为女性成长为社区精英提供了治理支撑，同时也将为旅游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女性社区精英的出现与成长促进了整个社区的性别平衡与凝聚力的增强。通过旅游发展，传统精英群体构成中的性别缺失得以弥补，女性作为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也大大增加。这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为女性社区精英提供“社会赋权”的重要指标。

三、结 语

传统社区精英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便是强调了作为社区精英的“士绅”作为主体性的角色，他们有自身控制相关资源的处置方式和反应策略，以随时在变化中维持自己的支配地位，而绝非单纯地、被动性地作为某种支配对象。[注]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从N村的案例来看，历史上以男性为主体的传统社区精英所控制的相关资源十分复杂，既包括土地、盐井卤水股份、售盐所获的商业财富等物质资源，社团、协会、亲属群体的社会资源，也包括技术专长、领导能力、宗教力量等个人资源以及荣誉、头衔等文化资源。而社区的女性成员通常既不能拥有卤水股份、也无法获取售卖成品盐所得的商业财富。她们所能参与的生产劳作大多局限于家庭领域，所能接受的教育与男性相比也更加有限。没有生育男孩的家庭还需通过“讨实子”[注]N村传统的“讨实子”是指男方到女方家入赘，改为女方姓氏，由女方为其取名，并尽儿子的义务，同时也享有财产继承权。男方到女方家“做实子”需要请中人见证，并签订文书，文书上一般写明：“改名换姓，永嗣宗支，犹如高山滚石，永去不回，长子立嗣，次子归宗，若生一子，两边服侍香火”等语。并签押盖章，共同遵守。和抱养、过继等方式获得男性继承人。多年延续的传统观念使N村女性既无法掌握土地等物质资源，所能拥有的个人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也相当有限。因此无法跻身社区精英的行列也便不难理解。然而，在旅游发展带动下，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女性所获取的物质资源、个人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文化资源逐渐增多。在新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部分女性获得了个人能力的提升机会、主体性大为增强，并逐渐为社区所认同为“精英分子”。尽管目前社区精英中女性的数量与比例依然很低，但从“几乎没有”到“数量不多”的变化依旧是可喜的。

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看到，虽然每个女性跻身社区精英的过程、契机有所差异，但其精英角色的实践过程具有某些共同特质——她们都演绎着社区的“经济能人”“地方性知识”的策略性使用者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极拓展者、“讨论网”的成功构建者等典型角色。其中，经济能人的角色实践意味着女性社区精英已拥有了一定的物质资源，个人能力也在经营活动中得到了较大提升；对地方性知识的策略性运用使这些女性比从前掌握了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网络顶端的增高以及网络的“讨论网”性质更是成为支撑其在旅游社区中精英角色的重要力量。这些角色的实践都反映着旅游发展对农村女性起到了经济、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赋权”作用。接受“赋权”后的女性逐渐成为该社区中的精英分子，又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保障与支持。从这一角度来说，二者是“互为助力”的关系。

N村旅游发展促使女性社区精英的产生、成长虽然只是一个社区的微观个案，但它却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地区妇女发展之间“互为助力”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为农村地区的妇女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机遇和平台。反之，农村地区妇女的全面发展也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些“女性精英”的出现不但可以使社区精英力量不断壮大，乡村社区结构更加多元化，支点更加有力，同时也能够切实增强社区旅游业兴旺、生态宜居等不同层面上的行动力。[注]周爱萍：《贫困区域发展中的旅游扶贫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需要看到的是，女性社区精英虽然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得以产生、成长，但她们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压力与困难。虽然在理论上旅游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已成为一种共识，但旅游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地带来性别的平等化。女性作为旅游业利益相关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难以真正被作为自身发展的主体来看待。[注]孙九霞：《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旅游学刊》2008年第9期。传统观念中对女性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参与意识和权力意识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固有的成见，因而很少将她们真正放在农村社区发展的主导位置，使其发挥社区精英的带动作用。然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必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农民自己的舞台。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看待其中女性社区精英所遭遇的困难，并力图突破其成长过程中的种种掣肘，使她们在乡村振兴这一时代机遇下真正以社区主人的身份享受社区资源带来的利益，同时以社区精英的身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人才的支撑，则是下一步研究探讨的重点。